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 诺言贵实践
齐 墨
兼听才明
笔者感到《新闻自由导报》第123期上《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宣告成立》一文有失于片面．比如，该文在谈到王若望先生退出主席竞选原因时，只以“据了解”的口气论及，没有依据王若望先生自己在大会上的演讲，也没有向王若望先生了解情况。王先生后来还与马大雄先生联名发表了《公道自在人心》的声明，也写了一个文字的说明，以王若望先生自己的话与“据了解”的内容相对照，发现诸多不同乃至相反之处，既然文章是谈王若望先生退选的原因，最好还是听他自己道来为准，而不是将道听途说之词加在他的头上。并且，该文的作者显然也知道王若望在大会上有—个演讲，但却仅以。“发表情绪激昂的讲话”一笔带过，只字不提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文章中却引用了徐邦泰先生的两段话来说明其与王若望等竞选主席的原因，笔者在此想对该文作一些补正，为读者了解这次大会的情况提供另一种角度。
“恊商”与“契约”之辩
严家其和徐邦泰先生在谈到徐先生从原来支持王若望竞选主席到自己出马竞选主席的原因时，均提到徐和王之间有“协商”而没有“契约”，徐先生说：“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是关于徐先生竞选主席的一种说明。
对于“契约”和“协商”之间的区别，可惜严先生和徐先生均没有提及，其实，“契约”是双方或各方通过协商的结果，达成的共同意见，它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在西方，一个政治家向选民作出的口头担保，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契约”，如果该政治家不遵守这种承诺，就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项小吉先生指出了商业契约和政治契约之间的不同：违反商业契约是法律问题，违反政治契约是道德问题。
王若望先生曾亲自向笔者讲述了他参加主席竞选的经过去年八月他到美国后住在黄雨川先生家中，徐邦泰数次登门拜访他，请他出面竞选民阵、民联合并后组织的主席，以整合海外民运。王先生最初提出三种选择：一是象刘宾雁先生那样从事写作；二是担任名誉主席；三是竞选主席，徐先生力主他竞选主席，并向其它民运负责人员作了推荐。在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会上，于大海先生也曾经提议支持王若望出面竞选主席，得到朱嘉明, 万润南等各方面人土的赞同，正是在徐邦泰先生的推动下，王若望先生才最终同意出马竞选主席，在各方面一致公开表示推荐王若望先生竞选后，就意味着大家达成了一种契约。否则只能解释为当时就有人欺骗公众和王若望先生。
重要的是徐邦泰先生和王若望先生遵循并执行了这一契约，徐先生在最初也动员人们支持王若望，并向媒体作了公布，王先生在表示了竞选的意愿后，风尘仆仆奔走欧洲，澳洲和港台，了解各地民运情况，争取对民运的支持，也让别人了解他的情况。
在大会期间，一直到主席选举前三十分钟，徐邦泰先生都对王若望表示支持王竞选主席，他竞选副主席，此后徐先生公开出马与他推荐的候选人角逐主席，徐先生认为他这是在“谦让”与“责任”之间选择了后者，且不说他是否有过什么“谦让”，就他这样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怎么能够谈得上是负责任的态度?
关于主席选举办法
《导报》提到的徐邦泰出面与王若望竞选主席的第二种原因是：“他的确曾经支持王若望出来竞选，甘愿做副手，协助王若望做好工作，但由于这次大会通过章程时决定不搭档竞选，如果他不参加竞选，任由王若望与胡平竞选，很可能是胡平胜出，这是他的支持者所不愿意接受的，”这段话显然是引用了曾慧燕女土为《世界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写的电讯，曾女士的原文在此处还提到“此外原来由联合工作委员会草拟的混合选举正副主席的方案(即得票最高者为主席，依次为副主席)，也未获大会通过。”这些话的意思是，徐邦泰先生决定竞选主席是因为主席选举的办法改变了。
首先，徐邦泰推举王若望竞选主席时，当时并没有确定主席的选举办法。就是说，他推举王若望出马与主席选举办法没有因果关系，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主席选举办法改变而影响他对王若望支持的问题，其次，如果徐先生真如严家其先生说的是“有经验的领袖”的话，他应该预计到会产生各种主席选举办法，也会有别人与王若望先生竞选主席，因为这是民主制度下的常识, 如果他当时根本投有想到这些就贸然推举王若望出马，那岂不太无经验了吗?相反，如果他当时已经考虑到会有不同的选举办法和不同的人竞选，而现在又以此为理由出面与他推荐的人竞争，那岂不太无信义了吗?
搭档选举和混合选举仅仅是联合工作委员会的一种提议，不是既定的选举办法。它们与“主席副主席分开选举”的办法一样，都是一些提议而已，大会采用了其中的一种办法，谈不上改变选举办法。况且，徐先生自己对联合工作委员会的提议不尊重，比如，该委员会规定，竞选者必须在去年十月底以前报名，过期不准参选。徐先生当时报名竞选副主席，后来大会决定可以自由报名，徐先生又变更为竞选主席，由此来看，所谓“主席选举办法改变”的说法，仅仅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说词。
说徐邦泰不出面竞选胡平就很可能胜出，这话离事实已经太远。《导报》的文章也提到万润南。希望借重王若望的声望稳住阵脚，那么这说明万润南先生和支持万润南的人是支持王若望的, 如果徐邦泰先生和支持他的人也支援王若望的话，胡平怎么可能胜出?徐邦泰先生在感到有得胜的绝对把握后才决定竞选的。他的一位代表对王若望说“他们有九十张铁票”，如王若望不听他们的话就完蛋了。
其实从《导报》的文章中也能让人体会到徐先生有获胜的把握，比如，徐先生说他“甘愿做副手，协助王若望做好工作”，如果徐先生没有得胜的把握，他就没有必要这样谦虚地表示“甘愿”。另外王若望先生也提供了一个证明：“我来到大会会场之后，朱嘉明、徐邦泰和他们的代表三番五次对我进行威胁利诱，让我听他们的指挥, 他们首先提出主席，副主席混合竞选，得票多者为主席，徐说, 如他当选，愿意让给我”。
万润南又被指为“罪魁祸首’
《导报》文章写到：“另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土指出，导致这场‘退场风波’的真正原因，是一些对万润南颇有看法的代表，希望利用这次大会选举将万润南摒弃出局，万润南则希望借重王若望的声望‘稳住阵脚’”。
民阵民联联合的目的在于扩大民运的力量：把某人“摒弃出局”的这种做法，给人一种排斥异己, 清理门户的感觉，况且万润南在大会上只报名竞选副主席，他能够做到的顶多也不过表示支持王若望竞选主席，就是万润南想借重王若望先生的声望，也要王先生同意才行。徐先生当时力主王先生出马，自己作副手，不也是要借重王先生的声望吗? 而最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借重”怎么会成为“导致这场‘退场风波’的真正原因”?我真不能想象这些所谓“了解内情的人士”是怎样推理的。笔者作为退场者应该最了解自己退场的原因：我对代表资格和代表赴会方面的不公平做法，对徐邦泰先生和支持他的人排斥王若望先生的手段感到强烈不满。
唯一能使人佩服的解释是把王若望“摒弃出局”的那些人不敢担当责任，要把罪责加在万润南先生头上，德国的一位代表对退场的原因作过进一步的解释：万润南当时使了一个眼神，很多代表就站起来退场。这样描述万润南个人的作用似乎是在编写武侠小说。当时就有人反驳说：万润南哪来的能量操纵王若望、胡平和岳武以及五十名代表退席抗议?
其实，王若望、胡平、马大雄、钱达、万润南等人都自己公开说明过退场抗议的原因，本不需要什么“了解内情的人土指出”。在王若望、马大维联署的《我们退出民阵民联合并大会竞选的声明》中写道“我们在参加会议的几天中，发现有许多不正常现象,有人利用权位之便，在代表资格问题上弄虚做假，并给非自己派系成员的赴会制造障碍，使部分地区的正式代表无法赴会，让自己派系代表占优势，以便在选举中獲取最高职位在这种毫无公平竞争的选举环境下，如继续参选，已毫无正面意义反而给这种虚伪选举, 贴上了公平竞争的标签”。
相煎何太急
《导报》文章在末尾也提到王若望并非众望所归, 胡平的支持者认为他年纪大，“而包括徐邦泰的支持者在内的许多代表, 则顾忌年纪大又不了解情况的王若望日后被人利用，不利于海外民运”。
王若望先生年事已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不是在选举那天他突然“年纪大”了。胡平的支持者也一直有这种看法，并因此支持胡平出面竞选主席，这种竞选是民主政治中的正常现象, 但徐邦泰先生在这方面的看法却有很大改变。在他推举王若望出面整合海外民运时，王先生并不年轻．那时王先生刚到海外, 更不了解海外民运，为什么王若望在经过近半年对海外民运的接触后，反倒有人顾忌他因不了解情况会被人利用?徐先生的支持者对刚到海外的王若望比现在反而放心，其中的奥妙，颇令人费解。他们反对王若望的真正原因还是王若望先生自已说的：他们原来想控制王若望，但发现王若望不受控制后就予以排斥、打击。
去年十一月王若望先生访问德国时，徐邦泰先生发来传真，劝阻王若望先生在当选主席前不要到台湾访问，但王若望先生没有听从徐先生去了台湾。在今年一月徐邦泰、朱嘉明先生访问澳洲期间，澳洲的中文报纸上公开将王若望先生归为所谓的“万润南派”，这为以后排斥王若望，加祸万润南埋下了伏笔，徐邦泰先生在澳洲时对李娟等民运人士说：我原来认为王若望先生威望很高，但现在发现不少盟员对他有看法，而李娟等人在澳洲却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王若望先生的意见。
在这次大会上发给各位代表的《盟员通讯》(第24期)上徐邦泰先生有一篇大作《民运寄语》，其中写道:“警惕心中的小毛泽!”刘宾雁和王若望都这么讲,不同的是王若望自称曾是资深中共党员，心中的小毛泽东可能更顽固点’”，刘宾雁、王若望提出要警惕心中的小毛泽, 是他们虚心解剖自已并与大陆中国人共勉的话，而徐邦泰先生把这句话用来针对王若望先生，其含义不难读懂。
在退选之后，王若望亲自写道：“在民阵民联合并代表大会上，我决定退出主席的竞选，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得已的。对我，是极为痛苦的，我一生屡遭中共迫害，到海外后又被徐邦泰、朱嘉明、严家其等所谓民运人士排挤，世道不公，乃至如此”
,“他们一手导演了这次分裂，封杀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当王先生反抗暴政遭受中共打击迫害时，请问那些今天排斥他的人在干什么!
人无信不立
“修辞立其诚”是一句中国古训，古人造字, 以人言为信。在政治行为中信口雌黄、没有担当者，不可能成功。海外民运在人力和物力上不能与中共抗衡。民阵洛杉矶支部的程真等人说得好,“海外民运与中共最大的不同是道德感召力，”参加海外民运的大多数人是为了实现民主的理想，民运团体并不是一个利益集团。道德感召力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守信，但可惜在这次大会上，徐邦泰先生自食其言，为民运中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大家想想，如果人人都奉行徐邦泰先生“协商”不等于“契约”的原则，民主运作中还有什么信义可言。
旁听大会的曹长青先生说：“我在这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于大海先生在表示他不与徐邦泰先生合作时说“徐邦泰自食其言，要与王若望一争高低,一些帮徐邦泰竞选的人更是从多个方面攻击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现出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在徐邦泰向王若望先生表示要自己出马竞选主席时，王若望当即表示“如果这样，必然引起分裂，一切后果由他们承担。”而徐邦泰先生为了眼前的主席职位，不仅陷自己于不义，也使联合海外民运的目标没有达成，对此, 刘宾雁先生的评论是“遗憾的是，美国有几十人或十几人却在媒求经营他们的小圈子利益，想的是有一天他们能成为权力的中心，尽管他们的权力是如此微不足道，离大陆政权那么遥远，但这么小的权力却让这些人利欲熏心!”
多少年来, 海外民运组织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并在中国大陆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人作为旗帜，以整合海外民运，并为海外民运返回大陆, 获得大陆人民的认同创造前提,这并不是什么救世主心态，而是从中国民运大局现实考虑的战略，海外民运并不是为了在海外作秀和争权夺利，而是要随时准备返回中国大陆, 从这一点来考虑，谁来代表海外民运对大陆人民极为重要，对海外的人却无关紧要，当年王炳章甚至计划将王先生偷渡出国，领导民运。现在，王先生自己出来了，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历史任务，多少人为之感动，多少人为之庆幸，民运整合的希望之光已经在升起, 而这一整合曾经使海外民运人士困惑良久，但徐邦泰先生等的做法，不仅没有使海外民运整合，反而增加了裂痕。这一切不值得徐邦泰先生好好想想吗?
1993年2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