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按：王若望生前，在自己营垒里，吃苦药默默承受，茉莉花老师是若望带着遗憾离世后第一个公开还若望公道的人，下面收集两篇茉莉花慰藉若望在天之灵的文章,2005-11-8】
（一）
质疑与建议
－－－茉莉致中国人权组织理事会
中国人权主席和各位理事：
值此一年一度的理事会召开之际，我把我和中国人权负责人之间长达一个半月的争执，向理事会做一个汇报，请求各位理事主持公道，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12月诺奖百年庆典，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常务秘书隆德斯达德先生公开表示，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要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信号，我们中国人应该积极推荐自己的人选。即使没有这个信号，我们也应该竭力去争取。于是我先后委托郭罗基、刘宾雁、郑义等人，去向中国人权负责人陈情，建议推荐天安门母亲做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认为，她们是最符合诺贝尔标准、最能代表中国人权抗争的人选。
然而，我所有的建议和努力，全都撞在冷冰冰的石头墙上。中国人权负责人不但不理睬我的建议，反而对天安门母亲的成绩表示轻蔑，进行贬低，说给她们争取提名是“浪费了一个珍贵的机会。”不管是我委托他人去好言劝说，还是激烈批评，中国人权负责人拒不接受建议。
2001年12月10日，全美学自联担负起推动提名的工作，短短的半个月，就在十几个国家展开了推动提名工作。天安门母亲的事迹不但感动了许多外国人的心，而且激励了在国内政治高压下的人们，他们纷纷顶住压力，发出支持的声音。诗人献诗，画家献画，很多人都想为这次提名尽一份心意。连续六次被提名的魏京生先生表态说：天安门母亲获奖比他本人获奖更有意义。就连长期以骂民运为乐事的网友，这次也宣布不反对，以表示一份尊重。可见，天安门母亲获奖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是众望所归。
人们殷切盼望天安门母亲获奖，是因为大家知道，她们的获奖对中国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这将给中国和平的政治改革增添催化剂，也是点拨昭雪“六四”的一个枢纽。天安门母亲代表一个民族的伤痛，抚慰她们的伤口，意味着开创中国未来的人权前景。
然而，中国人权负责人完全不在乎这一切，他们讲不出半点像样的道理，却顽固地拒绝参与，从而让大家失望，使中国人权组织的公信力受损。这个耻辱，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权组织的历史上。
下面我谈三点具体的质疑与建议，请理事会考虑：
一， 拒不推动提名，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郭罗基先生在12月12日回复我的信中说：刘青等人“早已从挪威方面得到信息”，并且“着急”了好几天。那么，请理事会调查：
1, 刘青等人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权组织的主席和其他理事和他们一起“着急”，而只是小圈子里偷偷“着急”？
2, 在那几天里，他们讨论了些什么，其内容能够向理事会公开吗？尤其是郭罗基先生的态度，前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不支持，请问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3，刘青等人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中国的关注当做“一个珍贵的机会”，但他们既不推动提名天安门母亲，也不推动提名其他任何人，那么，他们把这个“珍贵的机会”送给谁了？
4，为什么曾以组织身份推动或提名多种奖项的中国人权组织，到了这一次，却奇怪地以“组织不宜”(
萧强的原话) 为借口拒绝推动？他们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呢？中国人权负责人必须对此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分析推出这么两个可能性：
第一, 刘青等人在为自己争取提名。
第二，他们拿这个机会和其他人权组织做交易了，比如，压住天安门母亲的提名，以给阿根廷母亲让路，由此获得其他回报和好处。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身负保护中国人权重责的刘青等人，为什么要贬低天安门母亲，抬高阿根廷等国的母亲。他们说：不但是阿根廷母亲比天安门母亲有成效，“甚至菲律宾、韩国的同类群体都排在前面。”拿自由国家的母亲与专制国家的母亲相比，这是缺乏基本常识的表现。
为此，我建议，理事会要求刘青等人诚实地回答上述问题，以求了解真相。你们每一位理事都有知情权，我等待理事会的调查结果。正是由于专制制度有太多的黑箱作业，才使得我们憎厌它，反抗它。所以我们才寄望于非政府人权组织和民主机制的透明性。
同时，建议理事会对此采取一些弥补性的措施：
A，立即做出推动天安门母亲竞争诺奖的决议，以弥补中国人权组织这次丧失公信力的损失。
B，制订一个内部规定，禁止中国人权负责人为自己争取提名。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其他奖项，拿工资的人权工作者，都要把国内第一线抗争的人放在首位。即使是西方人只认识中国人权负责人，要把奖项送给他们，中国人权负责人也应该主动谢绝，以不给人留下以权谋私的印象。
二， 刘青不宜再任职中国人权执行主席
这一次和刘青交锋，我对他那傲慢专横的态度感受特别深刻。他忘记了自己只是被血泪捐款供养的工作人员，而把自己当做领导人。例如在郭罗基先生的上述复信中，刘青等人说：“天安门母亲，在国内没有运动，主要是在国外运作”。国内那么多人义务参与了收集死难者名单的工作，刘青等人却贬低其巨大价值，抬高自己在海外做的那些服务性的次要工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刘青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么多年来，
他从一个热情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冷漠自大的官僚。据我的了解，在海内外异议人士中，刘青已经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而理事会对此居然不太知情。现将我了解的情况简单介绍几点：
1, 工作渎职，强行封口。
据司马璐先生反映，他曾经托刘青转交一百元美金给在中国羁狱的政治犯徐文立，徐文立太太却说没有收到。司马璐先生问刘青是否转交了那笔钱，刘青说不记得了。后来，刘青在朋友家请徐文立太太吃饭，逼徐文立太太收回原话，把徐文立太太都逼哭了。
不将捐款送到捐款人指定的捐款对象手中，或任意篡改捐款用途，根据个人关系亲疏决定捐款对象，对刘青的这一类的指控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举出。
2,冷漠无情，拒绝救助国内政治犯
据国内政治犯反映，自从刘青的弟弟去国之后，他对国内政治犯基本上不再关心，导致不少政治犯求助无门。尤其是对于外省不知名的政治犯，刘青对他们的困苦一般是袖手旁观。
1997年底，我为刚出狱的湖南政治犯何朝辉向刘青请求帮助，汤一心为何朝辉的处境写了详细介绍并传真给刘青，但刘青只说收到了，此后渺无音信。直到八个月以后我再次找上门，刘青回答说：资助政治犯已经不是中国人权组织的项目（请理事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来自贵州的前政治犯黄翔和张菁，曾多次提请刘青关注贵州等一批民运人士的命运，但刘青不予理睬。张箐不满地说：“到底是刘氏人权、北京人权还是中国人权？”
至于一些从生死线上逃到西方的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冷遇。只要不是大名人，刘青的态度就冷漠得可怕。他们经常声称中国人权组织“不是慈善机构”。例如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到了美国请求刘青帮助办政治庇护，刘青板起面孔说：“你不应该出来。”使得走投无路才逃出虎口的吴学灿再度受到伤害。
3，诬蔑他人，制造内斗
长期以来，刘青等人对自己的竞争对手---香港中国人权民主信息中心的卢四清，进行广泛的中伤诬蔑，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某些西方人权组织对此也深为反感。1999年，一位英国大赦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刘青早在好几年前就叫我们不要相信卢四清，结果我们发现，卢四清的报道比他们的更多更好。”现在卢四清贫病交加，连买医疗保险的钱都没有。刘青等人的长期诬蔑，是导致他得不到必要的经济援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去世不久的王若望先生，刘青也曾经诽谤他，造成他晚年的痛苦。刘青公开说：王若望的中国民主党做了几百个政治庇护，道德败坏，这种人不能让他参与民运。后来证实这是一个误会，刘青也拒绝公开道歉。
人权组织本来有自己限制性的定位，但刘青却要高高在上地插手民运组织事务。例如那年王炳章回国“闯关
”被捕，刘青迅速发布九号新闻稿，对王炳章进行愤怒谴责。这种超越人权组织本分谴责受害人的行为引起很大反弹，导致一场内斗，中国人权组织声誉因此严重受损。
当然，作为中国人权负责人，刘青是做过一定的工作的，但是他的付出都收到了丰厚的报酬（一年几万美金的年薪以及各种荣誉），所以不需要本人来帮他总结成绩。上述几点，足以说明，刘青损害中国人权组织的一面，已经不容忽视。
为什么刘青会走到这一步？这与你们每一位主席和理事有关。长期以来你们过于信赖一两个人，很少尽监督过问之责，使得刘青越来越有恃无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的定律。此外，由于人权组织头上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不容外界公开批评，这样，中国人权组织就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刘氏人权”。
刘青本人需要进修提高自己。他几乎是刚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坐上主席的位置，完全没有以平民身份接触认识西方社会的机会，这样，他缺乏系统的人权理论和现代管理知识。他心胸狭隘眼光短浅，总是以不适当的方式处理事务，也是一个公认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刘青不宜再任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席，现在是结束为人垢病的“万年主席”的时候了。这不但对刘青本人的发展有利，也可以给年轻有为的人权人士提供锻炼的机会。
三，中国人权组织边缘化和变质的危机
尽管中国人权组织享有巨大资源，但不少人认为：它已经被边缘化，不再在促进中国的人权事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从国内外不同渠道了解中国人权组织的影响，普遍看法如下：
它在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方面，不如一个《大参考》：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抗争的方面，不如一个卢四清：在人权民主理论的探讨上，不如一个《北京之春》。它拿着用不完的捐款（据说去年剩余二、三十万美金），却拒绝援助国内遭难的政治犯，连中文杂志也不出，在推动人权理论的建设上也做得不多，这次又拒绝推动天安门母亲的提名。那么，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权组织负责人到底在做什么？
当然，中国人权组织还是在做一些有益人权的工作，但似乎是以获得金钱援助为主要事业，用萧强的话来说，是选好项目“对外推销”。以前找捐款是为了关注国内的事业，现在目标发生了错位，做项目是为了找捐款。在出风头找捐款方面，中国人权组织是成功的，但是这不再与国内的人权事业有太大的关系。正如刘青的一句名言：“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我只对我们的组织负责，只对基金会负责。"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中国国内的人权事业，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
更大的危机是，中国人权组织有可能异化、变质为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应声虫。曹长青在《角色不清的中国人权》一文中谈到，萧强曾经对美国朋友宣扬支持中国办奥运，令美国人权人士大为吃惊。按照常理，人权组织即使不反对专制政府办奥运，至少应该保持沉默，为什么萧强这样热衷于宣扬他支持中国申奥？据说现在中国人权组织的捐款人中，有一些美国人在中国有商业生意。如果一切为了捐款不再坚守理念，那么中国人权组织成为共产党的应声虫，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看看美国原来反共的中文媒体被收买的情形，我们就应当引起警觉。
一个流亡组织，一旦远离人民的监督，远离其服务对象，没有外部竞争，内部也没有足够的制约和监督，就很可能走上这条路---违背初衷，自我服务，最终被人民摒弃。
为此我建议你们：尽快设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构，广泛听取国内外异议人士及民众的反映，改善为国内那些被剥夺了人权的人们服务的态度，探讨推动人权事业的途径。在内部，应该加强财务的监督。我和其他人将把国内外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你们设专人负责接收处理。
各位理事，我花费极大的心力，向你们痛陈中国人权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弊病，正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正是因为我关心中国人权组织。希望你们全体理事认真考虑我提出的问题，并做出善意的答复。如果你们认为我提出的建议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可以在中英文媒体上展开广泛讨论。
致礼！
茉莉 2002年1月29日
（二）
我们等待刘青的道歉
----玮琳访谈录之一
——摘录
茉莉（瑞典）
玮琳是中国人权组织早期的义工，后来曾一度担任办公室管理主任，其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备受赞赏。在玮琳心目中，人权组织是"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但是，这位热情、能干而正直的女性员工，却愤怒地指控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侵犯她的人权，酿成了著名的"玮琳事件"。茉莉为此对玮琳进行了专访。
茉莉：玮琳你好，我听说你很早就在中国人权组织里做义工了，令人尊敬。那时你是一位年轻而充满理想的姑娘，对人权组织充满向往和期待，可否请你谈谈你当时的心情？
（中间内容略）
茉莉：玮琳，你可以在我们这个采访里，对中国人权组织提出你的抗议和要求。
玮琳：我坚持保留我的权利--要求中国人权主席刘青道歉，我愿意等待中国人权主席学会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道歉。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要诚心悔过。实际上，承认错误，并非要给别人一个交代，更主要的是要让自己成长，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如果刘青学会道歉的话，他就会进步。死不认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茉莉：玮琳你的话通情达理，令我很感动。让我们一起耐心等待刘青的道歉。
玮琳：已故的王若望先生曾被刘青冤枉，刘青也不道歉。王若望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请人权主席给予保障：王若望的基本权利。"现在，虽然王若望先生已经走了，但是，我相信等待刘青学会道歉这一天的人，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少的人和我一样在等待着。
茉莉：是的，刘青也应该对王若望的地下之灵道歉，对王若望的遗孀羊子道歉。
玮琳：中国人权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对人权的理解和执行应该有比一般机构更高的标准；作为这个人权组织的主席，同样的，主席本身就应该遵守更高的人权准则和行为操守，人们也有理由要求他应该对人权有更深的理解，并在执行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权的真谛。要不然，如何能肩负起为全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责任？可怕的是由于刘青的个人行为，使不少人对中国人权组织失望。
茉莉：我想，即使刘青本人没有道歉的自信，中国人权组织作为一个机构，应该承担起集体责任，以组织的名义向玮琳及其他人道歉。让我们坚持等待下去，直到他们悔悟的那一天。
2005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