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中国大陆局势的共同声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于纽约

当前，中共专制政权的最后一位独裁者邓小平已走近其生命历程的终点，中共统治集团各派系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在激烈进行，大陆各阶层人民与中共特权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日趋激化，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社会已进入后邓时期的前夜，大陆政局大变动的帷幕业已拉开，为了因应这—紧迫的局势，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国海外各民运团体的负责人和部分民运工作者从世界各地集会于美国纽约，集中讨论了后邓时期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兹决议发表共同声明如下：

一、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可能再为中共提供一个毛泽东或邓小平式的经历过长期战争角逐因而享有“绝对权威”的军事强人，而这样一个超级独裁者的行在是维系中共极权专制这架古老机器能够运转的首要前提。由于历史潮流的制约与专制制度天然的局限，中共已无可挽回的丧失了再培植一个“绝对权威”的历史时机，这就使中共一党专制堕入不可克服的政治危机之中。可以预料，由邓小平指定的所谓“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的政治前途绝不会比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遭遇更为美妙。无论邓后中共领导集团如何自觉地“共体时艰”和“团结对敌”，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共一党专制这样一具腐朽的政治架构之中，争夺最高权力继承权的斗争不但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由于这种斗争关系到斗争各方的生死存亡和他们各自的根本利益的得失，因此，这一斗争的残酷和非理性将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邓小乎之后，由于江泽民，朱镕基等新一代的权力角逐者根本不具备邓小平这样的资历，背景和影响力，所以，这场斗争将在不断的拉拢同盟军和争取第三势力的混乱局面中进行。鉴于历史再也不可能为这场斗争找到一个公认的最高裁判者，所以，这场斗争的基本走向足可以顶料的，那就是大陆政坛从此将走上一个由单一权力中心转变到两个甚至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竞争的局面，走向由极权转变为分权制衡的局面，这样，中国民主运动就能够在多中心和分权制衡的局面下得到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发展的条件。

二、关于废止一党专制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中共顽固坚持推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倚仗暴力剥夺全体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选择权的荒谬基础上的，它窒息了全社会的自由，极大的束缚了全民族的创造力，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实行一党专制就必然会导致恐怖和暴政，随着共产主义的阵营的崩溃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一党专制的反人性和反理性的本质已经遭到整个文明人类的唾弃，四十年来的社会实际已经清楚的显示一党专制是造成中国大陆人民长期贫困和普遍愚昧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的极终根源。中国民主运动是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依归的政治力量，我们认为人民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解除人民的被奴役状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民主运动坚决主张无条件的废止现行的一党专制。由于一党专制违背了现代文明人类的人道与正义的基本准则，由于它与世界民主潮流相抵触，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必将面临无法克服的政治危机。中共极权专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我们认为，实行自下而上的公平选举和召开制宪会议是走向废除一党专制的必要步骤。

三， 关于保障基本人权

人权问题是民主运动的核心问题，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由人民选择当政者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而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病就是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其中包括人民选择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权利，而确保人民得以行使这个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础。中共为了掩盖其一党专制践踏人权的罪恶，在人权问题上作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诡辩，他们一会说人权就是穿衣吃饭的权利，一会又说人权就是生存活命的权利，一会又说中国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殊的人权标准。这些滥调充分证明了中共无知和横蛮，反映了中共当权派以救世主自居和以奴隶主自命的疯狂心理。正如人权宣言指出的，“对于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中共以为，只要偷换了人权概念的内涵，就可以抹杀十二亿中国人民的争取自由的权利，真是既愚蠢又荒唐。

其实，人权这个概念有着世界公认的明确的含义，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已对“人权”作了详细的解释和严谨的界定，人权是指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等多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在构成人权的诸自由中，至关重要的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是不可分割与互相依存的，只要剥夺了其中的一项权利，作为整体的人权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人权无国界，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无一例外的都应该享有共同的人权保障。人权是人类区别文明和野蛮的基本标志。中共坚持自己有不同于文明人类所认可的共同的人权标准，这无异于不承认自己是文明人类的一员，也不打自招的承认了在一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毫无人权的奴隶地位。

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经济利益，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来镇压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径违背了现代文明人类的基本原则，我们强烈地谴责中共当局的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一切被捕的政治犯和其它良心囚犯。我们强烈要求中共能够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规定，把人民应该享受的权利还给人民。

四，关于社会不公

邓小平南巡以来，又一波经济改革的浪潮刺激了病态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特权利益，顽固的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社会的经济活动缺乏必要的法律制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中共特权阶层借改革之名，大肆侵吞国家资源和人民财富，巧夺豪取，化公为私，贪污成风，官倒横行，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严重的社会不公激化了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为未来的社会动乱埋下了危险的火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打倒官僚买办”， “消灭剥削阶级”为号召而起家的，历史的讽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亲手培植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和贪婪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与过去的剥削阶级的不同只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任何资本和经营，只需要凭借它的政治特权就可以把原来属于国家的财产占为已有，特权阶级暴发户的骄纵和挥霍与广大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于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自欺欺人的中共无疑是极大的嘲弄。必须指出，造成目前中国社会严重社会不公的真正原因是中共的一党专制。必须彻底废止一党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止社会不公。

目前，我们主张立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制止社会不公现象的恶性发展，用法律的力量，打击特权阶级侵吞国家公产的犯罪行为。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通过公平的立法，把本来由人民创造的財富有步骤的切实归还到人民手中。

五、关于工人问题

中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曾被中共捧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却沦为挣扎在社会底层最无权利也最贫穷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而且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最大受害者。随着经济改革中大量国营企业倒闭和亏损，大批工人面临着失业和领不到工资的严重威胁，由于中共统治者从来没有制定过起码的社会福利制度，企业一旦亏损和倒闭，广大工人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十分艰难，而且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在一些外资企业和特区的企业中，工人缺少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恶性工伤事故大量发生，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剥夺工人人身自由和摧残工人身体健康的现象。在中共的统治下，工人阶级非但没有享受到作社会主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在实际上已经沦为新兴特权阶级的工具和奴仆。

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的基本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报酬都必须得到切实的保护，一切损害工人权利和侵犯工人利益的行为都必须立即制止。我们坚决主张工人有组织独立工会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国家必须制定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规以保护工人能够在失业或失去劳动能力时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源。

六、关于农民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靠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中共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战争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牺牲者都是农民，可以说共产党是靠农民的奶水长大的，但是，中共建政以后，广大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成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农奴。严酷的户口制度又把农民打成世世代代不得翻身的二等公民，农民有缴粮上税的义务，但是却被剥夺了工薪阶层所能得到的基本的物质待遇，农民成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最大受害者，农民承担了中共弊政后果的最大牺牲。大跃进时代被饿死的三千多万老百姓，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拘禁在公社化枷锁中不得解脱的农民。

民主运动是为全体人民争取基本权利的运动，我们坚决主张立即废除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立即废除一切歧视农民和盘剥农民的不平等政策。

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公社化解体以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这是造成目前严重的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必须依照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制定公平合理的土地法，重新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国家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必须给予农民以合理的补偿，农民从事一切其它的企事业活动的时候，应该享受其它社会成员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我们坚决主张农民有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农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

七，关于西藏问题和民族问题

我们认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民族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我们认为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我们主张，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的适当时机，可以通过全体西藏人民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此以前，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应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以沟通双方的立场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使用暴力来解决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大汉族主义和大中国主义都是应该抛弃的，同时，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可能的狭隘排汉行为和极端的分裂主义倾向也是必须防止的，因为这种倾向不但不能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民族之间的分歧，而且在实际上也必然会伤害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在尊重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和平的，友好的解决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纷争。

为了给西藏问题的合理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必须真正的做到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原则，除了国防和外交涉及到国家主权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处理外，民族自治地区的其它一切事务都应该交由该民族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政府全权处理，中央政府不得横加干预。中国共产党驻藏领导机构应该撤出西藏。汉人不应插手少数民族内部事务。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实际的尊重。

八、关于台湾问题

我们主张两岸政府共同承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并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现实。我们反对并谴责中共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为地方政府和排斥中华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横蛮行径，中共统治大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这个政权虽然在国内缺乏经由人民选举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承认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中国民主运动并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我们否定的只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政府在国内政治范围内的程序合法性。同样，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地位，我们坚决反对中共政权用武力来并吞台湾的企图和行为，我们认为，在统一问题上，两岸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目前的政治现实，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阻碍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的根本障碍，只有在中国大陆完成民主化之后，统一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同时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认为统一必须要反映两岸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意志，统一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在增进两岸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这一基本前提下，统一才是值得追求的。

我们认为，部分台湾人民由于历史的创伤和出于对中共专制的厌恶而产生的台独的主张和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独在实际的政治领域中不但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遗害无穷的，主张台湾独立，客观上提供了中共用武力侵台的口实。鉴此，我们反对台独的政治主张，我们认为保卫台湾安全的根本办法是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才是台湾前途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九、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中共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以来，实质上已经抛弃了在经济领域里的共产主义教条，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分析，中共已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然而，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的经济利益，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面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和马列主义的破产，中共已经无法在意识形态里找出其维持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为了从这个名不符实的窘况中解脱出来，中共不得不祭出狭隘爱国主义和排他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欺骗人民。

中共愚弄人民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故意混淆政党和国家的根本区别，故意混淆政权和人民的根本区别，他们偷天换日地把共产党和中国等同起来，把共产党政权和人民等同起来，中共根据这种荒唐的逻辑把凡是反对中共暴政的人民打成反华份子，更荒谬的是他们把拥护不拥护中共当成爱不爱中国的唯一标准，这实质上反映了中共当权者把国家当做一党私产的病态心理，更可笑的是中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中国大陆的所有发展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其实，大陆近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十二亿中国人民挣脱共产党的束缚与不断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人民辛勤开拓的结果，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共的恩赐，而是全体人民的努力，实际上如果没有共产体制的阻碍和特权阶级的盘剥，凭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必已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水平和规模。我们呼吁全国人民识破中共鼓吹狭隘爱国主义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以巩固其专制独裁统治的卑劣伎俩。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但是绝不爱数典忘祖，欺压同胞的共产党，我们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我们也乐见其他国家发展和进步，作为世界民主潮流一部分的中国民主运动，我们当然欢迎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自由事业，我们在屏弃民族自卑感的同时，也要防止盲目的种族优越感，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在种族至上主义的病树上不可能结出健康的果实。中华民族应该以宽阔的胸襟，以文明人类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身份，共同迎接文明人类新世纪的曙光。

十、关于动乱和稳定

近年来，中共统治者剥夺人民基本人权和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借口，是“防止动乱”和“保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成了中共政权的“保命符”，这种本末倒置的骗人手法是十分荒谬的。

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中共实行的一党专政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动乱(甚至战乱)的根本原因。

诚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稳定的前提是公正，安定的条件是公平，一个倾斜摇摆的水桶当然无法保持水面的平稳，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公平和正义。试想，在少数不受人民选择和社会监督的“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永远覇占政治权力和任意侵吞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呢?在一党专制下的所谓“稳定和安定”其实意味着对社会正义的践踏和对人民大众的奴役。

中共习惯于把制造动乱的帽子套到主张人权的民主运动头上，这是不值一驳的。众所周知，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主要区别在于：民主政治是通过公民的自由选择和经过候选人的公平竞选来决定政府公权力的产生和交替的。所以，政府权力的交接自然是经由和平的和良性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专制政治是通过当政的独裁者私相授受或无规则的派系斗争甚至经过宫廷政变和流血战争来决定权力的归属和继承的，所以专制政治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和分裂。

从五六年的“反右”到六六年的“文革”。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到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历史已经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一党专制是动乱之源。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用血腥的专政手段来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他们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摧残人权，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杀人如同刈草，冤狱遍于域中，长期苛政郁积的民怨犹如一座“缄默的火山，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着了魔”，在专制之下一点火星可能燃起燎原之火，中共欺世盗名地把暴政之下的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病态社会称为“稳定和团结”，这既是统治者的狡诈，也是独裁者的蒙昧。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若是待到“火山进发，一切都报”的那一天，中共再欲回头寻觅妥协之路恐怕为时已晚了。

我们要警告中共当局，靠暴力镇压造成的虚假繁荣和政治冷漠常常是政治大风暴的前奏，在整个地球都朝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转动的国际大气候下，企图在中国这个人民已经觉醒了的大国继续长期维持一党专制完全是痴人说梦，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如果不愿做顽固派的殉葬品，为今之计，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抓住上帝把邓小平这块顽石搬走的天赐良机，及时宣布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作为第一步，首先做到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然后，宣布进行自下而上的人民普选，只要做到这两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可能迈上良性过度的康庄大道。

中国民主运动是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改革运动，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真诚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能够避开社会动乱和暴力冲突的暗礁，我们力争通过和平与理性的方式来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大厦奠基的光荣使命。当然，这只是我们良好的愿望，而要使这种愿望变成现实，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中共手里。

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中共一党专制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我们坚信，无论中国民主大业最终将通过何种方式来完成，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制度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的太阳必将普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地。

出席会议的民运团体负责人和民运人士(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大海、王若望、王炳章。杜智富。吴方城。汪岷，胡平。马大维，徐邦泰，倪育贤，盛雪，张伯笠，项小吉，万润南、杨巍。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