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离心作家
——王若望在温哥华纪实 许行
编者按：年逾古稀的上海离心作家王若望，终于八月五日获准出国，飞抵
三藩市，廿七日再抵温哥华访问，受到美加人士的英雄式欢迎。本刊顾问许
行先生这篇综合报导，全面介绍了王若望到访及他的苦难生涯与对中国大局
的精彩见解。本刊借此向这位不屈不挠铮铮敢言的民主斗士致崇高敬意!
古稀之年，行色匆匆
八月中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黄雨川兄从旧金山打电话来告诉我，王若望准备来温哥华访问。这消息太令人兴奋了。众所周知，王若望是中国当今最敢言的知识分子。而且言必击中要害，针针见血，因此一向被海外称为「天地有正气」之士。现在他能来温哥华作客，真是温哥华侨界和民运圈里的乐事，让大家既可亲聆教益，又可一睹风采。
现在这个季节，是温哥华天气最好、景色最宜人的时候。王若望先生和夫人羊子（冯素英）于八月廿七日下午抵达温哥华。他们是应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之邀而来昀，整个行程安排相当紧凑。在此，三十晚有一场演讲，卅一日晚有一场大型酒会。九月一日便离开重返三藩市。
据透露，他们往后的行程大概会是：九月三日南下洛杉矶，七日东飞纽约。然后准备抽空去欧洲，到英法德各国去看看。十一月下旬，将应他的老友柏杨之约赴台湾一行，顺道访问香港。明年一月下旬，将赶返美国，参加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
这样频密的行程，以他古稀之年，不能不说是一次壮举。
民运低潮中最热烈的场面
这次是王若望夫妇第一次出国，一位晚年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受到国外学术机构邀请，而不能出国亲口呼吸外面的自由空气，亲身观察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那种心情上受压抑的懊恼是可以想见的，怪不得王先生于八月五日由上海飞抵三藩市国际机场时，对采访的记者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飞出了鸟笼」。
正因为他过去是「笼中鸟」，而且是一只久经折磨、依然坚强不屈的海内外著名的笼中鸟，所以这次飞到海外自由土地，就受到各方面英雄式的接待。有人甚至把他当作政治明星了。
王氏夫妇抵达温哥华时，机场上迎接的人不多，除了支联会的负责人之外，主要是电台和报社的记者，因为支联会不想造成轰动场面。但是王若望说，他抵达爱明顿机场，出關时两旁挤满了约二百多人迎接他，其中还有许多西方人士，喊着他听不懂的话欢迎他。
他在温哥华的两场活动，一场是八月三十日晚七时半在华埠士达孔拿社区中心的演讲。当晚，整个演讲厅挤满了人，不仅座无虚席，连旁边两道门的门口都站满了人，另一场是八月卅一日晚在东第一街国宾酒楼举行的酒会，支联会原订十桌，结果到了一百三、四十人，只好临时扩大场地，增添几桌。王若望对这种情况，演讲时戏谑地给支联会幽了一默，说支联会犯了两次「错误」，对人数估计不足。的确，王若望夫妇受到的欢迎之热烈，是民运低潮以来所仅见的。它表明公道自在人心，人们对一位年已古稀、身经百战的铮铮敢言之士，自然要倾寄无限的敬意。王若望在国内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今天在海外总算得到了应得的回报。
王若望十四岁投身中共革命已六十年，但只有十二年被共产党当作人看待，其余四十年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劳改监禁、吃尽苦头，但他仍精神饱满敢说话敢担当。
身体健康，只患白内障
王若望自称今年年方七十四岁，看来精神不错。他自己说，他从十四岁在上海参加共青团起，献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已六十年，只有十二年是被共产党当作人看待，当作党员看待，其余四十年都被视为牛鬼蛇神和反党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投入牢狱，挨打挨拷，甚么苦头都吃过、文革时，被关了四年牢，放出之后还要劳改，其时已年届花甲，还要将一百斤重的水泥从汽车上卸下来。经过这样多苦难折磨的王若望，他的身体健康程度，若与国外同龄人比较，显然有点龙钟，但与国内老人相比，还是很壮健的。他自报健康状况说，心脏、血压正常，没有任何慢性病，只是两眼有白内障，看东西时多少有些模糊。所以这次出国，他准备在美国做白内障手术。
他常常自夸，这次由美来加西，行程紧凑，五天内跑了三个城市，经常飞机上落，几乎每天都有演讲聚谈节目，还要接见许多人，并不觉得吃力，证明他身体的承受力还是很强的。他不时在国语中以上海话说：「侬看，我这个老家伙还蛮来是哩!」大家鼓掌大笑。
圆桌会议上提出三条最低纲领
王若望的确不愧是民主斗土。他离开上海抵达三藩市后，便与海外民运人士往
还，还于八月廿三日参加了在湾区佛斯特城举行的「北美民运旧金山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上，他提出三条最低行动纲领，即：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新闻自由、平反「六四」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后来他来到加西，在许多场合反复重申他这三条纲领。他说，过去海外民运团体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所以意志比较涣散。在他提出这三条，希望大家围绕这三条纲领团结起来：他认为有了纲领，斗争便有了统一目标，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内耗，都可以忍受点，为此大目标服务，便会觉得有意恩了。
王若望希望海外民运团结、减少内耗的衷心昭昭在目。
在圆桌会议上，他见到许多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见到八七年同他一起被中共开除党籍的方励之，但没见到刘宾雁。他为此有点惋惜，说，否则我们在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的「三君子」在海外又聚在一堂，将是多么好的事。不过，刘宾雁在圆桌会议上曾有书面发言。
王若望告诉我们，他在圆桌会议期间想起两句诗，在会议上说了一句：「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解释说，爽者爽快之谓也。另一句未说的是「月到美国分外明」。这所谓月亮大概是指政治月亮吧。在政治上，美国虽然仍有许多缺点，但它的民主政治，毕竟比中国人的专制政治要透明得多。
被当作模特儿才允许出国
王若望认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就如同一条腿走路、会走歪路，经改的成果就会被贪官污吏、高干子弟拿去。邓小平如洋务派一样引进洋资保卫王朝。
有人问他，像他这样硬骨头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共怎会放他出来？他答道，中共让他出国，显示中共的政策有一点点进步，但这并不表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根本改变。他们夫妇之所以能够出来，主要是由于海外舆论的力量以及侨胞和海外团体的不断呼吁，给中共施加政治压力。他说这种压力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帮助很大。他举了一个例子，去年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向中国官方提起王若望问题。本来他家的电话已被强行截断，由于贝克这一问，他家的电话又重新给接驳上了，不过换了电话号码。他说邓小平南巡，讲了海外学生和知识分子可以来去自由，也有关系。中共想拿他来作模特儿，便让他出国，同时也免得他在国内多噜嗦。
不过，有趣的是，他们能够出国的消息最初是由香港记者告诉他们的。那位记者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中新社报道，北京公安部已通知上海市公安局，王若望夫妇俩从现在起可以出国了。果然，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公安局便通知他说，你的案子已经查明、撤销。至于这案子是什么性质，怎样查明和撤销的，全没说明。但是公安局补充说，你以后还是中国公民，你还得像在国内一样做人；第二天，五月廿七日，作家协会的领导带来一位经办人员上门宣布说，接了公安局通知，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申请出国。然后他们夫妇俩按照私人申请出国手续去公安局办领护照，再给美国哥伦北亚大学去信索取正式邀请书，向美国领事馆辦了赴美签证，终于在八月五日动身。
在上海在国外都讲心里话
王若望说，动身前夜，他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纷纷到访，向他提出忠告，嘱他到了国外，不可信口开河，讲话当心点。其中一位讲得更透彻，说：「我晓得你的脾气，叫你不说不行。下过，你要回来的，那时候，他们会抓你辩子，不合算。」这些劝告，当然不同于公安局的警告，都是出于善意。不过，这也反映了国内人长期在中共恐怖的专政统治下一种个性受压的自律心理状态。王若望说，这些劝告曾经在他的心里形成一股「逆流」，要不要照他们所说的办呢?要不要留有余地作后顾之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认定：现在已好不容易到达了自由世界，难道还要在自己心里自动加上一把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枷锁吗？难道还要让毛泽东的幽灵永远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走吗？后来终于决定，既然来到了自由世界，便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人，在国内怎样讲，在国外也怎么讲。总之，不讲谎话，讲自己心里话，决不因为顾虑以后要回国而不敢在海外讲真话。他的名言是：「我在上海是王若望，在此地也还是王若望。」
邓小平是当代洋务派
中国当前局势是海外华人热切关心的问题，在任何场台都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王若望在几次演讲中也不断地谈到他的见解。
他认为邓小平南巡，对促进经济改革是一大推动，但邓小平受到他的老人党的特权和利益的局限，不敢谈政治改革，尤其不敢谈民主，更不敢谈「六四」这说明他在这些问题上是心虚的，不敢碰。但是没有政治改革带头的经济改革，只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因此肯定要走歪路，其结果是经济改革胜利的果实被贪官污吏、高干子弟以及投机取巧者拿去，以致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产生歪七歪八的龌龊的东西；最近深圳股市风潮便是一个例子。人民为甚么在排队领取认股申请表时发生示威和骚动?毛病就出在开后门。开后门是共产党天下永远治不好的老毛病、这个毛病之所以治不好，就因为党和老百姓不一样，党的官僚和政府机关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不受人民监督。由此证明，没有民主改革，经济改革是改不好的。
王若望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只表示有条件拥护。他认为邓小平是现代洋务派。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只主张引进洋枪大炮和西方工业设备，政治上则保卫满清皇朝：而今天，邓小平也只引进外资，开放特区，发展经济，政治上则不惜一切保卫共产党党天下，其精神与当年洋务派如出一辙。
因此，王若望批评香港一批报刊对邓南巡发出一片歌颂之声，将邓小平称为改革派。他说，邓小平的改革，资格比苏联早好多年，他敢于取消人民公社、允许包产到户、提倡设特区、引外资、发展市场经济，本来堪称中国的改革家，但他却自毁形象。人们很难设想一个改革家怎能会用枪炮来对待要求改革的年轻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改革家?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派帽子应该摘下来。不过，邓又不同于保守派，今年春天，他同保守派公开较量是事实，是真刀真枪的。因此，王若望给邓小平称做中间派；他说这个称呼同邓小平的性格也相符合。邓小平喜欢搞平衡，一时靠左，一时转右，左右摇摆，使得党内政策失去连贯性。为甚么共产党的政策时时变来变去?谁先变?邓小平第一个变。一年两年便变，变得很快。这是中共的老毛病，也是邓小平个人性格上的弱点。
李鹏不下台是保守派胜败关键
那么在中共党里有没有改革派?王若望认为有。这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上实际推进经济改革，而且在心底里赞同经济改革必须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的一些人。
有人问他对朱镕基怎样看法。他说，朱在上海人的印象中比江泽民好。大家之所以对朱好感，因为他在「六四」之前在电台上公开声明保证军队不进入上海，所以上海没有流血，人民喜欢他。朱做事有魄力，有干劲。后来江泽民想搞「上海帮」，将他调到中央。香港报刊传说朱有可能当总理，这消息不一定可靠。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保守派很恼火朱镕基当总理，因为朱镕基当总理，李鹏即使改当甚么人大委员长之类，也等于保守派全线撤退。所以李鹏当不当总理是保守派胜败关键。故此，朱镕基能否上去，便成了十四大权力争夺的中心。美国有些报纸将朱镕基说成是中国未来的戈尔巴乔夫，这又说过头了，即使朱有成为中国戈尔巴乔夫的雄心壮志，但只要老人党居领导地位的局面存在一日，他连完成戈尔巴乔夫事业三分之一也不可能。
有人问他，赵紫阳若是复出，对改革会有甚么影响?他说赵紫阳若能复出，担任要职，将会给平反「六四」开了一扇门。因为赵在「六四」事件中被保守派指责为有罪之人，他若复出，便证明「六四」无罪。其次，赵的复出，势必将保守派的气焰打下去，使得他们只能靠边站。所以，保守派决不允许赵复出，目前邓小平也不会接受赵复出。
红色恐怖下的稳定，是法西斯式的稳定
谈到国内目前局势是否稳定，王若望认为应该说是稳定的。不过，这种稳定是李鹏江泽民式的稳定，也就是说是共产党独裁专政的稳定。这种稳定是靠高压政策、靠红色恐怖来维持的。他们不许人民发言，不许人民行动，稍微冒出一点头来，便会被消灭于萌芽之中。这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稳定。人民不要这样的稳定，只是无可奈何，所以一般知识分子在高压底下唯有保持沉默，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在地平线底下人民的力量正在积聚。经过「六四」教训，中国人的政治觉悟已大大提高了，不会随便冒出头让共产党砍伐。随便出头是傻瓜。这表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
海外有人说中国人文化素质不够，政治觉悟不高，谈不到民主。中国有大量文盲是事实，但王若望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觉悟超过亚洲其它国家。因为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像中国那么严密，而中国人在这般严密的统治底下仍能进行斗争，懂得生存，保持力量，这就是了下起，若是没有高度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觉悟是办不到的。
他说，国内人民是不甘心做奴隶的，他们在等待时机。等甚么时机?他说他也答不上来，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许多人都在等待一位老人归天，认为这位老人归天，天下便会大变。这种想法对不对不去说它，起码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这在社会学上便值得分析了。为甚么人民有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反映人心思变，反映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反映中国一直是老家伙当权，要等到他的死才会有变化？
大乱不会，只会小乱
王若望根据以往历史经验作出推断说，毛泽东死前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死后发生八九民运，邓小平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他归天，能不能免于类似的历史规律?恐怕逃不了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的领导层也为此心惊肉跳。总之，双方都在等待这一天。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大吉大利，或许成为黑道日，各种可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一天一定要到来。
有人担心中国将来可能出现乱局，王若望对此有他的看法。他说乱是必定的，但不会引起大乱，只会小乱。
何谓大乱？大乱是打内战、全国分崩离析。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不同于苏联和东欧，民族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纵使西藏和新疆出了问题，只会影响局部，不会影响全国。再说，中国自秦以来，统一的思想一直是主流，人民不爱分裂，谁分裂，谁便在全国甚至在那个地区孤立，周围的人不同意，说不定连他的太太也会出来反对。
何谓小乱？小乱就是学生游行示威、工人罢工、知识分子集会、电台报馆造反、开放新闻自由等等。基本上它们是和平的、理性的。如果连这样的小乱都没有反而糟糕了。
羊子细诉恐怖政权的爱情
王若望的夫人冯素荚（羊子），也是一位作家，她的坚强，不下于王若望，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土。我们请她谈谈她的感受，她娓娓道来，另有一番感人肺腑的情怀。
她说，联合国宪章上所揭橥的三大自由：免于饥饿、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我都没有。我经常处在恐怖中，体会最深的是恐怖。后来恐怖成了习惯，也就适应了，她继续说，这不能怨天尤人，谁叫我认识了王若望。自六八年开始，我们便偷偷地恋爱。那时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王若望是反革命分子，我是臭老九。我还可以谈恋爱，他不能谈恋爱，因此我们只能谈「地下恋爱」。当时他被抓进去，关了将近四年牢，我连打听他消息的身分都没有，那些日子，真是痛苦难熬。详细情形，王若望在他的“第二次结婚”一书中已有描述。
八九年被捕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可以以家属身分给他送东西，倒觉得「蛮幸福」的，但是不能见面，不能通信。我只能靠每月十五日他要的东西多或少来判断他是健康或生病。我最担心的是他已七十多岁了，不像文革时候五十多岁，这么过了一年多，他们鼓励我写文章。我想，这也对，我不写那些刺激的话，先写对丈夫思念之情总该可以。于是我写了《何日王若望归》，在日本、香港、台湾发表。这一下子影响可大，产生海外舆论压力效应。过了一个多月，他们将他放了。
公安私下佩服王若望的骨气
羊子说，释放那天上午，公安局里的人到我的单位里来找我，事先我全不知道他们会放人，他们当场也没提到要放人。我见到他们，便不客气地数落他们一番。我说，你们今天来了正好，过去一年多，我到处找你们，没人理睬我，我给朱镕基市长写信，要求他放王若望回家过年团聚，或者让我替他洗干净那条被子过年，再不然，将我也关进去，让我在牢里「爱党忠夫」，但你们甚么都不睬，你们要知道，南非曼德拉关在牢里，也让他的妻子去见他，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你们为甚么这样对待他，他是老党员，他的党龄比你们年纪还大，即使讲错一句话，可以正面帮助嘛，何必坐牢?难道批判一点都批不得?你们还有一点虚心的态度吗?
当时，我正满肚怨气没处发，见了公安人员，便不由自己地发了出来。毕竟现在与毛泽东时代下同了，公安人员被我数落之后说道：你心里有苦，我们理解，我说，你这话说得好，你们若早点对我这么说，我就没有这么多苦了。结果气氛因而缓和下来。然后公安人员告诉我，叫我当天下午—时到看守所去，我遵命前去，想不到王若望已等在那里，他们真的释放了他。
有人问羊子，现在的公安人员，在内心里是否对民运人士寄予同情。羊子认为公安人员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一般来说，现在的公安人员比过去的公安人员觉悟多些。她举一个例子，前上海市党委宣传部部长潘维明被捕后，自我检讨得太多，连公安人员都摇头，觉得他太过分了。暗底里，他们还是佩服王若望的骨气，只是他们穿上公安制服，不好说出来而已。
《开放》杂志1992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