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是民运人士一面镜子 彭涛

高尚人格和凛然正气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曾荣获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新闻自由奖」的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先生，在中共集权政冶的残酷迫害下，于上海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这位「我国一位争取新闻自由的开路先锋」，这位为中共改革开放政策出谋划策竭尽心力的老报人，临死前也未能看到中国新闻的自由，甚至未能获得接受「新闻自由奖」的权利。哀哉！钦本立！哀哉！中国的国运！

就在这万马齐瘖，风声鹤唳的惧日里，钦本立先生的老友，如今仍身陷审查的中国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不顾中共专制政权的白色恐怖和高压 ,挺身为文，为一位朋友，为一位风骨嶙峋的中国脊梁,高歌了一曲世纪的哀歌——《悼钦本立》。王若望先生在这篇悼钦本立先生的文章中，不遗余力的痛陈了中共当局肆意追害政治异议人士的惨无人道，呕歌了一位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与强权政治进行了不屈不挠斗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读罢王若望先生《悼钦本立》一文，除了声泪俱下外，余下的就是再次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凛然正气。死者风骨犹存，生者亦是铁骨铮铮——王若望先生因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共逮捕入狱，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虽然，后来保释出狱，但仍属于候审期间，公安部门随时都可以再次将他拘禁。王若望先生不是不知道箇中的厉害，不是不了解他仍然没有说话和行动的权利。也不是不知道他的任何「乱说乱动」都会为自己招致严重的后果。王若望先生也曾经沈默过，也曾一度与外界断绝了接触。然而，在老友挚交含恨长辞，在中共当局一意孤行，继续奉行与人民为敌、与世界进步背道而驰的血腥政策时，这位被中共冠之以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祖师爷」的老作家。再也不能平抑自己内心的悲愤，再也不能压制内心奔涌的「中国人的良知」。他要为友申怨，他要为民请命，他要为行将就木的中共政权唱一曲哀歌。他唱了，唱得如此亢奋铿锵，唱得如此气冲霄汉。他唱道：「呜呼—我为失去一位廉洁奉公，忧国忧民的好同志而痛！嗟呼！我为我党一误再误，犹未觉悟而同声一哭!」

王若望先生没有忘记，没有忘记那个「六月」的血，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与良知。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在中国民主事业处于低潮，中共专制政权镇压迫害民运人土变本加厉之时，王若望先生没有怯步，没有泯灭对民主自由追求的热诚。他的慷慨悲歌和坚靱斗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暴，至死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典范，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中共集权政治的丧钟!

中国的有识之士

纵观「六四」以来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的民运人士，风骨嶙峋者何止钦本立、王若望一、两位?被中共判处重刑的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等人，在面对中共暴政的淫威时，哪一个又曾低下过自己「高贵的头颅」呢?除他们之外，那些众多的至今仍系狱或遭受各种政治迫害的民运人士和学生，何尝不是坚守自己的信念，誓死与中共专制政治不共戴天的呢?

读罢王若望《悼钦本立》一文，想到那些铁骨铮铮的朋友们，我不禁要振臂一呼：壮哉，王若望！壮哉，中国的有识之士!

然而，在振臂一呼之后，那高高举起的手臂却不能轻易的放下来。因为，正是钦本立、王若望，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等人的嶙峋风骨像一面清晰的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使我们不能轻易的放过自己。面对他们，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又是怎样去做的呢?我们这些「六四」后逃亡国外，或「六四」时在海外积极参与声援的流亡人士和学人，同样也给自己冠之以「民运人土」的桂冠。因为，我们的确是那场运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然而，「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两周年了，海外十几万大陆学人和流亡人士，到底还有多少人一如「六四」民运时一样，仍然保持着当时的热情与冲动呢?当「六四」惨案发生后，中共加紧对国内人民的镇压和对海外学人的控制与恫吓，一系列的个人利益受到冲击时，又有多少人敢于抛开自己的私利而与中共直面直言的呢?

事实上的回答是：自「六四」以来：海外民运组织又难于发展，海外民运举步维艰。崮中原因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海外中国人的群体状况如斯：有其共识，却少其利益的共同。所谓少其利益的共同，就是指民运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往往是相冲突的。而不少人在面对这两种利益的抉择时，往往选择了个人的利益

，而将民运的利益放在其次；将责任与良知屈从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之下。「六四」后，我来到西方，接触了一些学人和流亡者。其中很多人给我的印象是：对民运的事，谨小慎微，躲躲闪闪，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很令人失望。似乎中共暴政的阴影把他们压得不敢动弹。在海外大陆中国人中「六四」热消失的现象，也存在于民运组织内部。前不久：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的一个小刊物《自由魂》的主编周乔瑟先生在来信中说，这个刊物除本分部负贵人齐墨先生经常给他写一纸文稿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会员写一个字的文稿来「支持」刊物的编辑。尽管《自由魂》一再广招贤人，但仍然门可罗雀。每到月底，周乔瑟先生都得为缺乏稿件而陷于冥思苦之中。而且，《自由魂》的全班人马就只有周乔毖先生一人。《自由魂》这个刊物，是民阵德国分部专为打进中国大陆的一份宣传民主、介绍海内外民运信息的宣传品，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想，作为会员，对这样一份有实际价值的刊物，是应该

具有起码的热情与关心的。或许有人会说，留学生学习和工作很忙，无暇抽身。这不是理由。理由是，有没有保持「六四」时期的热情和关不关心民运。有热情者，关心者，是不会「抽不出」身来为自己的刊物写几个文字的。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再忙也不及王若望，王军涛等人生命的「忙」。王若望先生在身陷监视中尚敢挺身而出，为友人和中共当局唱一曲哀歌，而身居域外，饱享民主自由之利的学人和流亡者，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或不敢站出来为自己的理想做一点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丧失其热情和关心。不过，他们的关心是站在民运的外围，对海外民运品头论足，「指点江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就是不站出来为民运做点实事。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弱点

面对王若望先生的凛然正气和无畏精神，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体内部深藏的怯懦与那个「小」。自「六四」后逃至海外以来，回想自己的所做所为，竟找不列为民运做了点什么实际的事。悲也!枉也!我在亡命泰王国时，一次与曼谷《世界日报》一位姓赵的社长晤谈，他听说我们是从大陆逃亡出来的民运人士之后，颇有微词。他直截了当的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为什么要逃出来?无非是怕坐中共的牢。既然怕坐牢，当初你们还去搞什么民运?要知道，坐牢也是一种抗争。你们不是真正的抗争者。当时，我对他的这番话很有抵触。然而，时至今日，在边观海外民运现状和面对王若望，王军涛、陈子明等人的实际表现后，我开始觉得赵社长的这一席话亦不无道理。是的，我是怯懦的。为了争取中国人的民主自由的权利，我曾经做过一点事情；但是，当危难到来之际，我却像一个逃兵一样，丢下自己的勇气和信心，保命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弱点就是，其抱负和理想都是建立在保全性命的基础上的；一旦生命受到威胁，一切信念和追求都可抛弃。

可是，如今我们这些身居域外的中国人。既没有生命的威胁，也不存在为这个威胁而放弃自己信念和良知的问题。那么唯一使我们不敢或不倾心的原因，就只有那么一点点个人的利害得失了。

哀哉!吾等偷生之辈!难道生命比信念和追求更重要么?难道现存的个人利益此生命更宝贵么?

可幸的是，在数十万大陆中国人中，仍然有不少人没有丧失「六四」民运时的热情与冲动，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事业奔走相告，殚精竭虑。北京政府在审判王军涛、陈子明等民运人士时，也有葛洵这样的人敢于挺身而出为友人王军涛受审一案作旁听。前不久，也有丁学良、何文其人为包遵信写一纸呼吁

「救救老包」的文字。「六四」的血终究不会白流，中国人中还是有侠肝义胆之士，还是有矢志不渝者。

中国人应该是有血性的

面对他们，面对那些冥冥之中的冤魂和至今仍然遭到残酷迫害的朋友，我们实在是应该自省，应该将意识底层的良知与责任感焕发出来，忘却那些属于个人的蝇头微利，忘却那些苟且偷生的欲念，拿出一个中国人的志气来，勇敢面对这「惨淡」的人生和世界。不是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活得像王若望、钦本立，王军涛之辈一样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的呢?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有理想，有坚强意志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是有血性的!

忘却是为了记住,永远的记住，记住那个血腥的六月，记住中国的苦难，记住我们末竟的民主自由大业。「六四」不是中国的一次感冒和发烧，不是我们的敲门砖。它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它是我们挑起民族自新与世界进步重责的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平原的这句长嗟，应是我们现实的映照。求索!求索!我们亦将上下而不懈地求索，求索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于西德

《百姓》半月刊　　199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