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
——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
陈沂
王若望是一个有五十年党龄的党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一片大好形势的今天，他竟被开除出党。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然而又一点都不奇怪。我几年前就同王若望说过，你的言行，早巳脱离党的轨道，如不警惕、不改，早晚要离开党的，要自绝于党的。因为他违背了党纲、党章、党纪，没有按党的准则办事。
事实证明，王若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的，最后终于深陷下去，不能自拔。
我是一九四三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认识王若望的。那时他从延安来，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我主管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他给我的印象是能说会道，有相当的文字能力，但比较随便、散漫。
当时因为他是初到，还不熟悉敌后的情况，所以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只要他看一些材料。他也趁此机会，把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些故事。这些小故事倒是生动活泼，也很感人，比如毛主席到拐峁去看伤员的故事。然而另外的一篇《一张名片》，写陈伯钧同志从国统区回来，带了张印有少将的名片去见毛主席，被毛主席指出，我们人民军队不能忘本，不能追求这种东西。故事的寓意也是深的，但文字却有讽刺性，未能体现毛主席爱护下级、治病救人的精神，给人以不浑厚和找缺点的感觉。
这些小故事，记得当时曾印成小册子发行，上面所说的不足，也是当时读者的反映。我虽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却留下至今末忘的印象。
不久，因他在宣传部没有合适的工作，组织上就把他另行分配到战工会（山东省政府）调查研究室工作。这给了他一个深入实际，接触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为不在一个工作单位，又是敌后，战争频繁，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忽然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战工会看王若望的小字报，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新闻，“小字报”，“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怎么回事呀!
王若望的小字报，张贴在一间老乡的房子里，除门窗外，几乎到处都贴满了，有大张，有小张，字迹有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也有毛笔草书。有的在炕下就可以看到，有的要上炕去才能看见。
这本身就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这又是在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整风期间出现的。据王若望说，他这是帮助山东分局、战工会整风，特别是帮助当时战工会的主要领导黎玉同志整风。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觉得王若望所指的一些问题，讲的一些事，说小也很小，说大也很大，事情虽小，原则提得很高，涉及到山东分局、战工会的政策、法令、工作指示和工作作风，尤其对黎玉同志有些近乎人身攻击。我当时直观地感到，这就是王若望所说的帮助领导机关同志整风吗?王若望来山东才几天，他枪炮声都还没有听过，更没有上过战场，至于山东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他一次也未参加，这些言论，这些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当时真感到王若望是有点下车伊始，夸夸其谈!
此事理所当然地引起山东分局战工会机关同志的注意，他们纷纷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从而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分析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他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动机。不久，在他们的单位——战工会调查研究室，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既教育了王若望本人，也教育了机关的同志。
以后分局、战工会机关党委召开了直属队的干部会，由罗荣桓元帅（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报告。报告谈到王若望的问题。记得罗元帅当时曾指出：“王若望同志呀!你的车不能再开了，再开就要开到泥塘里去了。你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你已经走到反党的边沿，应该是悬崖勒马。山东的工作有缺点和毛病，这就像太阳里的一个黑点，天空里出现的一块乌云一样，整个天空还是明朗的。”王若望当场就顶撞说：
“这块乌云就正盖在我的头上。”
这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但分局和战工会没有给他什么结论，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对他寄予希望，希望他提高认识和觉悟。
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离开了山东分局到渤海区，我也到了东北。此后，我们相当长时间末见面。
—九七二年春天，我爱人到上海看病，得知他在上海，专程去看望他。他当时的生活很潦倒的。我们毕竟是同志、是战友，我爱人安慰了他，鼓励了他，送了他一些东西。
以后我们去哈尔滨，得知他有一个儿子在齐齐哈尔，我们要他经常到我们家去，还帮他从齐齐哈尔调到南京工作。他的儿媳在扬州乡下，我们也帮助他从乡下调到扬州市区。对他本人的问题，我还专门给上海市委林乎加同志写了信，因为乎加同志也知道他在山东的事，我特别对他现在的爱人说，你一定要告诉若望，罗元帅在山东批评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治病救人的，不能不承认、不能推翻。王若望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他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恢复了党籍，重新安排了工作，因而也获得进行创作的机会。现在事实证明，王若望只是为了一时解决问题，并没有真正接受罗元帅的批评。
我们这些经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十分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特别珍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让我们重新回到党内，分配了工作，我们都是以非常感谢的心情来对党，愿以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上海工作的。当时在飞机场，王若望去接了我，我们亲切地握手，我感到我在上海还有这样一位老战友，对我今后的工作，是一定会大有帮助的。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若望针对我作了不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在上海几百人的代表团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在全国文艺界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回到上海后，我向市委作了汇报，但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我只个别找他谈了话，指出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我问他：“你这样做，考虑后果没有?”他说：“没有。”
此后，一系列的事实证明，王若望说话、做事，是从来不考虑后果的。他忘记了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员，说话、做事，都要信奉党纲，遵守党章，服从党纪，要按党的准则办事，一切言行，都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王若望把这些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心中没有党，也不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一切为所欲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他是太出格了。我曾对他说过；从朋友讲，你对不起朋友；从党员讲，你早巳脱离了党的轨道，如不警惕、不该，你很危险。
他常常以真正的右派自居，自称“五七”战土（指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对此我严肃地批评过他。特别是我听了他在静安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会上讲话后，我专门找他来谈了话。那一段时间他的言论和行动也引起了他的孩子们的担心，孩子们也都来和我谈过，希望我帮助他。他每次出去讲话，孩子都劝告他，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爸爸，你不要去乱说了，不要再给我们带来痛苦。”他怎么回答呢?“有什么可怕的？我准备了一根喉管。”
我对他说：“张志新的喉管是被‘四人帮’割的，现在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党和政府，谁会割你的喉管呢？你真是越来越胡说了。”不久，他讲话的录音送到我这里来，我又找他谈了话，指出他离开党的领导越来越远了。我也曾请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认真地帮助他一下。
此后，我离开市委工作岗位转到人大，同王若望接触少了，偶尔见面，也只是点头招呼，但他的活动和言论，还是时有所闻。我觉得他更肆无忌惮，已经不像一个共产党人的口气了。他讲话时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是直呼其名，并在港报著文，要同邓小平商榷，商榷什么呢?他要为资本主义正名，要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要引进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意识形态。他的理论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同西方意识形态不可分。王若望不仅要全盘西化，还要为资本主义平反。他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整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打了二十年游击战争，有些国家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我们希望它早些灭亡，但它并未灭亡，看来还兴旺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几万万人就能够超越这二百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是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我们指望一个领袖，在—九四九年的某—天，带我们进人社会主义，这是容易的。可是真正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谈何容易，这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走捷径的做法，结果历史来惩罚我们。惩罚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掩盖着的东西，表面是社会上义的而实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
王若望还说：“我要讲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的需要。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所得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是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
这些都说明，王若望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我们建国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成就的无知和歪曲。
王若望到底要干什么，这是很明白。一个共产党员在举行入党宣誓时，誓言就是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王若望早巳忘记了这个誓言，他现在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样的人，难道还具备共产党员的资格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王若望完全缺乏这个根本，所以党把王若望开除出党是完全应该的。王若望是咎由自取。
王若望还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如说：“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是倒退，停滞不前”，他反对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说什么“经打办”比“文化大革命”、“清队”还吓人。他还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左”一套根本没有变化，对个体户、家庭承包户、专业户征税，王若望说是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带煽动性的，即使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不允许的。
王若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他说：“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话不通，自由是好的，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化得越大越好，化小一点，就差一点，并不坏，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四人帮’粉碎以后的一股要求民主、要求法制的力量的压抑。”
他还很得意地对一个学校的师生说：“难怪有人对我有看法，说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现在这个名声，我感到光荣，没有啥难为情。”这哪像—个共产党员的话!我们党中央号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级阶级自由化，而王若望却以资产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自诩自居，这样的人还能让他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吗?党理所当然地要把他开除出去。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个名声感到光荣，我们为他感到可耻。正如罗元帅所说的，他的车已开到泥塘里了。他今后应当在宪法允许下，当个好公民，写点于人民有益的东西，以保持他的晚节。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
（原刊于《光明日报》，又编入百花出版社之《十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