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开除「中国良心」 （一九八七年二月） 许行
邓小平骂胡耀邦和［三君子］
中国大陆吹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阴风之役，总书记胡耀邦倒台，知识分子党员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所有这些大清算，都出自邓小平的意旨。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胡耀邦接见捷克外长胡萨克时还答应接受邀请赴捷克访问，不知自己会垮台。过了半个月，即十二月三十日至今年一月六日，一个星期内邓小平连续骂胡耀邦三次，一月六日那天胡耀邦已经倒台．
邓小平同样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他骂方励之说：「我看方励之的讲话，跟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党员的讲话，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甚么，他不是劝退的问题，而是开除。」邓小平骂王若望说：「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说过要开除出党，为甚么还没办?」邓小平骂刘宾雁说：「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党内，甚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
因为邓小平点名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三个人便非被开除不可。中国始终是人治国家，领抽权威膨胀成为一言堂堂主，今天的邓小平是中共党的「老佛爷」，垂廉听政，裁决一切，骂到谁谁就不能不倒。
但是权力实在使邓小平达到一种昏瞆的程度，他不知道在他眼中看来是「共产党渣滓」的这三位知识分子，在广大人民眼里却是「中国的良心」。现在共产党把「中国良心」从自己党里驱逐出去，岂不是自挖良心，这触党今后还能取信于人民吗?
谓予不信，请看看「三君子」的一些言行吧。
方励之激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
方励之被开除之前，是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科技大学本来在北京，因为林彪时期搞备战，搞疏散，才搬到合肥。科大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大学。方励之本人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言，一九五五年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在青年团大会上自动上台，质问团委书记有关青年独立思考问题被批，打成右派。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启立推荐进中国科学院，但是他喜欢对政治发议论，故被调到安徽任科大副校长。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他应北大无线系学生之请，作了一次《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讲话。这是一次精彩的讲话。他说：
「中国以前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做些具体的事，少管社会问题……这是不对的……在西方就不一样，不仅要有非常好的专业知识，同时又关心社会的全局，才称得上知识分子。中国实在是缺乏一种知识的意识或叫科学的意识，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一股影响社会，影响全局的力量。没有形成这种力量是社会不发达的一个标志。社会发达的标志之一就是知识分子能够对社会发展有发言权，有相当的影响力量。精神文明本身就是要形成知识分子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就推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现在讲理想，纪律。所谓理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要想如何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这就是所谓理想的最主要内容，而不是想到几万年以后如何如何（鼓掌）。至于几万年以后如何，我作为研究宇宙学的也不能预言太远（鼓掌）。
这番话真正说中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且激励著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勇气。他这次讲话的内容还有很多，无法一一摘录。
共产党党员有开明的和狭隘的
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番话很是精采，不能不加以援引。他说：
「这些年我们关于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宣传存在很大问题……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共产主义宣传得太有排他性，或者说比较狭隘，实质比较浅薄。我也是共产党员，我追求的东西不是那么狭隘的东西。我们追求更合理的社会，那应多样化的，不是排他的，包容着人类一切精华的。这些年宣传的排他性，造成我们在文化上的贫血症，精神上的贫血症。」
「这几年的宣传里头，好象什么样东西都是自有共产主义以后，或者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者说四九年以来，才是最高，最高，以前呢，都不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宣传。如果要加帽子，这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应有一种胸怀，就是包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特别是精华，我们都应当吸收。我很主张大学里要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流派。如果我们一切都是单一的，排他的，狭隘的，必然造成没有创造性。创造性一定是在多样化的，宽容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确还有相当一部份人，相当一部份势力，仍然用这种排他性的，狭隘的东西指手划脚，还打着一个旗号，叫做「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我就要彻底揭露它。对这些人，你要说，我就抽你的。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发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职责。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要站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职责。」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方励之作为共产党党员，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他所反对的是那些将马克思主义狭隘化，浅薄化，排他化的人。这反过来正足以显示他是一位胸襟坦荡的，能够包容各种思想，吸收各种文化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党员，共产党照理应当视作瑰宝才对，但邓小平看了方励之的讲话之后反而大为气愤，骂他不是共产党党员，非要开除不可。这就出现了两种共产党党员，一种是开朗的，包容的，博釆精华的共产党党员；另一种是狭隘的，排他的，自认天下正确归于一身的共产党党员。究竟那一类共产党党员比较适宜于推动社会发展，不是很明显吗?
触怒胡乔木夫人和科学院党委
方励之因为太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心，看不惯共产党里面一些腐败的事，见了便要抽它。—九八五年十月，美国纽约州召开一次国际同步辐射加速器会议，中国共有二十四个名额。国内研究同步辐射加速器的机构只有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科技大学两家，照理一个科学会议应派科学家出席，事实上这两个机构各分得五个名额，其余十四个名额全给非科学家的官僚或游手好闲之辈占了去，其中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混在队伍里去美国逛了一圈。方励之看不惯这种现象，回来后说，张百发干这类事该辞职才对。话讲了之后便回合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打电话科大校长管惟炎，要方励之向北京市委道歉，管惟炎当然不加理睬，这就触怒了在科学院当行政官僚的胡乔木夫人谷羽，胡乔木听了枕边人的话，大发雷霆，说：「科大领导班子是那个司令部的？」同时，薄一波对当时（八五年九·一八）学生运动寻根找源，找到方励之的讲话，说：「方励之的讲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的话比学生还过激。」方励之说：「我的话并没过激，你张百发占了我们科大的名额，我当然要说。你懂同步辐射吗?要不咱考考你!」
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邀请方励之作访问学者去进修。原定八六年一月一日出国，科学院的领导有意卡住，说，「你的问题没完，不能出国。」甚至连科学院院长卢嘉钖和科学院党委书记周光召都出面要他认识问题，方励之说：「我没有什么好认识的」，便回了合肥。后来胡启立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和他谈了一个下午，当场拍板，准他三月一日出国，方励之这才能同他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副教授）一起出国。出国后，他看到杨献珍在一篇文章里说某大学副校长怎样怎样，把方批了一顿。方想，杨已九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同他争，也就算了。 提起这桩「公案」，大家更能明白这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中既包藏着观念的分歧，也包含着许多日常事务上的冲突。保守派今天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打击开明分子，无疑含有借机报仇的成份。
现在，科大校长管惟炎同时被免职位，科学院院长由周光召接替卢嘉锡，都是有踪迹可寻的。
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同一个牢
在中共党里有两个人名字相似，往往被人混淆，一个叫王若望，另一个叫王若水。王若水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免了织，至今仍赋闲在人民日报社的宿舍里。这次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开除党籍的「三君子」之一是王若望，他是作家，今年六十九岁，十六岁便参加共青团。是一位已有五十三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党员，一生经过三次大劫难。第一次是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捉去坐牢，罪名是共青团。第二次是一九五七年被自己人打成右派，第三次是一九六八被「文化大革命」投入狱中。他写过一部自传式的书叫做《饥饿三部曲》主要写他自己在国民党牢里和一九四二年在山东大梢林里打游击以及被毛泽东「文劫」关进狱中的情形。
他被共产党关进的牢，正是他从前被国民党关过的牢。当时他对共产党的审问官说：「这里我好象来过的。」审问官冷峻地瞧着他说：「那末你是累犯了，怪不得屡教不改。」他答道：「四十年前为了信仰，国民党特务确实就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审问官脸色刷地变白，说：「这说明你是老革命啰。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我见得多嘞。你到这儿还耍俏皮话，好罢，本来我可以把你的手铐打开，因为你到这儿还不老实，我就没法给你施仁政。」
王若望说：国民党审问共产党专要真口供，不要假口供；但共产党审问共产党员却要的是假口供，不要真口供。
这话是多么沉痛呵！难怪王若望要以泣血的笔力控诉：
「灾难深重的祖国呀，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十七年后，怎么又忍心把你的忠诚的子女重新投入水深火热的血泊中！
我已经经过两轮出生入死的饥饿，难道自己用血肉斗争得来的大地，还要用这样的酷刑对待自己亲爱的儿子？这个政权配称做无产阶级的政权吗？这样的共产党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吗？
再见文革式的批判文章
一九七八年王若望得到平反。出任《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又当选为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上海作协理事。前几年退休，以其余热私人办了一间中华青年艺术学校，自任校长。但是他那瞵峋的傲骨是永远不会向权势屈服的。因此他常常在大庭广众面前鼓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惜这些言论没有获得印刷发表。今天，我们似乎又要回到文革时代，只好从官方揭批的文章中去窥视王若望的言论。
今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国内版登了一篇批王若望的长文章，说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师生大会，在上海城建学院师生大会，在上海《南苑》文学社，在杭州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讲过些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言论。据说王若望讲过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吗？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这导致了我们三十六七年历史的畸形，即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
「认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就可以全民所有，人人平等，皆大欢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 「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
「科技可以引进，那末，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那是不能引进呀，有污染的。这个问题怎么认识的，我说，也要引进。他们的科技不是孤立的，是它那里意识形态，它那里思想基础带来的，我们光引进科技，不引进他们的思想，等于引进硬件没有引进软件一样，空的。」
这些话在海外华人听来完全是真话，实话，良心话，中共却拿它们当作罪话来打击，这只证明犯罪的不是王若望，而是当今的当权者。据说八五年底，中共一高层就有人主张开除王若望。但是王若望最令邓小平激怒的是他一篇批邓小平的文章。
得罪邓小平
去年九月二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愈富，贫的愈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
针对邓小平上述意见，王若望写了一篇《「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发表在去年十一月五日的深圳《特区工人报》上。王若望首先肯定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对此「深信不疑」，然后转到两极分化问题上。他说两极分化有两种，一种是由剥削产生的，另一种是由人的劳动价值不同、企业管理不同而产生的。对于后一种分化，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的。如果连这类两极分化都不让分化，必定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
对于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王若望认为过去资本主义受两极分化所困扰，近二十年间已自我调整，在美，日，法，西德和北欧诸国已初见成效，以致马克思所说的劳工绝对贫穷化现象巳趋缓和甚至消失。
邓小平对王若望这个「商榷」没有表示正面意见，但他在骂王若望时却说他「猖狂得很」。这四个字是否表示王若望「猖狂」得居然正面向「老虎捋须」?在中共执政后的历史上，一言堂主从来是不讲理的，有谁敢于「不揣冒昧，直率陈词」，有你的好看。所以邓小平说：「我早就说过要开除出党，为甚么还没办?」敢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极权政制下是早巳注定了的。
谁颠倒黑白——是刘宾雁还是共产党?
关于刘宾雁，海外华人知他甚稔，因为篇幅关系，不拟多述。他是一位长期受党内外压力而又始终不屈的新闻记者兼报告文学作家；在人民眼中，他是中共党真正为民伸张正义的现代「包拯」，现在邓大人打倒了包大人：包公落难，群丑都跳出来手舞足蹈。且看今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宣布开除刘宾雁决定同时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该文指责刘宾雁「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里严重地颠倒是非，在社会上造成大量混乱，给有关地方，有关单位的正常工作造成困难。」
不是评论员颠倒是非，而是刘宾雁颠倒是非。不是宾县地委和黑龙江省委在王守信问趋上造成社会混乱，而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给黑龙江地区造成混乱，不是丹东市副市委书记王鹤和第二轻工业局的一个造反起家分子打击「四化闯将」李日升，而是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扰乱了二轻局的工作，不是山东临沂地区和沂南县的「第三种人」迫害沂南县农办室的一个办事昌姜保安，而是刘宾雁的＜路漫漫其修远兮＞颠倒是非；不是上海海运学院领导歪曲倪育贤过去反四人帮的行为，而是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给海运学院日常工作造成困难。天下的是非竟是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倒置！
评论员振振有词地捡到一个凭据，说刘宾雁笔下的第二种忠诚之一倪育贤现在「跑到国外，恶毒攻击我们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想叫倪育贤在自由环境中不出声保持沉默，或者对共产党歌功颂德是再也办不到的。正好象中共允许赴美留学的千位留学生在自由环境下不能不抗议中共任意推胡耀邦下台，开启反自由化运动一样：又好象中共以贵宾之礼款待过周策纵、陈若曦、秦松、陈鼓应等而要他们今天对中共开除刘宾雁等不提出抗议是不可能的一样。
这就是自由之可贵。自由就是自由，自由是属于人的，它是人类千百年争得的人的生存权利，它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共产党将自由贴上「资产阶级」标签，那么「无产阶级自由化」又在哪里?
刘宾雁在他的《日记》里说，「大陆一解放，『自由』这个词从我们语言中消失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治下的时候讲争取自由，那时候他们从未想过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到了他们取得政治权之后，什么资产阶级自由或无产阶级自由统统消失，剩下来的只有专制。
《邓小平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