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重逢王若望

(美国) 秦 星

王若望肯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能盲目乐观，只能有条件、有限度地支持邓小平的政策。王若望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反左防左」有真正价值，他赞成六字方针——督促邓言行一致，揭发邓的错误，推进他的有益之举措。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清晨，三藩市国际机场接客厅显得北往日更拥挤、热闹。许多民运组织、社会团体的代表和中外记者济济一堂，汇集在「热烈欢迎王若望暨夫人访美」的中英文标语横幅下，殷切地等待着大家仰慕已久的中国民运的老前辈王若望的到来。

在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请求下，了解王老的人们七嘴八舌地忆述起王若望先生从被胡耀邦誉为「共和国近卫军老战士」到「民运老前辈」的战斗历程。王若望自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青团、远赴延安投身革命起，一直命运多乖。他的耿直不阿，得罪了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在因言治罪下险乎被当作「山东的王实味」而被砍了头，先后成了中共两朝皇帝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眼中钉，两次被戴帽子，两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关押黑牢，又导致两次结婚。作为「五七年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的首犯，王若望比方励之、刘实雁的罪名还乡一条「屡教不改」。数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个「老运动员」。尽管八七年一号文件传达了邓小平对他的「猖狂得很」的切齿之声，他仍然大无畏地在两年后公开发表逆龙鳞的《致邓小平的公开信》，抨击专制，要求民主，硬骨铮铮，置生死于度外。

作为民运老前辈的王若望，一向对民运后起之秀关怀备至。几位复旦大学在美留学的学生和徐邦泰一起回忆说，第一次民主墙运动方兴未艾之际，王若望立即赶赴首揭义旗、贴出上海民主墙第一份大字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作演说，发表了迄今所知全大陆最早的公开批判毛泽东「三纲领」的战斗檄文。在他竞选上海作家协会人民代表、以扩大民运在上层建筑的声势时，他也十分关心上海高校重镇复旦大学的人民代表选举，给予毅然决然冲破党委封锁、成功地以最高票当选人民代表的新闻系学生徐邦泰以极大的鼓舞。徐邦泰登门拜访王老师，见到王若望利用自己的渠道细心收集、整理的海外有关复旦大学民主墙运动和除邦泰本人竞选活动的报道资料时，十分激动，从此新老两代民运的带头人更心心相印了。

白发苍苍、清癯瘦削的王若望皆妻子冯素英〔笔名羊子〕出现在欢迎队伍的前面，立即引发—阵欢呼声和掌声。笔者与王老师睽隔十多年，近年来两次返乡想登门拜访他老人家，均被人为地阻隔在他家门外，徒留遗憾，唯有在「六四」纪念日时在《争鸣》撰文，以缅怀老师的弧胆、硬骨。在与王老前辈见面前，笔者曾担心年届七十五且饱经风霜、体弱多病的老人在经过十多小时长途飞行的劳顿下是否还能在机场接受众多记者的访问。等到一见面，才知道王若望那沉着耿直的神情如旧，乡音浓厚的谈吐如旧，精辟锐利的剖析如旧，硬骨豪胆更是如旧。甫下飞机，他就精神奕奕地开始了他为民主鼓吹的圣战。

到达了新大陆，王若望夫妇顾不得浏览异国风情，在同新老朋友的私下聚谈中，在各界人士的欢迎餐会上，他都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实话实说，尽抒胸臆——严肃中透露出诙谐，愤慨时也蕴含着嘲讽；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隽语箴言，颇堪回味，特择要录以备考：

从小笼子到大笼子，破专制樊笼到自由天地,永远站在民运的新出发点上。

王若望自言是「带着专制制度给他留下的浑身伤痕」来到自由世界的，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一呼吸到民主的空气，他一方面为国内王军涛、鲍彤等身陷囹圄的民运朋友忧念，一方面也由衷地感激海外民运人土的努力、美国政府对人权的关切，使他能有从小笼子（牢狱）到大笼子（铁窗外）、从令人窒息的专制樊笼到自由民主的天地的幸运。在迎接王若望的人群中，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南茜、波洛西众议员亲自派出的代表尤其引人注目，她还热情地邀请王若望赴首都华盛顿共进午餐，还安排他到国会去作演讲。王若望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六四」后，中共政权害怕他继续与海外联系，传出正义之声，竟切断了他家的电话线，剥夺了他的通讯自由，但当美国国务卿贝克一来中国访问，瞻怯的中共「没经本人的申请」就自动地把他家电话接通了。

对有人问及他对方励之、刘宾雁等老战友先他而去国寓居美国的感想，王若望答说：海内外到处都有民运的战场和阵地，海外的民运人士，包括方、刘两位老战友他们为中国的改造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十分感激他们的。由于客观环境，国内的民运只能多做少说，而海外的民运当然能方便安全地多说些，多造些舆论，但同样都是重要的斗争，同样都是有价值的努力。海外民运对大陆改革开放和民运的援助、影响决不应低估。正因为有海外民运这面公开的大旗、这种广泛的声音，这股团结的力量，才使我们国内的人感到自己的斗争有意义、有希望、有前途。海外民运对大陆民运的精神鼓励远比有限的物质支持来得有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国内时从没感到孤独的缘故。

邓小平好比是满清末年的「洋务派」，他的改革开放只是共产党的「自救」，而不是真诚的救国救民。不能过高地对他作溢美之估价。

尽管王若望多次直接受到来自邓小平本人的政治迫害和残酷打击，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使他能清醒、理智地评人论事。

王若望首先肯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表示应该支持邓南巡讲话中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不能仅仅鼓掌欢呼，盲目乐观，而应该积极争取具体的改革措施的落实。共产党的老毛病是说得漂亮，做得难看，或是光说不做。邓皇帝南巡已有半年之久，但许多真正有益的实际的改革诺言无法兑现，除了极「左」派顽固分子的破坏干扰外，同邓小平的局限性也分下开。故我们只能有条件、有限度地支持邓小平的政策，不能过高地对他作溢美估价。王若望说，我赞成六字方针——督促邓言行一致，揭发邓的错误，推进他的有益之举措。我们不能太天真，要看到共产党总是反复无常的。邓小平上台后，每隔两三年总有一次政治上的大反复，一直到这次南巡，才从「反右」改变为「反左」。看来，他的这次「防左反左」是有些诚意的，不是虚假的。他的南巡讲话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只有「反左防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但我们必须看清楚：邓的改革措施从本质上看是为了共产党的「自救」，而不是「救人」，是为了救共产党一条命，拔共产党跳出苏联瓦解、东欧倾覆之险境，他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救国救民」，因为他自知马列毛的老皇历救不了中共的垂危命运，反正像个患了癌症的病人总要开刀似的，总要为苟廷残喘而吃药打针的。但我们还是要走着瞧——因为「反左」反了半年，仅一个「左」将何东昌下台，其它的「左」王「左」将仍很活跃。「反左」苗头虽见，但苗头不大。我们更要警惕邓对民主政治改革的保守性和保留态度。真要经济改革取得大进步，就必须促使邓小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邓小平为何一句不提「六四」?不提真材实料的政治改革?不彻底清算改革绊脚石「左」王「左」将们的罪行?君不见，邓小平刚御口宣示「既往个咎，来去自由」，却在个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闹出了阻拦自己的公民回国的戴晴事件，出了大洋相。近来对鲍彤、高山的秘密审判，严厉判刑的举措却十分果断、迅速、残酷，相比对「左」派的和风细雨，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深思、反省吗?就是对经改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乱作溢美的评估。期望过高，到头来会更失望的。比如，近年来学习西方开放的股票，诐中共权贵搞成了怪胎，变得倒像个彩票了。

王若望强调说，中国要发展变化的当务之急是继续经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议会政治，彻底为「六四」平反。邓小平若不敢触动自己心上的永恒的疮疤——「六四」事件的话，我也不敢对靠中共来领导的民主改革抱有信心。

谈到目前中国的人权问题，王若望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有进步，但只是一点点进步。以前哥伦比亚大学两次邀请我访美讲学，皆石沉大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八七年邀我来美领取「杰出民主人士奖」，也被中共禁止，甚至威胁我同这基金会一刀两断。这次哥伦比亚大学的再邀请，从中共主动发护照到我立足新大陆，仅仅花了四十天，不可谓不迅速，而且中共也没给我来美国强加任何限制条件，应说是个进步，相对文革、「六四」血腥屠杀后的大镇压要松动些，但同整个世界民主大潮相对比，中共做得还远远不够。

「毛泽东热」是虚假的、无力的；捧毛的『死魂灵』只是为了捧『左』王『左』将自己；机智的中国人已懂得如何借助钟馗打鬼。

「六四」后，中共极「左」派大量发行毛的诗词、手迹、回忆录，推出有关毛的生平事迹的历史影片、文革前后歌颂毛泽东的赞歌颂词，以及用纪念毛的生辰死日，让毛的子孙后代和伙夫、保镖、情人吹喇叭、抬轿子，重新出版、张贴毛的画像……造成了举世不解却十分关切的所谓「毛泽东热」。其实，这股怀旧复「左」之风，并不是亿万人民自发或自觉的行动，「热源」仅来自日暮途穷的「左」王们。捧毛，只是「左」王们捧自己的一个幌子，真正怀念毛泽东的并不是「大有人在」。王若望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了解到许多中国人利用这股风来泄自己不满现政权的愤。人民机智巧妙地把攻击李鹏现政权的矛头、攻击贪官污吏的矛头罩上一层合法合理的外衣，迂回曲折地找到一条公开议政、抨击时事的合法渠道。你们听听那些颂毛老歌的新唱法，语音语调、唱法唱腔，同过去那种虔诚、敬仰、崇拜之情大相径庭，像唱山歌小调，像唱摇滚乐，不乏嘲讽讥刺。

此外，王若望说，这种「热」也是对中共内部之「冷」的一种嘲弄，三信危机无法解脱，中国人喜欢树皇帝、树神仙，但在还活着的第一代到第三代的「核心」里已找不到有威信、得人心的招牌人物，就只好乞灵于「死魂灵」。周恩来曾被用来别树一帜，无奈份量不够，只有毛因为文革中的极端神化的后遗症尚起作用，故还是被捧了出来。这正好证明中共的领袖人物正如中共本身元气已尽、成了强弩之末一样，一蠏不如一蠏，后继无人了。

我早已用行动证明，我不相信空想的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要争取民主自由，贵在讲真话；「老运动员」的经验使我活了过来；还要警惕中共的愚民政策。

「王若望」三字在上海人民的方言中常被读成「横竖横」，即「义无返顾，胆大无畏」，实在很生动地体现了他反抗专制毫不妥协、争取民主永不气绥的精神面貌。王谈到了这次离沪来美前众亲友为他送行道别时的情景：约有两三成的人十分关切、小心地叮嘱他：「好不容易能出国了，到了外面不要再瞎讲乱说了，对中共骂得太结棍（厉害），侬今后别再想回故乡了。」王风趣地把这次送别当成了一种民意测验，说明中国内部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对中共专制怀有恐惧。中共残酷统治的长期束缚，不仅捆绑着人民的肉体，也捆绑着某些人的灵魂。王若望说，我不会变成僵化、胆怯的老朽，无论在什么地方，「为民请命」，不惜冒生死存亡之险。到了美国这自由的天地，我还是以前的王若望，且更无拘束。对民主自由的信仰更比以往强十倍的我是不会缄口保平安的。

这位曾在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革命满怀热望并不惜为之献身的老人，在饱经风霜、睿智更湛的晚年，仍明白无误地宣示：我早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我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我现在对自由民主的信仰比我年青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要强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这几十年中百折不挠地同专制政权对着干，也同我个人的坎坷经历有关。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四个「二次」——二次戴帽于、二次坐黑牢、二次诐开除，以至二次结婚，从血的教训中我看出了中共的不人道、违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人民接触，坚定了「为民请命」的意愿，决不为邪恶的政权效劳。我是屡经中共各项政治运动打击迫害的「老运动员」，这种久经炼狱的经验使我终于艰难地活了下来。「为民请命」应是每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正如巴金先生所坚持的：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要争取民主自由，必须实话实说。若我肯味着豆心讲假话，肯吹牛拍马，肯出卖灵魂，或许我早巳爬上部长级的高位。但人不能昧了良心、良知，我们还要继续抨击中共的愚民政策。

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的态度；内忧外患中的中共迟早会替社会主义送葬；但民主自由的真正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当有人请王若望具体而微地预测中国的未来命运时，王率直地说，本人不是算命先生，无法确切预言中国近两年的情况，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是抱乐观的态度的。中国迟早会有大变化，中共也会变；至于在什么时候、经什么方式变，我不很确切。乐观地说，这种变化是会很快到来的。中共内忧外患，仍十分危难，资产本主义的包围、和平演变的影响、民心怨恨、党内纷争，使其无法也无能继续维持迹近僵死的制度，只能逐步地、即使是很不情愿地随世界民主潮流埋葬自己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看，为中共专制政权送葬的掘墓人将是冥顽不化、倒行逆施的中共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谈到国内的民运现状，王不无欣慰地说：专制高压下民运从没停息，而且逐步形成了一些头头，虽然由于目前的客观环境，这些人并未「冒头」，使外界知晓，但他们仍是活跃的。不轻易出头露面，也是这些头头成熟的一面。王若望也认为对许多中共党员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民倾向不能忽视，不能低估。

对民运前途信心十足的王若望也理智地一再引用他在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海人民大示威中对绝食学生的一段讲话，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我已七十多岁了，追求民主自由几十年，至今尚未盼到。民主运动是任重道远的，不能幻想一觉醒来就会是灿烂的明天。中共专制会在我们的斗争下作些让步，但中共随时可能把我们已争取到的一点有限的自由收回去。靠恩赐得到的东西大多是空虚的，短命的；只有斗争，长期坚韧不拔地斗争，才能争取列真正的民主。我八七年就获得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可是要过了五年的漫长岁月才见到黄雨川先生，才捧到这面奖牌。

王若望携患难与共多年的爱妻冯素英计划在黎安友教授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当一年访问学者，台湾的柏扬也已对他们发出了邀请。王若望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在美国和台湾等地实地考察和学习民主政治。祝王若望先生海外之行圆满成功!

　　　　　　　　　　　　　　　　　　　　　《争鸣》1992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