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先生访谈录 谷丁
王若望先生，江苏常州人，今年已七十四岁高龄。他十四岁时即参加共青团，做过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却屡屡遭受牢狱之灾，最终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今年八月，他终于获准出国，来到旧金山和加拿大等地访问。九月初，他偕夫人羊子访问洛杉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本报记者在此期间对王若望先生进行了采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谈话内容，未经王先生过目，若有错漏，应由本报负责。
谷丁(以下简称『谷』)：
王若望先生，您来到海外后，各种报刊关于您的报导很多，我们今天想请您谈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这些年，特别是这三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非常大，在海外的留学生，流亡人士，由于出来时间长了，有些感觉已与国内的现实脱节，所以想听听您对目前国内形势的评价。
王若望(以下简称『王』)
我是九O年从狱中出来的。关在里头时与世隔绝，所以出来后对社会比较敏感、新鲜。我谈谈六四前后的变化，上海人经历了六四后有什么动态。首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共汽车里乘客散布小道新闻成为流行，还有公开骂的，而且骂的声音生怕别人听不到。我听见以后很吃惊，怎么胆子这么大?过去是说悄悄话，没人敢这么公开。这是一个新的、相当普遍的现象。骂的内容主要是香烟涨价了，厂长刮我们皮等等，甚至在吵架时这么说：你干嘛骂我?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干共产党?把共产党和偷、抢排在一道，也没人干涉。第二，老百姓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共产党『逗着玩儿』。以前在商品要涨价时，商店是要保密的，售货员都不能事先透漏出去。但现在保不住密了，消息一来就传出去，引起抢购。这说明共产党的纪律已没人执行了。
我出狱后搞了个地下刊物，有七、八个人，后来被共产党发现了，把我们都抓进去了。我被连续审讯廿八个小时。办这个刊物的动机是因为新闻不自由，人民闷在那里，容易受欺骗。大部分是转载香港报刊和美国之音的消息，我自己不写文章。现在人民中是否有组织，不好说，一般不搞组织，但搞串联，像连环套似的，数字谁也说不清。这种组织形式共产党最害怕。主要是在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最多。中国人民并没有顺从、一片沉默，不是，他们尽量不外露。民运的基础就在这里。其次，不要把警察或武警看成铁板一块，里面相当多的人是同情我们的。我住的那个监狱，关押了很多六四期间的『要犯』，都是清一色的政治犯，所以挑选看守是很严格的，查三代。但其中一个看守就为我服务，帮我与我太太联系、通信。后来由于我的不小心被上面发现了，用手铐把他铐走，铐了七天，开除了。我出狱后帮他找职业，我来美国之前他已经考了驾驶执照，找工作就好办了。
谷：您认为经济改革的形势如何?
王：从两方面看。表面上，邓小平讲话后，外资增加不少，小商小贩也多起来了。伹兴旺之中埋伏着危机，一是执政的人对邓不服贴，嘴上拥护，实际在设置障碍，人家来投资，做具体工作的人故意刁难，这不行那不行，把人家打发回去，并不像外面报纸上说的那样都很顺利的。当然比以前好一些。二是从中得利的是什么人?高干子弟、军队中有特权的，他们从中捞一票，发得快。股票热是因为民间的存款相当大，买股票比银行利息高，实际上在中国买股票等于买彩票，并不符合股票的本来意义。说起来你都要好笑，国营单位厂长、经理也可以买股票，股票是属于私有制的，忽然来个公有制的股票，怎么处理呢?处理起来就要闹笑话，假使有利了，自己装袋袋、账也查不出；亏本了，活该，公款嘛，一笔账勾销，也不算是差错。所以在股市上活跃的，常常是公家人拿公款去买股票。国营厂资金流通不活络，仓库里东西太多，因此也想从股票中找到出路，活动活动，这样才会公有制的股票。他们买就大了，一买就是几千股。有他们一参加，股票市场的性质就变了，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
从表面上看，市场是活跃了，但由于党天下没解决，保守派还可能反扑，十四大还没开，谁占优势还不晓得。
谷：越来越多的人卷入经济活动，将来还会不会爆发像八九年那样的运动?
王：估计不会。但因某一事件，在某一个地方忽然爆发什么事件，是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像深圳股市热，百万人拥挤在那里，发生骚乱。为什么乱呢?警察开后门买股票，这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假如人民被激怒，会发生大的事件。
谷：根据这种形势，您认为将来最有可能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王：发展一段时期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停顿了，二是又要来个治理整顿，收缩。但如果整顿、收缩，原来得利的人就要不满意，加入到新的对共产党抗衡的力量里去。共产党自己在制造自己的敌人，这些敌人恰恰是在发展经济中出现的，这些人在上，中、下三等都有。在这种经济变动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小老百姓，有特权的，公家买股票的不受影响，他们照样赚进。
谷：您对海外民运有何观感?
王：有一种讲法认为海外民运处于民运低潮，提不起劲儿来。经过我在海外跑跑、谈谈——我到加拿大也去了三个城市，又到你们这里来，我发现民运不能说低潮，而是更扎实了。有一些乱起哄、开头凑热闹的人，在这二年中冷下来，这是必然的，淘汰一些人是很自然的，还保持那样的势头是主观主义的。正因如此，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转折点，民运并没有低落，而是向纵深发展。什么叫纵深发展?原来是大陆来的学生和流亡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现在扩大到华侨社会。二是向各行各业发展，不只学校，像医生、律师、教职员、同乡会等等。我感到还没有向宗教界发展。在海外宗教界有很大的势力，拥有更多的群众。国内把天主教、基督教的神父和信徒关进监狱的也不少，但我们在海外支持和为他们呼吁的不多。这与我们在国内受共产党教育的影响有关，认为信仰宗教是落后的，唯心论的。他们有很大力量，而且他们是在一般人中最重视『功业』的一群，他们爱国也不下于别的人。所以我建议今后要打掉毛泽东的教条主义思想，把宗教问题重视起来。你知道吗?波兰团结工会取得最后胜利，是得到教会很大帮助的。菲律宾的马科斯下台，教会的主教表态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工作，决不要轻视他们。
谷：您今后打不打算参加哪一个民运组织?
王：目前还没这个想法。现在正在了解嘛。只好说我关心，多看看。他们刚出国不久也经历了一些事，有很天真烂漫的表现，这是很难免的，现在比较成熟了。
谷：有一种说法，有很多人想推您做民阵、民联联合后的领袖……
王：有这个动向，向我表达的人也有一些，但我现在还没考虑好。我主要顾虑到我的能力。大家都希望我来，这是很光荣的，我也没有理由推托，因为我几十年来应该说是属于人民的，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但我现在考虑的是要量力而行。第二我反对共产党的老人党，我自己也来个『老人』(笑)……年轻人有的是，干嘛我来插一脚?这就是我的想法。现在不能说我不干，还在考虑。我知道这是对我了不起的信任。如果真干那就要干出点名堂来，不能还是老样子，那是不行的。因此量力而为，这一步对我来说还是不容易跨的。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谷：听说以前王炳章想把您偷渡出来，来领导中国民联，有这回事吗?
王：有这个意思，而且已经谈好了。买火车票的时候发生差错，没有去成。现在看来像今天这样堂堂皇皇出来反而好。
谷：您今天活动了一天很累，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新闻自由导报》1992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