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被捕经过 陆 铿
支持民运提出李鹏应该下台
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界脊梁的著名作家王若望，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在其上海高安路的住宅内被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秘密逮捕。迄今下落不明，引起国际特赦伦敦总部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之关注。
据一位来香港开学术会议的上海教授谈：中共特务秘密逮捕王若望，是利用九月八日晨王的夫人羊子（冯素英）早上去上班的空隙进行的。直到羊子下班回宋，才发现丈夫失踪。四处打听均未联系上，到公安局、派出所查询，都是一问三不知。迄今王氏被捕七个多月，他的家人连他身在何处亦完全不知。中共藐视宪法践踏人权之行径，显然是想在全世界力争第一。
王若望在八九民运期间，曾于五月份，李鹏宣布戒严前在上海参加群众游行。当时，上海的大学生事先制备好一个类似绶带的斜布标，上书“铁石心肠，可悲可叹；救国救民，先救孩子”，在游行时给王若望挂上。当时和王一起游行的还有名作家徐中玉、白桦等。在此期间王氏还接受了香港记者访问，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提出「李鹏应该下台」。因此，北京宣布戒严后，中共决定在上海拿王若望开刀，藉而在上海形成一个「恐怖局面」,使知识界人士不再敢批评政府。
王若望在去年九月八日被捕前，曾接受友人建议于七月初一度到浙江海宁观潮，避一避当时的大逮捕风头，后来，嘉兴地委有关部门发现了他住的地方，并找到了他，通知他说，上海作协请他回去。他明知此中有鬼，为了免得影响朋友，便于七月十八日回到了上海。十九日上海作协通知他前往开会，结果是把他带到公安局。他的夫人羊子得讯后，向作协杭议，王若望经过公安局一番查询后，被释放回家。但从七月廿日起，王若望所住的弄堂口就由便衣人员日夜监视。最多的时候，竟有三个特务坐在一起玩扑克牌，监视进进出出的人员。在这恐怖的情况下，王若望的朋友自然终止了对王的探望。
王若望属于秘密逮捕
王的夫人羊子在一家工厂上班，一早出门，下午方归。王若望家居无聊，便从《资治通监》等古籍中寻找乐趣。直至九月八日被秘密逮捕。
据与王若望有一定交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说，大陆捕人由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执行，但前者是公开的，后者多为秘密的。公安逮捕按规定应通知家属；而秘密的就随心所欲。王属于秘密逮捕，不过因为他是名人，加之「文革」以后，中共已不是铁板一块，到处都讲关系，“六·四”以后同情民运者更大有人在，辗转打听，得悉王在监禁中，身体健康保持得不错，伙食供应也比一般囚犯略好，香烟照抽，只是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王若望夫人羊子在王被捕后，曾致函上海市长朱镕基请求到监狱里照顾王，没有得到回音。她向亲戚表示：「像断了线的风筝。只能以一首赞美诗歌来自我安慰。这首诗歌是：
“爱是不计人恶，爱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喜欢真理；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爱是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人民日报》发表批王若望文章
中共加给王若望的罪名，从北京《人民日报》一九九O年一月六日刊出的[王若望其人其事]一文，可以看出，全属有意识地罗织。但中共也不得不承认，「八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王若望的」。而且称王若望[闻名于世]。然后笔锋一转说：「王若望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爱憎也极为分明，他的文章，看标题就知道其倾向性，而且胆量极大。他不是政治家，却敢于大谈特谈各种政治问题；他不是经济学家，竟然到处谈经济问题。当然他所谈的一切，都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的。接着引用王若望的话说：「自由化有什么不好，我就是自由化的老祖宗。」
《人民日报》除了笼统地加王若望的资产阶级白由化的大帽子外，并列举了王的具体「罪状」：
第一，指王身为「党员作家」，而「不尊重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尤其痛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王若望眼里，党不重视的东西就发展，党一重视它就会像烈日下的幼苗一样枯萎。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第二，指王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引用王的话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我们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里怎样一个情况也是模糊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是「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因此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中共完全是以思想、言论入罪
其次，指出「王若望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之二，是所谓『国营公害论』，一九八七年，王若望在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的文章。集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大成，他几乎把一切人间罪孽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
《人民日报》竟将王若望对形势的分析也当作王若望的罪名。指王曾说：“胡耀邦的死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人的激情和悼念，其实都是拿他做文章。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起来了，是压不下去的。……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政治运动。”还说，在五月廿一日，「王对其同伙说：形势大好，我特别期待今天有更大的变化，工人参加了，市民参加了，他们 (指党和政府—引者注) 日子不会长久了。」
最后，《人民日报》指王若望「策划起草一个《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并妄图请更多的知名人士签名。
中共显然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为他们秘密逮捕拘禁王若望制造舆论，结果,恰恰证明了他们完全是以思想、言论入罪；即使按中共的宪法规定，也是违法的。更为可笑的是《人民日报》列举王若望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例之一是王曾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他们忘了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
「左王」当道王若望首被开刀
中共保守派要迫害王若望是早有预谋的，远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上海作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大专院校内纷纷传说王若望即将以「造谣、诬蔑及煽动、攻击罪名被起诉」，那是「左王」邓力群给定的性。后来因邓力群失势而作罢。[六·四]事件后，[左王]再度当道，当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人士时，王若望就被他们首先开刀。
不过，王若望先生从来不把迫害当作一回事，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当笔者到上海他家中与他聚首时，从胡耀邦先生谈到他本人的遭遇，他以非常开朗的笑容说：“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是要为讲真话付出各种代价的。包括丢官、坐监、以至杀头!”表现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百姓。199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