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吐苦水
中国作家王若望于自传序中说，『我的欢乐和苦难中不是我个人的，它与半个世纪党的历史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王若望的经历亦足以代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纵然『知识分子』一词于本世纪初才由日本输入中国，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早已植根中国文人传统，而王若望一代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发挥其批评作用，肩负其为社会良心的任务。王若望自八月被批准出国后曾游历欧美多国，两星期前到访香港。『城市专题』于访问中与王若望谈及其作家角色，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及中港经济政治的发展。
嘉宾：王若望(中国作家、民运人士)
主持：沈秀贞
撮录：谢绍文
为党写的作品无生命
沈：你曾经是个为党服务的作家，对此感受如何?
王：我最初也受到共产党的文艺理论所影响，为党的宣传来写作。但这些作品是没有生命的，我再也不重视它了。我认为这是党的文艺政策中最错误的一着。
沈：你说过要写第三部自传，要回大陆出版，是真的吗?
王：在刚完成的两本自传中，我说的都是真话，我遭遇迫害，这是我的经历，我写自传总不能说假话，因此在共产党的天下里，不会出版我的东西，我只好拿到海外出版。但是，我应该有更多的大陆读者，所以我计划把第三本自传放到大陆出版，我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未有改变。
沈：你第一次出国，对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以及香港的印象如何?
王：其实不同的国家都有其本身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果把她们都想象得天堂那样的美好，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对人民很有保障，使执政者不能做为害人民的精神，这是我三、四个月来在西方国家最强烈的印象。
中国现代化徒具虚名
沈：自八月出国以来，你游历过多个国家，目的为何?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王：我没有把它看作是工作，我只看作是开展眼界，增进知识，扩大生活经验，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现在的国家应该是现代化的，虽然中国也是现代化，但仍然不够，徒具虚名。
沈：你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化徒具虚名呢?
王：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封建的、是家长制的，十一亿人民必须听命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头子，这像个现代化国家吗?因此，我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徒具虚名。
沈：有些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说，现在他们就好像昔日的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目前你有没有念头去效法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做一些工作，以影响中国呢?
王：我不想拿孙中山先生来比?因为他是个伟大和成功的革命领袖。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带动中国前进以及坚持革命的力量，差不多皆来自海外的影响，而且都是从南至北。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由外国来的势力，包括经济势力和政治模式，再度向北方开进了。
沈：明年二月，你会加入『厂民阵』和『民联』合并的组织，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理想和计划?
王：『民阵』和『民联』合并以后的组织。暂时名为『中国民主大同盟』，这个名字还要大家在会上讨论。目前，我还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我的志愿是希望海外的民运重新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形象，把海外知识分子的经验发展为一股强大先进的政治力量以便与北京这个家长制及老人党的统治集团抗衡。
沈：你是相信体制外改革的，这是一套什么理论?
王：关于中国的未来，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思考派别，一个叫做体制内政革，另一个是体制外改革，它们共通的一点，就是都觉得共产党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体制内改革派认为共产党本身可以自我完善，例如出现像戈巴卓夫那样的人物，使共产党能够改头换面，这就叫做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派则认为，虽然不排除共产党内有开明人土，但还是不要对这个党存有幻想，因为他们的许多行动都是一次又一次令人民失望，所以还是需要社会先进的力量，靠人民来改建中国。
沈：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吗?他们会要求吗?
王：其实中国人是要求民主的，只不过共产党对于要求民主的人予以打击、报复、囚禁，以致人民都害怕，不敢提民主，但这不是人民不要民主。因为愈是在专制的统治下，人民就愈感觉到缺乏自由民主，这个时候才感到自由民主的可贵，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文化质素不高，还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他们是能够接受民主的，只是共产党不让他们有民主的权利。
沈：八九民运之前，知识分子起了启蒙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离开了，他们在国外的影响有多大?
王：八九民运以后，大量的年青学生跑到海外去，对国内来说，是一种损失，但是总的来看，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这样使他们有时间以及有比较好的环境来思索，进行总结，从而提高自己、锻炼自己，这会间接对国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内地有假繁荣现象
沈：你觉得流亡海外是一个悲剧吗?
王：一个国家有流亡的现象出现，正说明这个国家是由独裁者执政，是不民主的。目此，我认为这种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
沈：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愈来愈富裕，这会对人心起异化的作用吗?
王：你说中国的老百姓好像都发财了，但你到内地看看就知道不完全是，有很多人的日子还是不好过的；这是一种假繁荣的现象。因此，对这些已发财的人来说，会影响人心，于是像市场经济中的老板那种特点都表现出来了，但对一般的人民来说，是不会的。
沈：有人分析，说西方国家都害怕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对他们构成威胁，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我认为这个看法是落后于现实的，因为斯大林和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也消除了。我们应该创造人类相互交流、共同繁荣的和平世界，谁也不称强，不欺负别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要把中国建成军事强国；我们要富，至于强，是精神的强，而不是重整军备或扩大军备竞赛。
港人治港其实是假话
沈：对于中国跟台湾的统一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王：现在尚言之过早，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得横蛮无理的话，更会吓坏台湾，使台湾不敢跟北京打交道。
沈：邓小平说九七之后港人治港，但是现在中国不容许香港加快民主步伐，那么，内地的民主化是否会更渺茫?
王：这个问题是目前北京和香港都争论的焦点，从这个斗争暴露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就是他们提出的所谓港人治港其实是假话。老实说，彭定康的改革方案，民主范围还是不大的，但竟然惹得北京大为恼火，由此可见他们对民主的恐惧，也害怕政治的改革。
沈：据你的经验，香港人应该怎么办?
王：现在香港人蛮难做的，如果听彭督的话，共产党会扣帽子，将来跟你算老账；要是听共产党的话，则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和自信，也损害了自己起码的自由。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香港人应该团结一致，也不完全依靠彭督，他既然提出民主的方案来，对大家有好处的，大家就拥护他，这也是为了九七之后有个真正安定的环境。香港人在六四事件中已表现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那种人民的力量，这实在是最有决定性的民意；相信自己的力量，就是民主精神。这是我的看法。此外，我还要对那些跟大陆做生意的香港人讲几句话，很多人由于在大陆做生意，为了保存当前的利益就倾向共产党，认为不要得罪他们，这是近视眼，会因小失大，因为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的环境，又何来保障呢?
背叛共产党是光荣的
沈：你什么时候会再回去中国?
王：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到那个时候再看，反正要决定于内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健康，但我早晚要回去的!
沈：你做过五十年共产党员，有受骗的感觉吗?
王：开头我没有受骗，都是自己碰过去的。当年我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共党以抗日救国来号召，最后我不得不背叛它。不过，我觉得我的背叛是光荣的、值得的，这条路走对了。我这样对大家讲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因为发现错了，就应该改过来。其实，我的转变也代表了大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曾经对共产党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看到中国悲苦的历史，他们终于醒过来了!
沈：你现在出来了，有没有什么话一直想说说不出，现在可以说的?
王：我肚子里有滔滔不绝的苦水，上海话叫吐苦水。正好像你问我什么，我就向你吐苦水了! 完了!
香港电台文化节目『城市专题』播出时间：
星期六晚八时三十分一、二、五台联播；星期日中午十二时第五台回放。
《明报》199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