中国敢言第一人
中国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先生访澳首场演讲实录
乔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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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先生生平介绍 |
王若望 1918年2月4日生于江苏常州
南京师范学校读书(1931—1933年)
1933年秋，在上海新亚药厂加入共青团和左翼作家联盟
1937年出狱后赴延安(1934年在上海被判10年，国共合作早释放)同年参加中共
1945年任农村文化报主编
1949年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长
1953年任上海柴油机厂厂长
1955年任上海文学付主编
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劳动
1968年因攻击毛泽东被捕人狱四年
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
1987年第二次被开除党籍
1988年获是加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87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
1989年被捕，囚禁十四个月以“取保候审”——有条件释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天下午二点二十分,在悉尼CHINAT0WN旁的纽省工党礼堂，中国大陆著名的民主人士王若望在这里作了到澳洲后的第一场演讲。
演讲原定下午二点开始，但由于听众过多，故稍推迟了半小时,其实二点左右,工党礼堂已是座无虚席,座位四周也已站满听众。连走廊上也站满,至二点三十分时。王若望先生携其夫人羊子女士一同步入会场。全体听众起立鼓掌。表达他们对这位敢说敢言的中国第一人的崇高的敬佩。
王老先生今年已七十四岁,两鬓苍白，可是仍非常精神，情绪很好。此次从香港临时改变行程,于当天上午十点左右到达悉尼机场,受到在机场等候的几十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记者和有关人士的欢迎，在中饭后，王老先生只稍事休息，便直接赶来工党礼堂，可谓风尘仆仆。即使如此，王老先生仍精神饱满，丝毫没有旅途劳累之态，说明王老先生心情非常之好，确实在一个封闭的牢笼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一旦来到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那份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了。
王老先生坐下以后。主持人民阵雪梨支部主席张利行先生宣布演讲开始,先由民阵纽省支部付主席盛文先致发言辞,发言辞中说,王老先生一身铁骨,为了国家前途,国家兴亡,敢说敢言,多次抨击共产党的腐败,为此几次三番被判入狱。受尽折磨。然而,却始终不向腐败的共产党低头,此种傲骨侠气,受到全体中国人的尊敬。他谨在此代表全体旅澳中国人祝王老先生身体健康，旅澳愉快。
演讲辞后,又有民阵雪梨支部人权基金委员会代表张利行先生宣布授予王若望先生『人权斗士奖』。此奖是专颁给在国内献身民主运动的杰出人士。它的款项来自平日民主人士的捐款。
颁奖仪式后,民阵纽省支部主席秦晋先生介绍了王若望先生的生平，约十分钟，王若望先生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他极其精采的演讲。
他当天演讲的主题为：十四大之后的中国政局分析。
演讲开始时，王老先生的声音有颤抖，显然老先生内心非常激动。他说：『我带着满心的疮伤，离开中国，这些日子，我到过世界一些国家，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又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这些自由国度里。我再次体会到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权摧残的多么厉害，我自己就是一个明证。我今天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我觉得我现在像是一个政治明星，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我应该感激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先生。是他们几次三番地公布我的罪状，帮我做宣传。使我成了一个大明星。但事实上，目前的事实已经说明了我当初的观点正是小平他老先生的观点，看起来好象是反动的，但其实是真理，这也正合了一句老话，叫做「忠言逆耳」。』
『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做「反革命」一定要做大反革命，因为做小了外国还不承认你。而且要做的话，就要做到底，不要中途动摇。』
『我已经七十四岁年纪，离开中国并非要参加民阵，民联主席的选举，但是这些日子我在海外接触了大量的海外流亡学生、学者，我觉得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是大有作为的一代，是极有希望的一代，也是超过我们老一辈的新的一代。』
『老的一代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老毛的特征，但是新的—代却是全新的一代，因此是有希望的—代。』
『在加拿大时，在那里的一批人给我印象最深，我发觉他们做得很出色。埋头苦干。由于他们，我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参加民阵民联主席的竞选，虽然我一向反对老人党，反对老人幕后操纵，但是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我有好斗的性格。虽然我已经七十四岁了，但是我的精神还不错，我希望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上最后的光辉一页，也希望海外的民主人士能凝聚在一起，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这种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我原来没有把澳洲放在我的日程上，没有打算来澳洲，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你要去澳洲看看，那儿是民运的大本营，是民运人士最多，力量最强的地方。」我后来临时改变了行程，从香港直接来到澳洲，现在我看到你们，我明白澳洲是个不能被忽视的地方，因为你们有更多的热情，更多的力量，我接着还要去台湾等几个地方看看。』
接箸王先生转入正题，他说：『十四大以后，各种各样报纸报道，经济逐步改善，钞票来得起劲，好象共产党很有起色的样子，但是，我看了十四大的决议后，我仍然维持原来的看法。』
『大约是今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仍然有记者偷偷地访问我，请我就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意见，我当时说，邓提出发展经济，是他认识到他不得不这样做，是为了救党，救他自己。我觉得邓小平是现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当时以谭嗣同等为首的洋务派也是积极主张经济改革，主张引进洋枪洋炮，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主张经济开放，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是保满清的保皇派。邓小平也是主张经济改革，引进外国技术经验，主张市场经济，但也不主张政治改革。其实明明是要搞资本主义，却非要说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在字眼上玩花样。』
『我看过十四大的报告，我从中看不到共产党有自我完善的可能，因为江泽民说的很明白『多党制议会政制，我们决不采用。』但是一党专制问题不解决。其它一系列问都无法解决，简精机构结果是越简越多。』
『我们知道经济改革是为民主打下基础，但是并不等于民主的到来。看一看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是搞市场经济，结果家族财团控制了国家经济。控制了一切，在那里，有权有势才能发达。所以仍然是专制。在中国，说杨尚昆的儿子只是个拍照的，但是他仍然神通广大，据说最近在香港花了二千万买了一幢洋房。这种情况和印度尼西亚相似，但是中国照目前的发展，怎样也爬不到印度尼西亚头上去。所以我觉得民主是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不经过斗争的民主，随时可以不兑现，恩施的民主是靠不住的。要民主，就要多党政制。』
『我曾经提出过三条，一是结束一党专政，二是实行新闻开放，三是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
『其实自苏联解体，东欧崩溃后，中国共产党上层都已经认识到共产党已时日无多，要死了。故此邓小平说，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只要救得老爷一条命，就是好的」。最近，北京有个小型军事政变(详见本报第八期《北京消息》)，杨白冰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为小平同志安排后事，结果好心不得好报，反被剥夺军权。所以共产党貌似强大，其实内部危机四伏，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
『我去过德国，参观了德国的集中营，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我马上想到中国现在仍有类似的集中营，据可靠人士估计有三千处之多，大大超过希特勒的时代，光一个农场就二万七千人，这就是法西斯的政治特色。』
『其实二十世纪，我觉得只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起。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二件事更大的，没有了。』
这两种主义的兴起，不是来拯救世界，而是来扰乱世界，前者扰乱世界二十年，后者则扰乱世界七十年，虽然是二个主义，但出发点是一样，都是要称霸世界。希特勒搞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张肉体消灭，纯化人种，杀犹太人手段残酷到极点。斯大林、毛泽东也是搞社会主义，虽然不及希魔残酷，但也主张消灭其它阶级，先是消灭地主阶级，然后消灭富农阶级，再消灭资产阶级，我到香港的时候，一些老人跟我谈起当初不堪忍受折磨，被迫逃到香港时情形都哭了。
『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数达到四千万，超过希魔杀人数量的一倍。说是自然灾害造成，其实是共产党不重视经济发展，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的。』
『现在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强调一点是「中国特色」。八九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准备见面，新闻界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以为是廿世纪第一大事，结果很不幸，全世界电视转播看到的是六四民主运动，是坦克车、机枪、大炮，而且涌现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袁木，他跑出来说「一个人也没有死」闭着眼睛说瞎话。』
其实，在以前，我一直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以为胡耀邦赵紫阳可以救中国，结果改革派下台，六四被镇压打碎了我的幻想。在一九九二年，我仍然希望能为六四平反。中国人或者可以原谅，但是在十四大前，却对赵紫阳定罪，还将他两个手下判刑。这说明邓小平生怕人们再提起这事，先堵住人家的口，所以我估计邓小平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是不可能再为六四平反了，他会带着对六四的内疚去见马克思。
『纵观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要看到推进民主．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一是国内民运组织相当普遍存在，这是有证据显示的。前一阵，沈彤这个家伙冒冒失失，上了中国公安人员的当，结果他接触的甘肃宁夏，湖南的民运组织，都受到连累。你们想，连宁夏甘肃这种偏远地区都有民运组织，何况在一些大都城市，但其实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总之有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会站出来。
二是知识分子是主力。知识分子中除了—小部份，接受共产党俸禄软弱无力以外，绝大部分是很有战斗力的。我觉得在二十世纪，中国历次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主力军，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政治最敏感。『五四』运动是这样，『六四』运动也是这样，并不象共产党说的是农民，工人带头革命的。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协会会员共六千多人，但表态拥护李鹏的不超过十人，这说明知识分子成熟。富有战斗力。
三是共产党内部，涌现出大量资产阶级。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象刘宾雁、方励之等。都是共产党员最后都背叛了党。我所以没有提出打倒共产党，就是不想把党内的这批人士吓倒。
四是成长中的华南地区企业家们，是相当于法国革命的第三等级，他们是民主运动的政治基础和强大后援，就象六四时支持学生的个体户一样。
五是台湾的存在，被北京称为潜在的危险，台湾政治上开放，公开竞选，新闻主张自由。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纸在海外都是送的，没有人买，在纽约，《人民日报》根本不能跟《欧洲时报》等其它报纸相比。
六是香港力量，到九七年，香港的租约到期，共产党要进入香港，以致吓得许多的香港人纷纷移居他国。前一阵，日皇访华，没有向中国道歉，但中国政府仍是奴颜屈膝，还事先声明不会给日皇难堪，极力讨好日本入。但在最近香港彭督政改问题上，却立场坚定，气势汹汹，声言绝不后退，说明了就是要在九七年后做香港人的主子，而不是让香港人治港。要让香港经济上姓『资』，政治上姓『社』，阿猫阿狗都可以派到香港作官，称作九七年『顺利的衔接』。
七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越来越糟，已逐步受到孤立，前一阵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投弃权票，很不得人心，原因是因为和红色高棉勾勾搭搭，关系暖昧。
八是海外大量的侨胞，留学生，就象在座的各位，身在海外，但始终心念祖国，希望祖国强大，民主，经济发达，你们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在剩下的最后五分钟里。我说一下自己的简历。我是工人出生，是属于无产阶级，也是老干部，由于持不同政见，写文章时不小心，马上便遭到无情的打击，文革时，我仍未觉悟到共产党的体制类似法西斯，仍然忠忠耿耿为党工作，但受到的待遇是什么。在我近七十年的人生中，只有十二年被看作是个人，其它大部分时候不是戴着帽子，就是坐在牢里。我共戴过二顶帽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总共戴了二十七年。外国人不理解，戴着帽子不是挺好的吗?他们不明白在中国，帽子就是一种枷锁，坐牢是有期徒刑，而戴帽子则是无期徒刑，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残酷。我的第—个妻子(原是劳动英雄)就是受不了折磨，得精神病死了。
我坐过两种监牢，在国民党监牢里坐了几年，还没有期满结果解放了，被放了出来，我以为我从此不会再坐牢了，没想到以后共产党也让我坐牢，不但补足了在国民党监牢里未坐满的时间，而且还多余。』
『我是工人出生，文化不高，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读过很多书，包括马克思老先生的著作，我觉得国民党有一个缺点，就是不重视思想教育。我是在国民党监狱里读了四年书，学到很多东西，四年后，我大学毕业了。但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但饭吃不饱，而且也没有书看，唯一允许看的书就是—本「毛泽东选集」，所以我坐这个监牢什么也没学到。』
『总之，为了中国的民主和明天，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奋斗，直到最后—口气为止。』
王若望先生说完这句括，全场听众起立鼓掌达半分钟之久，其后会议主持人宣布进入提问阶段，在场的听众前后提问了约十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提到邓小平死后的中国政局，王先生回答说：「一句话，大乱不会。小乱难免，不乱不好。』
又有人问起王先生此次中国政府如何会放他出来，王先生说：『我也不知道共产党如何会突然开恩，放我出来。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政府要员每次来华均提到我。给中国政府很大压力。有意思的是，在六四后，由于我没有保持沈然，继续对外讲话，不让我和外界接触。后来美国国务卿贝克到华访问，电话局又赶紧把我电话装好。放我出来，可以说成是中共改善人权的一种表现，以此来取悦美国以换取最惠国待遇，本人设想到自己会有这种分量，好象已经不简单了。』
(全场大笑)
其后又有学生提问了二三个问题，有些是有关王先生竞选民联民阵主席之事，王先生均一一作答，最后有听众提醒大会主持人，王先生远道而来，旅途劳顿，尚未休息，不宜作太长演讲，应及早休息，于是主持人宣布演讲会结束。
演讲会自始自终充满了活力，虽然王若望先生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但他说话风趣，常引起一阵阵的笑声。
王若望先生将在悉尼逗留至下星期。还将作另次公开演讲。
《信报》1992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