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创作， 就不能批判现状?
亚衣(大陆旅美作家)
王若望这位中国的报导文学家，以他敢於批判现状经常遭中共官方打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家?——为王若望辩护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月十日刊登了栾保俊的长文：《王若望其人其事》。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在那个年月里，报上几乎天天有这类大块文章出现，而且总是排山倒海，气势磅礴，或者嘻笑怒駡，文彩飞扬。原因也很简单：在批判者手中，刀枪剑戟，大炮坦克，应有尽有；而他的对手，不仅手无寸铁，而且还被五花大绑，嘴里塞上了棉花，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呜乎!「似曾相识燕归来 」，此时此刻，作为对栾保俊、王若望二位都有所了解的我，不能不出来为被剥夺了反批判权利的後者作一辩护，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驱使。
作家有权谈论政治问题
栾保俊首先给王若望按的罪名是他「不是在搞创作，而是在搞政治」。说王若望「不是政治家却敢於大谈特谈各种政治问题。」 「不是经济学家竟然到处谈经济问题」 。
栾保俊的逻辑会使人发笑。因为毛病实在太明显。其一，一个创造性的作家，他对社会的经济、政治诸方面，常常有其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这种观察和理解，又会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所以，作家谈论政治、谈论经济，实属天经地义。无论在作品中，作品外，无论用文字，用语言都可以大谈特谈。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曾经感叹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可以读到那个时代的全部经济、政治与历史。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老百姓非常喜欢读刘宾雁、王若望等充满现实感的作品。
其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常常会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大众的深刻同情心，而不论他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作家。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明白表示，正直的物理学家不能对社会上的不公正默不作声。据我了解，熟知爱因斯坦深邃思想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一般说来，作家比自然科学家离具体的现实社会距离更近，更容易对社会发出急切的呼喊。任何人都无权禁止他们就政冶、经济问题发表意见。
按照栾保俊的逻辑，他可以去斥责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还有捷克作家、新任总统哈维尔。当然，他绝不敢去对并非经济学家却到处谈经济问题的邓小平和李鹏说半个“不”字.栾保俊的指责只不过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参政、从政、议政是官僚党棍的特权，平民百姓——「莫谈国事」!
共产党对文艺不作瞎指挥理当反对.
十年前王若望曾指出不要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神化的圣经」，对它也要用「实践检验一番」，因为这本书「有些提法当时就不适用，有些现在不适用」。应当说此时的王若望对这本几十年间（尤其在文革中）被奉为圣经的小册子批评得还是很委婉的。即便如此，栾保俊还是不肯放过，断定王若望批评犯了对此书“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把它说得一文不值”的“弥天大罪”。
毛泽东此书对中国大陆几十年文艺工作的恶劣影响，证据如山。别的不说，其中关於「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断，就葬送了数以万计的作家的艺术生命以及他们的作品。许多人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那一套，是毛泽东《讲话》的延伸。於是「百花齐放」成了「八花齐放」——「文革」中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接触到的文艺界人士中，没有一个对毛泽东的这本书说好话的。栾保俊要说好话是他的自由，可是总不能强迫别人也昧著良心去说呀。
因为共产党对作家的干涉太多，所以十年前王若望提出对文艺要「无为而治」，「不要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浑」。对此，如栾保俊所说，「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批评」。不过，栾保俊太谦虚了，没有明说这个「有人」就是栾氏本人，那时他化名「亦木」，在《解放日报》上与王若望笔战了一阵。此战不了了之。因为後来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也都告诫过党委领导不要再对文艺「横加干涉」，而主张“创作自由”。
王若望当时把作家比喻成刚过门的新娘，把各种领导比喻成过分挑剔的小姑，其实，党的领导权威岂止小姑而已?简直是凶狠恶煞般的「婆婆」。而且此种「婆婆」还下止一人。王若望在任《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时，他的「婆婆」就有作协党委、文化局（搞电影的还有电影局）、市委宣传部。有时，一个小说，一部电影常常会弄出「部长点了头，书记又摇手」的笑话。于是又得送中宣部、书记处、政治局审查。直至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当然也有在「党的关怀」下以极高效率速成的作品。例如由王震任顾问，筹款一千六百万元拍成的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电影《百色起义》。不过，有良心的作家现在已经不屑做这类事。
中国的「公有制」是官僚集团私有制
我知道栾保俊也不是个经济学家，可是他照样在文章中花个一半篇幅大批王若望的经济观点，可惜这种批判太苍白无力了。这里仅说一说栾之对王若望「否定公有制」的指责。
说实话，王若望批评的只是打引号的「国营公害」，其中包括官僚们化公为私，
「大吃大喝白吃白喝」以及社会上「大锅饭」的弊端。这些毛病，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成了流行病，且愈演愈烈。共产党官僚集团正是打著「公有制」的招牌，对广大老百姓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剥夺。其结果便是，老百姓的「私有制」被消灭了，统治阶层的私有制却被大大地强化。如果说过去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只能利用国库来保证自己在物质、文化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从而实现对人民大众的剥夺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可以利用「官倒」这个新的中介物，使自己的政治特权迅速转化为货币财富，更大规模地剥夺人民大众。康华公司干的那些勾当，栾保俊不会一无所知，可是他还在吹捧邓小平关於「共同富裕」的话「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多么可怜的一个御用文人哟!
栾保俊还煞有其事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明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如何正确。在这里，我想问问栾保俊有没有读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中关於「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及「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的论述。如果没有读过，那么就去认真读一读，然後思考一下，马克思有没有主张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消灭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私有制，有没有主张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挂着「公有制」的牌子对人民残酷压榨。
王若望是为民请命的正直作家
我想把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作一个小小的比较。
十年前，我与我的同伴曾去《上海文学》编辑部拜访过王若望。请他对我们的民间刊彻作一些指导，他热情地鼓励我们敢讲真话、还说他坚决不说假话，那怕主编职务被撤掉。後来果真被撤职了，但他仍然无所畏惧。大学生、研究生搞文化沙龙，他也总是有请必到，依然仗义执言，无所畏惧。因为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他都挨整，所以自称「老运动员」，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向邓小平、陈云各提了一条意见。他说邓小平敢承认毛泽东犯的错误，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犯的错误，包括「反右斗争」的错误。他说陈云的「鸟笼经济」中的鸟关在笼子里不可能自由飞翔，他的正直、坚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八七年初他被开除出共产党，不少青年人冒险给他打电话、写信，甚至不顾门前警察的监视登门向他表示慰问。
再看看栾保俊。此人原是<解放军报>的一名记者。粉碎「四人帮」以後，北京派来苏振华、彭冲、倪志福（分别任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接管上海。栾保俊作为「革宣队」成员进驻上海<解放日报>，後来当上了该报副总编辑。在革宣队员纷纷撤离报社回部队时，栾氏一直赖着不走。（<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职位远比<解放军报>一个记者风光的多。)无奈，<解放日报>就是不愿留他，最後栾氏只好走路。我曾问过两个报社的同仁：栾保俊这个人怎么样?<解放日报>的人说：「勿事没事」
（上海方言：「不是东西」）。<解放军报>的人说：「不是玩意儿」 。
“六四”民主运动被坦克镇压下去了。大大小小的王若望被剥夺了一切发言权，大大小小的栾保俊们又神气了起来。不过，我想劝告栾氏及其同类，人民民主的烈火，总有一天会在中国重新燃起，那时，王若望仍然会获得与你们辩论的权利，或者在报章杂志上，或者在大学讲坛上，或者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
『人物』 《China Times Weekly》1990.3.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