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娇客

 

 

    一位知名画家家训,从某省来到沿海开放城市的一家豪华的宾馆居住。凡接待外宾的,都是第一流房间,第一流服务,潘先生来到这里,也许是客气,或者是有点儿自卑吧,他主动提出住底层的一套房间。底层还有一个好处,门外的地盘比较开阔,早上起来好打打太极拳,他获得如此出格的照顾和优待,是因为某国即将举行他个人的画展,他必须在二十天之内在这里做好一切出国展览的准备。五天已过,他住的房间楼上来了一队房修工人,二楼的房间里,立刻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那不规则的带有破坏性的声音,扰乱了他的艺术构思,甚至想安安稳稳地睡个中觉也办不到。年已六十的老画家,自忖无权过问周围的一切,他宁愿忍受这来自头顶的干扰。出于好奇,他走向二楼去看个究竟,他看见房间里有几个工人在铲去糊墙纸,二楼的卫生间正在用一种彻底的办法进行消毒,他是被那股难闻的药水味撵出来的。

    这一天的下午两点二十七分,二楼的噪音完全沉寂,大概房修队全都撤出了。谢天谢地,他才获得平静的心境干他的本行工作。老画家长久住在外省的小地方,这时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情,开始懂得城市居民消除噪音的环境保护实为必要,他觉得还是安静的乡村远比高级宾馆优越。

    晚上六点半,潘先生刚刚用过晚餐,宾馆里的经理和支部书记来到他的房间。他们很客气,严肃中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对不起,真正对不起!我们想请你调换一个更好的房间。”略作停顿,支书补上话道:“请你搬到二楼的房间,怎么样?完全不用你费心,我们叫服务员相帮你搬。”

    潘先生才弄明白了,这两天房修队来二楼重新粉刷墙壁,还给卫生间消毒,原来是为的迎接他去住,这感情简直叫他受宠若惊了,知识分子到处受尊重,在C市又得到了感人肺腑的证实。他说:“我在这里住不长,不需要再搬地方,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已经很满足了。进来那天,是我自己提出要住在楼下的嘛。” 

    支部书记见他说话非常诚恳,非常坚定,觉得对方的误会使这场谈判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不得不抬出市委的牌子说服他。“ 这是市委的意思,市委请你升高一步。”谁知老画家误会得更深了,没等支书讲完,就说:“我?何烦着市委如此关怀,太过意不去了。” 经理发现这个老先生毕竟是乡下,好比一只跌进井里的牛,怎么说也抬举不上来。他插话说:“实话告诉你吧,是某某首长的儿子快生养,她要你楼底下这一套,为的上下走动方便些,你给他换一换,面积一般大,只是太麻烦你了。”

    经理说出某首长的大名,真是威名显赫,如雷贯耳。要在十年以前,乡下佬潘家训,肯定要诚惶诚恐,立即照办不误,何况又是高升一步呢!只是由于这几年的拨乱反正的熏陶,一直被损害被压抑的人的尊严在他心中渐渐苏醒了,他忽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受宠若惊一下子变成了“海外孤儿”,一股冷气浸透了他的全身,仿佛被人扔在茫茫无际的大海边,他产生了一个倔强的念头:我不再做驯服的工具了,我不搬。他的回答比这个要委婉些:“我不能搬,我的筹备工作耽误不起,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孩子楼上不能生,一定要在楼下生?难道我这儿风水好点?”经理和支书没能达到目的。

    家训先生不同意搬,第二天他又踅到二楼去看了,内心深处是想看到那位大富大贵的非要挤到楼下生养的“儿子”!……这是昨晚支书讲话里的“笔误”,这位支书的“笔误”,并非疏忽,他是尽量想拉扯到直系血统上去,以示身份的特殊吧。潘先生去了二楼,没看到那位大腹便便的贵妇人,倒让他看到了房间里没完成的施工场地,没有完全铲去的糊墙纸,留下杂色斑驳、起伏不平的墙壁,所有的壁灯和枝形吊灯,都漆上了一种淡绿的色彩。他自嘲地笑了:要我搬到这里来吗?真见鬼了,我可不需要淡绿色,把一切光源遮成朦朦胧胧,也许对新生婴儿是有利的,对一个美术家来说,岂不是只能雾里看花,晚间还能工作吗?

    回到自己工作室,老画家心里更增加了愤愤不平,这种不平之气,使他又不能静下心来伏案工作。宝贵的光阴白白地流去了,这又加深了他的焦急和烦躁。  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会打乱他所有的计划和平静的心境,知识分子就是这般脆弱!

 

   

 

    为什么楼上的房修队突然撤离,把楼上那间房弄得满地狼籍,便半途而废呢?事情发生在昨天的下午吧,从首都飞来的老夫人要亲自看看儿媳待产的宾舍,市委的负责人亲自陪同来到二楼视察这套房子,跟在后面的人大约有六七名,他们的官职不及备载,不过宾馆的经理与支书在前边引导,这是少不掉的仪式。

    负责人看到房修队正在换上新的墙纸,卫生间也收拾得纤尘不染,他对宾馆认真贯彻市委的意图,很感满意。老夫人对C市一定会留下良好印象了。视察完毕,招待老夫人在会议室小憩,她老人家为了儿女,可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她下飞机,也不稍事休息,就直奔这里,年纪已近七十,但步履矫健,脸上虽说有点儿皱纹,但由于保养得好,丰满肥胖的脸型几乎把年轮的皱纹压平了,所以看上去这位夫人,年龄不过五十几。三媳妇来C市分娩,原是她的建议,因为在她心目中,国内第一名妇产大医师在京仙逝,着名妇产医师只有C市吴天泽了。为了第三代接班人万无一失,就挑选了C市,市委对这个额外任务感到无上荣耀,所以指定第一流的宾馆迎接她的到来。接待的规格,甚至超过迎接外国的总统(接总统也用不着换糊墙纸咧),只差没有组成专门的办公室了。

    进了富丽豪华的接待室,老夫人坐了下来,提出了原则性意见:“我看过了,这不能怪你们考虑不周。因为你们都是男人,这怎么可以呢?二层楼呀!大肚皮跑上跑下的,这是极不安全的嘛。再加上孕妇得不着地气,将来生下个孩子就怕是无根之木,这怎么可以呢?墙纸换不换倒不要紧,换了新墙纸,房间里多出来潮气,对母子也不好。”老夫人的意见使这位负责人大感意外,又感到难堪。最使他难堪的是,老夫人的一大堆意见,都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他自知是个男人,先天性地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只是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检查自己,热情有余,细心不足。宾馆经理,眼见辛卒苦苦忙碌了一阵,不落个好,还要挨骂,心里说不出的辛酸和委屈。幸而他脑子活络,提出了一个简而易行的妥当的解决办法:那么,楼下的画家跟二楼的对调一下,问题就迎刀而解了。

    这个主意妙极了,市委负责人连忙表示支持,老夫人最后也点头了。负责人好容易从尴尬局面里解救出来,松了口气,他提议大家去看楼下的房子,以便听听老夫人的如何粉刷房间的指示,免得再犯浪费劳动力,吃力不讨好的错误。

    这时支书插上话来:“先别去打扰老画家吧,这个人有点子傲气,不好对付,让我们先跟他做做工作。反正上下一样的格局,一样的面积,还多了个大阳台。”就是在这个时候,经理赶快通知房修队停工,潘先生的房间才恢复了平静。

    老夫人听说楼下住的是画家,就关心地问了—句:“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支书说:是X省的一位老画家。老太诧异地说:“住这种房子,哪里给他报销?”经理抢着回话说:“因为他要出国办个人画展。是由对外文委垫的款。” 

    老夫人很健谈,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观点,她接下去说:“我们太强调个人!还不是给他个人树碑立传?怪不得这些人骄气十足!”

 

 

    支书和经理去劝说老画家,想不到碰了个软钉子。本文第一节已经介绍了那次谈判失败的详情。   

    支书连夜打电话向市委负责人复命,报告谈判没有谈通的经过。

    “另外再找一套楼下的……”

    这边在电话里回话说:“楼下只有四套那样规格的,两套是跟外商签订了租期两年的合同,一套是宾馆服务部,腾出来也不行,它隔壁刚好有一只大型冰箱,马达开动起来太吵闹。一套就是老画家占着的……”

    真叫做形势逼人,没有任何别的出路。那边又指示,一定要说服老画家,谁知老画家变得更强硬,更顽固,说话更带嚣张气焰,他说什么:“我向来服从惯的,这一回我不打算服从了。对不起!”

    支书又把矛盾上交,市委负责人没想到处理这么一点小事如此棘手。按照常规,尽可通知老画家的所属单位,责成那里的领导进行说服。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来是层层下达,难免耽搁时间,据说这个老画家又是外省来的,市委的权力对他又不起作用;二来尽量不要外传,这件事还得注意保密。

   市委负责人决定亲自跟潘先生谈判,他已知产妇就要君临本土,时间迫在眉睫,即使有火急燎毛的大事,也只得甩在一边,便在老夫人面前夸下海口,急急来到潘先生房间,声称是观赏潘先生出国展览的预展来的。潘先生毕恭毕敬,市委负责人的到来,老画家感到十分荣幸,回想自己足足有二十多年被抛弃在乡下,公职被开除,只得给农民画门神、描绣花鞋样,弄口饭吃,区区一个大队长都可以踩在他头上;如今得以住进这个豪华的房间,当地的市委领导人还亲自登门,慰勉有加,老画家深感一觉跌进了青云里,说不尽的感激与得意。他忙不迭地把已经包装好的画幅重新打开,生怕漏掉了一幅,忙得不亦乐乎。他的画确实精彩,构图和着色别具一格,每幅画都是艺术精品。负责同志这时才觉得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他衷心地祝愿家训先生出国展览一定能获得成功。其实他观赏画幅,有点心不在焉,他在挑选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语言启齿:“请挪挪地方”。他决定用启发式和暗示式提出问题:“潘先生,在这儿住还习惯吗?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吧。”  老画家感激涕零地回话说:“没有什么困难,这里对我照顾得太好了。” 他的答话,把引向主题的渠道给堵死了。沉默了约一分钟,负责人又说:“这里光线暗了点吧?要不要换个更明亮的地方?”

    “不,对我来说,光线亮不亮不要紧,要紧的是时间。昨天到今天,上头吵得我几乎不能工作,往后我必须分秒必争,否则要赶不上出国了。” 

    “那么,给你换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吧!”

    家训这时才猜疑到对方大驾光临的来由,心里勃然生出了不满和愤慨。方才这位领导对他作品的一番赞美之词,如今回味起来等于是做戏,他这个人就有一点文化人的傲骨,他请市委首长坐下,说了下边的话:

    “你问我有什么困难,困难倒有一桩,昨天宾馆经理要我搬个房间,这本来是很便当的事。可是经理对我说,有一位首长的媳妇要在这儿生孩子,我就很难应命。我是党外人士,请允许我提一点看法,在全国整顿不正之风时期,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是也算不正之风呢?换了糊墙纸这笔开销,由谁出?这儿的房间,一天收费六十元,是不是这位首长自己掏腰包?孩子没下地就养得这么娇,生下来以后会怎么样呢?宾馆是四方杂处之地,他们强制我迁居,这样对待一个知识分子,不怕人笑话?领导人不能以身作则,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画家的一字一句,仿佛都是针对他的,他有点坐立不安,竭力想掩饰他的建议跟这儿的经理的意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急切找不出有力的论证来,他终于采取假痴假呆的语气为自己开脱:“真有这样的事吗?那当然是不好的。我倒要去查一查。……据我所知,不管谁的亲属住宾馆,市财政局是不能报销的。”他发现这个对手确实难对付,看来,原来的计划只好作罢。也许,老画家的批评中也包含着言之有理的成份,动摇了他的决心,不能得罪这一头,只好得罪那一头了。他以市委代表的身份郑重宣布道:“你不要听他的,不搬就不搬,在我们这里,难道这点自由都没有吗?哈哈!”这时,他像个没事人似的,把自己从极尴尬的境地里超脱了出来。

 

 

    第二天,那位大腹便便的小媳妇果然来到这儿,由经理陪同,仍旧住进了尚未完工的二楼原定的房间,他不知说了多少抱歉遗憾的话。随后,老夫人也来到,经理怕看她的眼色,故意躲开了。老太一肚皮的牢骚,一进门就向地板下呶呶嘴,给她的宝贝儿媳说:“我没见过这样的党组织,对一个画家这么迁就,显得领导太无能了。你大肚皮,不许你下楼梯,要什么,你使唤别人替你弄,你给我老老实实‘歪在’这儿。”

    侍候这位未来的母亲,用了四个人,两个女性是卫生局派来的(日夜两班制,所以要两个护士,其中一位还规定必须是共青团员);另外一名是老太的贴身女佣,她陪着儿媳一同下飞机来的;还有一位是男性,系本市某大饭店请来的二级厨师,专门料理孕妇的饮食与营养。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指派有名厨师到首长家里办酒席,除应得工资外,另外还付给优厚的奖金,这位大师傅到这儿来,当然不能例外。大师傅仍旧保留着大饭店的气派,自他来掌厨,就把楼上楼下合用的小厨房和冰箱独占了,外宾烧咖啡、热牛奶临时移到宾馆服务部的房里,点酒精灯解决了能源问题。

    老夫人有三个儿媳,她对她们本是一视同仁的,只是在前头两个媳妇未能给秦家延续香烟,就把最后的希望放到小媳妇身上,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中极为普及,连有些共产党人也未能免俗。老夫人得知新婚不到一年的媳妇有了身孕,这个未知数使她老人家惴惴不安,计划生育留给秦家的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机会来之不易,偏偏这个‘机会’不是以权力大小为转移的。打听得有位大医师能在四、五个月测知是男是女,那大医师给她的答案太喜人了,小儿媳一夜之间便平步青云,一跃而为全家的小太阳。一家老少把所有的爱和关怀全都投放在她的身上,尤其是老夫人,小媳妇成了她的希望和生活的轴心,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和生命线,小媳妇分娩前的准备工作都由她承包和料理。是她亲自安排到C市,亲自指定妇产科医师,亲自视察宾馆的房间,并且决定形影不离、奉陪到底。

    老夫人原是个文化不高的女子,参加革命后与秦则明(地下党的化名)结婚,生养过三男二女,都是在战争环境里,那时候生娃娃根本没进过医院,有一个女儿不幸夭折。由于这几年新潮流的激荡,她也吸收了八十年代科技知识和医药保健常识,比如:她知道糊墙纸贴上去散发水份,一个人离开地面得不着地气之类。不过,她对外国引进的新产品却是个激烈的反对派,除了彩电以外,她不赞成房间里装空调器,她认为空调里放出的空气不洁净;对录音机也很反感,认为都是些洋腔洋调细声细气的靡靡之音;她对彩电也不是全都拥护,电视节目里姑娘们的时装表演,她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把姑娘们商品化了,特地撺掇老爱人下令禁止(老爱人大概没有听从吧,八四年上半年,电视里的时装表演节目又出现了)。此外,她对致癌物质产生一种癌症,伙食里凡有味精、酱油的调味品一概不沾唇。不知哪儿听来的小道,说是吃了这两样东西容易得癌症;有一阵传说花生吃了会得癌病,从此她再也不吃花生米,连花生油也是违禁品。

    前面提到侍候小媳妇的共有四人,这个统计还不全面,还有一位特别护理,这就是年近古稀的老夫人自己,护理人员全由她统辖;对小媳妇的饮食,她管得特别严格,太腻、太冷、太热、太甜、太咸、太硬、太生……她都有禁令;忌葱、忌姜、忌辣、忌醋,总怕刺激性的东西使胎儿受不了;过份的溺爱和干涉弄得怀头胎的孕妇都受不了,就好比溥仪的《前半生》里讲的,宫廷里给皇子皇孙开饭,有种种规矩和讲究,他六岁的时候,太后只许他吃糊米粥,尽管天天肚子饿,也没人管,后来只得偷吃中南海鱼池边喂鱼的冷馒头充饥,是同样的情景。

    孕妇有一个小动作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在腿上挠痒,特别护理怀疑是湿疹,儿媳妇一再声明已经不痒了,她可并不罢休,根据游击战争的经验,她硬说这个宾馆的被褥有虱子,是虱子咬的。她的贴身阿姨在被缝和衣裳角里遍找无着。否认了这种猜测。老夫人不听,下令把屋里的被褥、枕巾、内衣……都拿出去消毒,而且硬逼着大肚皮女人起放大了的腰围洗头发,从头发里真的找到一枚虱子的尸骸,揑在手里让三名护理员认认,“你们没见过,我可见得多了。”三个护理员齐声附和:“真是头一次见到虱子这个样子,这个宾馆太不卫生了!”

    特别护理又找到更有力的旁证:“他们赶紧铲去糊墙纸,换上新的,虱子一定钻在糊墙纸里边呀!我要报告她老公公,市委给我们这样不卫生的房子。” 

    提到二楼这一套房间未完工的部份,在儿媳妇住进来的头一天,宾馆经理曾建议找两名工人,在最短时间里突击把糊墙纸糊好,老太拒绝了,怕有水气散发出来,经理纠正她,说:“我们完全不用水,是用的化学胶水,没水气的。”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又来帮助特别护理,她更坚定地说:“这怎么可以呢?化学胶水比水气还坏,它会得癌病的。” 老太太宁愿让半壁墙上留下古代壁画式的遗迹。不过,当她的视线接触到墙壁上的历史文物,就生起了无名之火,仿佛这儿的巨幅壁画,就是楼下尾巴上天的画家的大作。如今,她又从这影影绰绰的现代派壁画里设想出虱子的巢穴,她但求“万事如意”,偏偏宾馆的经理跟她作对,楼下的邻居跟她作对,市委也跟她作对,连躲在墙里的虱子都跟她作对,她在这儿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她第一次发觉地方上的党政军民对众望所归的老头子并不真心的尊敬。

    可怜的大肚皮女人,足有半个小时僵着腰洗她的头发,弄得气喘吁吁,疲乏不堪,折腾得不轻,为了迅速吹干弄湿了的头发,她想打开空调器,但是特别护理向来反对空调,只得靠窗坐着。这位至高无上的老夫人简直像梦魇一样跟踪着她,不给她一点自由。可见即使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皇亲国戚之宫,不给她一点自由,她也会感到窒息和压抑,她发现老夫人把整个精力扑在她的身上,并不是真爱她,而是爱她肚子里的那块肉呀!她懊悔这样的不均衡的婚姻,她一点不感激老夫人的盛情厚意。在她湿头发尚未吹干以前,湿头发给她引出了两个很奇怪的想法:但愿生个女孩子,气死她!但愿秦家的后代根早点从我身上分裂出去,赶紧完成这一项光荣任务吧!

    八十年代的新女性,才有如此这般离奇的念头。卫生局指派来的两名护士,她们也是八十年代的新女性,她们不再做唯命是从的奴仆,她们虽然不敢当面违抗,但却保持了独立思考的清醒的判断。在人背后,她们是这样评论的:

    甲说:“我看,这个老太自己有毛病。”

    乙问:“什么毛病?”

    甲答:“更年期,有些妇女会发作狂躁症,她的各种症状就像是狂躁症。” 

    乙说:“恐怕不对。更年期是妇女五十岁左右才有,老太太已近七十,不像,我看是常见的精神病。” 

    甲说:“是什么精神病呢?我看她意识都很清楚嘛。” 

    “这个属于狂想型的精神病。”

    “她狂想什么呢?”甲问

    乙诡谲地笑了:“幻想抱个孙子,把头皮屑幻想成虱子,这不就是狂想型的症状吗?”

    甲说:“你不是也说头皮屑是真的虱子吗?”

    乙咯咯地笑了说:“只能同意她的狂想,不同意行吗?说不定她还会闹出新花样来。”

    (可见这两名护士,医药卫生知识很丰富,是上过正规学校的,老夫人在她们眼里,成了一名有趣的有研究价值的病例。)

    甲又说:“要像这般折腾产妇,孩子生下来,也逃不出老祖宗的手掌心,我看,小性命也长不了!”

    像护士甲所说的话,有极重要的价值,又是极紧急的劝告,可惜由于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再加之民主空气没发扬,这样重要的提示只能在背后谈谈(老画家家训那番很尖锐的意见,市委负责人也不会向他反映),那位众望所归的“老爱人”成了个闭目塞听的老爷爷,不能预见到隐伏着的未来的危机。

 

 

    老画家这一阵过得很平静,他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对楼上的芳邻也不去关心,只求两下相安无事。只是有一点,自从楼下的那间小厨房被楼上独占以后,他如要冲开水,到煤气灶上烧一餐方便面吃,就不那么方便了。除此以外,他不会再有啥意见。

    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远远看到二楼的内阳台里,一字儿拉开了万国旗似的尿布,这就告诉人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婴儿终于降生了,至于是弄璋还是弄瓦,他也并不关心,也不去打听,而万国旗也不能提供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明天就要把他展览的画装箱,运到民航机上,他必须一件一件再过细品评检查一番。这时,对外文办的翻译来到他的寓所,此人姓梅,三十七岁,年轻英俊,十一天以后潘先生就要出国参加展览会,他是被指定担任翻译。他来了之后,对照着展览品外文目录逐一点明件数和题名,颇费了一些时间。

    老画家总不能请梅同志一起吃方便面吧,他决定到宾馆专门招待外宾的餐厅请他一次客。吃罢午饭,梅同志打算告辞,答应明日一早就来,由他负责把一箱展览品运往机场。梅同志问起:“需要一个尺寸相当的箱子,你那里准备好了没有?要不要我来替你装箱?”

    这句话提醒了潘先生,他毕竟是书生,不理生业,在他的展品目录里,偏偏没有“箱子”这一项。而“箱子”,这个不起眼的东西,确是能不能运抵海外的不可或缺的装备,他跟梅同志两个人都没注意到,这正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老古话,老画家楞了一会儿,说:

    “我那儿从来没有箱广,我也没想到过必须准备一只箱子。”

    梅同志看看手上的表正是下午一点,他说:“那么,我去弄一只箱子去。” 他测定了箱子的尺寸,就急匆匆地走了。

    到了晚上七点,梅同志来了电话,说:“奋斗了半天,跑了几个单位,没弄着一只箱子,真急死人了。”  这个打击太大了,潘先生没有想到,偌大一个C市,竟连一只箱子都做不出来!明天九点半就要驶往机场,如果误了这一次航班,又得等下个星期,那么,如期展出的计划也就宣告破产,又要被外国朋友挖苦我们是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了!

    这一晚上,家训先生久久没有入睡。箱子,箱子!成了他整个夜晚的主宰,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哪里去找一只合适的箱子?他只能祈求明日的三个小时能够顺利解决这个难题。他想起,万事俱备,只缺东风,这话一点不错,在一个总体规划过程中,只要少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一件小东西,它就破坏了全体,打乱了整个部署。所以,传统的思维方法,论证整体事物中的缺失好比主流与支流的对比,或者用三七开,四六开等等数学公式,未必是科学的行得通的真理。

    第二天一早,他无心再打太极拳,只是翘首盼着梅同志的到来。六点过了,梅同志果真来了,他手里只拎了一只人造革皮包,并没背着一只箱子。梅同志一进了房间,气得跳脚,说话也有点混乱:先到了外贸展览服务组,说是做只箱子,没有事先造报表,费用哪里出?千求万求,总算答应了,但又说最快速度要五天以后才能交货;后来又到了隶属文化局的文物仓库,他那里直打官腔,说什么装运的箱子应该打入展览会的总成本里,他那里有各种规格的箱子,可不对口的单位,一只也不能外调,用金条付款也不卖;然后又去找街道打包服务组商量,他们只办打包,不供应箱子,尤其是木箱,一点没办法,硬纸板箱子倒可以想想办法……。

    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忆这些丧气的事还有什么用?没有箱子还是没有箱子,潘先生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查查电话簿,C市总有一家两家专做箱子的商店吧,查出电话号头,在电话里先告诉他箱子的尺寸,然后开汽车去提货,这是追得上时间的唯一的途径了。无奈厚厚电话簿是用商店的店号头一个字作为“索引”,而不是按行业分类,在密密麻麻的工厂商店名单中,真如大海捞针,哪里寻得出板箱厂的号头?眼看着时间在慌乱的寻找中流走了。一老一少,两个人急得额头上冒汗,梅同志情急智生,说:只有向保险公司呼救,因为这些展品某某国是付了昂贵的保险费的。打电话至保险公司办公室,偏偏八点以后,C市的电话正处在高峰间,号盘拨了十几个来回,还是占线。梅同志急得面色发白,放下听筒,心急慌忙地夹着小皮包奔出去,来不及跟潘先生说明去向。

    梅同志还没走出宾馆大门,大门里不远处有一个露天垃圾堆使他放慢了脚步,原来那里堆叠着几只装橘子水的废木箱,是用间隔的木条马马虎虎钉成的,如同鬼使神差,忽然他折向那里略加注目,发现橘子水箱子后面正有一只齐整的崭新的箱子躲在角落里。

   他奔了过去,目测一下长短,然后又用手指量一量箱子顶端的长阔,他快活地喊了一声: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像小偷似的伸手把这只木箱从垃圾堆里拉下来,又像一个勇士一般把箱子扛在肩上,然后以箱子的主人的姿态扛到潘先生住房的大阳台上。潘先生喜出望外地迎出来,十分激动又十分欢欣地说:“你从哪儿弄来的?你真有办法,现在装箱,还来得及!”

    梅同志压低嗓门,兴冲冲地说:“我偷得来的。” 

    “好哇,为了国际信誉,做一回小偷也值得!”潘先生鼓励他,安慰他。

    梅同志精确地量一量这只偷来的箱子,还好,顶面面积稍稍大一点,四周塞一些泡沫塑料或是旧棉花就成了。若是顶面宽度小了,倒是没办法。在量尺寸的时候,梅同志才注意到这只箱子倒是进口货,上面有英文,写明寄发地点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品名:婴儿软质卫生纸。打开箱子一看,里头的货物,还有很多留在箱子里,抓起一把纸头揑在手里,手感柔松,多孔,略有弹性,才弄明白所谓软质卫生纸就是我国通称的尿布。

    上帝的安排还没有这样周到和巧妙:家训的画轴层层的平放到里边,四周留下约有七、八公分的空隙,正好把软质卫生纸作为防震防磨擦的填充料,还有多余。梅同志和潘先生因得意而咧开了嘴,忍不住要笑,忍不住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箱子上还有一行字:“This is Only One”,翻译好久琢磨不出什么意思。梅同志这时忽有所悟,快乐地说:“对了,中文翻译成‘一次性处理’,对了!小孩的尿布用一次就扔掉,嗬!这是国外的新产品!”梅同志用小洋刀刮削掉原来的收发地点和品名,又用墨汁写上寄自C城的美术展览名画的英文。换句话说,这只木箱倒不是一次性处理就扔掉:第一次装的是尿布,第二次是美术名作,做到了物尽其用。

    这时,老画家才恍然大悟,这只箱子的货主一定是二楼的那个产妇。不过,他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把国外进口的好端端的新产品一同扔进垃圾堆?

    据那位共青团员的护士透露:这箱尿布是在加尔各答外事机构工作的大儿子,寄给媳妇作为礼品的。他可不知道老娘的脾气,老太太对西洋的新产品向来不信任,生怕污染了新生的幼儿,她还是相信用消了毒的斜纹布做尿布。大儿子寄回的“一次性处理”,并未经过处理便扔进了垃圾堆。

 

一九八五年六期《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