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主斗士王若望在湾区预言

中国的两个变局

一是人民起来接管政权：一是共产党内部分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被海外知识界称为“民族的良知”、“民主的斗士”的中国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携夫人羊子，日前从上海飞越太平洋上空，来到大洋彼岸的三藩市。王若望这次是应纽约哥伦比亚太学之邀，作为访问学者来访，第一站先到湾区歇脚。

沐浴在加州和煦的阳光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王若望直有“恍若隔世”之感：他不必再担心说话被窃听，外出被跟踪、电话线被切断；更不必再担心某一天，警察会又突然闯入，带他去某个神秘的地方……王若望，这位被美国报章称为“中国异见者之祖父”的民主斗士，矢志以他晚年的余晖，继续为中国民主之熊熊火炬，添一分热，增一分光。

王若望坐在黄雨川豪华家居的客厅中，眼前是置有美人鱼喷水池的后花园，远处的山峦，绵延起伏：天空清澄，蔚蓝一片。客厅里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女主人悉心的安排，使整个家居显出一种高雅的格调。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恬静。十六小时的旅程，就这样改变了一切?王若望的眼前，似是还浮现着上海的街道，上海的房屋，上海的人流……而争取来美的戏剧性过程，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王若望，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分别是八八年和九O年，均被官方一口拒绝。今年六月，哥大又发邀请，王若望于十四日收到邀请信后，即去公安部门申请，对方以“不合格”又予拒绝。王若望气愤之下，突然想到走“后门”。原来，他家楼上住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平时，王若望与他几乎不交往；这回，他却起用了这层“邻里”关系。不过，虽然是有求于人，王若望不但不低声下气，反而话带要挟：“不批准我去美国?有没有想过后果?你们是否还想制造哄动世界的新闻?”副部长尴尬地笑笑，叫他别着急。果然，这一招奏效了，副部长隔天便指示作家协会通知公安局；“一定要放行”，并强调这不仅仅是市委的意思，也是中央的意思。

以后的发展便一切顺利。申请护照只用了十六天，七月十日清晨六时二十分，便由人专程送到府上：七月十五日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不必排队，优先签发，当羊子表示表格上有些问题由于英文表达上的困难，希望拿回家去填写时，领事却执意说：“干吗要明天?今天就在这儿办完!”他于是介绍羊子去领事馆附近一家私人翻译社，几分钟之内便完事。离开领事馆前，副总领事还出来接见了王若望，对他去美国表示欢迎。旅行社的朋友于是上前说：“机票包在我身上!”

八月五日，王若望与羊子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去到虹桥机场。过海关时，王若望可没有受到在美国领事馆的同样的礼遇，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打开检查,他带的一些手稿，被称为“违禁品”，扣置一边。“不让带手稿?我去美国是为了搞研究，扣了手稿我还去美国干什么?”王若望据理力争，恨不能有另一个宣传部长的“后门”可走。在一个关员拿着一分文稿去“请示”时，机智的羊子，若无其事地把余下的被扣文稿，统统装回箱子里，居然一无阻拦。

审稿的人回来了，手稿“完璧归赵”——是啊，这么大个王若望都放出去了，扣下他的几篇稿子又有何用?“你们还想制造哄动世界的新闻吗?”不!不想!

中国民航的班机徐徐滑向三藩市国际机场的跑道。出了海关，这里是另一片崭新的天地。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黄雨川一行，张开臂膀，迎来了这位满头白发，历尽艰辛的千呼万唤始过来，坚强的民主斗士。

初来乍到，王若望夫妇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怎么马路上看不到交通警?空气是这样清洁新鲜，根本用不着擦皮鞋!这里的办事效率真高，出海关时连找翻译带上帮助填表，只多花了半分钟!加油站的自动洗车装置，像小孩玩把戏，却在几分钟之间，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这里的小菜场(超级市场)，比上海的华侨商店(上海的特种供货商店)还要干净!噢，美国人太浪费了，塑料袋动辄一个，手纸巾动辄一张，看了让人肉疼!对了，这里兴“女士第一”，礼仪方面，我还要好好学学。

听记者问起初来美国的观感，王若望眯缝着眼睛，数数叨叨地说了上面这一段。总的印象呢?“美国人真幸福，三藩市人真幸福!”

有关人士可千万别恼火：这个“乱说乱动”的老家伙，一离开自己的国家，就拼命鼓吹起资本主义的优越来。

“我这个是‘横向比较’。我曾撰文呼吁中共要振作起来敢于横向比较，与香港、新加坡、台湾等中国人聚居的地区比，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比，比一比就会看出社会制度的优劣。”王若望坦然地说。

王若望的传奇式身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侧面的缩影。今年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一生中坐过三次牢。第一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一九三四年，年仅十六岁的王若望，已是地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因为参加罢工，被扣上“危害民国”的罪名，投入牢狱达四年之久。年轻的王若望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加入了共产党，他去过延安，是个标标准准的“老革命”，手中的笔，曾为捍卫共产党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已故的胡耀邦曾称他为“近卫军战士”。

第二次坐牢，是在“文革”期间。一九六八年，一项莫须有的“咒骂毛主席早死的现行反革命”罪，又使他从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在共产党的牢狱里渡过五度春秋。

第三次坐牢，是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王若望因在学运期间去外滩发表支持学生的演讲，又写文章规劝当局不要镇压学生，九月八日，以“煽动反革命”罪又一次被投入监狱，直至次年十月二十九日。

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牢应在“情理”之中，坐共产党的牢，而且一坐两次，却是远在“情理”之外了。发生在王若望身上的事实，是对中共历史的一大讽刺，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耻辱。奈何这位在胡耀邦下台后与方励之、刘宾雁同时被中共最高当局开除出党的老作家，丝毫无悔改之意，恐吓、威胁、坐牢，不仅没有动摇他的斗志，反而坚定了他斗争到底的决心。

“六·四”的血没有白流，它使人民对共产党的失望达到了顶点。如果说以前有这个认识的人只是三个五个，现在则有了七个八个。”王若望用他那一口上海腔国语，一字一句咬字分明地向记者分析大陆政局演变的可能。王若望说，中国肯定会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起许多党内斗争，与此同时，人民对一党专政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家更要求民主。大陆演变的可能，一是人民起来，改造接管现政权：二是共产党内部分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腐败的专制政府不会维持长久，中国早晚会进入世界大家庭。王若望说，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是持有限度拥护的态度，改革开放固然是好事，但邓讲话只字不提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提“六·四”，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正视这些，与老百姓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许多话邓小平说是说了，但没兑现，如“不赞成改革的人通通下台”，除了何东昌(原国家教委主任)一个，其余都在台上，有的还进了政治局：又如“来去自由，不究既往”，也没做到。王若望表示，中国人不会因坦克机枪的镇压从此万马齐喑，他们懂得如何巧妙地斗争，这些斗争现时还是“地下隐蔽形”，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公开出来成大气候。

坐在一旁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悄悄对记者说，他特别敬佩王若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陆铿与王若望是老朋友了，虽见面不多，但相知甚深。六·四前夕，陆铿曾去上海晤见王若望，当时的上海已是风声鹤唳，王若望此等人物更是早已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但陆铿眼前的王若望，仍是一副“乐天”相，丝毫没有“意惶惶而心旌摇”的神色。而一旦飞出铁笼身处美国，王若望则依然故我，亦没有欢呼雀跃，乐而忘形的表现。陆铿前一天晚上刚从香港飞抵湾区，一听说王若望来了，一大早便驾车去黄雨川家中探望，老友相逢异地，感慨万千，兴奋之情自不待说。

最兴奋的可能要数黄雨川了。这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早在八八年，就盼望着王若望的到来。当时，王若望荣获基金会颁发的一九八七年度中国民主杰出人物奖，黄雨川用航空挂号寄出正式通知，又寄上机票，邀请他前来领奖，但迟迟不得回音。后来才知道，王若望出国领奖的申请被官方所拒。黄雨川又多次打长途电话去上海王若望家，并多次写信联系，始终不得其果。这回黄雨川迎来了王若望，第一件事便是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向王授于这块搁置了五年之久的奖匾。

对海外民运，王若望有什么看法?

“我刚来，不能冒冒然发表意见，不过我想我可以说，各个民运团体，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有个人的患得患失思想，要在统一的总目标下，像一个人一样真正团结起来，不要让西方人笑话我们，不要对不起我们的祖宗。”

那么，你会参加海外民运吗?

“我会先看看，而后量力而行。我来美主要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搞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同时准备把正在写的自传的第三卷完成。(前两卷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基本任务。我想我会担任一个多角色的角色：初来美国，外出观光，我是个旅游者；在哥大搞研究，我是个学者；去民运团体，我可算是个有丰富民运经验的老前辈；而晚上回到家里写我的自传，我又会是一个作家。”

王若望年高志更高，他为自己的晚年安排了这么多的事去完成，他还想去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已通过陆铿向王若望发出邀请，王若望当然是“正中下怀”。长期以来，他一直有去台湾看看的心愿，“看看深圳特区的变化吧!深圳为什么是日益香港化，而不是北京化?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不仅是物理学原理，也是政治学原理。两岸关系，不是看哪边大，哪边小，而是看哪边水平高。现在许多台商去大陆投资，加速大陆经济发展，量变将会引起质变，对大陆的进步有好处。

王若望将于二十三日去加拿大温哥华作为期一周的访问，那里的民运团体和华人社团都希望一睹这位无畏的民主斗士。本文发表之时，正是王若望即将启程前夕，谨以本文为他送行，并祝他旅途愉快!

　　　　　　　　　　　　　《正报》1992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