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痛苦
王鲁夫
——记著名作家王若望
他是最幸福的，只因他自由的思想。他是最痛苦的，只因他思想的自由。
作者题记
八三年初春。一条通往无锡的公路。
它在地图上像是一条微细的血管。
正是春的季节，路畔柳枝已绽出嫩的鹅黄，小草挑着晶莹的露珠，一片片冲出地石，像是大地支楞着的耳朵，似乎听见了极远处飘来的一阵朦胧的旋律。
渐渐清晰了，是用俄文演唱的一首苏联歌「祖国进行曲」，苍老的嗓音带着沙哑，尽管不那么悦耳，却自有一股燃烧的激情。歌声越来越近，从公路飞来两部自行车，女的骑在前头、约四十多岁的年纪，红朴扑的脸颊透着运动员的气质，深凹的双眸，颇有苏联电影卓娅的神韵，紧跟她身后的那个老头儿，在风里抖动的满头白发，如一蓬白色的火焰。歌声显然是他唱的。
这对夫妻颇有雅兴，骑车旅游，已经数日。
女的飞快的蹬着，渐渐地将老头儿拉远了……
她骑了很长的一段路，才猛地发现，自己的丈夫落后了。她赶紧跳下车，朝后张望，将额前湿热的头发，拢到眉后。一辆辆卡车从身边掠过，好半晌不见老头儿踪影，她恼恨地想，肯定他烟瘾上来了，不知躲在那儿抽呢!为了阻止他吸烟，她煞费苦心写了一首诗写在家门：「吞云吐雾五十年，主人烟瘾大无边，防止中毒生肺癌，奉劝来宾少敬烟。」此时，她一肚子怒火，掉转车头，向后追去，悻悻地嘟嚷着：「我让你抽!」
怎么回事?前面公路密麻麻围着一群人，出了什么事?一种可怕的预兆，猛落在她的心坎。她急急冲了过去，从人腿缝里，模模糊糊地发现了一团白头发的影子，他？！是他直挺挺仰面躺在地上，脸色惨白，左颧骨挂着血痕，双眼紧闭。一位亲眼目睹的人说，他骑车往下坡冲时，没有刹住，被远远
抛在地上。
他死了么！？还呼吸么?心还……当妻子的想埋怨的那股火不知溜那儿去了，剩下的爱，可以用吨计算。她扑了过去，赶紧将耳朵贴在他胸口，「咚
---咚---」心还在跳，他摇晃着他的身子。慢慢地他眼皮微微抽搐了一下，刚睁眼，便咧开嘴，露出孩子般调皮的笑「我……我还没死呀!」
周围的人奇怪地打量着这个老头，见他在妻子的搀扶下爬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王若望。
这一跤摔得极惨，左臂难以动弹，肋骨断裂，可他依然开着玩笑「没想到马路当中，睡了一觉。」
跌倒了爬起来的例子，对于他来说，已司空见惯。
他这一生，不知摔了多少跤，灾难似乎跟他有缘。
一、
一九三五年的严冬，监狱的夜分外寒冷。铁栅外呼啸的风，犹如鬼魂的哭叫……
十六岁的王若望，在梦里被饿醒。他哆嗉着用双手抱住肩头，紧紧地贴在墙角。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灾难，只是为了追求革命，国民党政府判他十年徒刑。十年，这漫长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岁月。
然而他并不沮丧。前不久他偷偷用拉丁文字母拼写了一篇文章让朋友转寄出去，听说已发表在左翼刊物《生活知识》上。在监狱的这些日子，他并没有白白浪费光阴。
由于同牢难友们绝食的胜利，他有幸阅读了好多书籍《资本论大纲》、《反杜林论》以及高尔基的著作。学俄语、学日语，还写了好多诗歌，那首《铁窗外》已发表在天津一本名为《北调》的刊物上。
此刻，他睡不着，莫非又在酝酿着什么。
「哎!你怎么还不睡?」同牢的难友，也是他的日文老师徐玉书问。
王若望眨了一下眼睛，凑近徐玉书的耳朵：「我想写一首义勇军歌。」
「那好哇!」徐王书拍着他的肩「想出来了么?」
「在肚皮里，我念给你听听。嗯……敌军占了东三省，重重压迫老百姓，抢土地加捐税，劫掠放火乱杀人……。」
这首歌词后来偷偷寄出狱外，由音乐家周巍峙作曲，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读书生活》刊物上……
失去自由，更觉着自由的可贵。过去曾抱怨在上海新亚药厂当练习生时，单调乏味的生活；如今，身在监狱里想起当时的每寸时光，都觉着是甜蜜的。瘦弱的身子被铁链锁住了，唯有回忆的翅膀是锁不住的，它飞呀!飞到了新亚药厂的那只木箱上。
对这只木箱，他怀有特殊的情感，多么想再承受一下木箱里的温暖呵!他陶醉地闭上眼睛、想着……
刚进新亚药厂时，他住在集体宿舍，夜里规定八点就得关灯，这对喜欢念书的王若望来说，等于上刑。怎么办呢?当视线落在工厂角落的一大堆木箱时，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顿时萌生。
「只要有根洋蜡，就可在木箱里看书。」他拍着脑袋，得意于自己的天才创造。
于是他拆掉木箱的盖子，将开口的地方贴近墙壁，从木板横敲进一枚钉子，将蜡烛插在上头。哦 !太美了，他蜷曲着身子钻了进去，钻进了他的世外「别墅」，这个安乐窝是属于他的。尽管狭窄，尽管腰酸背痛，可这儿，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不要房租，不要水电，弄的个咚……」他快乐地哼起了小调。
在「书屋」里，他看了一年的书，二百多本书被他吞了下去。
「书屋」虽小，给了他一个博大的世界。
他认识了达尔文、邓肯、司马迁、苏曼殊……对于知识的饥饿感，使他获得了知识的养分。心的船在这儿出发，横跨地球几万里，纵越历史几千年。
刚进药厂时，还挺后悔为什么要离开南京师范学校，做教书先生的梦，看来付之东流。自从有了这块圣地，离开师范的苦恼一扫而空，虽然，南京栖霞山火红的枫叶还常在眼前飘动……
他已坚定了意志。
在药厂，他写的第一篇文章「豁拳闲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投稿，居然发表在全国性的《新闻报》上，第一次的成功，怎不欣喜若狂。他将三块银元的稿费，买了十三张电影票，带着一帮药厂哥儿们，痛痛快快看了一场「火烧红莲寺」……
同牢的难友，十分喜欢这个调皮活跃的小兄弟，他有那么多的鬼点子和小聪明。
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出现，足以证明他善于动脑筋的特点。
监狱为了改善犯人的伙食，规定一星期给犯人一块豆腐干，这可是唯一的佳肴。王若望从豆腐干得到启发，他舍不得吃，悄悄将豆腐干晾干，积攒起来，然后切成小方块，在上面雕成拉丁文字母，A、B、C、D……就这样印刷的「铅字」诞生了。
但是没有墨汁，不能印刷，怎么办?
牢里规定一间犯人专门写信的房间，里边有砚台、墨汁，王若望来到这儿，趁看守不注意，赶紧将墨汁含了满满一嘴，再回到牢房吐在碗里，就这样印刷的原材料有了。
一篇篇文章印成了，当时方毅同志还和他商量过排版方法呢?
「你这种鬼聪明，那儿来的?」难友们赞赏地问。
「我大概有点像我伯父」，他像说书似的，「我伯父是个百事通，对什么都有兴趣，这一点我很像他，他的手巧得很，会很多手艺，会修船，会做石人，会造铁锅，还会做龙头拐杖，就一样不会……嘿……不会生孩子。」
「哈……」引起满牢一片笑声。
身陷囹圄，隔不断对家乡的思念，他毕竟才十六岁。
那牛背上的儿歌，芦苇丛里的小船，那桑园的仲夏月和湖里盛开的白莲……。多美呵!常州的家乡。
他想念母亲，母亲给了他质仆的爱，虽说她不识字。
他尊敬父亲，赋与了他正直的人格。父亲是个小学校长，对梁启超的改良，十分推崇，父亲的个性给予王若望关心社会的启蒙。
自由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中，王若望被提前释放。
这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他在火车上，倏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这不正是自己创作的那首「义勇军歌」么?他的眼顿时一亮，是的，是他的作品，在拷打与饥饿面前他没有掉泪，可此时，他的泪却抑制不住。
他跟着大家一起唱「诸位想想得解放，赶快团结去抵抗，除汉奸、打日本，义勇军是好榜样……」
人们并不会想到，这位瘦长的青年就是这首歌的作者。
歌声在隆隆的车轮伴奏下，更加雄壮。
他发誓这一辈子的爱与恨，将与人民的感情溶化在一起……
二、
「再见了，延安。」
王若望回首再望一眼熟悉的延河、起伏的黄土高原，留恋的目光抚摸着每一寸土，每一棵树。
他在这儿入党，又在这儿播种爱情：
在这块上地上，他洒下了创建「陕北工学」的汗水，挖掘了第一座学校的窑洞。
在这儿，他担任青年训练班的大队长，在操场演讲过政治经济学。
这时，他只有二十一岁。
担任青年训练班的教务主任胡乔木对王若望很信赖，讲学提纲由他拟定，然后交给王若望去上课。
为此，王若望深入地钻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里纪录了他成长的脚印，如今这脚印将向前延伸——赴山东领导城市敌后工作，组织任命他担任城工部副部长。
「回去吧!」他紧紧拉着妻子李明的手。
「再送送你。」李明依恋地说。
「别送了，你已经有身孕了，千万注意身体。」王若望故意做了个鬼脸，逗得妻子忍俊不禁。
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这是一条崎岖的路，弯弯小道，滔滔河流……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风刀雨箭，深崖野林……
路上经历过鬼子的扫荡，几个战友倒下了，血洒在这条路上。
他化妆成老百姓，走了五六个月的时间，穿过敌占区的重重封锁，向他的目标进发。
日夜兼程，总算到了山东。
一到目的地，他的副部长职务便被撤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楞住了。问组织。
原来，康生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怀疑王若望有特务嫌疑，这突然一击，如同暗堡的枪口，打得他措手不及。
他不能忍受这莫须有的陷害，他不服，向组织申诉。
渐渐明白了，这时延安正发起整风运动，也叫作抢救运动，其中有一百多赴延安的工人与职员，向组织交代了，他们之所以去延安，是王若望鼓励、介绍的。这就是所谓特务的依据。
让历史的胶卷，再倒转列一九三七年——
西安古城。大华纱厂门前。
一群工人好奇地围着一个浑身褴褛的青年，听他诉说自己的不幸：「我家里爹妈都死了，又跟姐姐失散了，好几天没有饭吃，怎么办?我实在活不下去了……。
其实，这叫化于就是王若望，他充分发挥了编故事的才能，向周围的人讲了自己催人泪下的遭遇，这一招，果然有效，引起了周围人的同情。
谁也不知道，他是西安工人委员会委员。陕西地下省委命令他，在产业工人中宣传革命，发展党组织。这任务十分艰巨，要赤手空拳开出一个局面。党的中央委员林伯渠也曾语重心长对他说：「这个任务很关键，我们党大部分是农民，产业工人很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看来，现在这第一步棋，王若望下得挺妙。
「小兄弟，别急，先吃了饭再说。」一位青年工人慷慨地解囊相助。
「光吃一顿钣没用呢!下一顿呢?你们就不能介绍我进厂干点什么活么?」他趁机抓住机会。
工人们善页的同情心，使他混进厂里，当了工人。很快他与大伙成了亲密朋友。
在宿舍里，他给工人们送去书本、连环画。
在细纱间，与纺织女工谈心，讲述翻身道理。
在铁路上，他是西安机务段地下党的创始人，还组织了工人剧团，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一百多工人、职员，在他的启发下，秘密地奔赴党的怀抱——，延安。
如今黑白完全颠倒了，再加上，王若望在山东党组织的民主会上，对山东分局领导的报告印成的小册子，提了意见。认为这本小册子，华而不实，言过其实，便得罪了一些人，说王若望攻击分局领导，被告发到当时山东的除奸部，准备将他抓起来，然后杀掉。幸而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罗荣桓的制止，才免于一死，但是被贬到了渤海区的偏僻山村……
犹如一只折了翅膀的落雁，冷落在弧寂的乡间。
村头，老槐树下，他踽踽独行，面对空旷的山野，思索着出路和希望。难道让黑锅压趴下么?他更加想念妻子李明，她在身边，至少可以发泄一下胸中的苦闷哪!现在跟谁说呢?
前不久，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被枪毙了，只是因为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被称为「托派」的诗人王实味，从关押的小屋里拖出去用刀劈了。不是也有人称，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么?「托派」这个字眼，令人心惊肉跳…… ；
转眼已是深秋，北方的秋风过早地带着寒意，夜里，窗棂的冷月映在炕上，更令人倍觉孤凄。他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不由想起屠格涅夫的诗句「我准备仔了，我愿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要振作起来，笑意又重新露在他的脸上。没有御寒的棉袄，只好将炕上的硬褥子里在身上，腰间扎上一根草绳，简直像个和尚的打扮。
为了摆脱痛苦，他找到了生活的支柱——在渤海区农村当医生。凭着在新亚药厂对药物知识的了解和读过的药理书籍。曾垂危昏迷的乡民，被他救醒了，居然还抢救了一名难产的产妇。
一天傍晚，一位老农和三个儿子抬着一条病牛来找他「行行好，救救这条牛吧!」
「牛…这…我不会呀!」王若望十分尴尬。
「俺知道你会，你高抬贵手。」
经不住再三央求，只能冒险试试。他把草药捣烂，盛在瓢里，灌进牛的嘴巴……经过一夜，待第二天清晨，牛一点点地站起来了。
「它肚子饿啦!你看，要吃草了。」老农眼里含着泪花，大声嚷着，他一把搂着王若望，「你可真是个神医呀!」
于是，「神医」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乡村。
群众感激他，给他送来了红枣、咸鸭、猪肉，送来鞋和棉袄棉裤。他和群众的感情在重压下没有断裂，那么百姓又怎能不对他掏出热乎乎的心。他一下子成了「富翁」，那是因为他精神的富有。
他没有忘记写作，油灯常常点亮天边的启明星。
治疗牲口的实践，使他想为百姓写一本「六畜平安书」。
他也常常思念延安，不会忘记，他在胡乔木的窑洞里一边烤着炭火，一边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谈着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要用笔宣传自己的领袖，将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反映出来。后来在山东《大众日报》上，在中国，第一次连载了王若望写的《毛泽东的故事》，共计二万多字……
有天夜里，他正在油灯下埋头写作的时候，突然耳闻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开门闩，门外站着位年轻的农村大嫂。
她低着头，奸半天不吭声，只是一步一步地蹭到炕沿前。
「有什么事么?」王若望纳闷。
这位大嫂，只有二十来岁，眼角挂着泪痕，低着头，老半天嘟嚷出一句：「你是神医，俺娘让俺找你，找你给俺渡个种。」
「什么?」王若望愕然地睁大了眼，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慌忙摇手，「不行，不行……。」
「救救俺吧!俺日子不好过，俺婆婆瞧不起俺……不是打就是骂，你就……」她抽泣着。
原来这个女人生了个怪贻，不久夭折，于是罪责便按到她的头上。她婆婆整日骂他是妖精，扫帚星，又出了个主意：「你呀，养不出象样的孙子，为啥不去找神医?让他给你渡个种，这孩子大了也是神。」
听了女人一番话，王若望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愚昧无知的乡亲哪!「我不是神仙，你有丈夫，我有妻子，你还是回去吧!」
这女人羞羞答答地回去了，结果她婆婆又骂：「你没这个命。」
她婆婆直着脖梗：「啥不是?不是神，也是仙，你呀!没这个福。」
王若望赶紧找着这个女人的丈夫，「你回去跟你娘说，不许欺负她，就说这是神说的，谁欺负她，不得好死!」然后，背转身，捂着嘴偷偷笑起来。
这男人傻呼呼地答应，「嗯。我回去跟俺娘说。」
后来，这个年轻的女人感激地逢人便说：「他不是神，也不是仙，倒是个圣人呵!」
其实，这世上何曾有圣人，有的倒是神圣的使命，扑实的乡亲呵!你们绝不会知道，这位「圣人」是在特务嫌疑的罪名下，默默地为你们服务，在他欢快的笑声里，又藏有几多的忧愁?
渤海区的乡亲，听说王若望要离开了。大伙纷纷涌到了村口，贫穷的乡亲提着一篮篮鲜红的鸡蛋，以最隆重的仪式欢送他。没有什么话，只有依依不舍的目光，只有一双双伸过来的粗糙的手……
人们不会忘记，在渤海区，有这样一位八路军，他的名字叫：「神医」，如果说他有什么魅力，那就是他用他的知识医治着乡间的愚昧与迷信的遗毒，人们从他身上体验到了八路军的温暖。
是否也就在这时起，王若望以亲身的经历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伤害，使他今后对来自营里内部的「左」的倾向，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三、
「叮当。叮当。……」开山凿石的钢钻铁锤，一声声震醒了苏州郊外的山谷。这声音清脆而有力，它抒发着中国处于贫困的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与热情。
这是一九五三年，近二万名失业工人在党的组织下为垫高上海外滩、中山东路的路面，防止黄浦江洪水漫涨，从这儿挖山掘石，然后运往上海。
烈日熏烤着整个工地，真是汗珠落地摔八瓣呵!
有线广播传来了慷慨激昂的鼓动讲演：「同志们，上海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加油干哪!……」
随着声音寻找，见山角下搭起了一个竹棚，一个瘦长条的干部，戴着车帽，用力挥动着手臂，在麦克风前大声宣传着，这个人就是王若望。
其实这一年，他又遭到一次挫折——从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降职为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教育处处长。
今天，从他昂扬的嗓音和兴奋的精神状态，看不出半点气馁。降职，无疑对他是一种变相的处分，他犯了什么错误?
他的「错误」在于他直率的个性和见理不让的固执，假使他稍许懂得一点处世哲学，是不难在他前程的车轮下铺上了一层润滑剂的，凭他三七年入党的资格。
上海一解放，他就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工作期间，他觉着工会领导内部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为此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批评的方式有点过激……。某些领导在处理同志关系时，团结的含意往往是顺从的同义语，而王若望恰恰不那么会顺从，这自然得罪了一些人。我们的有些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并不等于消灭了自己身上传统的小农意识，因此动听的虚假倒成了对于革命的忠诚，而王若望那不善于掩饰的认真，自然变成了狂妄和自傲了。
三十一岁的王若望对工作太热情了，在担任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他到处作报告，宣传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国政策。他熟悉上海，熟悉工人语言，每一次报告前，先和工人们座谈，及时汲取意见，倾听工人呼声，然后在报告中作出解答。他的谈话总是那么风趣，在会场里常常被工人们的笑声所打断。当时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听过他的报告。在这个阶段，王若望忘我地工作着，创办了《劳动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他的连载散文《赴朝慰问记》，又主持开办了工会干部训练班。他的才华与精力还可以充分施展时，却被降职了，好在他没有权欲，降职对他来说，犹如一杯水，泼翻在地，转眼便蒸发了。在工人们中间，照样传来他说笑话，哈哈大笑的声音。
夜色降临，月挂山尖。
苏州郊外的—顶顶帐蓬里，有另一番热闹景象。不知那顶帐蓬里谁在唱京剧《打渔杀家》，这一下子把工人们吸引住了，都想听听是谁唱的?
这个王若望直着脖颈、声嘶力竭却也有板有眼地唱得有滋有味。
「好——一工人们大声起哄。
他颇为得意，喝了口水，自我陶醉地问工人：「我再给你们来一段好不好?」没等大家鼓掌，又唱了起来，根本不理会，有的人已趴在席子上，累得打呼噜了，他照样过他的戏瘾……
外滩中山东路，经过二十万失业工人的苦战，地石加高了一尺，这一尺镇住了黄浦江的浊浪，外滩不必再担忧洪水的漫延了，作为这次劳动组织者的王若望，恐怕早巳被人忘记了……
一九五四年，组织又任命他担任上海柴油机厂的厂长，他的个性显然是改不了，竟得罪了当时市委负责工业的马天水，他这个厂长，喜欢自作主张，当亲眼目睹许多工人住在棚户区，潮湿的泥地，拥挤的阁楼，他的心很不安宁。所谓翻身的工人，还没有一个可以栖身的住处，这怎么体现新社会的优越?尽可能为工人们的福利而努力，他想。
王若望「利用」自己的职权，在柴油机厂附近买了大片农田，破上动工，一下子就建造了二十幢宿舍楼。另外，他又主张扩建落后的翻砂车间，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这两件事使工人们欢欣鼓舞，感受到工厂给予的温暖。
然而当时，市委马天水和其它领导，认为王若望独断独行，违反基建工程制度，责成王若望深刻检查。他想不通，拒不理会，对柴油机厂的党委书记说：「我没啥可检查的，工厂对工人宿舍不解决，厂房不解决，还怎么保证生产……。」
宿舍楼造好了，他出了主意，让工人们为属于自己的住房起名字。这一下好不热闹，有的起了「幸福村」，有的提议「解放村」，也有的说「太阳村」。从这些名字，不正反映了工人对党的感激么?最后，还是王若望定了名字，叫作「工农新村」。
「工农新村」一排排的楼房，矗立在柴油机厂附近，那打开的二扇楼门，彷佛是伸开的双臂，热情地欢迎工人们搬进新居。
他被调离了，市委认为他是不称职的厂长。
夜晚，他离开柴油机厂的前夕，漫步在「工农新村」的四周，心里颇感欣慰，再大的委曲也是微不足道的。一盏盏灯火亮了，像是大地激动的泪珠……
（未完，待续 《明报月刊》1988年12月号）
四、
墨绿色的绒布台，一只白色的球在旋转。
俱乐部弹子房，屋顶垂挂的圆弧形灯罩里，洒下柔和的光晕。王若望手握球捧，全神贯注地瞄准着，「嘿……打中了。」他乐得手舞足蹈。
莫以为他对打弹子这项娱乐有什么熟练的技巧，无非是借这块地方，排除一下心灵深处的郁闷。
这是一九五六年。就在最近上海市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的代表名额被突然取消了，这不能不说对他的思想是个极大震动。作协党组织也觉着蹊跷，名单上报给市委是什么原因勾掉了王若望的名字。
为此事，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急忙跑到俱乐部，找到王若望，「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
王若望坦然地说：「我没犯错误。」
「那市委怎么会把印好的代表名单给划了……。」
「谁勾掉的?」
「是柯庆施。」
「呃——」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是啊!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一个普通代表的名额，为何有劳他的大驾?疑窦已解，只是不好说明。
那要追溯到一九三九年——
二十一岁的王若望离开西安工委后，三九年底，组织又指示他去宝鸡中心县委担任地下党第一任县委书记，这时柯庆施的第一个妻子也派到这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和妇女委员。在这段时期，他们俩共同建立了掩护县委的机构——西北工业合作社。工作中，柯庆施的妻子曾向王若望谈及，对自己的婚姻异常不满，她与柯庆施结合的前提不是爱，而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她和柯庆施到了延安后一直建立不起感情，多次向组织提出分离。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组织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暂时让她与柯庆施分开，调到宝鸡中心县委。在跟王若望的交往中，她得到了精神的安慰，渐渐地爱上了他。王若望带着初恋的幼稚和对女性的朦胧，也渐渐地产生感情。延安党组织了解此事后，劝说王若望放弃这个打算，他表示同意。后来柯庆施的妻子并没由于王若望态度的转变而放弃离婚的要求，最后还是跟柯庆施分了手。
这是年轻人在生活道路中简单而明了的小小插曲。
这插曲是一枝没有开花的玫瑰，随着时光流淌早已沉在岁月的河底……。今天残枝浮起，难道竟是取消他参加党代会的祸根?
他不作任何解释，忍耐着。
这位高级干部把对待妻子与对待权力，一视同仁。打击王若望虽不是他的权力范畴，但权力给了他这种方便。
显然，王若望在他的管辖下，处境是难难的。但王若望不予过多理会，只管用笔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五六年冬天，他写了一篇小说《掩不住的光芒》，刻划了一位转业军人的形象，小说主题在于鞭挞官僚主义的危害，不能不说有他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当他担任了《文艺月报》副主编时，更多用杂文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折，以战士的姿态战斗在论坛第一线。他连续发表了“步步设防”、“一板之隔”、“识落后分子”、“不对头”等多篇，这些杂文，尖锐泼辣、针砭时弊，对「左」的思潮给予大胆抨击。
文章里，他批评当时的百花齐放实际是一花独放，斥责文艺创作的概念化教条化…。并指出百家齐鸣不该是一句空话，对知识分子的建议又何必步步设防。
文章里，他呼吁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这些文章，虽说还带着时代的局限，但不能不佩服他勇士的风格和敢于直言的胆魄。
王若望的文章给了那些伪君子假革命派施展才能的大好机遇，也给了那些下贱文人炫耀自己良机的跳板。历史赋予王若望一种特殊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难得的「反面教员」，还在于谁把王若望打成靶子狠狠打，谁的头上就有光环，这光环就可赢得那些爱听假话的权贵们的宠爱。
请看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抓住机遇，打上阵来了，从这时起，他们已有了「英明」远见，对王若望的批判，也就为自己的前程作了精采铺垫。
张春桥及时发表了一篇“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他写道：
「王若望反对『步步设防』正是为资产阶级进攻扫清道路……。
「我们划分右派，左派是不是弄错了呢?如果不这样划分，王若望身为共产党员，言论行动却同右派无疑……。
「王若望的对台戏还没唱完，但他一出场，就受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喝采，他的几篇杂文成了右派分子在许多场合向党进攻的武器，他已经堕落到右派的泥坑，从这个泥坑长出来的“香花”，到底属于哪一家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
可笑呵!这样的年月，科学文化落后于世界先进之国可以不顾，然而用政治造成的一批又一批「机器人」，却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遥遥领先。因为王若望的灵魂是属于自己的，不受权力操纵，就自然受到权力的报复。
一九五七年，难忘的。
上海友谊电影院，召开全市反右斗争大会。
当时被称为「敬爱的柯老」的这位市委书记，在主席台作了发言，平静地向全体到会的人点了王若望的名：「上海呵!有个顶活跃的王若望，这个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他的话就是圣旨，随意地判了王若望政治上的死刑。很快王若望也被开除党籍。
作协党组十分恐慌，深刻反省以往对王若望的右派面目认识不够，市委书记的话使他们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若再不与王若望斗争，便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了，于是大会结束后，作协党组赶紧组织人员搜集整理了王若望的右派言论。
正直的人也并非没有，上海市委有的领导，如石西民、曹狄秋、周而复都不同意对王若望这样的定论，他们出面陈言，替王若望保驾，结果不起作用。是呵!只要有新的曹操，就会继续有杀华陀的故事。
周而复还为此事受了牵连，把他当成了右倾思想的代表，他不得不作了检查。
株连九族，一向是历代皇朝的治人之策，「左」的路线更是在这一点上推陈出新。要说王若望的厄运是自己找的，那他的妻子李明又何罪之有?
她的公司党委书记被撤消了。
她的市委候补委员被撤消了。
都可以撤消，最后的也是最可怜的一点夫妻感情难以撤消呵!
「你要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自己选择。」一个代表组织的人，严肃地训斥着李明，也许这个人心里也明白自己也是爹妈感情的产物，但是革命需要否定这个事实。
李明哭诉着：「可我们有这么些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呵!」这观点太胡涂了，对于当时的原则。
「后果你自己考虑吧!」
李明默默流着眼泪，这泪水没有在艰苦的抗战途中流过，没有在遭难的童工生涯中流过。
请用计算机来计算一下吧!能算出五七年那一套完善而复杂的整人程序么?
残酷的生活，不允许李明有半点清醒，她终于胡涂了——疯了。
她疯了，她的精神世界有一半算是解脱了人世间的陷阱与漩涡，就算是她的幸运吧!王若望偏偏不发疯，他疯了也许不那么遭殃，偏偏他清醒，这清醒更叫人痛苦。要知道法律有时对精神病人还是人道的呀!
王若望盯着神色呆滞的妻子，后悔了。
他这个人活了这些年，曾给许多人带来快乐，唯独给自己最亲的人带来灾难。做梦也没料到全是因为自己的笔，把妻子押到地狱里……。他发誓不再写文章了。
没有任何办法补救他的忏悔，唯一给妻子带来的「安慰」，就是任凭病情发作的妻子，用手抓，用脚踢，用头撞，把自己的肉体当一块解除妻子痛苦的「砧板」，让她那精神分裂了的另一半压抑的怨恨统统发泄出来。
哦!沉重的十字架，王若望的十字架……
五、
她死了。妻子李明死了。
这是最后一眼，孩子们围着，老朋友们围着。
不会再疯了，静静地躺在那张铁床上，十分疲倦似的。她是母亲，孩子们的太阳。如今黑暗了，永远地沉下去。王若望闭上含泪的眼睛，眼前一片黑暗。
王若望多么希望她能再疯一次，疯了也是活着，他还存在着妻子，孩子们还有一个疯了的母亲。……就要被送去火化。
记住了，去世的日子，一九六五年八月。
她躺着，这般安宁……这瘦弱的安宁……四十五岁只活了……年轻时的模样那儿去了？
她在演戏，一个卷烟厂的女工演了主角，多美的姑娘，只有十六岁，她沉浸在自己的角色——莲香，台上；诉说着孩子死了的遭遇，放声恸泣……多少观众跟着流泪。
年轻时的模样那儿去了?现在她闭着眼睛：永远闭住了感情的闸门。
三七年，她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认真做着笔记……朝气蓬勃，透明的含笑的眼睛，目光里的热情能烤人。
年轻时的模样那儿去了?她睡得那么香甜，太累了。
四三年，延安飞溅着欢腾的浪，她被评上第一届陕甘宁的劳动英雄，灼红的鲜花挂在她胸前……这双健壮丰腴的手臂创造了她的荣誉。
年轻时的模样那儿去了?如同干柴的胳膊，血管好象在跳。
在山东，他得了血吸虫病，奄奄一息。她来了，带来女人的一切，那来的力量呵!用独轮车推着王若望送往部队的医院……不平的山道，吱哑——吱哑——车轮唱着一支歌，她也在唱着……
年轻时的模样那儿去了?苍白的毫无血色的嘴唇，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
在妻子的遗体面前，一切自责都不起作用。
死了的人是不会感到地狱的冰冷的，活着的人却害怕冰冷的孤独，她走了，把一点残剩的爱也带走了，只要不拿笔，是不会失去的。王若望的泪已流干，妻子病危前的话又一次撕裂着他的心：「求你了，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这一句……不要再写了……」妻子的话是对的，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汲取教训，我这个右派刚摘帽没几天，为什么那么急着动笔!」
是呵?这都怪罪于他写的那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
这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的《文艺报》上，距他摘掉右派帽子的时间刚刚一年。
自从他成了「摘帽右派」，家庭的忧虑得到暂时缓解，李明的精神分裂症通过吃药和医疗，亦已好转，她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段时间，王若望没用笔去「闯祸」，他尽量将时间用在陪妻子上，教她下象棋，给她念唐诗，尽力弥补家庭的创伤。
一九六二年，广州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文艺政策出现「解冻」兆头，鼓舞了每一个作家的心，憋了好几年没有动笔的王若望，被会议精神所激动，那颗不安分的心按捺不住了，他有很多话要倾吐。对于五八年大跃进的所见所闻，记忆犹新，这实在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也是中国人一次愚昧的大操练。一向直来直去的王若望，用极婉转的笔调批评了大炼钢铁中，农民砸碎铁锅的做法。良苦用心端倪在字里行间。尽管这小说不能称为上乘的艺术品，小说的立意却显示了一个党员作家的忧患意识，虽说他并没恢复党籍。
那天深夜，他写完了小说最后一句，便急忙走到妻子床前，「你看看我的草稿。」
「你怎么又写了?」李明心有余悸。「会登么?」
「广州会议开过了，我想会登。」他抚摸着妻子的肩膀。
只要发表，就说明王若望不是敌人，他多少也带着投石问路的心理。一篇小说具有多元效应以及那么多复杂的功利作用，这只有中国作家才配享用的「优惠」了。
李明读完了小说，没有吭声。当然小说的情节是真实的，但她不敢肯定。
小说终于发表，给全家人带来欢乐，孩子们当成爸爸的新生，妻子当成丈夫的平反书，王若望当成自己的新的希望。也有人开始把这篇小说当成罪证。
王若望拿着墨香未尽的文艺报，哼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余音还在缭绕，阴云已捷足先登，风暴又劈向了这个家庭。
六二年十月，压抑而森严的上海展览馆内的剧场里，响起了市委书记的声吾。「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王若望这个人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的。你们可以找来看一看嘛!就可以看出他的攻击是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出什么局面。」
会场内，李明也在听报告，本来就有创伤的她，怎经得起这突然的打击。她忍受不了一双双投向她的冷漠的目光，她吓得低下了头，在众目睽睽之下，她逃出了会场……
[完了!]她哭着，「完了!」她跑着。
这一次她的精神支柱彻底倒塌了。
这一回，她倒在床上，便再也爬不起来。她恐惧地抓住王若望的手，「老王，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准备着，这一次不会让你好过。」
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竟说出这样一句清醒的话，可见她的脑海里，对于迫害的印象，有着多深的烙印。
望着妻子的遗体，除了骂自己，说什么呢?
说真话，付出这般沉重的代价。他完全知道写一篇粉饰现实的赞美诗，能得到什么，可他过于信赖自己的思维，过于真诚。被神圣之光普照的现实，怎容忍他的「歪曲」，否则彭德怀的悲剧该如何解释?你王若望又算老几呢?
历史惊人相似，凡是皇帝都爱假话与顺民，大跃进的确是将假话与顺民的数量大大跨进了一步。三十五天就赶超英国的滑稽口号是多么嘹亮，而今呢?鸣呼!
没有民主的甘雨，科学怎不荒芜?文化沙漠有什么关系，只要不遮盖偶像的光辉。
六二年，王若望这一跤摔得极惨，不知他是否能爬得起来?在当时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他作为警钟长鸣的反面典型再合适不过。这位满腔热忱写过歌颂毛泽东的《毛泽东故事》的作家，思考着如何生存的方式。他困惑。
六、
亮晶晶的银色的手铐。
王若望嘴角上挂着一丝轻蔑的笑，瞧着自己手腕上的这幅一九六八年的装饰品。
这手铐，克罗米的光亮熠熠耀眼，看来是新产品。这个年月，制造手铐的工厂供不应求，它出现在狂喊「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上，身价百倍。
谁戴手铐，谁便「时髦」。王若望有幸享用这般待遇。
刚才，作家协会的会场里，「打倒王若望」的口号还残存在他的耳膜。有人揭发他骂江青骂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成了现行反革命。原因呢?他只不过曾对揭发过他的人谈起过一幅宣传画——[毛主席在长江游泳]「这幅画主要说明毛主席还健在。」就这一句简单的话，揭发者为了保护自己，可怜地歪曲王若望的原来的意思。
这个会上，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宣布了二个典型，揭发者从宽，当场释放，另一个从严便是他，以态度顽固、反动立场坚定的结论，予以严惩。随着宣布逮捕的决定，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会场主席台，坐着泥塑般的工宣队、左派代表、公检法人员。
“罪人”的家属也在场，他们把王若望的第六个女儿[六六]也带到了这里。
到会的每一个人，都想用最严肃的表情来控制内心深处的恐惧、用最响的口号来表白对现行反革命的痛恨，这大约是中国人当时极典型的心态，对心理学家很值得研究。
会后，几个军人押着他，推进了一辆吉普车。
王若望听见十四岁的女儿六六哭喊着「爸爸——」车轮开动了。
[咣当——]看守拉开监狱的门。
王若望昏昏盹盹地打量着，好熟悉的地方，难道旧地重游?是不是十六岁时呆过的漕河泾监狱?的确是。
有句诗叫作人生难有几回醉，他自嘲，人生难坐几回牢。第一次坐牢，使他懂得革命的伟大，这一次坐牢，使他胡涂，革命究竟是什么?
审讯开始。没有法律的审讯方式。
王若望对审讯者这样说：「为了信仰，四十年前，我被逮捕，国民党官僚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的……。」
此话剌痛了审讯人员的神经，「你以为自己是老革命?老革命照样变成反革命!」
对于这样的戏剧性巧合，任何剧作家都会感到心酸。
有趣。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监狱关押共产党，这是一道谁也解不开的数学方程式。
一屋子黑暗，使关押的囚犯，习惯于做梦，梦里的生话是人的生活。
一屋子黑暗，改变了犯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不敢向前看，前面看到的是疾病、刑场、死亡、惨叫。
还是朝后看，看一看童年，看一看婴儿的笑，妻子的爱……失去了的，更要多看几眼。
王若望也在朝后看，看到了战场硝烟，地下工作的传单……看到了一九四八年，披着纷飞大雪在淮海战役前线，他作为新华支社的社长，向前线总指挥邓小平汇报工作。
邓小平也在遭受磨难，何况我呢!」他想着，释然了。
他要朝后看，能看到无愧的人生，活下去的勇气……
牢房外：语录汇成了红色海洋。红色海洋翻腾着血。
牢房里，也在流血——
一位年轻犯人自杀了。
中午的时候，王若望还跟他交谈过，他是因为「五·十六」案件给牵涉进来的。暴虐使他绝望，趁夜里犯人们睡熟，他拼足全身力气，将自己头颅撞往墙壁，头部似爆裂的西瓜，喷出一团血浆，似乎喷尽了他一生的怒焰。这是他第二次自杀。果然成功。他双目睁着，带着笑意似的，是否庆贺死的胜利?彷彿说：这不是死，当活着等于死的时候，让死来替代活。他要用二十八岁的生命作一次物理试验。已达到目的。他的眼睁着，光还没散。墙上、地下，一滩鲜红的血还在流淌，流光了他的青春……
王若望麻木了，没有泪，没有恐惧，只轻轻用手合住他的眼皮。
又是一个早晨，同牢一位当过教师的犯人，突然被叫到门外，刚跨出门口，刹那间；四五个穿军服的人猛扑过去，将他五花大绑捆个结实，绳索卡住他的脖子，他还在犯傻，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对待他。
王若望目睹这一幕，估计他要被枪毙了。因为这间牢房是关押死刑犯的牢房。
王若望曾问他：「你是为啥事关进来的?」
「他们说我宣传三民主义，其实什么是三民主义我还没弄清楚。」教师嘟嚷着。
「那为什么呢?」
他吞吞吐吐地：「我只不过写了一篇宣传平等博爱的文章。」
这个书呆子绝不会想到死，生的欲望是那般强烈，前几天还要求看守给他药，「为什么不给我药片，我胃疼的厉害。」
「你这种人还吃药?」看守讥讽的话里，包含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可他没听出来。
现在，他被押上刑场，枪口对着脑瓜的时候，大该明白，可以不必吃药了。
永远记住了。这位教师只活了三十六岁。
一篇文章，一条生命。王若望在牢里咀嚼着这人世间的残酷。愤怒代替了心里的沉重。
假使枪口对准自己，又会怎样?孩子们已失去母亲，看来又得失去父亲。他只能长叹。他的脑海又浮现出一位姑娘的影子，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个有思想探索真理的女孩子，在文革开始时曾抗议，「中国的宪法不如一张草纸。」……为了她的被捕，王若望曾想去北京告状，要求平反，此事唯有女儿知道。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枪毙了。
他想起工人武斗时的情景，六八年当见到上海柴油机厂处于棍棒长矛的镇压中，这位第一任厂长忍不住了，在家里秘密刻蜡纸，印传单，要告诫工人们不要武斗，不要把屠刀对准工人。若不是他家里一位好朋友「小木匠」的阻止，传单撒出去就留下罪证了，幸好蜡纸被女儿和那个小木匠烧了。
这两件埋藏在心里的事，他都没有交代，王若望也有「不老实」的时候。老实有何用，刑场对那个老实的中学教员并不优待。没有法律的枪镇压着法律。
他的黑发越来越少，那是被黑暗吞噬的，但愿当满头白发时能迎来白色的黎明。
总算放出监狱。一九七二年中。
四年饥饿的折磨与精神摧残彻底改变了他的模样，除了满头白发，就是骨架的一层瘦皮。
四十多年前，十六岁的王若望被国民党判刑十年，关了四年便放出来，剩下的六年时间，让文化大革命给补上了大部分。给命中注定么?这倒是让算命先生有机可乘。
肉体得到自由，思想仍被监禁。一九七四年，偌大的中国地图，只不过是一张「阳光普照」的宣传画。
「爸爸回来啦!」孩子们终于见到了朝思夜想的活着的爸爸。
没见过面的女婿想跟他握手，冷不防不知从那儿冒出个声音：「不许握手!」
原来，远远尾随在他身后的是两个监视者。他们跟了过来。
连短暂的欢乐都无权享用。沉默。
王若望用眼睛在孩子中寻找着，“六六呢?”他不会忘了被捕时，“六六”跟在车后的哭喊，有很多温存的话积攒着，首先要倒给她。
「她去插队了。」第二个女儿，小心地吭了一声。
王若望嘴角抽搐了一下，习惯性地眨了眨眼睛，好象挺轻松。
「你们当子女的听着，要跟他划清界线。」监视者怒指着孩子们，又转脸命令里委干部，「这个人交给你们，不许他乱说乱动。」
「谢谢照顾，我巴不得睡觉，」王若望故意挖苦对方。
王若望最小的儿子已中学毕业，孩子天真地以为，爸爸出狱了，意味毕业后的出路能有转机，没料到爸爸还是反革命，接受群众监督。他不由号淘大哭，「我是当不成工人了。」当时当工人就等于当了无产阶级，这份光荣，看来让爸爸给毁了。他只好背着铺盖去了崇明农场。
不久王若望去了干校，重负荷的劳动压在他瘦弱的身上，背一百多斤的水泥、挖河塘、掘防空洞。但是劳动改造对他的思想不起作用，他的脑子又琢磨着跟「大好形势」唱对台戏，本性难移呵!
报纸上登载着关于儒法斗争的文章；读罢嗤之以鼻，忿然不已，又忘了监狱的折磨了。
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于儒法之争的文章进行了尖刻的挖苦——
「至于批儒，最高领袖说过，过去的思想斗争就只有批判没有立，最有趣的是报上列有（历史的大法家——刘邦）一文，其中破绽百出，说什么刘邦的对立面是项羽，又说请叔孙通订朝仪是有利于中央集权，殊不知他起用叔孙，正表明他儒法兼收并蓄，为什么不说刘邦的对立面是秦始皇呢?因为始皇是道地的法家，怎能把他作为汉王的对立面呢?为了抬高法家，把明明白白的历史都讳而不谈，难道这是唯物历史观的科学态度么?
……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斗争，在范老著作中也未曾着重提到，只是在先秦百家中略提一笔。如果他死而复生把这部著作改写为「儒法斗争史」，那么我国几千年思想界之丰富多彩，将只剩下两条青筋了……
……例如《三字经》《女儿经》这些书在三十年代就只有包花生米的用处了，如今又正正经经批判一通，还打印许多份，广为流传，这又何苦来?我意，不这么批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没事做么?……」
这辛辣的讽刺里也含着一份沉甸甸的苦涩。
不知怎么，这封信的底稿被造反派发现了，王若望赶紧撕毁，诐夺过去，他们煞费心血用浆糊一小块一小块把信纸拼贴起来，这一下又「暴露」了王若望的反动面目。一个受监视的改造对象，仍不悔悟，留下这样的罪证，可谓胆大包天。这似乎进一步证明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掌权的头头们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给那些闲得发慌的「革命者」们像是注入一针兴奋剂，可有活干了，否则怎么突出政治呢?
王若望被反剪双臂，押上了文化系统的审判台。真是轰轰烈烈的大场面。
批斗成自然，便玩世不恭。
这一天他又将被批斗。下午，四女儿有一帮同学在家里画石膏像，他一边看着孩子画画，一边讲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讲着讲着他戛然而止。且听下回分解。
「再讲下去。」四女儿说。
「时间到了，哈!我该去开批斗会了。」好象斗的不是他。「等批完了，我回来再讲。」他走了，像是去散步，楼梯口传来他轻松的脚步声……
……台下黑压压一片，来势很凶嘛!他预感要蹲班房了。因为前不久，王秀珍在人民广场的有线广播直接点了王若望的名，说他是右烦翻案风的社会基础，这基础能不铲除么?
他朝会场四周扫了一眼，想当年还在这儿为工人们作过报告。此一时彼一时。冷不防有人按他的头，他的脖子有弹性。按了又直。更多的人愤怒地涌上去，想把他制服。
他想，「捣乱」的机会到了，扯开嗓子高喊「我是寃枉的!」效果不错，台下顿时一片乱哄哄，这个会让他搅乱了。他暗暗得意。
大会草草收场。他等待逮捕，牙膏毛巾已带在身上。可是没有抓人，放他走了，把他高兴得直想笑个痛快。
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已是夜晚。正好，孩子们约了几个爱唱歌的朋友，他已忘了身上的被斗的伤痛，也要挤进去凑热闹，显示一番自己的唱歌才能。他不想唱别的，昂起胸来了一首三十年代的流行歌「谁愿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歌声从窗口飞了出去。
好多邻居都听到了，他的歌没有乐感没有技巧，可这音符，却是他痛苦的渲泻，怒火的迸发!
歌声勾通了很多人的心。痛快。过瘾。
七、
这是谁?是他么?在墙角边，低着头东瞧西望，拾起地上的一个个烟头。
「不错……挺多的。」他高兴地掏出满满一衣兜的烟屁股，摊在桌子上，把它剥碎，用纸卷起这角落里的收获，美美的抽着，吐出心头的失望。打倒四人帮已经八年了，写了那么多申诉信，一直得不到解决。凡是派的代表人物说他「这个王若望在山东就一直对党不满」。
政治问题不解决，那他的工资又怎么能恢复?每月仅有五十块钱，养家活口还得抽烟，无奈，只好到旯旮里觅宝了。哦!月亮再好看，毕竟不是银币。
在孩子跟前，他表演得悠然自得，要让子女们对爸爸抱有对未来的希望。
第四个女儿北珍掌管家里开支，她只能给父亲每天一角的零用。
「阿四，再给我一毛。」王若望嘻皮笑脸地。
「已经给你一毛了，今天酱菜还没买呢?」
「我已经攒了二毛，再给我一毛，可以去买包猪头肉。」他馋得发慌。
女儿又能说甚么，想哭。望着爸爸枯草般的头发和刀刻一样的皱纹……
一会儿，王若望兴高采烈地捧着一包猪头肉回来，慷慨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吃，大家吃……」
孩子们谁也没动筷子。尽管很香。
「来!一人一块。」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公平，一人一块挟在孩子面前，挺隆重似的，像是分生日蛋糕。
「哈……」「哈……」全屋子一片笑声。
他太穷，唯有笑声是他的财富，孩子们深深理解这财富的不易。
老四走出门外，父亲的那种笑，使她心痛，她不愿意在父亲面前流泪……
终于等到了，一九七九年王若望被彻底平反。多年盼望的党籍恢复了。
想得到么?这一年他又获得了爱情。
在去区政府登记结婚的那一天，他拉着等了他十年的女友，羊子（小名）的手，百感交集，这是梦么?一口枯竭的古井，又流出了甘霖。久久封闭的生了锈的心扉，被她的手推开了，灌进了彩虹、阳光，埋葬在废墟里的爱，被她唤醒了。哦!最大的不幸与最大的幸运，同时出现他一个人的经历中。今天的幸福，是羊子十年的等待换来的。这里包含她多大的牺牲。
一向勇敢的王若望，对于幸福的来临，诚惶诚恐，更多的羞怯与不安，使他跨进区政府的脚步有点踟蹰不定。
接待登记的一位女同志，带着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眼前两位登记人，一连串的问号挂在这位同志的嘴边，已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异。这差异一定有段精采的故事，这位女同志暗暗琢磨着。她一会儿望着羊子，楚楚动人的眼睛，真年轻呀!一会瞧着王若望，头发是染的，发根处已露出破绽。王若望有点拘谨，批斗会远没现在这样紧张。是什么力量使羊子嫁给了这位七个子女的父亲，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老人。她的身后，不乏求爱者，地位、金钱、容貌……。羊子自有自己的决断，在王若望面前，她绝不认为是自我牺牲。王若望给予她什么呢?除了他心灵的累累伤疤，这伤疤在她眼里看来恰恰是最美的，如同奖章。接待登记的这位女同志是不会明白的，又何必明白呢?明白的爱情，有时并不是爱情。
他们相识在十年前的一九六七年，这是富有戏剧性的，命运这个魔术师偏偏安排，羊子的母亲竟是王若望小学的同学。羊子的母亲做梦也没料到，同学将成为女婿。他俩的爱，似乎与一般规律相连，然而绝不违背爱的核心——理解。
六七年的大动乱，令人诅咒，羊子倒极感谢这段光阴——遇到了一生的知音。为了排遣心头的苦闷，经常找王若望交谈，把他当作可以呐喊的回音壁。当时，两人谁也没想到爱，虽说这个女大学生在当时颇有青春魅力。不会忘记头一回见面谈的话――
「我心里太压抑了，有许多乱麻似的思想困扰着我，总想把压在心里的话，对谁一吐为快……我信任你，才对你说。」羊子吁了一口气。
「你了解我么?」
「了解。你是经历过多次磨难的长辈，是善于苦中作乐的老干部。」
「这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我不随世沉浮，不求人怜悯罢了。」
王若望在她面前又谈起妻子李明的死，忍不住泪水横流。羊子的眼睛也湿润了，她见到了王若望感情的专一，人的美好的东西，并不轻易就能发现。
春来秋往，羊子默默等待着。
她给王若望这个破碎的家庭送去温暖，在他关在牢房的日子里，羊子来到孩子中间，给他们拆洗被褥，帮着烧饭，送去孩子念书用的算盘、书包……她早就承担起母亲的义务。
十年光阴，她等到四十多岁。她与王若望登完婚，揣着熨金的结婚证书，新的生活刚刚开始。
又有一个家了，清净安逸的晚年等待着，体贴娴淑的妻子陪伴着，王若望十分珍惜，更珍惜作家的使命。时间不允许他过多佔有天伦之乐，他要写!
这一年，他写作了《饥饿三部曲》，这篇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上，它以监狱为背景，讨伐了「四人帮」的残暴，让人们记住，不要忘掉这段历史。
伤痕的年代不能不出现伤痕作品。
八、
紧靠墙壁的书橱里，摆着两匹深棕色瓷马。一匹腾起前蹄，仰天长啸，另一匹，四蹄撒开，鬃毛飞扬。它给狭窄的空间带来宽阔的意象，也代表主人爱马的情致。
王若望的住处，不足十五平方，除了床和写字枱占去的面积，余下的也就是零点几平方米了，若走动，就得侧着身子，不小心便会撞倒堆在椅子上的一摞摞书。
房间虽窄并没使他的思路狭窄，他靠在藤椅上，凝视着那两匹瓷马，思绪犹如奔动的马蹄点，敲动着不平静的心弦。
窗外，墨一般的夜。他在写字枱上开始了一场无声的论战。面前，五百格一张的稿纸，密麻麻写了数张，还是毫无倦意，为文章的题目冥冥苦思，豁然，脑际闪出一句话，他紧紧抓住笔，在稿纸的首页愤然写下——《春天里的一股玲风》，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揉揉发胀的太阳穴。
当天下午，在《上海文学》编辑部，他翻阅七九年七月号《河北文学》，有一篇名曰“歌德还是缺德”的文章，不读便罢，一读就怒火中烧。文学刚从寒冰的封锁中露出春的生机，便有人想摧残了。
这篇文章，对四人帮打倒后出现的一系列作品，几乎全盘否定。认为揭露社会阴暗面就是污蔑党。鼓吹社会主义的文学就是歌功颂德。貌似革命的调子与四人帮的「三突出」可谓异曲同工……
好吧!你有你的矛，我有我的剑，他奋笔疾书一泻无余。有多少话要说呵!中国的文艺走了多少弯路，如今它不过是刚从医院救出来的婴儿，刚会正常的哭，正常的笑，便要扼杀了。在文章里他写道道：“歌德与缺德”无非是提倡假话文学，生活里有阴暗面，为什么不该揭露，揭露的目的在于医治，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前进。
“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发表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光明日报》，接着被《人民日报》转载。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同年九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他写的一篇“论文艺的无为而治”。文章强调，要尊重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身法则，不要给作家耳提面命。要求：文艺的领导应改善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要是在文学领域规定这个不可写，那个不可写的种种限制，是绝不可能产生好作品的。只有正视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才会有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后来，在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王若望慷慨发言：「六二年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说，三年之内文艺领导不要对文艺随便使用否决权，我觉得陈老总的话现在也适用。我们经历过“四人帮”统治，现在我希望文艺部门领导，是否能在五年当中，不要随便使用否决权。」
他的文章和谈话，自然触痛那些「左」的代表人物，于是，「王若望不要党的领导」，
「这是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棍子，又打了过来。
也有好心人带着警告的口吻劝王若望：「你过去受了很多苦，肚子里有气，所以说话
若要出格，要注意呵！」
王若望毫不含糊地说：「这话完全错了，我现在并不算老账，我是为当前的那些错误做法斗争。」
也难怪，一九七九年，历史的目光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那么这个「大革命」所具有的某种「功绩」，就成了「左」的勇士所掌握的武器。
几家报纸对他采取了封闭政策，不给他发表的权利。
在民心的席位上，这个老头倒得宠非轻。
一九八O年，他被选为上海静安区人民代表。
在此之前，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市宣传部马上来人，责成区人大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王若望这个人，有公开攻击毛主席的地方，怎么能当选人民代表。」
这事惊动了中央的一位同志，便问：「王若望究竟有什么问题?」
宣传部的使臣理直气壮：「他的讲话录音足以说明问题。」
「是否能听一听?」
录音放完后，中央的这位同志平静地说：「这盘录音听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就算他有，也不能随便取消他的候选人名单，这是宪法的规定。」
一番周折，才算把他的名字又写进候选人名单，压力对群众不起作用。王若望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代表。选票数字隐藏的含意，很值得回味……
代表的当选，更使某些人对他耿耿于怀，八O年冬天，他的《上海文学》副主编的职务，给免去了。有关领导对他十分「照顾」，安排他去党校学习后，又给了他足够时间的创作假，那么《上海文学》他就再也不必过问了。
七九年后的几年时间，他的小说写的不多，仅完成了《饥饥三部曲》和“《伤心沟》代序”等篇，将主要精力写作了杂文，“重视之忧”、“回答与说明”、“御用”等多篇，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批驳「左」的势力的围攻。
也许是妻子将他的头发染得乌黑，外表的年轻化更使他精神抖擞。这个人的「老天真」性格依然故我。按他的话说：「自我感觉良好」。人生的痛苦给了他一种彻悟的境界，坎坷的经历给了他观察社会的成熟。纵观他所有的作品，以语言、结构、技巧而言，不能说没有可供挑剔之处，从艺术审美而论，尚有直露之嫌。但不能不说，他的文字营句具有强烈个性，强烈的真实，强烈的诚实。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乐观精神，坦荡胸襟，忧患意识，让人感到这是属于王若望的鲜明的人格力量。
几乎他的每篇作品，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关注他更在于关注着中国的政治脉搏。
作为王若望七九年后的个人境遇，呈现的是微妙而畸变的状态。虽然没遭「冰雹」袭击，倒常常出现「晴转多云」或「阴转雨」的小规模骚扰。既然他能当选全国作协理事，写的书倒不能出版，例如《王若望杂文集》，安徽一家出版社已打出校样，巧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本书只好搁浅。小说集《掩不住的光芒》也是在出版社等了几年才算出版，碰着了「清除精神污染」，不知怎么的，上海的书店里就再也买不着了……。
不过，中国大地终于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它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思考，一切传教士般的学说丧失了它的欺骗。不仅反思，更需展望。
九、
八四年十月，乌江岸畔，秋的大笔将这儿染抹出一幅彩画。
「前面就到了!」丛林后，冒出一句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王若望指着采石矶后的李白墓，活跃在一群作家之间，大家的笑声似乎震落了一片片的枫叶。
开完了马鞍山召开的「城市政革题材座谈会」，如今来凭吊一代诗魂，别有一番豪兴。王若望气喘吁吁；踏着篓篓芳草，走近李白墓地。这千古诗杰，枕着乌江涛声，睡意正浓，若是他醒来，看一看当今的世界，不知会写出怎样的诗作。李白墓周围的氛围，也好象他性格的化身，千姿百态的古松，枝干纷争，向蓝天舒展自由。乌江水白浪舒卷，唱一首狂放的歌。耸云柏树，身披绿色大氅尤为欲跳入江中的采石矶喝彩。
不知怎么，王若望望着李白墓，脑子里闪出个奇怪念头，「李白假使活到至今，会不会被批斗?」是呵!如果李白不具备狂放不覊的个性和自由幻想的翅膀，怎会写下不朽名篇。
照理，如今应该有超越李白的诗人，可在这位狂人面前他的后代不敢有半句狂言，是的，在民族文学的宝库前，我们惭愧。
傲慢的李白，你为何不回答呢?也许你也有难言之隐才这般沉默。在你面前，这一代作家若感到自卑，也就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难道说，我们这代作家永远有负古人，有愧于后代么?也许有一点能让你高兴，今天，炎黄子孙正在抒写一首磅礴的诗篇——改革。
王若望在李白墓前，久久伫立，引起无限遐思 ……
「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是因为他从来没去考虑创作自由，」王若望对同伴调侃地说。
他曾在马鞍山的创作座谈会上疾呼：「要使创作大繁荣，必须让作家的笔由作家自由地使唤，必须把某些“左”的，不符合文艺规律也不能适应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框框，马上废除。我们共产党干革命，不怕坐牢杀头，不就是为了争取自由么?为甚么革命胜利了，自己坐天下，反而不敢提自由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真正反映现实的、象样的好作品是出不来的。」
改革，这个时代的骄子，中国人尽管欢呼他的到来，但对它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它给人所带来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冲击和变异，并没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文艺界的改革，王若望是这样理解的：「文艺界搞改革就是改掉对自由的恐惧，对创作的束缚。文艺界最大改革，就是实行创作自由。」
王若望瞧着李白墓，脸上闪现一丝揶揄的笑，「你懂么?甚么叫创作自由?」但他相信，文艺创作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灿烂前景，已为时不远。他背着手，绕着李白墓走了一圈，是受了这位大诗人的感染吧!他也即兴吟诗一首——
平生不苟合，何敢效狂生。
临江怀谪客，无官一身轻。
好一句：无官一身轻，不慕功禄，便无私，无私才能无畏。
因为他的无畏，「汤丽娟案」获得平反。
这要追忆起八三年去宜兴旅游的途中。他住在小客栈里，夜晚偶而听见几个采购员闲聊，说是嘉兴新塍镇发生了一桩寃案。
「你们给我仔细谈谈。」他不想睡觉了。
「晓得吧!汤丽娟辛辛苦苦办厂，就为二条交际用的香烟，把她说成贪污犯，把一家刚刚兴起的工厂给毁了。」采购员愤愤不平。
第二天一早，他便骑着自行车来到新塍镇，进行了一番详细调查，亲自找汤丽娟本人谈话，又跟这个镇的党委书记作进一步核实，还参观了这家倒闭的工厂，一些仪器已经生锈了。事实似乎渐渐清晰，她构不上贪污犯。法律，在这个地区的软弱激起他的愤慨，他再也顾不上旅游，迅速写就了一篇报道“罪犯乎?功臣乎?”寄给了上海的刊物《民主与法制》。
有人劝他别找麻烦。
而他说：「我就是要为民请命!」
到了，人民大会堂。清风洗去旅途的劳累，王若望兴奋地朝会堂的台阶上走去。
中国作家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这儿召开。 ·
他平静地一级级地登着，这轻松的脚步，是以往过多的沉重换来的。他不知道这儿是终点?还是起点?有强烈的期待，也有伤感的余波。
金碧辉煌的大门，给了他金碧辉煌的预感，他想，中国作家的命运大约不会再动荡了。
他听见了，一字不漏地听见了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在会上的发言，这是给作家以安全以人格的发言。他终于听见中央领导说出了——给作家创作的自由。疑虑扫光，愁云消散，这遥远的幻想并不是虚幻的了，愿望实现了。
掌声，席卷着，滚腾着，燃烧着，一遍遍，一遍遍…
王若望在拼命鼓掌，这掌声是他几十年拼命想得到的。
这掌声，是中国作家多年积怨的爆发!
这掌声，是中国作家满腔热望的喷泻!
为中国作家几十年曲折而胜利鼓掌。
为中国作家被党所深深理解而鼓掌。
当然，王若望也深深遗憾自己毕竟是六十七岁了。大会给了他活力和青春，请看他那身崭新的西服和鲜艳的领带……
不过，王若望又是否高兴得太早了?!……
（抄于一九八八年十月） 刊於《明报月刊》198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