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集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林
同
介绍『王若望自传』
(上)
离心作家王若望终于离开中国大陆抵达美国，此时明报出版社推出五十万言的《王若望自传》（原题《自我感觉良好》）有助于香港与海外读者明瞭，为什么一个五十九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会坚决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王若望原名王寿华，一九一八年生于江苏武进县丫河镇。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一家药厂做学徒时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因参与英美烟厂罢工而被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刑十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国共合作抗日，王获释去了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八年中历任中共西安工委委员、宝鸡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城工部青年干校讲师等职。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总支书记兼宣传部长，五二年调任上海柴油机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五四年任中共华东局文艺处副处长，后转任〖文艺月报〗副主编。
王若望的学历系师范一年，同钱穆、华罗庚一样，都是苦学成材的典型。一九三三年春开始在上海《新闻报》和《职业生活》上撰写杂文「豁拳闲话」，说唱词「新年漫歌」等。翌年为左联编辑地下刊物《职业生活》。在漕河泾第二模范监狱写下《狱中之歌》，《十二·六》，《牢狱中的呼声》等诗歌买通狱卒寄出，刊登在《北调》、《生活知识》、《读者生活》等杂志上，其中《义勇军歌》由巍峙谱曲，风行全国。一九三八年任武汉新华日报特约通讯员，发表「意想不到的残暴」等控诉日寇残酷虐杀战俘的作品；一九四二年在《七月》上发表小说「站年汉」；次年在山东《大众日报》上连载「毛泽东的故事」，其中「一个伤兵的愿望」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一九四五年在山东共区创办《文化翻身》半月刊，写了短篇小说集「吕站长」。中共建政后出版了散文集「赴朝慰问记」、中篇小说「乡下未婚夫」、「从半夜到黎明」等。中共的革命现代京剧始自王若望编写的「纸老虎」一剧，他的少年儿童读物「阿福寻宝记」改编成电影荣获一九八O年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很多评论当代政治的杂文。一九五七年杂文「步步设防」, 「一板之隔」, 「释落后份子」等,被打成右派,由姚文元宣布开除党籍。妻子李明因受刺激精神分裂亡故。但他仍不屈不挠，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一口大锅的故事》，继续抨击中共各级干部的瞎指挥恶果。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被囚禁四年。一九七九年才得到平反恢复党籍，遂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同年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当选作协理事。同年他与文革期间的患难朋友羊子结婚，还写出了描写黑牢生活的长篇小说《饥饿三部曲》。
王若望一直提倡思想自由与无为而洽，所以中共一直对他抱有戒心。一九八六年九月号《红旗》杂志发表「关于自由问题的反思」一文，就是不点名的批判王若望。同年年底他对本港某报记者谈及中共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分中央集权、国家大事小事都不向人民公开、选举制度欠缺民主等等，更加引起中共高层老人帮的忌恨。
一九八六年冬，他向全国知识界发信，倡议八七年二月召开「百花齐放」政策三十周年的全国会议，马上被中共保守派扣上了「宣扬资产阶级自主由义，煽动扩大言论自由」的帽子。一九八七年，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一九八九年又因支持民运，再次入狱，囚禁十四个月才交保释放。
王若望从产业工人出身，参加革命巳五十九午。以党龄论资排辈，他超过今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任何一位（比江泽民早入党九年、比李鹏早八年，比乔石早三年，比宋平早两个月，比李瑞环早二十年；王若望加入共青团一年后，姚依林才加人清华大学民族自卫会）。他十五岁投入中共怀抱，十六岁人狱、十九岁投奔延安。他当中共宝鸡县中心县委书记（相当于地委书记），江泽民只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李鹏尚在重庆育才学校念小学，乔石刚考入上海南方中学，李瑞环才四岁牙牙学语，宋平只是延安党校教务处一名小干事，唯姚依林任中共冀热察区委宣传部长，与王相同级别。所以难怪胡耀邦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一次讲话中称王若望为「老近卫军战土」。如果他紧跟中共老人帮，坚持四项原则，他今日的政治地位一定不低于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他年轻时致力于推翻「旧社会」，但是在他亲手缔造的「新社会」，他三次下狱、两次被开除党籍，一九八六年被中共总舵主邓小平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一生落入苦海无边的谶语，艰苦奋斗希望实现的理想境界没想到竟是苦不堪言的并无安全感的世界。」他自承：「我的觉醒过程是缓慢的、痛苦的，我在觉醒道路上每跨出一步，在共产党内即被认为是犯了—次政治错误——历史似乎跟我开了个玩笑，用莫须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惩罚我，恰恰将一个纯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忠臣孝子引向两反的道路，这不妨说是弄假成真吧!领袖们干了蠢事，层出不穷的政治迫害首先打掉了挨整者的盲目信仰和个人迷信；肉体、精神、人格的摧毁与侮辱，势必诱发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党和领袖的反感和仇恨；用非人道的专政手段将大量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关起来劳改，这就提供机会让千百万受害者阅历社会最低层的残酷现实；我在中国古拉格群岛三进三出，亲身体会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幕和实质。在莺歌燕舞的布景棚里，或是作家秉承上级意图到指定地点深入生活，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真象的」，他认为中共政治运动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墓」，以一句传神的江南谚语来说便是：「爱吃醋的丈夫泡出爱偷汉的媳妇。」
（中）
王若望自传是他一生经历的实录，它与半个世纪的中共党史紧密相连，从中可以看到本世纪中段中国共产党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唯其如此，这部文稿在《上海文学》与四川文艺出版社积压了五年，已经胎死腹中，最后由本港明报出版社付梓。作者的其它文集也只能由海外出版社印行，如本港百姓出版的《天地有正气》与台湾林白出版的《第二次结婚》。
近八年大陆盛行传记文学之风，某些将帅的回忆录，光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至延安窑洞至八年抗战至三年内战，便能拚凑数万言的背景资料，大约有数百名老红军的传记都能照此模式办理。这类公式化的书籍，凡涉及敏感的环节，就绕过矛盾隐匿真相或者含糊其辞。但王若望自传则恰恰相反，他是怀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宗旨写这部巨著的，他尽量公开历史及其本人的真面目，不矫饰、不溢美、不隐恶，这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时间跨越五十六年的《王若望自传》有三巨册，第一册自一九二三年至三七年；第二册自三七年至四九年；第三册自四九年至九二年。前二册巳出版，第三册要明年才推出。从第一册的可歌可泣故事，人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五十年前的青年学生会走上左倾亲共的道路，为什么中共所领导的暴力革命会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从第二册的血淋淋事实，人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年才俊拚命要往国外跑，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包括老革命）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作者从向往延安到唾弃马列，这一心路历程是人性战胜党性的过程，唯其善于独立思考、拥有起码的是非感，才不甘心充当被人摆布的工具与木偶，才不至于助纣为虐，才能逐步从愚人圈子里抽身出来。
王若望自传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一部针对暴政的控诉书，而且是一部发自内心的忏悔录。作者回忆一九四二年随中共山东分局巡视团到胶东区海阳县视察时，意外发现胶东军区锄奸部逮捕下狱的四十二名所谓「托匪」，全部都是严刑拷打的产物，受害人全系献身于革命的热血爱国青年，且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半是平津流亡学生回乡发动农民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此案虽经王若望大力营救而获平反昭雪，但巡视团抵达前已有八名革命同志被处决，其中有八路军五支队锄奸科长、平度县公安局长、胶东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等，他们没有死在日寇屠刀之下，却死在自己营垒的所谓肃托运动中。作者惊呼：「面对一大堆被害人的罪状，我的心不由得在流血，每一根神经都在战傈。」然而胶东肃托冤案只是冰山的一角，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山东湖西肃托事件、江西苏区肃清AB团事件以至四九年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的干部与群众。在那疯狂的年代，一个小报告、一句流言蜚语就会夺去一条性命。事实表明，共产党员协力创造了一个恶魔，让它出去害人害己，既摧毁了百姓的幸福，也损害了自身的一切。王若望虽然两次开除党籍三次下狱，总算保住一条小命。他的同志与难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茌左联编印《雇员生活》时的战友陈同生，中共建政后官至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因正直不阿而不断遭到靠整人为业的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打击，连降三级，文革初期死在红卫兵棍棒之下；他编《职业生活》时的伙伴金——一位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在浙江省委宣傅部长任上被活活打死；他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时的上司——生活指导处处长张琴秋，文革初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被「革命派」殴打致死，连独生女都遭酷刑致死；张琴秋的老战友吴仲廉熬刑不过自杀身亡，她的丈夫江华以浙江省委书记之尊，都救不了她。
王若望自传透露了中共党史中间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那都是当事人亲口所述，那就解释了不少历史疑案。譬如今日所有中共党史著作都说张国焘背叛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西征，以致于全军覆没。但据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悄悄告诉王若望：张国焘西征完全是遵从毛泽东的命令，西路军被回族骑兵马家军击溃的倪家营子战役，也是毛泽东布的圈套。当时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指出这是万万去不得的老鼠夹子，进去了就会出不来。政委陈昌浩起初有所警惕，但中央军委接连来电催促，陈昌浩盲目服从，便把部队引入了绝境。直至毛死后十五年，李先念才藉哀悼徐向前的机会，公开宣布「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毛泽东为甚么要把自己的同志赶入绝境呢?那是因为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敢于同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就以「打通国际路线，领取苏援武器」为由，把这支部队送入荒凉贫瘠的甘肃宁夏，给马家军打靶。
（下）
根据记载，西渡黄河的三个军共两万二千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马步芳部队
在古浪歼灭红九军半数兵力；十二月高台战役血战七昼夜，红五军全军覆灭，军
长董振堂战死。次年三月倪家营子一役，仅李先念率四百人突围成功，步行四十日
到达新疆。西路军西征不到五个月牺牲一万人，被俘一万人，其中五千人逃出俘虏营回到延安，带头人就是今日的国防部长、上甘岭的英雄秦基伟上将。那些被俘过的西路军官兵，多数没有李先念、徐向前、秦基伟那样幸运，他们流落四方，生活无靠。各地政府皆不予救济，每有政治运动便把他们揪出来批斗一番。
王若望在安吴堡青训班同一名伙夫结成知心朋友。这位四川大师傅原系西路军
的师参谋长，逃出俘虏营回延安后降职为伙头军。他告诉王若望批斗张国涛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辱骂张是军阀、土匪，还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是张害死的。这一切激怒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四百多名军官集体退席，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集体抗命。毛泽东下令关押了一百多人，许世友、王建安都进了监狱。
王若望自传也证实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一文中对中共高干纵情享乐腐化的揭露。那些满口马列教条的高干，几乎个个都是不择手段的色狼。例如延安整风时，《轻骑兵》壁报编辑李锐涉嫌「反党」被收押审查，而负责审案的马列主义理论家邓力群乘人之危强奸了李锐的妻子；那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用组织压力强迫比他小廿岁的女党员李锦充当泄欲工具，李锦想向上级申请离异，柯庆施威胁要把她当叛徒宰了。柯庆施后来再娶的妙龄女子，在肃反运动中含寃跳崖自杀，身兼女大校长的柯庆施也救不了娇妻；还有中宣部长凯丰，以传授马列主义为名，硬是缠住南开大学校花方纪不放，还纠集一帮子拉皮条的部下硬吃硬做，把口才文才部用来对付一个女人。
王若望由于地位低微，在恋爱方面饱受压抑与欺凌。他的同窗女友吴庆华同他
一起投奔延安，但不幸被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分配到山西临汾牺牲救国同盟会
总部。她跪下来要求那个女八路让她去延安与未婚大团聚，但使出全副柔情也未能
感动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八路。王若望的第二位恋人是北平失守时逃出来的女师大学
生徐春来，他俩建立超友谊关系后，组织上把两人活生生拆开，派王去西安从事工
运。王一再要求上级调徐春来人西安团聚，但上级一直以徐系买办之女为由不允成婚，徐春来亲自去西安探王，组织上坚决不让她见王，最后徐愤愤然离开革命队伍南下了。王若望第三位恋人是在西安搞工运时培植的大华纱厂女工歌咏队队长小白，组织上以他已申请调爱人来西安为借口，硬要把小白「分配」给一名张姓党员，以致小白精神失常。第四个恋人是在宝鸡县委朝夕相处的妇女委员李锦，她主动追求廿岁的王若望，当爱情瓜熟蒂落只差十三天就举行婚礼时，柯庆施通过人事部门向王施压，并把他调回延安。李锦的前夫柯庆施阴魂不散，不停地跟踪追击，直至五七年，柯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公报私仇把王若望打成右派，使王整整廿年不得翻身。柯庆施是江青死党，死后十三年，骨灰被撵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五位恋人李明是烟厂女工出身，这才侥幸获准成婚。有一次王在山东患黑热病，马上就有教导团政委与县长打李明的主意，所谓共产党主义道德就是如此!不幸这段姻缘仅仅维持了十七年，五七年王被开除党籍下乡劳改后，李明精神分裂过早离开了人世。还有，王若望十六岁时在上海纱厂区搞工运时，曾仗义从包工头手里抢救出一名行将被卖入妓院的十七岁女工裴杏弟，她在王的陋室中躺了半个月，真心诚意以身相委，可惜飞来横祸——区委姚书记突然被捕，上级命令他立即转移，裴杏弟也只好再打发回纱厂。
王若望亲身参加过山东土改，他透露光是一九四七年第三季度在土改斗争高潮
中，鲁南地区就有从二十多万人被流氓无产者活活打死，其中二分之一只是富农、中农或小商贩，他们是给土改工作队夹硬凑数的。当年毛泽东假惺惺下令「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时，山东的地主已几乎斩尽杀绝了。王若望指山：「中共特别强调地主还乡团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试问：促成并加深这种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谁
呢?」本书还摘引一名用乱棍打死老财的贫农所述：「俺们端了他全家，分了他的
浮财，要是留下他活着，肯给咱罢休吗?」土改运动实际上比文化大革命残酷多了，光是鲁南所杀「地主」就相当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只是由于新闻封锁的缘故，外界对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所知甚少。王若望的作品，文笔相当流畅，语言风趣幽默，使用成语典故民谚恰到好处，不像时下某些「才子」「才女」的作品那么干巴巴，原因是他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熟谙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的回忆录写得很轻松，并不刻意避回性爱的描写，这就显示共产党员并非特殊材料造成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对金钱女色之企求，一如常人。这就是中共难以抵挡「和平演变」洪流的致命伤。笔者希望早日见到王若望自传第三部，也希望有更多的「老革命」「老红军」勇于公开历史的真面目。
《探索》杂志106期（司马璐任主编）
（《世界日报》1992.10.14.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