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自传（三）

（原名：《自我感觉良好》）

           目录

                        第一部        进入上海第一程

1、侵入交通银行                           7、南京路上大展鸿图                
2、知己难得                                 8、天平山民工吐苦水
3、衣锦荣归                                 9、一千万赚个守法户
4、回娘家兴师动众                        10、转业吴淞机器厂
5、忆苦思甜风起云涌                           ----永久的纪念碑
6、失救会的失落

                        第二部        乌云笼罩的大陆
1、无意间得知的秘密                      8、胡风分子在上海
2、现代弃妇怨                               9、一句戏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3、跨过鸭绿江                               10、死亡的陷井--阳谋
4、红色恐怖惨案实录                       11、抓右派的拉网战术
5、设计救人罪一条                          12、林昭之死
6、转进作家协会                             1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7、镇反的带头羊和替罪羊

                   第三部        全民走向死亡之路
1、大灾难还在后头                         6、医院变成殡仪馆
2、陷入饥荒的城市                         7、牛棚记事
3、后院炼钢                                  8、凑足十年整数
4、永别了，我的李明                      9、似曾相识燕归来
5、只缘妖雾又重来                    　 10、毛泽东的二号宠臣　

                   第四部        黎明前的黑暗
1、两代人的友谊                             7、人间乐园五七干校
2、同一时间里的两颗心                    8、深翻土，广积粮
3、两个骑士、一个法官                    9、工宣队进驻的变化
4、从不自由到半自由                      10、毛泽东夫妇的末日
5、欢聚中的血泪                            11、换人不换马，换汤不换药
6、惨绝人寰的悲剧                         12、张志新、王申酉之死

                         第五部        宽松时期的成就
1、上海的回城风                             5、进党校受洗
2、胡耀邦仗义执言                          6、民主治家
3、《红旗》论坛第一篇                      7、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4、冤家路窄

                         第六部        极左派卷土重来
1、文代会开锣戏                           6、作家队伍中的左、右之争
2、出丑卖乖假民主                        7、逆流和余波
3、微服私访平冤狱                        8、利用宽松环境，四面出击
4、短命的区人代会                        9、第二次开除党籍
5、访贫问苦的经历                       10、首都宫廷政变的前奏

                     第七部    中共的罪行变本加厉
1、血流天安门广场                        5、摸索新的道路
2、第三次牢狱之灾                        6、《民主论坛》的命运
3、初审的交锋                              7、出国前的准备
4、半自由的滋味

  

 

 

 

 

 

 

 

 

 

 

                       第一部    进入上海第一程

                                        侵入交通银行

跟随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前，南下干部集中在丹阳进行短期培训。学习解放军总部的“入城守则”，并将各路英雄按行业和党、政、文、教等分属十多个支队，组成接管上海的网络机构，犹如影子内阁那样的统治班子。

我被分派在工会系统，领导人是曾山和刘长胜。这两人没在丹阳，刘本是上海地下党的工运领袖，他早就在上海，曾山在解放军任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接管上海时他出任副市长。

当时的南下干部，都像衣锦荣归的胜利者，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统治者，过去曾经遭遇种种磨难和挫折，如今都得到双倍的报偿。我们处在高度激昂的兴奋状态中。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要等解放军完全攻下上海，目下上海还没有全部解放，京沪铁路由丹徒至上海的一段还没有通车。直至我们乘了专列正式出发了，人人都流露出跃跃欲试的焦急，不间断地唱起八路军进行曲之类的歌曲。忽然，火车到了真如站，又停下来，原来浦东一角还在交战。我们一齐下了车，乘坐十几辆公共汽车驶向上海闹市，总觉得未能参与解放上海之战而遗憾，最后在交通大学的‘恭绰楼’安顿下来。直等上海局面完全平定了，恭绰楼的南下干部各奔前程。我跟朱俊欣、周炳坤等前往指定的交通银行报到。外滩的交通银行大厦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金融机构，怎么会接纳工人阶级的领导班子呢？

凭着我们有解放军撑腰，消灭资产阶级原是顺理成章的革命行动。一反掌之间，交通银行的招牌撤下，换上了上海总工会的牌子，便把偌大的交通银行大厦据为己有。

看过街头张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布告里，明明写着“原有政府文教卫生所有人员--一律留用；本军任何人不得进入住宅、商店、寺庙和公共机关等”。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总工会便占据了交通银行大厦，这不是言行不一、明目张胆践踏自己宣布的条令和规章吗？

在丹阳集训时，就已确定刘长胜出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刘是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青年时代他投奔俄国海参威做码头工人组织了当地华工，码头工会，暗中支持红军，刘成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边疆党组织的早期党员。刘是老资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工运干部，暗中支持红军夺取政权。他回国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也是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并兼任上海总工会主席。

上海总工会(简称 “上总”)设三位副主席：沈涵，朱俊欣，汤桂芬，他们都是地下党领导下的几个产业工会的工人领袖；沈是电力市政工会，后来发展至英商电车、公交公司以及五金工会的工人领袖；汤是纺织工会的主席。在地下党时期，上海工人福利会频频爆发大罢工，在一次罢工中，仅纺织工厂即有三十万工人参加，上海工运闹得轰轰烈烈。

我被分派至文教部任副部长，部长纪康，地下党时期，他从事工运的宣传工作，曾主持出版《生活知识》和《灯塔丛刊》等。我们二人的分工，纪康谦虚地分管内部事物以及上总上下左右的协作；我则负责各国产业工会和业余工人夜校。在与纪康共处中，发觉他沉默寡言，说话有点木讷，只是写文章或作工作报告却是条理井然。

头一年不同性质的产业工会便有二十五个，各国产业工会配备文教干部，确定一个时期的宣传要点等等，都划归我的名下，此外还创办了“劳动出版社”，组成了《劳动报》，成立了总工会文工团，至今模糊记得，属工会业余夜校，即有五百多所。考虑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我自己编了四集《工人识字课本》，交劳动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即发行了十五万套。非常滑稽的是，在我离开“上总”三年以后的反右斗争中，“识字课本”本该算作我的贡献，竟批判为大毒草，因“识字课本”中有一题为“劳资合作，发展生产”，定罪为抹杀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鼓吹阶级调和。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本人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最充沛年代，常常有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使我勇往直前，拦下了上述种种业务还不满足，又发明了某些新花样惹得鸡犬不宁。想不到正是新花样的发明，把自己弄得太突出，引起了一系列的杯葛。

                                  知己难得

在上总大礼堂作的报告大受欢迎，那次由纪康部长主持大会。讲完以后，我就征求纪康的意见，他几乎羞答答地说：“台下反应很热烈，要是我上台讲话就不自然”。在报告结束时，曾宣布：“我们打算让这样的口头讲话，也推广到产业工会系统去”。结果大小工会纷纷至文教部要求王某前往，弄得应接不暇，难以应付。这证明占大多数的文盲，最欢迎的还是面对面地有声有色的现身说法。我的口才，当初在西安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时期讲进化论，做到雅俗共赏，那时便赢得了达尔文的美名。如今做报告依然贯穿着进化论思想加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如今在报告完了以后，留出时间让听众提问或质疑，基本上做到有问必答，偶尔碰着解答不了的，我则以本人学识有限，十分抱歉敷衍过去。这时候我的日常工作，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出发到各个产业工会做报告了，弄得分身乏术、舌敝唇焦。纪康在部务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一个办法：让老母鸡孵小鸡，何不让各个产业工会能说会道的文教干部，培养出更多的报告员队伍？没料想，第一届的报告员培训班，其中有英国回来的博士，还有震旦大学的教授，解放以后落魄的著名书法家等等，大上海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咧！

正当报告热蒸蒸日上的时节，上总一次党组会议上，有两位负责人对王某的个人突出提出了责难，“个人突出”与出风头是同义词，据文教部的统计：七十万工会会员中，已有五十万人次听过上总的报告，这一数字本应作为文教部的突出成就吧，但在党组会上刘长胜主席挖苦我是“小热昏”！小热昏者，即街头卖梨膏糖唱滑稽者之贬语。另一位部长附和道：“王若望的报告可是代表上海总工会和我们的党哩”。

这次党组会我没参加，碰巧我又在外边作报告，当纪康以婉转的口气透露党组会对我的批评，我简直受不了，我赌气地说：既然领导对我这样不理解，我何必自讨苦吃，顶多不干就是了。如果真的不干，各厂预约请我作报告的，还有二十多家，一旦不去了，文教部就会轧扁头，纪康为难地讲了这样的话：“会上说你的演讲不能代表上总，也不代表党。这种批评不实事求是嘛，谁能保证每一句话都代表党和上总呢？既然党组并未作出决定不让你宣传党的政策，此人也就不能代表党组吧！听我的话，你还是照样去作报告，只是今后你讲话时准备好一份提纲，你代表文教部总是可以的吧？如果回绝了各个产业工会，这个损失不但是文教部的，也是总工会的”。

我满肚子委屈，终于答应草拟好提纲，再去上阵。我说：“我本厌倦了疲于奔命的演讲，就此结束了这个营生也好，这就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骂我小热昏的刘姥姥不明白，把文艺大众化当作谋生手段的小热昏，我们怎能挖苦他呢？”
    纪康一个劲儿的鼓励我：“其实，这是一种平均主义在作怪，要是谁个人突出一点，平庸之辈就感到是对他的威胁，骂你是出头的椽子，你说‘‘木秀于林’倒是很恰当的”。

在下一次党组会上，纪康当着刘长胜等作了一次解释的发言：“我曾作为一个听众听了王若望的演说，台下的工人气氛很热烈，确实有引人入胜之处。台下听众提出许多疑难问题要他回答，这正好给总工会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亲自下去直接解答职工对我们党的政策存在的种种疑虑。王若望本人好几次向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工人中去接触群众，他提出陈毅市长就是这样的榜样，他并不愿意单枪匹马挑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是说话结巴，不能作报告，王若望作报告倒是事先准备了提纲，经过我审查的”。

纪康讲这些话的时候，可并不木讷，只是情绪上抑制不住激动，简直是给副部长王若望唱了一曲赞歌，讲得‘‘风必摧之’的反对者面有愧色。后来才知道：对立面也派了一位副部长听过我的报告，这次党组会此人也出席了，不过他未曾发言，大概也没抓到什么把柄吧。

不幸我跟纪康合作的时间不长，他于1954年调至“世界工联”任中方常驻代表(该世界工联驻地在华沙，受第三国际领导)。刘长胜调离上总比纪康早一年，他任“世界工联”的中方代表团团长。1954年夏，从华沙回国的纪康患了一种古怪的病，只得回国治疗，我与他妻子到外滩迎接他的归来，我看到纪康硕大无比的身躯大为吃惊，几乎认不出来，他还能扶着舷梯从船上下来与我握手，发现他的手就像如来佛的手掌，陪同他回国的同志告诉家属，他得了肥胖病。他的身体竟挤不进汽车，不得不由几个人抬着塞进汽车后座，我到医院看望他两三次，进了医院不到半年，于1963年不治而死，终年五十三岁。

大上海的报告热，并不是王某独领风骚，还有两位杰出的报告员颇受上海人欢迎：头一名是陈毅市长，第二名是税务局局长顾准。陈市长的听众大多是党政军市区两级干部。顾的听众则是机关干部和留用人员，顾准年龄比我长三岁。当时我特地登门与顾准拉同乡关系，并向他讨教。想不到他早有心与我结识，他说：“我曾经听过你的一次演讲，给我的印象很好，你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举的例子来自社会底层，正适合工人群众的口味”。

我要求他指出缺点，顾笑笑说：“有的。在您的讲话里，还透露着常州口音”。我要他谈谈做报告的经验，他说：“我的听众跟你不同，听我讲话的大多数是科室留用人员，他们似乎有一种自卑心理，以为自己是被征服者，所以不可有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口吻，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是解释党的政策，听演讲的看作是政治任务，听起来干巴巴，很教条，那就失败了。如果说我的听众是偏右的，那就要注意设身处地，冷静的说理；而你的听众是工人阶级，大概属于偏左的思潮，讲得激昂慷慨肯定受欢迎”。

上述这一席谈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不幸的是顾准在1957年打成右派，他是抗战前就入党的党员，而且去过延安，随着解放军一起进入上海，头一场政治运动他就挨上了，“三反五反”运动中，报纸首批打倒的九名部局长级干部中就有他，受的处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在“大鸣大放”中，他又天真地为自己辩护了几句，正好中箭，一顶右派帽子逃不掉了。他不但不服罪，在某种场合说了一句不妥的话，出于一个不知悔改的右派分子口中，就得罪上加罪了。结果顾准头一顶帽子没摘去，又于一九六五年加冕，当时被称作“双料右派”。而他还是满不在乎，正在全国疯狂似的发动文革期间，竟能在一支烛光下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理想主意到经验主意》等等鸿篇巨著。

在文革最高潮时期，作为““反属”，他的妻子汪璧又受株连，遭受百般侮辱；她在1968年自杀身亡。顾的老母避居在女儿家中，当顾准因肺癌弥留之际，只是要求再见老母一面，无奈吓昏了的妹妹竟忍心阻止母子的生离死别！

 一个伟大的天才，活了五十九年于1979年与世长逝！他的著作在死后九年才得出版！

衣锦荣归   

进入上海，我是光杆，小家庭还留在丹阳，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来了。一见面，她就怪心疼地说：“怎么搞的？你瘦了许多”！我无言以对，不过心里有数，迎接上海解放，确实忙得不亦乐乎，二来我又顾不上照镜子。我的居室只是暂时住在交通银行楼顶只有十平方米的储藏室里，既没有窗户，又没有镜子，加之四出作报告赶场子，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三餐无定时，饿了就吃碗阳春面或是油条大饼充饥，困了就在文教部办公室沙发上过夜。

如今一家五口来到上海，(其中一位是山东女佣)上总又没有家属宿舍，行政科关照先在楼顶那间储藏室里安顿几天再说。

李明乘兴而来，看到分配的宿舍还不如鸡窝，撅着嘴表现出很败兴的表情，我苦笑着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上海，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具名的入城守则明明写着：本部所有人员不得随便进入民房，寺庙和公私机关，解放军官兵就住在爱文义路的人行道上过夜，这事感动了全上海人民。我们总算还分配这么一间房子，也可以满足了。加之我还兼着党总支书记之职，领导人吃苦在先，要做个榜样嘛，我们住这号房子才问心无愧！

想不到我妻子顶撞了一句：“解放军不住民房，按解放军的入城守则只好睡马路，报上刊出的照片我看到了。不过你们住的这个交通银行，不也是民房吗”？她的反驳有理。我的李明看问题可不简单。

报告热慢慢冷下来，总算有一个星期的空档，我向纪康请了假，打算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常州老家，满足一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故土之恋。

自抗战前夕从苏州军人监狱释放，曾回故乡十余日，弹指又历十二年矣。如今拖男带女，在延安结婚的新娘还没见过翁姑哩。我们一家从常州城沿着运河坐班船驶向鬲湖，这一次回乡最大的区别，我参加的解放军是马上得天下的胜利者，胸中有一种“近乡情更怯”和衣锦荣归的感情在膨胀。

及至到了丫河镇上，还不让我径直走进自家的门槛，特地在大门外燃起一把豆秸，让我们远方来的王氏子孙跳过那熊熊火苗，方得进屋，这个古老的风俗，原有越烧越旺，带有兴旺发达的吉祥之意，我则赋予它参加革命，好比跳火坑的寓意。

我的父亲还健在，母亲在抗战前一年去世，父亲曾有过自由恋爱，我母亲亡故后，爸爸即和青年时代名叫修能的寡妇结婚，她是我的继母。爸爸首先把继母介绍给媳妇，李明拽着我一同跟父母行了三鞠躬，不过后母有点害臊，一面嚷着“担待不起”，一面忙不叠地躲开了。

只消半个小时，便把十二年来大家族里人亡物故的变化告诉我，上一回我领着四位难友回到老家，张罗着招待我们的老祖母已在三年前逝世；我的堂弟寿昌敌伪时期投奔了新四军；王鹏随八路军南下留在重庆，小弟弟王鹤北上到了安徽合肥，在政府机关工作，两人在外面都结了婚。

左邻右舍对李明有种种议论，年轻的皆赞我妻子的知礼、美貌，年长的则称她生养的姑娘像母亲，而生的儿子像父亲。我们的衣锦还乡大概给平静的市镇生活带来不少可资谈助的素材，使我也一同感到某种自豪！

还乡的一个项目，便是驾船游鬲湖，同行的还有一位山东来的保姆，她从未见过湖泊，坐在船上就像孩子似的开心。运河从丫河镇分成两汊，成“丫字形一条河道通向鬲湖，一望无边，它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但见成群水鸥时而点水飞翔，时而像鸭子追逐于湖中，对面的陆地即是宜兴县。

如此湖光山色，怎能料到：几年以后竟遭牛塘乡愚人大力破坏 (丫河镇属牛塘乡管辖)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乡党委动员上万农民，经一年多的围湖筑坝将耕地延伸出去一二公里之遥，南方数省的五大湖( 洞庭、太湖、鄱阳、洪泽、巢湖 )皆在大跃进时期所谓走群众路线围湖造田，结果破坏了平衡，酿成多次水灾。

毛泽东编造的三个“其乐无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围湖垦地包括了“与天斗、与地斗”，可并无一点“ 其乐无穷”，人民吃足了苦头，倒是“灾难无穷”呀！

回娘家劳师动众
    在回上海的途中，李明提议，她也想回故乡一行。我说好呀，我陪你到浙江的奉化走一趟，男女都有衣锦荣归的机会。我抱着女儿亲亲她的脸说：“你还不曾见过外婆咧” 。李明感伤地说：“ 外婆早没了。跟妈妈到奉化，还能见到您的舅舅”。

回到场合，休息半个月，李明向上总组织部请了假，( 分派在组织部任人事处长 )，山东阿姨留在上海，我们便向浙江进发。连孩子也不带，临行前两个孩子还哭了一场。

奉化属宁波地委管辖，李明的老家在奉化斗门桥，离蒋介石的家乡只有二十多里，父母早已亡故，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在斗门桥。

找到斗门桥李明的故居，天已黑下来，她出生于上海，生平第一次来寻根，所以压根儿不知老家的东南西北，她只知道先找叔叔家探听，这情景是悲凉的，当下口占诗一首纪其事：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衣锦归不得，故居何处寻？

很不幸的是，只有婶娘还在村中，叔叔到了香港做木匠很发达，他在那里另成了家，难得见到李家门的亲人，成了弃妇的婶婶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

李明的小名叫杏菊，妈妈生的两个同胞兄弟，一个妹妹，大弟叫梅芳，婶婶说他给地主家放牛割草，杏菊问起在哪个村子放牛？她可没在意，只记得前两年他还回到斗门桥过春节，后来换了人家，再也没见过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梅华，他跟着叔叔在香港做学徒。

婶娘说：“ 小妹嫁到离斗门桥五里地的张家巷，生了一个孩子，小日子还过得去”。

杏菊最怀念的是她的外婆，只因爸爸死后，妈妈带着七岁的杏菊到英美烟厂做工，家中留下三个小孩，全靠外婆照料，她并且做粽子上街叫卖补充家用。李明的母亲脖子上生了个痈疮，本是小毛病，由于没钱看医生，耽误了时机，她妈妈竟送了命！从此，就得由李明挑起全家的担子。

八一三事变，日报飞机炸坏了”大世界”，死了好多人，杏菊在地下党的指引下，必须瞒着家庭离开上海，她不打招呼悄悄地跟着组织去了武汉。

“那么，外婆到哪儿去了呢”?

婶娘说“她回斗门桥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李明听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她深深责备自己，含着热泪对我说：“我的不辞而行给了外婆多大的打击呀！外婆在炮火连天声中拖男带女保护了弟妹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没法报答的了”。

在婶娘处扑了个空，李明马上找到附近张家巷妹妹的婆家，妹妹像迎接一个从天而降的救星和亲人，喜出望外地迎接姐姐，当问及外婆的去世，妹妹的脸色变得阴沉了，她含着泪说：

“只因大姐你不该不声不响地走了，外婆还担心你大概挨了日本鬼子的炸弹，她日日夜夜等你回来，我们三个只晓得陪着外婆哭，在上海，我们无依无靠，断了生路，后来想法子到宁波同乡会讨着几张轮船票，外婆才把我们领到宁波乡下婶娘家中，叔叔婶婶肯收留我们三兄妹，唯独不肯收养外婆，婶娘公开告诉她：你是二婚头( 即寡妇改嫁过的妇女)， 李家收养你怕败坏了门风，婶娘交给外婆二十块大洋，好让她另寻个吃饭的去处，梅芳已经懂事了( 已十四岁 )，他跪在婶婶的面前为外婆求饶，哭着恳求无论如何要外婆留下来，三兄妹宁肯少吃一顿饭，千万不能让外婆去讨饭，婶娘没良心呀，她板起面孔说：‘谁要把二婚头留下来，我就把你们一同撵出去，你们可知道！若是留她在这儿，她的两个短命鬼会跟在你们后头’。婶娘还骂梅芳是不懂事的孩子。外婆看她义断恩绝，一气之下，二十块大洋一钱不要，哭着骂着走出门去，我们三人哭作一团，哭着叫：外婆呀，你别走呀！

“在往后的日子里，梅华有一遭赶集市遇见了外婆，她果真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半年不见，老得不认识了，还是外婆先认识外孙，她满头白发，身背佝偻，手拿一根讨饭棒，她对梅华说：‘我把你们三个从炮火里带回乡下，我死了总算对得起你的娘和杏菊了’。讲到这里，姊妹二人不禁抱头大哭。外婆告诉他：她在离斗门桥二里地的地藏庵里过夜，无时无刻不想念你们，我见了你们泪也哭不出，我的泪已经哭干了------。

“我就瞒着婆家悄悄送食给外婆，我住的村子离地藏庵不过两里地，外婆告诉我：梅华和梅芳隔三天五日也偷偷地送些剩菜剩饭，那几天就不用出门乞讨了。”

“第二年的一个三九寒天，梅芳又去送饭，发现外婆已经活活冻死在地藏菩萨神龛下边，梅芳哭着回来报告婶娘，婶娘总算良心发现，拿出二十块大洋买了口棺材把她埋葬了。

“我为逼外婆走上绝路的婶娘感到羞耻，鲁迅描述的祥林嫂的悲剧果真还在这儿上演！对这位顽固不化的婶婶，我又恨不起来，只是恨透了这个葬送妇女的封建礼教”。

李明又问：“梅芳到哪里去了呢”？

妹妹说：“梅芳哥长到十五岁，他不愿看婶娘的脸色，肚里憋着一口气去本村财东家放牛，这时候叔叔去了香港，把小弟弟梅华带走了，梅芳做到第三年上，他转到三林塘一家地主家放牛，难得回一趟斗门桥，放牛穿鞋很费的，我每年给他做两双布鞋，春节财东放他几天假，他就到我这里来过年，那时我们还能见面，不知怎么的，第四年过春节他没来，我到斗门桥婶婶那里打听，她说从来没来过，我为他准备的两双鞋，他也没来取，至今还搁在柜子里。我打发你妹夫到三林塘打听他的下落，那边东家说，过了春节他没再干了，也不知去了哪里？这一下，梅芳哥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到哪儿了。不过，姐姐你不用急，我琢磨他还活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保甲长也会寻到斗门桥来的”。

李明一跃而起，说：“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他”。妹夫家准备盛筵接待，她都顾不得吃，连夜赶至宁波地委，要求党组织帮助寻找失散了的兄弟。刚巧专区正在召开区、乡两级农会筹备会议，地委书记便把寻找放牛娃的事向大会作了报告，并介绍了放牛娃的年龄和特征，会上有两个乡干部说某村似乎有这么一个外来户。李明与他们两个分别谈话，否定了其中一个，大会筹备处马上派人去将可能是弟弟的放牛娃找来认认看。

当放牛娃已经站在地委书记和李明的面前，李明向地委书记直摇头，表示“不是的”，她看着这个放牛娃行动呆滞，个子矮小，不像是个发育正常的二十五岁的青年，她离家以前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的亲兄弟决不会是这副样子。

李明考试式地盘问他：“你阿是叫梅芳”？

放牛娃结结巴巴地说：“我嘛，是的，是梅芳”。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吧”？

梅芳思索了一阵，说：“有弟弟，妹妹”。

李明又问：“还有什么人吗”？

放牛娃艰苦地在记忆的深渊搜索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认出他的大姐了，他吞吞吐吐、口齿不清地终于回答：“记得有，有一个杏菊，是我大姐”。

这个问题是不可替代的，连她的小名都还记得，是了是了，站在面前的确确实实是亲手足梅芳，李明的热泪止不住了，激动地跑近他，捏着他的一双树皮般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你认认，你不记得我是杏菊呀”！

弟弟抽咽着说：“---不敢认呀”！

他们两人如此相逢的场面，使在旁的地委书记动了情，他派了个秘书陪着放牛娃去洗个澡，理了发，并办了一桌酒席庆贺姐弟俩的团聚，请了梅芳所在村子的农会干部作陪，我借光，跟地委书记坐了首席。李明建议把妹妹、妹夫一同请来，还特地派出一辆吉普车。

妹妹见到梅芳一下子变了人形，心中辛酸而又痛苦，她发觉哥哥还健在，又感到欣慰，便质问哥哥：

“最近两年你为啥不来我家了”？

梅芳惭愧地说：“我，我不认路了”。

妹妹说：“你以前不是来过吗”？

梅芳苦笑着说：“只怪我死过去一趟，把什么都忘了”。

农会干部在大家祝酒时刻，讲了放牛娃何以变了人形的底细：他在三年前，患了一场伤寒病，发高烧不退，东家也没有给他请医服药，最后只剩下一口气了，东家就命令伙计把他抬到乱葬坟去埋了，这个伙计发现还有一口气报告东家等断了气再抬出去，东家答应先把死人抬到猪圈旁边放一放，谁知在那里“放一放”竟救活了他，他在猪圈外边的青石板上躺了一天一夜，没人管他，他自个儿倒爬起来了。梅芳的复活成了本乡的一桩奇迹。只是人虽活了转来，这场病却把他毁了，从此他说话大舌头，讲话勿灵清。十五六岁正是发育年纪，可是以后，他再也不见长高，干活还是好样的，东家只给他吃饱，欺负他老实，不给他工资。我们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如今不是应验了吗？

解放军里有你这样的姐姐救他脱离苦海，谁能料得到呢？这不是后福不浅吗？

李明听了之后，深深地感谢这位农会干部，特别要谢谢没急着把弟弟抬出去埋葬的不知名的伙计。她说：“我打算把梅芳带走，在我身边，我好照料他”。

地委书记想得真周到，他说：“我们这儿很快分土地了，他跟你去了上海，分田地就没他的份儿，你考虑过吗”？

李明回话道：“我让他到上海做工人阶级，干吗把他拴在土地上呢”？

会餐过后，姐姐和妹夫，妹妹三个人簇拥着穿著叫花子衣服的放牛娃上街置办新行头；妹妹想起压在箱子里的两双布鞋忘了带来，杏菊姐就给他买了双新皮鞋，把个梅芳打扮得像个新上任的农会干部那样。

                   忆苦思甜风起云涌

李明计划第二天就乘轮船赶回上海，三张船票都买好了，地委书记正式通知李明再在宁波逗留一天，说是要给你的兄弟派上大用场。

李明带着阿弟去向地委书记道谢，问他为啥要在宁波逗留一天？

地委书记拍拍改头换面的梅芳说：“你的阿弟真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呀！他的故事非常动人，我们布置他到农会代表会上去做忆苦思甜的报告，藉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这是最生动的现成的阶级斗争教材呀！我们这里又刚巧集中了从四乡来的贫雇农代表，你就耽搁一天回上海吧”。

李明为难地说：“你这个主意我只能举双手拥护，不过我的阿弟说话结巴，口齿不清，他懂什么叫做忆苦思甜呢”？

“这就要借重你这位解放军姐姐了，重头戏要你来唱，由你介绍兄弟的身世，并且介绍一下你和你的弟妹如何失散的，这是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地委书记真会见缝插针，他很善于联系实际为党的事业做宣传！李明只得同意留下来，参加农民协会的忆苦思甜现场会。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忆苦思甜会，地委书记邀请我坐上主席台，我婉言拒绝了。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他们把梅芳看作是地主压迫的活的标本，拙嘴笨舌的梅芳似乎变得聪明点了，他上了台还讲了四句话呢：一句是“我的东家好狠心呀”，往下他说：“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解放军，感谢毛主席”(其实是他姐姐事先告诉他的)。李明在讲到外婆之死和弟弟失去了记忆，她讲着讲着也泣不成声了。地委书记在会上还做了总结，认为长达四天的农会筹备会议，最后的忆苦思甜会讲得最好，是整个会议的高潮。他要求大家回去后，也去寻找本乡本村的苦大仇深的穷人家，普遍召开这样的忆苦思甜会。他的发言还批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法，“大难”是旧社会给我们的，至于“后福”的甜，却是共产党救了我们跳出了苦海，大难的结果，未必一定有幸福嘛！

我和李明把梅芳带回上海，才知道忆苦思甜在全国已形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上海总工会也得到党中央指示，必须在工会系统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运动。文教部的工作重心便从“报告热”转到“忆苦思甜热”，恰巧我们在宁波专区先走了一步，对这项运动不是那么陌生，就凭这一点，经我的推荐，先在上总礼堂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为了体现上总党组的高度重视，三个副主席和组织部长都来参加了。

唱主角的梅芳本可成为忆苦思甜的明星，只怪他大舌头说话不清，只得请他姐姐做解说员，李明以为自己喧宾夺主，不愿干这份差使，上总首次召开的忆苦思甜会，效果比宁波的第一场差得远，解说员李明再不想干这份差使，梅芳的这颗明星就不再闪光了。不过，更多的工会干部知道了梅芳的苦大仇深，在上海很容易找到工作，加之他姐姐又在上总组织部任人事科长，梅芳很快派到吴凇机器厂作装箱工。而且很快找到了也是宁波同乡的配偶，结婚办喜酒都是他姐姐张罗的。

起初组织忆苦思甜保持着朴素老实的原型本色，慢慢的就向夸张和虚伪方面发展，只在于图一个轰动效应。

具体的做法，先物色一个苦大仇深的模特儿，登台控诉遭遇的阶级压迫之苦，台下事先组织好鼓励性口号，喊得最响的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听完忆苦思甜后，听众还得在小型座谈会上“倒苦水”发现谁所谈的身世也是苦大仇深的，此人就被发掘出来，进行培养，用的还是母鸡孵小鸡的方法，各个产业工会，便将泡在苦水里长大的“小鸡”开列名单，再从中选择忆苦思甜的明星。若干年后，提拔劳动模范也是用同样的步骤。

各个产业工会举行该系统的忆苦思甜大会，总希望上级部门派人参加，这时候我又得一天赶几个场子，甚至比当初做报告的场子还要密集，不同之处，做报告是我唱主角，忆苦思甜的场子我只是个旁观者，不过让我坐上主席台，我还得作出记笔记状，表示上级领导很重视的样子。

听得多了，就感到枯燥乏味，并且有千篇一律之感。忆苦思甜教育运动确是中共的一大发明，千篇一律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主题：一个极端是旧社会坏透了，苦极了( 最好能流眼泪 )，另一个极端则是新社会好极了，美得很( 高兴得手舞足蹈 )，把“苦”和“甜”作为对比，这就把人们的思想限制在简单化、公式化的框架里，使迷信共产党成为自身血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某一位报告员讲到他挨饿的经历。他讲到小时候挨饿，想办法抓只猫杀了吃，这时他流泪了，这似乎不近情理了，因为饿狠了他有了肉吃，高兴还来不及，眼泪从何而来？可见是挤出来的吧。

忆苦思甜本是和平的、讲故事式的教育运动。不过当它发展到极点，真闹出人命来了。我还记得国棉四厂的一姓徐的女工，她被看中到台上去忆苦思甜，这个女工原是童养媳，比她男人大六、七岁，却跟公公的年龄接近。徐某控诉了童养媳的苦恼，后来涨红着脸揭发公公骚情，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这时，引起了台下听众的一阵骚动，因为听众们听过许多场大同小异的忆苦思甜，还没有听过特别吸引人的如此新奇的情节。

三天后，被揭发的公公便服毒自杀。老人死前曾告诉老伴，儿媳完全是无中生有。后经司法人员深入调查，总算给死者还他清白，国棉四厂的女工徐某坦白交代，原来是厂保卫科干部指使她添枝加叶，认为她只谈童养媳受苦，还不是接近压迫的“忆苦”，加上这段就一鸣惊人了。

毛泽东玩的新花样，即使是“除四害”的战役，仅消灭麻雀这一项，不知枉死了多少人！我们牛塘小学，爬到屋顶上打麻雀，不小心滚下来的孩子，即有重伤一人，死亡二人。全国总共死伤多少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见，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忆苦思甜运动整整折腾了一年，不过它的有害公式却没有死亡。在各种文学、艺术、戏剧、回忆录甚至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忆苦思甜的公式化的影子，大家熟悉的八个样板戏，浩然的《金光大道》，老舍的《龙须沟》，曹禹的《明朗的天》，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文艺批评这个公式又演变为棍子，作品的结尾如果没有解放后迎接新生活的情节，就可以上纲到作家只爱黑暗，对社会光明面不惜一顾的评价，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则打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棍子。

                                   “失救会”的失落

脱离上海总工会

文教部长纪康调往波兰华沙，按中共干部递升的常规，空着的位子，本应提升副部长王若望顶替。结果却是调秘书长李家齐任文教部长，我心中有数，分明是上总主席刘长胜对我不瞒，自问我任文教部长还是胜任的，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吧。

共产党内本无民主可言，按党性要求，我只有服从的份儿。不过自李家齐当了部长，我原有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只得控制自己加强唯唯诺诺的修养，前部长纪康说得对，我们这儿实行的平均主义，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大家一样拿供给制，发一样的津贴，我又何必争胜要强呢！

我的委屈找到了一个出路：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是我的老上司，何不打个报告向他申诉？

构思这份报告应竭力避免把自己放进去，如把自己的委屈直接提出，就不符合党组织的原则，讲起本人受到领导的排挤，只须领导人批一句：“ 这是王某人个人主义往上爬的表现”。反而吃不了兜着走，自讨没趣。我的申诉书着重批评上总党组存在宗派主义倾向，表现在排斥老根据地南下干部，其中举了四个人的事实，一方面又举例证明“上总”用人唯亲，因党组成员多数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有名有姓，经得起检查。这份申诉书还给李明看过，她劝我不必控告“上总”。她的党性比我强，她估计：市委或是“上总”党组会给你扣上分裂党的帽子。果然，这份申诉书捅了马蜂窝了。该申诉书转给上总党组，王尧山部长没有表态，上总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指出我材料有点夸大，并说：这不是缩小内部矛盾，而是挑起地下党和老干部的不团结。被李明不幸言中，我佩服李明的忠告。听了组织部长的谈话，我并不后悔，更没有检讨自己，我的倔强和自以为是终于赢得“自由主义者”的称谓。

没过一星期，明显的报复下来了。上总党组通知王若望：调离文教部，撤去总支书记，要我去新成立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报到(以下简称“失救会”)，让我头一次尝到了共产党内的无情报复、赤裸裸而且雷厉风行的滋味。直至我到了“嘉陵大厦”“失救会”，发觉我给市委报告中提及的山东南下的四位干部，倒有三位同志也调至“失救会”，另一位干部则调至邮电产业工会。交通银行的上海总工会终于成为地下党的一统天下！

               南京路上大战鸿图 

失救会的主任原是上总副主席朱俊欣同志，他被调出总工会，是不是那儿的宗派主义使然呢？我从侧面了解后，推翻了上述猜疑：朱高高兴兴上任，跟我的调离不一样，我到失救会报到，任教育科长，等于连降两级，是上总党组的安排，朱俊欣任失救会主任，倒是独当一面的新开辟机关，不像在“上总”有职无权。朱对失业工人的文化教育却是采取放任和旁观的态度，大概他从纪康那里，早就知道我的性格和能力。

这里要补叙一下建立“失救会”的起因，上海的私营企业在三反五反中纷纷倒闭，失业工人加上小业主的队伍几乎占原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余，这就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失救会未建立以前，失业工人团团围住上海交通银行，有的工人拖男带女聚集在“上总”门口要饭吃，上海市委讨论失业工人的办法：“以工代赈”，建立一个新机构来救济失业工人，组织他们从事建筑之类的工程，募集经费，则由不曾倒闭的工商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百分之三交纳“救济费”，这项加税令大小资方哇哇叫，总工会眼红也哇哇叫。这样，又给三分之二以外再加征百分之一，作为在业职工的文教经费。那时节资产阶级经过三反五反，一个个成为惊弓之鸟，加税百分之三，他们也只得认了。

离交通银行不远的嘉陵大厦，以朱俊欣为首的失救会比起“上总”，就显出财大气粗独占鳌头的气概。

老上海应该记得，1951—1952年 ，外滩堤岸连续两个黄梅季节被黄浦江涨潮入侵，洪水把南京东路几家大公司的地下室都淹没了，北京路、南京路可以陆上行舟。失救会就请工程师设计垫高堤岸，经四个月上万名失业工人三班制的“以工代赈”，就在1953年夏天把黄浦江堤岸加高了一公尺。

垫高外滩中山东一路和南京路的工程需要大量石块。我被派到苏州的天平山，去干破坏这个风景区的任务。

失业大军来到天平山下，居住的房屋是由解放军借来的行动帐篷，连炸山的炸药也是请解放军工兵营代劳。但是满山遍野布满了蘑菇状的帐篷，每个帐篷挤下二、三十人，早上军号呼唤工人们醒来，另外还架设了扩音喇叭，使每个帐篷都能听到。

失业大军按军事化营连编队，我是政治部主任的名义，还架设了广播喇叭，便使得工地的文化娱乐丰富多彩，上海方面组织了越剧、沪剧、京剧、滑稽戏等名演员来到天平山进行慰问演出，也请苏州本地的名演员在广播站来表演。民工里头也有不出名的歌手和曲艺演员，鼓励他们也到喇叭里唱上一段。

由上海来的地方戏演员，同样招待住进帐篷，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名角们，感到有趣而又新鲜，借此机会我与他们建立了难忘的友谊。开石方的劳动简单而又枯燥，天平山像妇人耸起的两个乳房，猛烈的爆炸无情地把她炸毁，由民工的连队将不规则的石块，用铁榔头分解成鸡蛋那么大的碎石子，经过一道质量检查，运到苏州河的趸船上驶向上海的外滩。这两座山从地球上消失，敲石子的劳动延续了两个月。当时有一位本地的戏曲艺人赞扬我们干的“愚公移山”，他大概是学习毛的著作才这般夸奖上海人，当天平山夷为平地，每个民工的手掌不是起了泡，就是红肿，我才理解这位艺人代表着苏州人的民意，实际上是嘲笑阿拉上海人不过是“愚民”呀！

广播站的建立使乏味的敲石子劳动不会太枯燥，我自封广播站长，除了从外地请来戏剧演员，我本人也在广播台宣讲时事新闻、建设新上海的前景。( 集中讲垫高外滩在经济上价值 )，我在工地上的官衔无人知晓，各个连队皆称我“常州王老师”，因我改不掉常州腔也。

从上海失救会调来的一位山东干部，名叫方育生，我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正是我给市委的报告里，替四位南下干部抱不平，遭到逐出 “上总”的处分，他也是受我株连的。他建议：工地上是不是也兴起一个忆苦思甜教育运动？我回答他：广播站要多多增加轻松愉快的节目，忆苦思甜太严肃，在这里恐怕不适宜推广。这样把他说服了。

                                  天平山民工吐苦水

在上海的妻子生下第四个孩子，捎信来要我回去一趟，于是我把广播站交托给方育生负责，等我从上海回到苏州，方育生报告了接管广播站的颇为满意的特别节目：

“我们以一个连队为单位组织了忆苦思甜，失业工人里苦大仇深的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过也反映了某民工动机不纯，其中有小业主，商店老板，乘机诉新社会的苦，他们跳出来跟我们搞阶级斗争。听了之后觉得味道不对。我手头就有一份来者不善的名单”。

他对诉苦的民工所作的评判，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总认为又是过去搞阶级斗争的老传统，可是考虑到今后共事的关系，不宜当面批评。

在下个周末，上海的朱俊欣正好到天平山视察，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忆苦思甜运动的反效果，我不作否定的结论，存心留给总指挥去做。朱并没有批评方育生，而是约他亲自听取名单上的几个工人如何“忆苦”，这里只介绍一位民工吐出的苦水：

“我回忆起解放前，在老板那里工作，养活家口，吃口太平饭，生活还算是有保障的，老板有时没好颜色看，我也认了。想不到上海一解放，把个好端端的饭碗给砸了，只拿了上千元解散费---- 只顶现在一百元，连房租也付不起，只有卖光当光，而解放后偏偏当铺也关了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得比说得还好听，只可惜西北风喂不饱肚皮呀，感谢 ‘失救会’发救济米，首长还是关心我们，我一家还是感激的。连队诉苦会我是这么说，要我上广播喇叭我还是这么说。我有个意见不知能提不能？( 朱鼓励他尽管提出来) 把我们派到这儿来以工代赈，天天敲石子，各人敲多少石方，应该有奖励，‘以工代赈’是啥意思？是不是失业工人干活光给吃饭不给工资：再说，民工的手都敲出血疱，连劳动手套也不发，比资本家还不如，要说共产党给工人带来新生活，实在说不出口呀！”

此人称得上快人快语，总指挥听了大为赞赏，当场许诺敲石子按石方多少发给每人计件工资，并且发给每人一副劳动手套，朱对失救会的两名部下说：“失救会有的是钱，必须用在刀口上，这位民工的建议，看来是从资方那里学的，就照他的办法实行，民工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回上海我还要推广到垫高外滩的工地上，那些国营厂吃的大锅饭，还不如这儿的失业工人哩”。

临行以前还特地召开了连营长和政治指导员会议，除了宣布按石方多少发给计件工资，还批评了照搬忆苦思甜的不当：“———别的行业都可以回忆对比，唯有失救会不能搞诉苦运动，用广播来倒苦水，矛头不能针对我们的党”。

方育生在会议以后悄悄地承认他错了。

                                一千万赚个守法户

全国解放后第一波的政治运动，便是三反五反，加起来要反的便有八条之多：反贪污、反贿赂、反浪费、反虚报、反官僚主义等等，谁也说不完全。

第二波政治运动才是忆苦思甜，在天平山工地上，发现上海的老板在三反五反运动里遭到打击，弄得一贫如洗，沦落到失业队伍里以工代赈，混碗饭吃。三反五反的结果，造成资方人员的破产和大量工人的失业，于是失业工人忆苦思甜，‘忆’在业时的‘甜’，‘思’失业时的苦；而“不忘阶级苦”，又把资方人员当作是苦难的根源。由此看来，解放后头两起的政治运动，本是相生相克的因果关系。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结合部，两方面的苦水都针对着伟大光荣的共产党。

关于忆苦思甜运动，已如上述，这里补叙天平山失业队伍里的几位资本家的遭遇。

郭玉和，湖北人，在卢湾区开了一家面馆，是他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听说解放军快打上海，他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以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他的产。幸而同业工会有人宽慰他，宣传共产党来了如何如何好，他将信将疑，继续卖他的阳春面。

想不到‘共’他的‘产’来得好快也！解放没几天，便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还好，六个‘反’里头他没一个沾上边，他继续卖他的阳春面。

自己认为太平无事了，三反五反的风还是刮来了，上头派了检查队，有一个长官找他谈话，用了一句他不懂的新名词：“自报公议”。这话比三反五反还疙瘩。‘自报’是报告本人的动产不动产，包括家具，存款和盈利等等。检查队的长官说：不一定开厂开店的都有三反五反的问题，自报一下，你老板放了心，政府也信得过。‘公议’就是核实，资方有没有不老实的地方？

郭老板回味三反五反的“自报公议”，原来是共产党做好了圈套，八个‘反’好比八根绞索，“公议”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叫餐馆业大小老板狗咬狗，咬出来的数字一定比“自报”的加码大一截。证明你原来的“自报”不老实，这时你只好认了，认了就可以在八个‘反’里凑两、三个‘反’。其实他那个小面馆怎么有那么些资金呢？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面孔的长官换了个黑面孔的检查队长，再把绞索往死里勒，检查队长给他扣了顶‘违法户’的帽子，他说明实在交不出这么多钱，检查队长还是说他不老实，并且用“天上九头鸟”的话侮辱湖北佬，他只好把妻子的金银首饰和饭馆地皮都交上去，他横下心了，索性把小面馆关门大吉。

这一下闯了祸，黑脸长官气愤地指责他公然反对三反五反，想用掼纱帽对抗人民政府，此人在打佯的面馆门口贴了一张印好的“严重违法户”的条子。他听说福州路有几家商号，门口也贴了“严重违法户 ”的字样，资方就被公安局抓了去。他又不敢撕下门口那张死刑判决书，就在那天夜里，公安局真的把他捉到监牢去，去的地方是一家批发商的货栈，里面已经有六、七个倒霉鬼被关了，六个囚徒里有一个正是这个货栈的东主。

此人比湖北老板还要倔，他穿著长衫，戴一副眼镜，见到新朋友进来，他就像老大哥似的安抚道：“我这个库房比监牢好，好就好在它是临时关人，门外头不设站岗的，估计关在里头不会长”。言谈间才知道此人是一家绸布店的老板，他的随遇而安的潇洒，给所有的囚徒留下难忘的印象。

仓库里七个资本家，只有郭某的企业是小儿科，每个人讲到自己的几个‘反’，发现检查队勒紧绞索的步骤大同小异，大家一致的感受：等解放，等共产，如今真的共了产。只要看开点，倾家荡产之后，变成领导阶级，说不定还得福咧。相约千万不要自杀，勒紧绞索的头一个回合就顶不住了，就是看不开呀！

关到第四天上，检查队长果然真喊郭老板去谈话，头一句就问郭：“怎么样，想通吗”？，“想通了”。“你究竟贪污多少呢”？“一塌括之 (沪语：‘全部’之意) 都上交，我那个小面馆关了门，不开店，我还捞个无产阶级当当，有什么想不通的”？长官说：“我没功夫跟你纠缠，爽气点，你说个数吧”。“同业工会的尺码我都认了。把一家面馆全贴上还不够，连我祖传的地契都上交了”。

两个人讨价还价就像拍卖行水涨船高，直至湖北佬喊价喊到一千万。黑脸长官才肯罢休，于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印就的“基本守法户”五个大字的凭据，就算得到宽大处理，郭玉和没忘了贴在大门上的死刑判决书，请求长官撕下来：“我那个门上的严重违法，务必清长官给我消消灾”！黑脸长官冷笑一下：“把守法户的凭据覆盖了还用得着我吗”？

郭老板小心翼翼地把“守法户”的凭据拽在口袋里，一副奴才面孔问了一句：“那么，我从这儿可以回家咯”？

黑面孔长官将肥大的手挥了一下，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走了。一千万元买一张基本守法户，便宜了你”！

郭老板敢于跟我讲了上述三反五反的内情，大概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常州王老师”关于忆苦思甜的讲话，才敢于跟我倒苦水。他最后说：“有一点我不曾做到，我以为倾家荡产落到以工代赈到此地敲石子，赚一个无产阶级好名声，也还值得。谁知连指导员还是要我填表写上‘小业主 ’，我问他小业主是啥意思，他说还是资产阶级，看来我这个小业主即使已经两手空空，娘胎里定下的资产阶级恐怕永远不得翻身了。王老师，你给我一点指示吧” ！

1992年8 月我跟羊子来到美国纽约，首场记者招待会由李勇主持，在散会时，有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跟我热烈打招呼，热泪盈眶大声嚷着呼唤我不要走，她呜咽地说：“你就是我父亲的恩人哪，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你老的大名呀，我爸爸叨念着一位王若望，想不到就是您------”。

她激动以及感人的语言，引起了资深记者李勇先生的注意，他在1992年9 月23日《世界日报》写了一篇“王若望与他的动人故事”。老实说，若不是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年女子邂逅于异邦，她所说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忘却了。

这位女子的父亲是从香港回归大陆的爱国资本家，他对中共一向有好感，故在大陆解放后，他宁愿结束了香港的生意，将资金拿到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行，不料开张第二年就来了一场三反五反的大地震，起初把他隔离，并作为严重违法户遭到清算，这家五金行宣告停业。该店的失业员工中有一位知识分子，他平时看《劳动报》，我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并常常在上面写些小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批评极左的东西。这位员工眼见着老板抱着一片热忱回沪参与祖国建设，遭到如此待遇，自己的饭碗也一齐砸了，心有不平，便写信给我，要我解答他心中的困惑和疑问，我亲自访问了他，根据他的陈述，就写了一篇稿子登在《劳动报》上。

当时我不仅是《劳动报》的撰稿人，还有一个官衔是总工会的宣传部副部长，而解放初期，总工会的权威甚至超过人民政府，上海市工商局看到《劳动报》的这篇文章。马上允许老板回家，并继续营业，过了一个月还发给他一张“基本守法户”的铁卷，这位女士的父亲与店里的那位职工打电话给我，要在某饭店设宴招待我全家，以示感恩不尽之意。我谢绝了设宴招待。但我同意与这位未曾谋过面的爱国资本家见见面，于是由那位员工领路，到老板家中走访，所谈的一切不复记忆，在他家中尚有两位不足十岁的双胞胎小姐妹。没料想，正是这位未成年的小姑娘，在她四十年后成为这个动人故事的穿针引线人！我们又在纽约重逢。

即使我个人一心行善，但无法减轻无产阶级专政下杀人如麻的罪恶于万一，我只是在处理个案时，凭借手中有限的权力帮助一两个受害人松绑，仅仅求得良心上的平衡而已。

即以这位老实的香港资本家而言，他逃过了初一，仍然没能逃过十五，在四年以后的镇反运动中( 已开始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了 )，此公又被囚禁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 --我也不知其生死，直到四十年后，我到纽约后，才从他女儿的口中，得知此公早就冤死在白茅岭，他的遭遇比湖北人郭玉和还要惨！

这位中年女士来到美国已有二十多年，膝下子女也成家立业。但中共的红色恐怖还给她留下心有余悸的精神虐待创伤，李勇先生的文章，一开头就声明道：“为了她的安全，不便公开她的姓名”。可怜的中国同胞哪，时隔半个世纪，又生活在最安全的美国，她还害怕中共的专政机器有朝一日株连她的后代，在国外讲动人的故事也必须隐姓埋名，可见中共暴政的魔杖有无远勿届的威力呀！

                        转业吴淞机器厂----永久的纪念碑

上海外滩黄浦江堤坝加高的工程还没有结束，失救会又把我调到吴淞机器厂( 后改名“上海柴油机器厂” ) 是用上总派的工作组名义，去发动群众三反五反，工作组长是上总的劳保部长许炳根，进到工厂里，不问三七二十一，目标就瞄准厂长杨锦山，他是上海地下党员，反正有八个‘反’，按照上级的指示总能找到几个‘反’把杨打倒。就由许炳根鹊巢鸠占，任该厂党委书记，我任厂长。

两个月后，撤销了工作组，许炳根调回上总，华东工业部部长马天水派了山东南下干部姓刁的任党委书记。

这个厂地处上海远郊区，职工大多住在市区，上下班由十多辆大棚车组成的汽车队接送。我也不能每天回家与家庭团聚；不得不恢复“礼拜六”制度，平日我搬到厂里与总工程师吴梅生住在一起。

做厂长的，能不能解决交通问题，成了最迫切的当务之急。这时全国上下都“一边倒”倒向苏联，特别是中共干部不懂工业管理，也只有跟苏联亦步亦趋。苏联管理工业生产实行厂长负责制，并且从上缴利润中拨出百分之五给职工办福利或颁发奖金，这笔款项在厂长名下动用，叫做‘厂长基金’。谁知 ‘厂长基金’之设立在工业部门诱发了一场火爆的争论。

厂长基金的命名，即意味着没有党委书记的份儿，在1949年后，大陆所有的单位都是党委书记大权独揽。由此连同厂长负责制也是削弱了党委的权力。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两大阵营，党委书记反对厂长负责制，过去“小老婆养的”厂长
们则拥护“厂长负责制”和“厂长基金”。
    这一场权力之争，最后只好请示国务院工业部部长黄敬( 此人系江青的第一
任丈夫，在1958年11月，神经错乱跌断了腿而死 )，他作出调和的指示，改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过实行起来还是党委权力大。

本人的兴趣只要“厂长基金”，至于党委负责或是厂长负责并不重要。我授意工会主席在职工代表会议上提出使用厂长基金建造公然宿舍的提案，全体代表举手赞成他的提案，同时还以热烈鼓掌来表达兴奋之情。

我与同宿舍的吴梅生合计过，建造工人宿舍的资金，以一层楼九户人家为一个单元，一年下来，百分之五的上缴利润，打得宽一点只能造二十个单元，而住在市区的职工足有二十个单元的三倍。我和吴总工程师讨论，得出的解决途径：分期分批施工，厂部发动生产竞赛，刺激工人增产，增加上缴利润的基数。于是厂长办公室在墙报上公布了“建造新工房筹建组”的名单，头一名是刁书记，其次是吴梅生和工会主席谭寿甫，还有基建科科长等等。工会主席同时发起了百日生产竞赛运动。

我带着职工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创议和成立新工房筹建组的名单去见马天水长( 马任市委副书记兼任工业部长) ，他对我在吴淞厂发动百日竞赛一事颇为赞赏，我提出百分之五的厂长基金不够造几幢房屋，是不是可以动用明年的厂长基金？希望得到部长的许可。

马部长不同意挪用明年的基金，说什么：“我答应了你，别的厂效法，我就被动了”。

我当即回答说：“家属宿舍造好，就解决了远程接送工人上班的交通问题，厂里负担运输车队的经费，就可节省下来，职工的生产干劲大，又节约了运输队的费用，这可是一举两得的改革咧”。

马天水还是不肯点头。后来我开后门去说服工业部财务处长，要他在帐目上预支明年的运输费用。马天水这才松口，要我在减去明年的运输费用上签字。我虽同意签字，但给自己留个余地，我说：“扣除运输费的年月，应以职工宿舍落成之日为起点，做厂长的盲目签字，如果办不到工人可要看不起”。

我满意而归，马上着手买下农民的土地，好在农民的土地已经归公，每亩地作价只有三百余元，农会代表提出失去耕地的农民应吸收子弟进厂就业。农民一下子成了工人阶级，皆大欢喜。

离厂半里之遥的工人宿舍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宣告落成。由工会派人验收后，在厂长基金里支钱办了几桌酒席，犒赏建筑队、新工房筹建组和刚刚转为工人的农民。在庆祝筵席上，有人提出第一批新工房叫个什么名称呢？

我站起来提出：何不叫它工农新村呢？

至今，“工农新村”成了公交汽车站的站名，在上海地图上也标明这个新站名。从头到尾，王厂长注入了全副心血。与闵行的几家有名的国营工厂如上海电机厂、汽轮机厂以及附近的上海机床厂比起来，他们都有厂长基金，可惜只用在每人发一套呢制服，或是改建公共食堂之类，缺乏深谋远虑的眼光( 第二年在老地方又建造了十多幢三层楼工房 )。王厂长感到自豪者，我在离厂以后屡次被斗得不是人，而矗立在上海地图上的“工农新村”却是打不倒砸不烂的永久纪念碑！

 

                         第二部  乌云笼罩的大陆

            

                无意间得知的秘密

 “厂长基金”的建立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只不过学习了点老大哥的皮毛。五十年代，中国领土上还有两处属苏联管辖：旅顺、大连的中长铁路，都在东三省境内。1952年 9月，北京机械部通知：组织一批机械工业大厂的厂长们前往哈尔滨中长铁路机厂，学习那里的科学管理方法。由马天水部长领队，集合了十多位厂长来到北国城市哈尔滨，本人也得厕身其间。

到了哈尔滨的铁路机厂，学到的工业管理方法称作“什么索夫工作法”( 全名因记不清，只得以“什么”代之 )由俄国专家介绍，经译员说明，该什么索夫工作法的要领可归结为，使组成机器的零部件，在流水作业中，保证充分供应，不能中断，也不能生产太多而积压。本厂长只须花不到十分钟，其中的秘密即能融会贯通矣。学的东西如此简单，我们感到有些失望，俄国专家给每个厂长赠阅“什么索夫工作法”的著作，此人还得过什么奖的。马部长表现出虚心领教，认真推广的姿态，重复说：“感谢老大哥指点迷津”之语。

我们还抽出时间参观哈尔滨的几家机械厂，这儿的机器仍是伪满时期的笨重不堪老掉牙的货色，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机器设备的排列往往留出一大片空白，只看到冲床，刨床之类稀稀拉拉地前后不相衔接。似乎是给刚刚学到的“什么索夫工作方法”展览反面典型的现场。

这个怪现象使上海人纳闷，便向车间里的老师傅讯问，他紧张地直摇头，欲言又止地说： “这个嘛，可不能说”。

带着这个谜到另一家机器厂参观，又碰到同样的“反面图式”，我拉过车间主任悄悄地问，此人一副尴尬面孔说： “这是老毛子搬走的”。我问：“搬到哪儿去了”？车间主任余怒未息，无可奈何地说：“拉回他的老家，缺腿少胳膊的才留下来”。他避免讲出苏联，而用带有贬义的称呼，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操压倒了国际主义的“一面倒”，我们感谢这位车间主任，在来宾跟前敢于道出真情，我们跟他一样，脸上的气愤超过嘴上的语言。

不远千里而来的一群上海人，本来向老大哥讨教，却被他自家人的掠夺行径抹去了那个俄国专家的一片好意。“什么索夫工作法”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

原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便长驱直入开进满洲，解放军星夜兼程北上，只差两三天也开进了辽宁、黑龙江，苏联红军以胜利者自居，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用整列火车运走了哈尔滨、沈阳、旅大等城市抢掠来的机器设备和仪表直至千斤顶、吸风机。完全是一帮明火执仗的强盗！只有中长铁路机器厂的设备没有被搬走，那是因为中长铁路还属苏联所有。所以，在这里保留着原来的流水线，“什么索夫工作法”或许行得通。

在红军攻占东三省以后的两个月，当时西满地委书记吴亮平和吉林地委书记刘顺元把苏联红军纪律败坏，到处奸淫妇女等情况写书面报告给党中央( 并没外传 )，结果这两个地委书记遭到撤职处分，罪证是破坏中苏友谊。

东北出版的一份《内部参考》，其中统计了苏联拆走的机器设备占百分之六十四，剩下来的都是笨重的老爷机器。

这次我们到哈尔滨最大的收获便是：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不许外传”的机密，使我们对苏联的迷信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我跟兄弟厂的厂长在归来的火车上，谈了这样的私房话：“请你对比一下苏联红军吧，他是我们的老大哥，又是抗日的主力军，却把中国当作战败国，把我们土地上机器尽量撤走了，世界上有这样的老大哥吗”？

我说：“上海机床厂和吴淞柴油机厂原是美国救济总署的剩余物资，美军从中国撤退的时候，原封不动留下来。而苏联老大哥却把东北工厂里的精密机器挖走，让我们喊美国是头号敌人，怎么喊得出来呢”？

                           现代弃妇怨
    在哈尔滨只有十来天，我们就回到上海，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第二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卷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热中，各个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后援会，发动捐献飞机。

大概由于我在宣传捐献飞机中表现突出吧，上级指派我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以大军区为单位成立慰问分团( 西北、华东、东南、华北、四个分团 ) 。

我任华东分团秘书长，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前线。后来还组成了地二、第三届的赴朝慰问团，梅兰芳、巴金等都到过朝鲜前线。

参加慰问团，特地挑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徐铸成( 《文汇报》主编)、 武和轩( 民革中央委员 )、陈仁炳、张孟闻( 民盟上海主委 )，出发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统一的御寒服装，四个分团有一百四十余人，分头去沈阳会师。

那时，南韩李承晚的部队与美国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势吃紧，志愿军总部命令慰问团先在沈阳待命。这样，我们在沈阳停留至阳历年底。全体慰问团皆住进东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电梯间旁的一间小屋，一个女服务员送进窝窝头和一点儿小菜；当她打开门时，我好奇地看里头究竟是什么人生了病。

我惊奇地发现，小房间里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头发不整，似曾相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就问那位女服务员，她说：“她是神经病，丈夫是东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们这里不管”。

反正我们在沈阳闲着，我倒要弄明白，这个疯女是哪一位高干的弃妇？

我上门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穿着慰问团的统一服装，用不着介绍就取得了他的信赖，他告诉我当代高干依仗权力干出了一出“现代弃妇怨”的悲剧。

这位不幸的弃妇原来是方纪同志 ( 参看本自传第二卷：“抗婚小组”一节中，她与凯丰的强迫婚姻有过详尽的交代 )。

方纪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得能多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239页)

何凯丰，原名克全，江西人，与王明、秦邦宪都是留苏派干将，何的年龄比方大十多岁，我在延安听过他多次演讲，那时他任中宣部长，他的报告与王明异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齿不清是他做报告的特征，喜欢引用斯大林语录。凯丰的文章散见於《解放周刊》和《新华日报》，江西土话和口齿不清总算避免，但言而无味像个瘪三依然如故。像方纪那样的美人儿与他结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导员回答我的提问： “凯丰怎么把方纪关在沈阳呢”？那是八路军乘着苏联红军开进东四省，我们党的大批干部与国民党部队争夺领导权，高岗、林彪、凯丰、罗荣桓等，分别担任东四省的东北局党、政、军领导。凯丰的太太到第二年从关内调来，没有多久，方纪发现凯丰爱上了文工团的演员，年龄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凯丰部长的女儿了。党组织对下面的干部搞重婚，生怕影响不好，一定会干预的，唯有对高层干部不敢碰，惹不得，听之任之。真正的带头人是高岗。

方纪闹着要离婚，但党组织不许，理由是刚到新开辟的根据地就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怪就怪在凯丰另外搞女人，怎么不怕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慢慢得了个癔症，经医生诊断，其实就是神经病，去年凯丰离开了满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们这里，比扔掉一块抹布还干脆，而且特别关照，要保密，又说是怕传播出去影响不好。不过东北局人事处答应每月支付两百元人民币作为这个疯女的生活费。指导员问起：王同志为啥对方纪这么关怀？

我说：“在方纪没结婚前我们就认识，她与凯丰的婚事比封建婚姻还要野蛮，完全是运用组织压力强迫配对，没想到来到沈阳碰巧看到了这一出悲剧。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许能测定她的神志还有几分是清醒的”。

得到宾馆指导员的允准，我把方纪领出那间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认不得我了，我亲切地连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她才回应说：“你是毛陈”( 我在宝鸡时的化名，证明她的记忆蛮好。 )我邀请她到东北旅社的餐厅吃饭，方纪走出黑屋，大概从玻璃窗里见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并且搓开手指梳理头发。( 可怜，她连梳子都没有 )我重新审视她，没有爱情的女子容易衰老，当初那么美丽的方纪，活像一个祥林嫂，头发不再蓬乱也不能掩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厅里叫了几个菜，她像饿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没有吃饱，只有从吃相难看上判断，才象是精神异常的样子。

在就餐时我问：“你想回家吗”？

“我提出我要回家，这里不答应”。

“你的老家还有父母姐妹吗”？“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还有一个哥哥在天津市工业局”。
    “还记得你老家的地点吗”？我继续测试她的记忆力。
    “怎么不记得”？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闪出一丝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说：
    “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妈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对指导员说：“方纪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
津老家，为什么你们不答应？甩掉一个包袱不是很好吗”？
    指导员苦笑着说：“一个神经病患者，放到社会上她要是胡言乱语呢？就是
怕影响不好”。我生气地说：“又是那个影响不好！你们宁愿养着一个疯女，只
是为了给党的部长遮丑！牺牲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首长的名声。如果你的妹妹
是方纪同志，你将心比心，就会觉得你做了凯丰的帮凶角色”！
    指导员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护道：“上级关照下来，不这么做也不行呀”！
我拍拍胸愿意承担责任，希望尽快回老家，对公对私都是上策。
    我从朝鲜回国以后，仍旧关注方纪的命运，只是从安东乘火车回到上海，没
有在沈阳停留，我写了封信给东北旅社政治指导员，他回信告诉我：最后请方的
哥哥来到沈阳，护送方纪回天津老家，你所说方不像有神经病，她的哥哥也是这
么说，他气愤地辱骂凯丰耍了诡计，这样，凯丰就可以逍遥自在的乱搞女人了。

                            跨过鸭绿江
    朝鲜战争第二个战役告一段落，慰问团趁着战争空隙过了鸭绿江。我们分别
乘俄国的嘎斯汽车驶向崇山峻岭。战区的时间表是白黑颠倒的，志愿军的行动都
在夜间，只因美军完全控制了天空，敌方的轰炸机多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这
样，慰问团的活动不得不昼伏夜出，头一课就是学习夜猫子的生活。
    我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反正天亮了就得停下来，由志愿军一名副官领着我
们步行到一个废弃了的矿洞里。华东分团在行军中稀稀落落，美国飞机在刚刚天
亮时就出动了，敌机的轰炸更使得团员们惊慌紧张，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掉
队落后得好远。
    愈是紧张，走得愈是慢，钻进矿洞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想看看志愿军
什么装备，什么样子，除了那位志愿军的副官，什么都没见着。
    我们蹲在矿洞里，怎么进行慰问呢？直至第三天，有三、四名战斗英雄来到
矿洞，看来是他们慰问祖国来的亲人。先由团长欢迎战斗英雄，讲得热情洋溢，
接着由战斗英雄报告打胜仗的事迹。矿洞里黑黑的，只点了一支蜡烛。不能做记
录，过了没几天，就慢慢淡忘了。
    至今还能记起，志愿军的生活很艰苦，吃的伙食是装在干粮袋里的炒面粉，
不分一日几餐，饥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粉吞进嘴巴，供应的小菜是咸菜，盐巴，偶
尔分配到祖国运来的食品罐头，吃这种罐头本应是喜事一桩，只是一个班分到一
罐，一个人吃到那么一点点，反而把食欲吊起来了，好事倒变成了埋怨。慰问团
是受到优待的，我们吃的东北锅盖，它像铁锅那么大，又像铁锅那么硬，牙齿差
点就没法啃得动。比起十几个人分到一只罐头，我们就是天之骄子了。
    战斗英雄报告战争事迹，似乎只有胜，不会败，慰问团里个别的人士偶尔问
起有无打败仗的情况，对方语塞，避不作答，这个提问的团员在英雄离开后，受
到难堪的批评，我记得一句重话：“这是有失慰问团的身份，我们是来打气，不
是泄气来的”！
    我回国后写了一本《赴朝慰问记》，在《劳动报》连载，劳动出版社出版，
其中也回避了上述的对话，必须遵循“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怎么能在公开
出版物上给前线将士说泄气话呢？
    像这样的话：“你想不想家呀”？也会勾起思乡之情，在军队里，说话要特
别小心，就怕影响士气哇！
    我们窝在矿洞里，尽量想走出矿洞，到前线亲自去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志愿
军总部终于满足了这一要求，四、五天以后，由那位副官通知我们：将老弱残病
留下来，挑选精壮年轻的团员组成小分队，指定王若望任分队长。副官带领我们
走出洞穴，再三叮咛防空要紧，安全第一。我率领七名男女队员，都在二三十岁
左右，其中有一位歌唱家，还有一位交大的女同学。四、五十岁的团员则留下来，
他们前去后方医院慰问，于是兵分两路，他们那边占了四分之三。
    小分队步行至某个加强连的驻地，连长是新四军的营长，名叫徐文彬，调至
志愿军反而降了一级，他给我的印象：年轻有为，幽默活泼，他欢迎小分队的几
句开场白就不同一般：
    “加强连是个打冲锋部队，祖国亲人来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也许会使‘加
强’变成‘加弱’，大家注意相互帮助，让强弱掺和，一样打冲锋 ”！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小分队终于参加了一次加强连阻击李承晚部队的战斗。
美中不足的是小分队没有武器，连手榴弹都没有，我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捉拿俘虏。
    第二个美中不足：对方不是美国兵，而是南韩的国民军，当我们快速奔往望
子山，好容易做到没有掉队的，徐连长先把我们隐蔽在低洼的‘死角’，只让我
们旁听密集的机枪声和打炮声。前后不足十分钟，敌兵就后退了。徐连长抽空来
照拂我们：“幸而上来的是南韩的李承晚部队，要是美国兵占领这个山头，他们
的火力就不得了，这是你们碰上了好运气”。( 在《赴朝慰问记》中，描述小分
队亲自参加了望子山战斗，那是作家的移花接木，这儿写的才是真实的。如照实
写出，岂不长了美帝之志气？故不能说真话也。)
    这一场战斗结束后，我们的歌唱家引吭高歌，唱了三支拿手的歌曲慰问战士。
    夜晚，朝鲜的天空星光灿烂，可以欣赏美国飞机撒下许多“天灯”徐徐降落，
( 天灯是悬有小降落伞的照明弹 )与天际的星星相互辉映，煞是好看。也是我们
车队运输最繁忙的时候。
    白天，美国飞机沿着迤逦的羊肠小道撒下了无数的三角钉，它是一项破坏汽
车轮胎的新发明，三角钉成几何形，共有五个锐利的箭簇般钉子，随便扔在地下
即有三个钉子在下，两个钉子朝上，汽车压过三角钉，便会刺破轮胎跑气。
    开头几天美军的新发明颇见功效，我方运输司令刘居英想出了对策，发动妇
女拿着扫帚扫去三角钉。对付的办法有了，美国方面却继续扔钉子，只是侦察机
发现我们的汽车安然无恙，照常行驶，美军才收起他的新发明。慰问团回国，每
人都把三角钉作为战利品带回去，成为到过朝鲜战场的纪念品。
                 罪魁祸首斯大林------

    自1950年9 月至1953年7 月，在朝鲜半岛打了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之战，只打了个平手以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共方面的参战，虽则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当时大肆宣扬“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尽了光荣的国际主义义

务”等等，凡是歌颂独夫民贼毛泽东的光荣历史，少不了大书特书提到抗美援朝
的伟大胜利和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之战，果真是中国主动参战的吗？中国志愿军不参战，美帝是否拿
走了东三省，将成为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跳板呢？
    历史如堕五里雾中，它把真象掩盖了几乎有半个世纪，好在苏联已经瓦解，
那里的秘密档案得以开放，如今我们才知道：挑起南北韩自相残杀的内战，不久
又演变成国际间的战争，北韩这一边以毛泽东、金日成、还得加上半个斯大林，
南韩一方则有美国和联合国部队。而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却是斯大林。
    至于前面讲到‘半个斯大林’，苏联只是出动几架飞机沿着鸭绿江转悠一番，而且还得改扮成志愿军的服装，此外还帮助了上千辆嘎斯车，斯大林死后，换了个赫鲁晓夫，这笔款项仍然归中国政府偿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根据莫斯科解密的参谋总部档案材料，将斯大林的
面目暴露无遗，这里只能引用档案材料的实录：
    当斯大林询问金日成是否已经作好入侵南韩的准备，他听到的回答“还没有”时，斯大林大发雷霆责备了金。
    金只得坐到斯大林办公室门外，直至改变了自己的回答。
    1950年绘制的一幅机密的地图，地图上显示北韩部队入侵南韩的路线，斯大林还用红色箭头标出应在三日夺取汉城，七日内攻下南韩。
    金日成为什么对进兵南韩迟疑不决，他知道仅仅以朝鲜人民军的兵力打进南
韩完全没有把握，希望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拉上中国的军队，可操胜券。
谁知毛泽东有点犹豫，在莫斯科参谋总部的档案里，记载了一条：“1950年2 月，
金再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尼古拉. 拉莫夫洽谈，金告诉斯大
林，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毛泽东还没有回到两个朝鲜的问题上来。斯大林告诉
金：必须在五月作好一切准备，不能再晚了”。在这次会见后，推迟至六月二十
五日，毛泽东才答应出兵，为了掩人耳目，改称人民志愿军( 引自1993年8月9日《世界日报》转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译文 )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半年，双方战战停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志愿军最高兵力达一百三十五万人，大陆各大军区的部队采取半年一个周期轮换，让所有的部队亲自接受炮火的洗礼，据说这是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练兵。
    志愿军的死伤统计：死亡共十五万两千人，二十三万伤病员。仅赴朝慰问团
华北分团就被敌机炸死相声演员常宝坤和程树堂二人。失踪者两万一千七百人。
联合国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共死亡三万三千二百人，受伤十万三千人。( 注：上述
双方死伤统计引自九五年二月出版的《新闻自由导报》 )
    这场战争於一九五三年在板门店双方握手言和，双方议定八月五日至六日对
等地交换战俘，联合国交出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北韩人七万零一百八十
三人，中国人五千六百四十人，不愿遣返的志愿军官兵四千七百零四人，占百分
之八十三. 四的战俘不愿回归祖国，这个数字使中共十分难堪，众所周知，眷恋
故土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这么多人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宁愿选择远适台湾，如果不是对中共统治深恶痛绝，他们决不会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个数字也给那些宣扬中国人民主意识淡薄的论点一个有力的反驳：只要给人民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人民肯定会选择民主与自由。在国际监督下双方交换战俘，正是绝无仅有选择的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义无反顾抛弃了家园的人有福了，据曾经在志愿军中
做过战俘营医生的沈元津的见证：“不愿返回大陆的军人，到了台湾后这些年，
多数已富了起来。近年很多人愿意回去看看老家，带了很多美金，腰缠万贯，回
到老家，受到欢迎”。
    沈先生也讲到“志愿军回大陆后，即集中在辽宁昌图县集中学习和审查，当
然会用揭发批判、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之后多数回到农村”。 ( 引自1993年8 月15日《世界日报》“朝鲜战争时的北方战俘营” )
    遣返大陆的战俘倒霉了，本来，这一小部分人坚决回归祖国，按常理应该嘉
奖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党的忠诚吧，没有！中共领导反而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批
斗和洗脑，这样违反人道，还有一套大道理：上前线的只能“马革裹尸回”做了
战俘就是在敌人面前低头了。
    沈元津先生没有交代那些在昌图集中营挨斗的一部分所谓“表现不好者”的去处，在《王若望自传》第二卷418 页曾讲到：“抗美援朝停战后，从南韩放回来的两万多志愿军俘虏，回祖国后竟把他们流放到北大荒种棉花大豆，------只是从美军俘虏营转入国内的劳动集中营吧了”。( 原文谈到这一部分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偏高，应予纠正 )。
    中共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里，还在把“抗美援朝”之战作为伟大、光荣、正
确的功绩载入史册，其实中国人死伤二十五万一千人的代价，不过是替斯大林、
金日成火中取栗，对中国人一无好处。我们就有责任还其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
当局至今还在传播“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之类谎言。

                           红色恐怖惨案实录
    我们从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回国，正遇上国内杀声四起的杀中国人的镇反
运动的高潮。
    我刚踏进自己的家门，妻子李明万分遗憾地告诉我：“你要是早回来十几天，
你的表弟的两条命或许有救，你的舅妈从乡下来到上海，专门求你去救救她的两
个儿子呀”！
    我不安地问：“怎么啦？两个表弟，怎么能一同完结”？
    李明眼里有泪水，对我说：“舅妈几乎吓疯了，来到这儿，是一个晚上，外
边下着雨，她没带伞，浑身湿淋淋的，头发蓬乱就像一个疯女人，一进门就给我
叩头，哭泣着，哀告着，她把营救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对她说，刚不
巧他去了朝鲜，我不知道几时能回来。不过你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路归路，桥归
桥，若望说话未必管用。她绝望地撕扯湿透了的头发，就在这里，她喊出了叫我
揪心的呼天抢地的哭喊：‘这是天不帮忙吧，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遭镇压的表弟名叫恩嘉，只因恩嘉参加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忠义救国军任连
长，按照解放军朱总司令公布的入城守则：国民党各级军官，只要放下武器，到
指定地点登记，即既往不咎，并保证给出路等语，恩嘉信以为真，故主动向县政
府交出武器进行登记后，便回家等候安置，并不躲藏。没料到他还是被抓，只经
一次公审大会，便在会上与忠义救国军司令张少华等十多名反动军官同时执行枪
决。他的弟弟耀嘉，在一个镇上任三青团的协理员，跟他哥哥一样，在解放后第
五天就向反动党团登记处进行登记，当他发现哥哥仍然被抓，他吓慌了，才明白
到政府去自首登记，并不能救自己，人总有逃生的本能，他赶快离家潜逃，当地
政府还是从他躲藏的丈人家捉到了，同样判了死罪，只是没有召开公审大会，哥
哥的罪状是参与反共部队攻打新四军，据说有血案；弟弟的罪状是出身反动家庭，
国民党反动骨干，畏罪潜逃。哥哥死时二十九岁，弟弟死时二十五岁，弟弟是在
哥哥被杀一个星期，被枪杀在同一刑场。他们的父亲前往收尸完毕，从此得了神
经病，每天几十遍重复说着一句话：
    “耀嘉若是不逃，他不一定死哪”！还算好，他发神经病总算没说出反对共
产党的话，如果有人告发，他也会判刑坐牢。
    这时，全国的报纸都以大小标题登载各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处死多少反革命
的消息，上海市郊县的镇反运动如火如荼，里弄，机关纷纷传言某某人被抓，某
某人被杀，一片红色恐怖的紧张情绪充塞着每个角落。
    我刚从朝鲜前线归来，上级布置我们要到基层做慰问报告，不知怎的，总是
提不起劲儿来。特别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次，去到奉贤县作报告，当地的领导郑重
地介绍做报告的会场：下午几点还要在这里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并预先说
出有多少人吃枪毙的数字，王同志吃罢饭，顺便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镇反吧！言
下显得颇得意的样子。
    我马上想到，我站立演讲的台中央，也许就是宣读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
地方，我感到浑身冰凉，倒吸一口冷气，我拒绝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我做朝鲜战
场的报告，介绍志愿军如何英勇杀敌，头脑里总是挥不去无产阶级的子弹杀死我
的两个表弟的可怕景象，我讲得无精打采，前言不答后语，好在台下的听众都是
奉命而来，他们对台上所表演的一切是好是赖，只知道用鼓掌或喊口号来表达；
在我讲完以后，接连召开公审大会，听众也许是同一群的愚民。
    我联想起1937年8~9 月间，我从国民党牢狱回到故乡，表弟恩嘉和堂弟寿昌皆愿意跟随我们一同去延安参加革命，火车票都买好了，进了车站却被一同出狱的难友吕恒和陈君益竭力阻止。在本书第二卷第一部中的“节外生枝”一节中谈到这件终身憾事，当恩嘉懊丧地发出恳求的呼声：“勿要忘了我们呀”！如今那呼声仿佛是赴死的告别！当各人的人生旅途来到十字路口上，他因没有一步到位就走上了人头落地的下场，回想当年我也有一份责任，心头感到特别沉重。我对这个案子的愤慨，觉着连三青团的区级干部都判死刑，实在违反了朱总司令的入城守则，可见全国开展的杀气腾腾的镇反运动，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直到下一轮的政治运动，我本人也成了打击对象，反右斗争才使我开了窍，
开始怀疑给恩嘉定罪的几条罪状，恐怕也是掺假的，由于没有辩护律师，又没经
过法律程序，只是轰轰烈烈开一次公审大会便一锤定音，哪能不错杀人呢？朱总
司令颁布的入城守则，写得多么宽宏大量，仁义礼智信呀！可惜联系实际，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南辕北辙，比一张废纸还不如：前几节中讲到我们刚刚解
放上海便强占民族资产阶级的交通银行；“自报公议”逼得资方人士倾家荡产；
很多人跳黄浦江或跳楼自杀。
    我娘舅一家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家中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复嘉，他两个哥哥一同枪决那年，还只有十七岁，
上大学没他的份儿，只好到工厂里打工，后来他被调到安徽铜陵有色机械厂做锻
工，第二年有一名青年工人被锻压机压坏了手，而这个青工是跟复嘉在同一台设
备上，厂方保卫科干部的阶级警惕性很高，他们不去过细检查这起工伤事故是不
是机械故障或是操作工人本人的疏忽，首先确定这是一起政治事故，果然从复嘉
的档案袋里找到了证据。那里面明明写着他两个哥哥一同遭中共镇压的材料，这
便成了怀有血海深仇阶级报复的铁的证据。( 注：档案袋制度是中共控制每个人
命运的资料袋，本书第二卷中“一张表格定终身”一节，我与徐春来的婚姻被破
坏，就坏在档案袋里的一张表格上。 )(138~139页)
    于是复嘉莫名其妙被公安局上了铐子带走了，对他采用刑讯逼供，厂党委和
保卫科的一粉报告就成了起诉书，法院就判了他无期徒刑，据说还是宽大处理，
没判死刑，理由是那个致残的青工只截断了一只手。一宗冤案就是如此构陷的。
    复嘉宣判以后，厂党委还把他的案例作为生动的阶级斗争活典型，在工会系
统大会小会展开传达和学习。就在教育工人如何仇恨隐藏得很深的破坏分子的运
动中，一位老师傅心里犯嘀咕，觉着复嘉是无罪的，但是当时高压空气造成的舆
论一律，根本容不得第二个不同的声音。直至复嘉坐牢三年以后这位老工人由于
良知的冲动和提醒，他决定挺身而出，先说服只剩下一只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
法院为复嘉鸣冤叫屈：他就是发生工伤事故站在机器旁的证人，他证明机器出事
故的时候，复嘉并不在现场，受伤的青工也愿意证明这一点。法院派人下厂开了
调查会，证实那起事故与复嘉无关，乃宣布无罪释放，不过三年冤枉官司已经吃
完了，他不会要求法院给他一点儿赔偿----中国法律上偏偏没有这一条，反而感
激法官英明仁慈哩。
    表弟复嘉的绝处逢生，他不过是千万件冤划案中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要是没
有狭义心肠的一位师傅挺身而出，复嘉注定会老死狱中。
    这样，我们就更深一层了解镇反的打击面多么广大，死者长逝矣，但活下来
的家属皆受到各种不堪忍受的株连，他们中的男女老少被称为“反属”、即反革
命家属的简称，就像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属于黑籍户口，例如：与耀嘉
结婚的女子，生了一个孩子，不满一岁，就成了寡妇，她还年轻，她的父母亲戚
为她操心，介绍了几个岁数大的光棍汉，他们听说女方是反属，一律摇头，她连
改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至今还是个寡妇。
    镇压反革命第一波，令我刻骨铭心的大冤案，还有株连很广的“工福会”案，
它原是解放前的赤色工会，这个名称太吓人，后接受刘少奇的批评：“工会必须
关怀职工的切身福利”，乃改名为“工人福利会”、简称工福会，这么一改，果
然见效，本《自传》第一节“侵入交通银行”中就提及朱俊欣，汤桂芬等工人领
袖，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大罢工，称得上功勋彪炳了。
    历史似乎倒转了，中共刚夺取了政权，不出三年，工人领袖一变而为反革命，
“工福会”被定性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时，“工福会”领导人刘长胜，刘宁
一都不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解放后荣任上海总工会副主席的朱俊欣，往后转任“失救会”的主任，解放
前他在工人心目中几乎是革命党的符号，他的出身成份又是无产阶级，却在无产
阶级先锋队胜利之日，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朱俊欣一家和我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不仅是我的先后两个单位的顶头上
司，并且同住一幢公寓，做了五年的邻居。
    有一天朱下班没有回家，第二天没回来又没打电话，他太太情知有变，原来
公安人员抓人并没通知家属。我通过有关人士，打听到老朱并未关进监狱，而是
软禁在新康大楼。朱大嫂带着两个孩子哭着向我求情，那种慌乱、悲苦、急迫、
无奈的心境，仿佛她哀求救命菩萨似的。我怎么回应呢？这时我才理解刘长胜、
刘宁一当初为什么不能为朱俊欣说句话，一来陷於疯狂的党领导，听不进任何忠
告；二来怕连累自己呀！
    二十多天后，司法人员派人员通知家属，要她到停尸间料理丈夫的后事。朱
大嫂没有去成，一听说朱俊欣从七楼跳下，她立刻昏厥了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俊欣之死还没过“五七”，房管所派人要收回原居住
的公寓房子。市政府官员好狠心呀，人死了，还逼着孤儿寡妇扫地出门，还有理
由威胁家属，说什么：“上头有指示，自杀的行为就是用死来反党，不能再住进
这样的公寓”。过一些日子，朱的女儿领我去她的新居，原来是有门无窗的汽车间。
    我的悲愤，我的无奈，我从未哭过，在如此境遇里忍不住呜咽了。

                          设计救人“罪”一条
    镇压反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柴油机厂也不例外。这一天我批阅杨浦区公安局信封的特急件，公函内附着一个人的半身照片，我认识此人是本厂工艺科技术员，名唤陈锦华，三十岁上下。
    其中说明批捕的的两条罪证，说陈在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供职，他在西
南联大上学期间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报上写过反共文章，根据中央公安部第
几条，象这样的人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危险敌人依法处理。
    按照行文的语气，此人的罪行多半是死罪。外面集团式的惩治反革命，公审
大会的紧张场面，共产党杀人杀得近乎疯狂！我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头不久就要落
地，我不是怜惜人才，而是怜惜生命，趋使我不能容许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变成一
具死尸！如果我手中没有这个权力，只能徒呼奈何，既然公安局批捕的公文需要
厂长签名，就不能贸然盖上我的“橡皮图章”。
    我必须征得党委书记的同意，从人性的角度去打动他，我还强调建设社会主
义急需人才，象陈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厂是不多的，忽然把他抓起来，难免
引起科室人员、知识分子干部的震动和不安 ------
    刁书记不以为然地直摇头，他把公安部第几条念给我听，教训我道：“我们
不能对阶级敌人手软，基层党委的责任只能帮助公安局发现敌人，而不是扯后腿
或扯皮呀”！
    回想起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那场争论，最后的结局是厂长与党委书记平分秋色。不过由于党委权力更高的传统根深蒂固，理性和人道主义往往斗不过“党性”。
    看来我难以说服刁书记，不得不退一步改用缓兵之计，我说：“我们要对陈
锦华和他的家属负责，先把陈的历史弄清楚，更重要的一点，他进了吴淞厂以后
的表现如何？这样来帮助公安局正确区别谁是真正的敌人”。
    我说服保卫科长如何征集陈锦华的材料，必须站在爱护人才的角度，不要夸
大，不要发挥想象力估计此人将来会怎么样，而是有一说一，不做结论，结论由
上级公安局去做。

    宋元田科长为难地说：“查询他的历史问题，只有与他本人谈话，公安局捕
人的公文却不许泄漏给被告，这是一条纪律呀”！
    我说：“正是这条纪律，我们办案绕过被告本人，不得不以猜想和道听途说
冤枉许多人。你说是不是？这一回你并不把公文的内容给他说明，只是技巧地用
关心的语气核查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不妨问他当初如何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
    宋元田照办了，他向我讲：陈是无顾忌地讲他年轻时候确实写过一篇反动文
章，刊在学生会办的刊物上，那上面两处骂共产党是共匪，那文章也骂国民党腐
败，指国民党也会被共匪打倒。陈说：“我在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时候，保存了
好几年的那本学生会刊物已经交上去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你看，怎么能把这号人当作反革命呢？要是我等因奉此
盖上图章，岂不葬送了一个技术人员的一生”？
    宋科长大梦初醒地说：“是呀，就凭他自动交出那份反动刊物，这就是对我
党表忠心嘛！区局抓住这一点就作为反动的罪证，那是完全不讲政策了”。
    “你就起草一份报告给区公安局言明真实情况，我们凭这份事实材料说服刁
书记，也说服区局自动收回成命”。宋科长知道我平时好动动笔头，要我来写这
份报告，我说：“还不如以保卫科名义写，你们写好了给我看过，再交党委”。
    保卫科的报告交上来，我借此机会又教训他一番：
    “你要知道，在当年的国统区里，把共产党骂成共‘匪’是流行的口头语，
就象我们骂蒋介石叫‘蒋该死’一样，不这么说反而有亲共嫌疑，区分局连这个
情况都分不清，恐怕不知会冤枉多少好人呢，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社会上镇压一个人，就会连累一家人，而且造成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坏印象，它
的后果是负数，而救人一命呢，那就是积德，是行善，这样的保卫科长才是好科
长”。这篇议论其实是为我的两个表弟的惨死而发泄心头之怨。
    刁书记看了保卫科的报告，他的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加盖上厂党委的图章，
送交杨浦区公安分局，果然扭转局势，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而陈锦华始终蒙
在鼓里，压根儿不知道刀子曾经驾在他的脖子上。
    我为他的重生感到庆幸。
    没料想公安局对陈锦华依然穷追不舍，直至他的保护伞王厂长离开上柴厂，
1957年我也被划为右派，区公安局又翻出四年前的老账，还是将陈逮捕，这时
杀人如麻的镇反高潮已过，杀头之罪总算免了，判刑六年，押送安徽白茅岭农场。
联想到从香港回国的五金行老板，他在三反五反中弄得倾家荡产，镇反运动开始，
他也解到白茅岭，他和陈锦华遭到同样的命运，四十年后，我从他女儿口中才知
道她的父亲同样冤死在劳改农场。

跳槽“华东局”
    上海柴油机厂的产量总是上不去，百日竞赛的时期，吴梅生总工程师早就提
出铸工车间是生产中的瓶颈，他没跟我去哈尔滨学习“什么索夫工作法”，其实
合理工作法的要领就是保证供应充足的零部件。
    于是，我就动用基建资金，扩建翻砂车间的场地，二十天就提前完工了。对
提高生产起着关键作用，在厂长负责制的职责范围内我完全有权这么做。没想到
这么一件小事，竟掀起轩然大波。
    华东工业部把我叫了去，很不礼貌地指责我违犯了财政纪律，我跟他说明扩
建翻砂车间，不到两个月，即能收回全部基建资金，并且改善了翻砂车间的灰土
飞扬，使工人在工地上可以自由呼吸，工人的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财务处长似乎被我说服了。没过几天，工业部长马天水又通知刁书记和我两
人去见他，谈的还是违犯财政纪律的小事一桩，只是他讲话比较和气，强调“扩充厂房不是不可以，但是按规定要事先向工业部申报；基建资金的使用按规定专
款专用，财务处审查下来，你把这两条规定全犯了。我找你来就是商量怎么善后 ”？
    我有点负气地回话：“怎么善后？我愿接受批评”。
    马天水板起面孔说：“财务处要我们严肃处理”。
    我说：“财务制度也不是死的，一切服从提高生产，应该根据实际困难通融
办理嘛。你领队带我们到哈尔滨学习了苏联的什么索夫工作法，上柴厂的均衡生
产，铸造车间一直是瓶颈，正是学习了哈尔滨机车厂的什么索夫工作法，立见功
效，明明是功劳，财务处却认为是违章，你做部长的应该公正的评评理 ”。
    刁书记在一旁说：“王同志怎么这样说话呢？毛主席教导，有事不向上级报
告，就是犯了自由主义。扩建翻砂车间，你连厂党委都没有打招呼，我看犯了自
由主义之外，还犯了独断独行的毛病”。
    刁书记本该跟我站在一起的，想不到此人又在一旁火上加油。我处在完全孤
立无援状态。
    我只得承认理屈词穷，想办法给自己找台阶：“我写一份检讨书吧，给我一
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征得财务处长的同意，允许把扩建翻砂车间的两万元经费，
在今年年底补足”。
    谈话完毕，我跟刁书记乘厂车一同回厂，在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有，我对他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加深了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裂痕。我心里想的是，这
个厂长不能干下去了，我没法跟这样背信弃义的人共事。
    我把我和刁书记一同去工业部见马天水部长的情况跟吴梅生作了介绍，并说
出我不干这个厂长的意图，总工程师吴梅生劝我别走这一步，他恋恋不舍地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这个领导很爱护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条是有目共睹的呀！
他还举出我上任不久就救下了工艺科陈锦华的一条命。
    当我一想起来到上柴厂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职工关系亲如家人，何必为一件
小事和领导赌气呢！我要吴梅生不要对外声张，这样的事最后还得由工业部作决
定。所以原来的辞意也就打消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马天水以华东工业部的名义，发出一个内部通报给所属
工厂，其中有上柴厂厂长王若望写的检讨，马天水在后面批示曰：“上柴厂不经
工业部同意，擅自动用基建资金，这是违反了财经纪律，现将该厂的检讨书通报
各厂，引起大家注意”。
    这个通报加强了我跳槽的决心，我只能遗憾地对吴梅生宣告：再见了！我的
上柴，我的总工程师！
    我写了一封信给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向他提出我愿意转到文艺部门，
其中还提到我在山东根据地出版过小说集，几天以后，华东局宣传部同意调我至
文艺处任职。时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跳槽成功，我转入华东局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黄源任处长( 三十年代
主编《译文》月刊 )；副处长还有一人，即《红日》的作者吴强。
    华东局离我的住宅只有一条马路，上班下班非常方便，日常工作审阅华东五
省的文艺刊物和处理作家队伍的问题，这两项工作富有弹性，高兴干发现问题就
多一些，放任自流倒乐得清闲。形成这个风气，多半因为夏衍部长对文化艺术宁
松勿紧的态度，几年以后，夏衍得了个“自由主义” 文人习气的美名，做他的部下倒是开心的。
    华东局的首脑饶漱石，副书记谭震林，上下级隔了两层，我与首长很少接触。
可是我跟饶的夫人陆璀女士有较多的沟通。
    陆璀是北大的学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 ，二一六连续两
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她带头冲出军警包围圈的照片，曾作
为《大众生活》的封面风行於世，陆璀成了抗日学运中一颗灿烂的明星。饶和陆
在巴黎结婚，回国后带回他们的小女儿，起初姓饶，父亲出了问题，改称母姓，
连下一代都不敢使用爸爸的姓。
    “三反五反”是大陆陷共以后的头一起政治运动；一九五三年底发动“高饶
事件”则是第二波的政治运动，头一起是发动群众斗倒斗垮资产阶级，第二波则
是诛戮党内的开国元勋。笔者曾以《高岗、饶漱石、刘子丹之死》一文揭示毛泽
东谋杀之谜( 附录一：刊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和《传记文学》以
及《王若望文集》 )。
                              转进“作家协会”
    华东局在1954年底便告撤销，过了一年快乐神仙的日子，在这个时期里，吴强完成了《红日》的战争小说，我与吴强同时被分配至上海作家协会，具体工作我任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副主编( 巴金任主编 )，吴强任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我接任《文艺月报》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起因是从老根据地南下的几位作
家、诗人，他们结成一团，想独占文艺月报的地盘。这时，初露头角的孙竣青，
在上海两大报发表了忆苦思甜式的作品，一时很走俏。他投给《文艺月报》的作
品，我看了不怎么样，未能刊出，他便联络几位老解放区的作家，对我展开了攻击，指责我偏爱上海本地老作家，排斥老区来的年轻作家。明明他们有个宗派，
反将宗派主义小团体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
    我的两栖身分很容易把这顶帽子扔掉，我说：“我也是老解放区来的吧，为
什么你们没把我看作同类？‘月报’是公开的园地，好菜好饭我都要”
    以孙为头头的老区作家没话说了。于是指使一位诗人名陈山者，给《解放日
报》写了一篇指责我不重视解放区文艺的文章。孙这时参加了作协党组，任副书
记，他又想利用党的力量进行反攻倒算，吴强却主持正义，指出《解放日报上陈
山的文章，发表出来影响不好。并且指出：巴金只是挂个名，副主编有权取舍稿
件。如果这点权都没有，刊物怎能办得好？
    在党组会上，孙被吴强批得哑口无言，而孙的同伙仍不服气，又把吴划进偏
袒本地作家的宗派里，双方剑拔弩张达一年之久。派性这个东西和理性原是对立
的，所以排他性比较顽固，它与黑社会的拉帮结派属于同一历史源流。
    多亏孙某一伙中的刘知侠，后来调回山东改编他的《铁道游击队》；另一名
陈山则借调至浙江搞“戏改”，上海文艺界这个 “六人帮”才散伙了。

                        镇反的带头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按语。只因左翼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以《文艺报》作为靶子写了三十万言的
意见书，其内容实是全面批判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是从未有
过的敢于对全国人民尊之为伟大领袖的挑战！其中辛辣的语句如：“五把刀子阉
割了中国的文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由政府下令创作出来------”，如果说解放
初期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只是捕风捉影，导演和演员并无丝毫反党反毛的意
识，‘三十万言书’却是白纸黑字明目张胆否定党领导文艺的权威。
    毛泽东看了‘三十万言书’勃然大怒，他知道打击胡风不能采用批判《武训
传》那么简单，他采取了转弯抹角、一步紧一步，自己则躲在幕后，由线民反戈
一击，让胡风自乱阵脚等等狡猾手法。

他让《文艺报》加印厚厚一册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语，毛信心十足，深信真
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话说，先公布反面材料，为了发动群众。我看完三十万言书，
首先觉着他所表达的批评意见，正是我早就想说而又没有勇气说，不能不佩服胡
风的勇敢大胆；转而想起全国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泽东，他的“文艺讲话 ”自认为是世界第一流的杰作，谁个有这么大胆敢于动手拔虎须呢？
    然后联想到自己，连带我主编的《文艺月报》，对当前文艺界出现的这件大
事，应该怎样定位、如何表态呢？我与唐弢、魏金枝商议如何应付之道，他们的
心情是左右为难，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样。唯一的出路，还得屈服於最高权力
的意志和棍棒了。我只得违心地约了几位文艺批评家限时写出批判胡风的三十万
言书，不过有的说他对胡风缺乏了解，有的说既然胡风写了这么长的意见书，要
批他起码要用十万二十万字吧。他们都婉言谢绝。后来由作协党组发动党员作家
写稿，我写的一篇是驳斥胡风的“五把刀子”，吴强，李子云，肖岱，孙竣青等
奉命也写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协的主席，他是全国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敌’当前，他怎能不表
态呢？他被迫无奈也写了文章，当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不过
题目我已记不清了，至今能记得的，他从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篇
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路翎也被划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圈子，而巴老曾参加二
届“赴朝慰问团”，当路翎的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巴金曾经欣赏路翎的小说。没
话找话说，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评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过发现自己
的文章经过《人民文学》主编的加工，把批胡风的调子提得过高，他说：“起初
我很不满意，过了一夜，我就心平气和了，现在正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
假使照我的原稿发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似乎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了”。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威慑力量，虽然巴金
不愿作违心之论，还是想多留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地，结果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
却变得面目全非！
    为了打击胡风，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共讨之的政治运动便迅速展开了。
    反戈一击的人物即舒芜，他上缴了胡风友朋间的许多信件，毛泽东如获至宝，
正中下怀，特地在《人民日报》分三批刊出，题为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以“编者按”的名义写了嘲讽刻毒的按语，仅从标题上纲至“反革命集团”来看，胡风分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敌了。

兹摘录一段“按语”：“他们的人很少，过去说是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
他们的人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
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
暗藏在革命队伍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引自《毛泽东选集》五卷一六
三页 )
    拆阅私人信件，本身就是违法，根据私人通信的文字作为罪证，那是双重的
犯罪。此例一开，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扩大为抄家抄得的日记也
可作为文字狱定罪。
    应该说：公布三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几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泽东本人双
重犯罪的证据。
    从以下两节“按语”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指望以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为起点，引向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 一)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
    (二)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它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从这里，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谋远虑，原来他挑起胡风集团中人狗咬狗，自己
坐山观虎斗，把胡风和他的同伴作为带头羊、替罪羊，抓住典型 “教育”群众，
下一波紧接着将挖出“钻到肝脏内部的特务分子和坏分子”。比起 1952—1953年的镇反，那时遭镇压的尽是地主和国民党残余( 参看本书前一节的 “红色恐怖第一夜” )。后来展开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红色恐怖，果然延续到1957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没有毛的“深挖钻在肝脏里面的特务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对潘杨下此毒手！
    这个基本队伍经认真一查，不对了，毛给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风捉影，
就是莫须有。
    和美蒋特务有密切关系的绿原，原来他给胡风一封信中，向胡风征求意见，
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译，胡风还没来得及答复，绿原并没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职，
就是凭着这样一封信，毛的按语里就断定绿原是美蒋特务，于是关在秦城监狱五
年多，至1962年免于起诉，保得头颅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斗，他的小女儿被逼疯，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谓“反动军官”阿垅，他确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十期毕业，参
加过1937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受过伤，后来到过延安，离开延安后，他利用各种关系，向延安送过军事情报。国民党曾发出通缉令捉拿他。
    阿垅对共产党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来为阿垅辩护也没人听。在五五年端午
节关进秦城监狱。他作一首诗记其事：“汨罗江水故沉沉，江水不如馋谤深，总
是娥眉违众女，还将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风的按语里，接连用了三处“不对了”：“过去说是‘小集团’，
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单纯文化人，不对了；过去说是他们好像是
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
    从他给人定罪的“美蒋特务、反动军官 ”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经了解倒是真正的“不对了”，也许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这么一来，连英明伟大的毛泽东自身也被否定了。
                          “胡风分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节介绍文艺界的“胡风分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可以说是胡风
分子的大本营，如耿庸，张中晓，罗洛，王元化，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华东局
文艺处长刘雪苇，复旦大学则有贾植芳，剧团演员中有王戎，作家协会有王北秋
等。
    耿庸原是台湾银行里的职员，后来去广州某个报纸做编辑，后转入上海文艺
出版社，他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即被捕入狱，株连他的妻子王皓，与她丈夫关在
同一看守所，王皓被关了约半年后便放了出来，乘毛的阳谋鼓励大鸣大放，她竟
写信给毛主席为丈夫鸣冤叫屈，结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黄浦江，以
自杀抗议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后才释出，方知家破人亡，却不知到哪里
去收拾妻子的尸骨！
    张中晓，在舒芜提供的张给胡分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是“图腾”的迷信，故毛的“按语”对他特别严重，半年以后据说他已自杀，张
中晓未婚，在上海没有亲人，究竟怎么死的？尸骨到哪里去了等等，谁也不去查
究，死得不明不白。
    诗人罗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杨友梅在《上海文学》任编
辑，( 前身即《文艺月报》) 她万里寻夫陪伴充军的丈夫一同劳改。如果不是作
家协会领导班子内心同情胡风和他的信徒，杨友梅的壮举也不会获得批准。直至
毛死后，胡风问题彻底平反，罗洛夫妇回到上海作家协会，罗洛成了协会的负责
人。
    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是胡风集团中官衔最高的，在舒芜提供的信中，某人写
信给胡风，希望宣传部长放宽审查的尺度，也不问彭柏山是不是照办了，一样把
他拉下马；另一位刘雪苇，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
较艰深，据说胡风专案组发现刘的文风完全学的胡风，就凭这一点，刘也被圈进
胡风集团。
    贾植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是由正式开庭起诉的三个胡风分子之一。
( 其他二人：胡风，阿垅 )贾关了十年后才开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贾判刑后，也
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
    王皓以身殉夫，杨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
----仅仅以她们对爱情的忠贞，足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刚烈！
    王戎，原是剧团做过话剧演员，他在反胡风运动中，第一波即进了监狱七年，
未经起诉即告释放，未满两年，在下一波的反右斗争中，他不愿写大字报响应毛
的大鸣大放，又以“坚持胡风反动立场”为由，遭二次入狱，先送安徽白茅岭，
后又充军至新疆，前后两次加起来的岁月正巧与苏武牧羊的放逐时间相等。
    王元化是位历史学家，通晓英语，其父是北大外语系主任。只是在舒芜提供
的信里提到王元化的名字。于是元化成了胡风分子，先由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面谈
，鼓励元化起来揭发胡风，他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顶牛顶了四、五个晚上，(
又称疲劳轰炸 )并无进展，后发觉王元化出现了精神异常现象，孔罗荪，吴强和
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码之意，本来，对那位上交近百封书信的线民，上海作家颇为
反感，便设计将元化的精神异常略加夸张，报上级宽大处理，市委宣传部同意暂
缓追究。王元化总算免了牢狱之灾。
    王北秋，在那个线民上缴的书信里，没提到他，因胡风在上海时节属作协单
位管辖，作协有什么信件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门，北秋是诗人，到胡风家探讨过新
诗，北秋很尊敬他。大概还在机关里称赞过胡风的诗歌吧，这样，王北秋忝列于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名单上。他没有拘捕，而黑名单上有份就断送了他的前程，
诸如：他的工资不能提级，他的投稿无一个报刊敢于发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
秋已年过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风反革命集团”牵涉了两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离监禁者有
六十二人，正式定名为“胡风分子”一百零五人。经法庭宣判的只有胡风、阿垅。
上述数字中，第一项绝不止两千一百人，象王北秋，就不会统计进去，此外，我
还知道有几位“殃及池鱼”的倒霉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经学校校长拿
了他的户口簿说明情况，才把这个倒霉鬼放出来；还有一位只是给胡风写过一封
信，也被抓进区政府看守所，审问下来，此人从未见过胡风。自1955年5 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为的胡风弄得风声鹤唳，到处捉拿胡风分子。
    胡风被剥夺自由三十余年，於1985年“解禁”，已经木然，路翎出狱后也是如此。胡风幸有儿童文学作家梅志自始至终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岁。
胡风的忠诚诗友聂绀弩，原是“历史反革命”，充军到北大荒，适值党中央宣布
国民党将军一级准于特赦，聂从北大荒“解放”回京，写了一首诗，传抄甚广，
诗曰：
                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
        ( 注：开头两句意含中共治下 “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统治 )
    胡风生还的最后岁月，聂绀弩恰从东北归来，他赋诗“胡风八十”记其事：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屋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 注：第一句指姜子牙八十渭水河边垂钓；第二句用“刑天舞干戚，猛
志固常在”，语出《山海经》 )
                        一句戏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节讲到镇反中的潘杨事件。这是五十年代最惊心动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这个内幕的是受潘杨案株连的我的亲家( 他的二女儿是我的儿媳 )。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将此案的荒唐、离奇公诸於世。
    时间是在1952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接待东北来的公安厅长靳某，设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 饭店，杨局长带了一名随员卢伯明一同赴宴。席间贵宾不免虚心讨教上海方面的经验，杨局长礼貌地说，几乎没什么经验，靳厅长赞扬主人在使用干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杨帆回答说：公安工作必须深入三教九流，只要知道他们的底细，不用怕，鸡鸣狗盗之徒也能起到别人办不到的功能。
    杨帆接管公安局，敢于留用原公安系统的人员，如当过国民党侦缉队的干警，
杜月笙，黄金荣的老部下等等，杨帆获罪的罪状之一，据此被渲染成敌我不分。
后来竟夸大成潘、杨私设电台与台湾方面勾结。
    靳厅长幽默地说了一句： “你是孟尝君，舍下有食客三千咯”！杨帆笑了，
接着说：“我的气魄比孟尝君还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杨二人被江青点名，指出他俩是可疑人物，国务院公安部长罗瑞
卿慑於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杨，使公安局长关进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杨局长的随员卢伯明是个有心人，他星夜来到市委柯庆施的家中，声言有极
重要的机密报告。他把杨帆在大三元上讲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戏言，
当作重要机密到市委书记那里邀功。从卢某被柯大鼻子加封为“三五零专案组”
和“三五零办公室”主任来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迹可循的。
    “三五零办公室”的任务就是捉拿潘、杨的同党，抓不足三千五百人决不收
兵，仅上海地区连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统的“党羽”便有两百多人，其中有两
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别任吴淞区和闸北区公安局
长，也被抓了进去，卢也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这两人与卢的友谊比我还密切。
可恨卢伯明成了历史上汤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杨局长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
( 注：汤勤是“审头刺汤”京剧丑角 )
    我写过一篇题为“青海来客”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凑数
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於1964年释回，不幸的是，两年以后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档案袋中留下潘杨同党的材料，他不仅批斗，又第二次入狱，此人在上海监狱里与我同监。他一再关照：千万不要写出真实姓名，家中还有妻子儿女云云。( “
青海来客”未发表 )
    “三五零办公室”的绝灭人性处，简直令人发指，据青海所作的潘杨案劳改
犯的小统计：上海去的两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时间表特别挑选在贺客
盈门办喜事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正准备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铐，不明
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车，这一家的喜事顿时作了丧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儿女嫁取办喜事的时辰。看来是由“三五零办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恶作剧。
    卢某作恶多端并未受到处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业局的党委书记，他虽
则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耻任务，原来取杨帆而代之的夙愿并未达到。

    平心而论，恶人当道的社会，必须有恶人可以胡作非为的土壤，藉一句戏言
酿成如此荒唐的悲剧，首先就要有柯庆施之流的授权；上有江青假传圣旨的施加
压力；还得有无法无天的专政机构保证执行，言论报章的严格封锁等等，才能让
一个跳梁小丑“大战鸿图”！
                          死亡的陷井----阳谋
    1956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家大鸣大放，那时我以为是真的，长久蓄积在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藉此机会写了系列杂文，“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悄悄地劝告我，大意为内中恐怕藏着某种玄机，可要当心。唐是党外人士，他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对毛的迷信非常执着，甚至把唐的美意，当作他紧跟不够，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直至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在57年7 月30日的《人民日报》用化名“徐汇”发表了“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其中印证我所写的文章，原文这么写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就是违反了我国宪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鸣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贬的新名词。
    这时我才记起唐弢给我的警告，对已经发表的文章感到后悔。
    紧接着，张春桥的搭档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批评我的杂文，如“步步设
防”，“一板之隔”等，标题用了胡风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谁家的香花’
的标题更明朗更尖刻。这就意味着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一员。
    这时，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如何处分？设想得还是轻松的。为着摆脱打棍子戴
帽子的危险，我连忙写了一篇检讨承认错误，谁知《解放日报》拒绝刊登，( 自
《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以来，怎能刊出王
若望的检讨？ )
    严厉的惩罚接踵而来，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给文艺月报，岂不是打上门来挑战副主编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权利批驳文坛打手姚文元对我的
诬蔑，就在这时，作协党组通知我办移交手续，一般调动工作不必办移交，办移
交便是撤职的前奏。作协党组的通知，不仅剥夺了我的工作权，连发表答辩文章
的自由也一并剥夺了。
    作协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还有一名王延龄( 在青年文学刊物《萌芽》编
辑部工作 )。此人绝顶聪明，却在一个会议上犯了糊涂，他向主持会议的支书胡
德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右派？胡以为提这种问题不怀好意，他当场
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为支书一句话是跟他开玩笑，直到组织上把
两个‘王’：王若望、王延龄都调到图书馆整理旧书，才明白王延龄也戴上了帽
子。
    原来，在腥风血雨中到处寻找右派，上海作协只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这个‘比例’却是邓小平部署反右派战役传达了毛泽东交下的百分比指标，‘知识分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数是指整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单位，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也没作具体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王延龄为了提出一个问题而上了黑榜，大概是为了凑足上级的指标。这样，王延龄成了‘自荐右派’。二十年后，右派分子宣布可以改正了，王延龄属于自荐右派，不在市一级的总名册中，还是那个胡德华，宣布王延龄本来不是右派，所以谈不到‘改正’。有关改正右派有少许补助他也享受不到。这一下弄得王延龄哭笑不得，于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赋诗歌咏之：
          正册无名另册无     廿年难得是糊涂
          江南亲友如相问     幸喜今吾即故吾

                          抓右派的拉网战术
    我是在七月三十日被张春桥的一篇文章定为右派，而由毛执笔写的《人民日
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早在六月八日。我被拉出来当上右派晚了两个月，因我
仍在图书馆工作，才得知领导层中有些同志还是想力挽狂澜，设法抵制反右运动，
在反右刚开始的第一阶段，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周而复副部长，也曾阻止把我
的名字列入黑名册。宣传部办公室还打电话给我两个‘心’字的劝告：‘尽管放
心，不过写文章要小心’。市委宣传部两个部长是反对文教书记张春桥的跋扈，
后来听说周而复为此写了检讨，而张春桥卡住，不让他过关。
    以吴强、孔罗荪为首的作协党组也不同意把王某打成右派，一位党组成员在讨论右派黑名单时，为我说好话曰：“王若望党龄比在座的都长，又是无产阶级
出身，他在反胡风斗争中表现积极，王若望是右派的话，我们都是右派了”。这
位同志在第二年的‘右派补课’中，他自己也成了右派，并开除了党籍。( 补课
补上的右派，称作‘补课右派’ )
    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抓右派的战术，跟他撒大网搞严打有相似之处
(‘严打’即严厉打击流氓刑事犯的简称)先抓住几个‘要犯’，然后向纵深拉网，学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几何级数扩大战果。
    试以活靶子王若望为例，王是第一被捉拿的要犯，然后四面开花，不久将安
徽劳动局工作的三弟王鹤打成右派，我的小弟弟雷华在青岛海军服兵役，按党中
央指示，部队里不搞反右，从他的哥哥 ‘要犯’的血缘关系上小弟弟雷华未能逃过这一劫，他被军队押送回我的老家，并向亲邻宣布雷华是右派，交群众监督改造，连经商或进街道工厂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下田干劳役。
    孟子曰：“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梁惠王篇，即不能禁止人民在水中捕鱼；不得株连犯罪者的子女 )。孟子所说犯罪者是真有罪，而当今的“右派分子”却是莫须有哪！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市度过可怜的礼拜六，我的李明精神恍
惚地告诉我：“前天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我说：‘你要做党员还是要
王若望？由你选择’”。
    我妻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塌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有时，她
会抱住我嚎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踢
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
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
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
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头脑清醒去伺候她，安慰她，
报答她。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的哀愁的气氛。我去农村下放劳动，不把我
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
对我已经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
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我的神经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
按时吃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的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
会从窗口跳下去吧----” ？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
我不能自己地朝西的大路上奔过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
来，我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
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
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
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我拖着疲
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李明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她是以整个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见面时，她没有
批评过我闯了大祸的杂文有什么差错。
    经过这一场折腾，我们之间的爱情又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教会她下象
棋，我跟她一起朗读《西厢记》，我还教她如何欣赏唐诗。蒸汽机车的马力也没
能把我俩拆开，我们反而凝结得更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过去我们俩由于都担负
着繁重的工作，一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消受陶醉在艺术里的天伦之乐。如今
我们俩无官一身轻，有足够的余暇把自己的宿舍经营成一个安乐窝，把外界的一
切政治歧视，无谓的惩罚，卑劣的虐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次，我又惹她
哭了，那是我漫不经心地回忆起她在神经失常的时候打了我，她听了我的这段痛
苦的回忆，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一定要看打在什么地方，并说：“我从来不曾打
过你呀！打痛了吗”？一面说着，就伏在我身上哭起来了。这时我说不出一句话
来，只觉着鼻子酸，眼睛湿润了，我真懊悔不该再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早有体会，
不要朝后看这个提法是多么正确！
    在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康生跟在毛泽东后头也来上海鼓励大家鸣放，他在
“文艺会堂”召见文艺界人士，我听康生传达毛的两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
将相；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这一启发下，
写了支持“拆墙”的文字。半个月以后，《解放日报》用头版头条以赞许的语气
做标题，“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原稿的副题是“康生谈党外有墙”，编辑部删去了康生的名字。
    这样便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斗会上申辩道：“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的头上”？台下观众却以喊口号压倒了我的申辩。这样的批斗会共开了三次。记得有一次，远调至山东的作家刘知侠特地赶来上海，厉声批判王若望。他发言的内容提到了当年孙竣青小集团如何受王某的压抑的老账，我在被告席上只有苦笑而已。
    凡外出公干，按制度可以公费报销全部旅费，而刘知侠从青岛远道而来，全部自费，足见其斗争性之强矣。
    再举另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就在我的故乡武进县施行过。由于党政部门设法凑足上峰颁下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有位熟悉政治运动的‘智叟’献计曰：如此这般，县委书记觉得此计甚妙，便挑选在端午节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学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大摆筵席，说过端午节，请大家聚餐。
    当时正逢外面大鸣大放空气高涨，右派帽子还没有出笼，来宾在酒足饭饱之余，就很自然地议论反右的消息，什么人是右派等等作为谈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记下张三李四发议论的精彩部分。宴会散席，他们的右派论点也就编织停当，于是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规定的名额。
    为什么挑选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呢？据告知我的老师解释道：只有教师中的尖子，发起议论来才有骨头，至于把教师中的骨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必然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哪里会顾及它的后果呢？
    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为了凑指标向上邀功，连安排做记录的心腹，也有几人上了右派黑名册。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级最高的。沙的妻子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日后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谈沙文汉的挨整，却谈了另一位极右分子杨朝龙的故事：

杨朝龙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长，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轶因皆是沙文汉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陈修良发觉李宗仁比蒋介石有其开明之处，那时在上海监狱中关着三十多名政治犯，陈修良通过溯因去说服杨朝龙，晓以大义，趁早释放中共的政治犯，将功折罪，几经转折，在解放军在山东取得大捷后，杨朝龙设法将全部政治犯释放。应该说，杨是有功之臣，只是为了他响应大鸣大放，在发言中讲了“应将政治和法律分开”等语，就把杨划入极右派，没收其家产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杀而死，子女三人同时划为右派。杨本人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狱，只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满头白发，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说，三反五反运动成了自杀的高潮，连陈毅市长都说：“跳楼自杀者就像降落伞部队”！那么反右运动引起自杀事件肯定超过三反五反。
    至今我还记得：只因表达了“党天下”成为右派的储安平，最后连尸体都不知在何方；电影演员石晖刚演完“雾海夜航” ，在反右第一波乘宁波轮船跃进大海而自杀。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恩杜，任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因看到《人民日报》刊出他与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合伙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胡恩杜即自杀身亡；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的女技术员黄倩，因叔祖是大流氓黄金荣，哥哥又在台湾，出身成份不好，一连几晚的批斗大会，这位刚满二十岁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最后上吊自杀，第二天又召开了“批评右派黄倩谬论大会”，发动大家批判死灵魂。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右派补课阶段，也被划进右派，延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尚未登场，傅雷夫妇开了煤气一同自尽。文化界为此怅恨不已，对傅雷夫妇之死有人总结了两句话：反右跟上末班车，文革赶上头班车。是对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的一种冷嘲。
    《文汇报》被毛点名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方向” ，故那里的右派分子特别多，全社一百余人就有三十多名右派，社长徐铸成当然逃不了！该报社管理部主任梅焕藻跳楼自杀，范琰为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专访，他和流沙河一同被打成右派；另有该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女士，她是罗隆基维持了十年之久的爱人，这就成了章罗联盟与上海右派集团串通一气的女干将，当然成了极右派，还有一位记者刘光华，报导了北京的民主墙，被定为极右分子，押送北大荒劳改。该报社的其他的右派分子就“不及备载”了。
    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拉大网搜捕右派，所有基层组织则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邀功请赏，制造右派，于是产生了许多延伸的新名词，使帽子店花色品种多姿多彩。诸如有自荐右派，内控右派，点头右派(欣赏大鸣大放中右派言论而点头者)，候补右派(五八年补课中轧进的右派)，极右派，又谓 ‘极右分子’，占比数较多的尚有株连右派，血统右派及夫妻右派等等。一九七八年给右派分子改正，官方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五万名，不能改正的只有六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和林希翎。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彭文应拒不认罪，他的次子自杀身亡；上级文件驳回林希翎的申诉，批示曰：“林为右派分子，不是错划，不予改正”，她也是拒不认罪。据《阳谋》的作者丁抒的统计，自1957年开始划入反革命右派者八十多万，再加上二十二万候补右派，共计一百零二万人。
    回想当年赴朝慰问团，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六个不许改正的彭文应、陈仁炳二人，划入中央级的极右分子，另外还有复旦生物系教授张孟闻，《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和赴朝慰问团秘书长王若望，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分子济济，成群结队，其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林昭之死
    我先是认识林昭的妹妹即林凡女医师。先从我的年轻朋友徐建讲起，原来徐被打成右派，是受我的株连，他在国防工业飞机修理厂任工会文教部长，工会系统纷纷请我去做报告，他曾邀我到该厂去演讲过一次，他又在黑板报出过特刊，让听众发表意见。
    就凭这一事实，徐君被说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爪牙，这时的黑板报一变而为批判小右派徐建的小字报。他扣上右派帽子，撵出“要害部门”，也许该厂的领导对这位工会部长手下留情，没有发配边远地区劳改，而是分配至浦东一家玻璃厂，交群众监督改造。其中我有一部分责任。他对这场反右斗争满腹牢骚，怨有头，债有主，正是王若望害得他戴上了紧箍咒，他设法找到我的住所，热泪盈眶地吐苦水。我讲了自己的遭际，他收起泪水：比起你受的委屈，我的陪绑也就不算什么了。
    以后徐到我家来过几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厂没有女工，显然是光棍汉嘤嘤求偶的一种暗示。对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事，从来不热心的我，甘愿为他出一臂之力，实由于内心浮起负疚的歉意，如有将功补过的可能，当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于是拜访亲家高先生，我向他提出可否物色一个姑娘，我简单介绍了男方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头上有顶“帽子”，提出要女方留心。亲家想起他的朋友许宪民的二女儿叫彭令凡医师，也是由于出身成份不好，尚待字闺中。我把徐建领到家中，觉得徐建高高身材( 因上海的少女对男方的身高特别计较，故说媒也得从女方的角度衡量男方 )。目光中透着忧郁，但掩盖不了男子汉的英武气概。亲家有信心为林凡小姐搭桥撮合。这样，我便认识了林凡医师，她身材显得矮小，面色有点儿苍白，矜持中带着腼腆，衣着朴素得近乎男性化。我在她跟前又为徐郎美言了一番，安排在复兴西路我的寓所让他们见面，当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我和亲家都为此感到高兴。往后，徐郎在另外什么地方和林凡会面，媒人只等待捞一顿喜酒喝了。
    从徐建赠给对方一件别出心裁的信物，旁边的人即可看出他是爱得多么深！是细工打磨两块不锈钢材料设计成太极图似的两颗心可分可合，用拉丁字将二人的名字分别刻在两颗心上。信物小巧玲珑，正好挂在钥匙链上。
    没料想到这么一对天作之合的情侣，而且接受了定情的信物即意味着订婚，却走上了几千年不断重复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从中作梗的却是林凡的母亲许宪民，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姻，如果说历史上的“梁祝哀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么，徐、彭的爱情悲剧却是政治因素起了破坏作用。
    有一天许老太亲自来到我的宿舍，我恭敬地请她里边坐，她不肯，不声不响站在门外，似乎特地给我家站岗来的。这是我头一次认识许老太，她头上裹着黑纱巾，满脸的肃杀之气表现了性格的刚烈，她喃喃地嚷嚷着，带着苏州口音说：“我要找徐建说句话”。我劝她：“徐建不曾来过”。她还是不走。我的住处是一幢高楼的第五层，上上下下的邻居都经过这里，大楼里便传开了王家门前来了个疯婆子。我只得请高先生出面，劝说她这件事容易了结，许老太并不疯，她便乖乖地跟亲家走了。
    许老太气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婿呢？她爸爸遭镇压害了我一家子，难道还不够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万般好，头上有一顶右派帽子就不是‘人’！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威力无比的“政治因素” 了。
    设身处地为林凡的妈妈想想，那个“政治因素”确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在那个时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无穷感叹， “黑五郎”，即指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也。
    林凡和徐建被迫割断了来往，许老太达到了目的，她请我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张旧照片给我看。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了她的大女儿林昭，照片上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比林凡更美丽，前额的头发剪成刘海形，一付稚气天真的面孔，透着一双赛过妈妈的眼睛。
    林昭的父亲参加过考试院的文官考试，做过安徽省的霍山县长，镇反第一批的镇压对象，就把彭县长判了死刑。父亲惨遭杀害，给两个女儿的命运留下阴影，林凡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姐姐则变得更为激烈，开始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对待中共的新贵们。还有一个弟弟彭荣华，这个青年则变得有点玩世不恭，对两个姐姐的关系不冷不热，他自学日语，能着手翻译日本的俳句。

                        生当作人杰，死也为鬼雄
    十九岁的林昭曾在《常州民报》当过记者，她边写新闻稿，一边提高文学水平。二十岁转入北大新闻系，在大鸣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的不幸的“蛇”，北大学生中的两名女将被打成右派：一位叫林希翎，第二名即林昭，外界误以为她俩是一母所生，其实林昭姓彭，在镇反运动中，死刑犯的子女以为抛弃父系的姓或许能免予株连，而彭家姊妹不以为然，户口簿上还是跟父亲的姓氏，这里面就透出她们消极的倔强。
    北大对林昭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回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那时她的老家在苏州，驱逐出校的林昭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联系六、七位北京和常州的同学，办起题为《星火》的刊物。她在上面发表一首诗，把自己比做窃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士，该刊没办了两期，就被公安部门破获，其他六位同学也一网打尽。同案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只有林昭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许老太对我说：大姑娘判得这么重，只因她是右派，还由于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林昭本人在法庭上又公然与法庭顶嘴，她在关押期间偷偷地写了“天鹅之歌”的诗，法官指出诗是反党的罪证，十分反动。这姑娘说她不过是一只纯洁的天鹅，向往在天空自由飞翔，没有别的意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许老太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自我介绍姓章，他是跟同学林昭一同办《星火》判刑七年，刚刑满释放，便寻到上海的地址，所以一出狱就来林昭的老家寻访，他并坦承在北大时已跟林昭订下山盟海誓，要妈妈设法让他无论如何跟林昭学妹见一次面。此人的恳切和刚出狱的光头标记证明这个姓章的不象是公安线上的人。许老太劝说姓章的早点死掉这份心吧，她讲了大姑娘在里面判刑二十年咧，那就耽误了章同志的青春。他热泪盈眶，竟声言非林昭不娶，守她一辈子也在所不惜。
    小章对爱情如此忠贞，这样的小伙子现今似乎不多了，共产党活活拆散这对佳偶，做妈妈的以为深深感到遗憾。许老太宁愿把一个月难得有一次探监的机会让他去进行一场冒险。聪明的小章根据自己七年牢狱生活的体验，把妈妈的设计补充的更加周详。
    小章来到提篮桥监狱。填亲属接见表时，他亮出自己北大学生证，编造了一段自己曾与监犯订过婚约，愿意劝说她奉公守法，争取最高法庭宽大处理云云。监狱官不明有诈，偏偏这个女犯在里头行为乖张，连母亲的劝告都听不进去，有过爱情关系的未婚夫对改造她的思想或许有作用。
    小章终于见到了梦寐思之的林昭，一旁站着狱警，他对她说了一番好好的接受训导员教训，真正认罪服法，争取减刑，还是有指望，我保证在外头等你之类的话，而女犯的脸部没有表情，却以诗歌的语言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折断了翅膀的白天鹅；只有呆鹅才幻想维持这个死亡了的爱情。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许老太头上披着黑纱来到提篮桥监狱(平时她并不披黑纱)，狱警告知她，女犯林昭在里头还是不老实，希望做娘的给她一点劝告，妈妈问：女儿在里头干了什么不老实的事呢？狱警说：我们让她在工场做生活，正经活不做，却剪下一块白布绣上一个大大的“冤”字。许老太不该插上以下的一句话：“她心里是有冤枉呀”！弄得狱警下不了台，很生气的回答她：“看来你的探监对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这里看出妈妈也是那副刚烈脾气。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就学不会小章那样，看着监狱官的眼色行事。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改由林凡前往，带回来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监狱当局不但不让姐姐做裁缝生活，为了处罚她，还将她关入单身牢房，那年头正是语录歌流行的狂热，连监狱里大喇叭不断播放喧嚣乏味的语录歌，林昭没武器来抵抗令人作呕的噪音，竟把她的头发浸在马桶里，用熏人的臭气来冲淡鬼哭声号的语录歌广播。
    当林昭用块白布绣出“冤”字的时节，文革第一阶段的红卫兵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小报，我从《井冈山造反报》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报导中央文革小组两个红人，接见一名姓钱的戴过右派帽子的地主分子，解释钱某的地主分子是错划，右派分子是一场误会，中央文革小组两个领导才召见他云云。这条喜讯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认识他，联系到林昭的冤案，我忽发奇想，把这一期《井冈山造反报》送到许老太那里，她大喜过望，竭力支持我的计划，于是联系五个青年朋友，她们皆参加过第一期的红卫兵队伍，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俞建民，金龙、银龙兄弟等，他们带了我写给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为林昭说情的信，路费由许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访中央文革。
    结果可想而知，这几位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联络小组当场撵了出来，可说是无功而返。这一步棋大大的错了，说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将王若望的信件存档，留下王某为右派分子翻案的笔迹，两年以后我被拘捕入狱，这条事实成了罪状一条，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一九六八年劳动节的前夕，政法部门突然改判林昭死刑，立即执行。后派了一个公安人员通知家属收尸，并索取一枚子弹费用，一角五分钱。
    幸而有位隐姓埋名的好事者悄悄地保存了林昭生前用血写的“血书”，最后的一节：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楷吧，擦吧，抹吧，这是血液！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这就是“死而为鬼雄”留给我们的大写的“血迹”！
    过了劳动节，街道委员会宣布许宪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许老太的刚烈性格不减，就在当天黄昏时节，她穿了孝服至静安寺电车轨道，让侧面而过的电车把她碾死，但侥幸没有闯入车轮之间，被车箱突出的部分反弹出来，只是破了头皮和盆骨骨折，立刻送医院急救，她老人家没有死成，没住多久她活着从医院出来，许老太让林凡带一根拐杖去接她。看来老太仍然丢不开这个残暴的世界，她牵挂着两个孩子。
    她负伤以后我前往她家中问候，她神经紧张地招呼我快走，生怕街道小组长就在跟前。我问她：“林凡医师常来看你吗”？许老太说：“她到了美国”，并把旧金山的地址抄给了我。

                  第三部  全民走向死亡之路
                            大灾难还在后头
    前一场的灾难还没了结，新的一场灾难又紧跟着出场了。反右以后，来了三个方面的新花样：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前两个”大“在城市中施行，人民公社则在农村展开，简称三面红旗，使中国人赤着脚也跟不上。
    这时节我为了右派的身份正下放在上海县陈家桥，这是个不到一千人的村庄，农民世代耕作，不需要名师教导。自高级合作社提高至人民公社，就把一户一家的个体农民，合并成大家庭的大集体，又异想天开把每户做饭的格局变成吃大锅饭，提出的口号叫做“吃饭不要钱”，为着贯彻这一口号，还得砸烂铁锅和灶头作为下了决心的保证。非常滑稽的是广播喇叭说是：为了提前实行共产主义。
    聚族而居的农村皆有储粮备荒的传统，吃饭不要钱吃了没几天就只得吃存粮，连存粮也吃光了，就开始杀狗杀猫充饥，吃光家畜然后吃草根树皮和榆叶充饥，观音土名唤观音，其实是自欺欺人，谁知吃了下去，死得更痛苦，古人就有“饥而不食乌啄者(一种毒性的果实)，为其愈充腹与饿死同患也”！( “史记”，苏秦列传 )农村里开始死人，老弱病号死在前头，然后青壮年，小孩子也逃不了。
    五八、五九这两年偏偏是风调雨顺的年头，按正常的耕耘可保大丰收，旧社会遭遇歉收的年景，农民逃难到外地要饭也能活得下去，新社会拉平了贫富，家家户户断粮，到哪里，那里都在闹饥荒，这就把一切吃饭的门路全堵死了。
    原来《红旗》上刊出一篇大科学家钱学森博士的文章，说是一亩地按照他的测算，可以收获三千至三千五百斤稻谷，他的科学根据：植株要密，利用太阳的光合作用，再加之深翻土地，便于吸收地下水源，既省劳动力，不必插秧，熟土翻下去又省肥料。毛泽东夸赞此文是农业生产的一场大革命，正合孤意，发了指示，强制执行。
    老毛哪里知道，这是御用文人仰仗领袖的鼻息，当他投其所好迎合老毛的疯狂，也就丢弃了理性的思维和实验的手段，钱学森制造原子弹不愧是个科学家，当他甘愿做疯狂的毛泽东的应声虫时，就完全抛弃了科学的 A，B ，C。当然，文人中比钱博士更善于阿谀逢迎的，还有郭沫若，臧克家之流。
    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无独有偶，在苏联也有自己的“钱博士”，那里的科学家名叫特洛菲姆李森科，也许受到钱博士伟大发明的启发，他也在耕作方面出了些怪点子，推广冬小麦改作春小麦，一年可收获两季，中国农学家则引进苏联的“先进”办法，试行一年双季稻的轮作制。
    违反自然规律者，不论是毛泽东，斯大林，钱学森和李森科，必然受到上帝的惩罚，两国的所谓先进农业，结果都是颗粒无收。我国的农谚说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陈家桥的农民气愤地骂道：“怎么样折腾庄稼就怎么干！哪壶水不开拎哪壶”。
    我在陈家桥下放劳动，本是惩罚性的，村长跟我的感情不错，同时，在该村下放劳动的还有两位华东师大的右派分子，男的姓郭，女的姓尹，郭得了精神忧郁症，在杀狗杀猫阶段即投河自杀，村长以郭某饿死为由，向县政府汇报：下放的“王某、尹某，他们即使交足粮票，粮站也兑不出粮来，希望让这两个右派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这样，我才结束了插队落户式的生活。半年之后，那位尹小姐得了浮肿和肝炎，治愈的特效药只有粮食，偏偏那时独缺这号特效药，死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岁。
   
                            陷入饥荒的城市
    我回到上海，照旧到作家协会上班，干的工作还是整理书库。这时候上海人同样陷于饥荒中，农村有猫有狗可食，城里人却学了猫的本领，纷纷捉老鼠充饥，那热烈的程度比当年除四害的消灭老鼠之役还起劲！
    如果说钱博士发明了密植和深翻，人才济济的上海，无名氏的土科学家则发现一种叫小球藻的食品，据说内含碳水化合物，养在水里的“球藻”的孢子会自己分裂。我吃过小球藻，呈绿色，无味，吃下去会引起呕吐。
    粮店没有粮食供应，粮票成了废纸，传说近郊区的供应山芋藤，我已记不清一斤粮票能换多少山芋藤，只上市两三天，四面八方抢购山芋藤者，一下子把存放屋后的“美餐”抢购一空，本人也没捞到尝一尝。我在山东可吃过这个东西，山东叫它地瓜秧子，他们把它磨成粉末掺在煎饼里作填充物。
    我的家庭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在外地学习)，加上我的父亲，共有九个人。在这陷入饥饿的城市中，能维持一日三餐决非易事，而一直在乡下的继母，因为常州闹饥荒，不打招呼也搬到上海来住，又添了一口，家长成天为吃的问题犯愁。
    家里买小菜的财务由我父亲承担，每天天不亮就往五原路菜场排队。三十六年后还记得一件往事：老人家有一次买回一斤豆腐渣，这是第一流的营养品，简直赛过山珍海味；有一天他买了两个大南瓜，正好掺和着糠麸美美的吃几顿。谁知好事多磨，怕是生在贫瘠的地方，或是没有肥料，南瓜下了锅成了一泡水，它的纤维又很难下咽，邻居尝了一口安慰我道：
    “老天爷似乎跟我伲作对，这年头怪事连连，买葱葱不辣，买瓜瓜不甜，母鸡不下蛋，萝卜变成空心 ------，长了这么大还没碰上这般霉运”！
    感谢共产党让我全家维持了可怜的生存权，要两样东西成了我们的救命星：一件是每日供应一瓶牛奶，我是连续六、七年的老订户，为了孩子的成长，原则上先让最小的孩子享用；另外一条是李明的海外关系，本来，“海外关系”也象黑五类那样，是闯祸的根源，在饥荒年代，李明的叔叔从香港寄来的罐头食品，几乎成了全家的盛大节日。
    冯素英(羊子)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羊子在湖南就业),家中张口吃饭有五人，他们的生存权同样没有保障，她的妈妈找到了一条生路，每天清晨步行到孕妇家收孕妇小便，送交医院提炼胎盘球蛋白，每月收入二十多元人民币，聊补无米之炊。
    那年头上级发的票证多如牛毛，计有粮票，糖票，烟票，肥皂票，火柴票，布票，线团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副食品卷等等，这说明物资的普遍匮乏。直至1985年以后，这十一种票证才成了一堆废纸。

                            后院炼钢
    要说毛泽东的智商低下，他做的诗倒是合韵合辙，要说毛的学识兼优，他的无知简直比不上一个中学生。检查一下毛整个执政期中闹出多少愚昧加荒唐的笑话，如上节讲到的种田不施肥，只须把上层的熟土翻下去，就能长出粮食，这个念头，我在七、八岁时就会说一个“不”字；再如，不用焦炭可以炼钢，没有粮食却提倡什么吃饭不要钱，这不是神经病的疯狂是什么？
    回忆一下当年的“后院炼钢”吧，当我调到巨鹿路的作家协会，进门时便发现好端端的大铁门不翼而飞，原来上海作协占用的是本世纪初一个大亨造的花园洋房，两扇由扁钢造的铁门既结实又美观，据说是被“大炼钢铁行动组”硬拆下来拿去大炼钢铁了。如今只用十块木料做成临时的大门，真有贼也挡不住。
    我还记得复兴路上一幢六层洋房，对着大街的阳台上都建有一人高的铁栏杆，“大炼钢铁行动组”同样也要拆下来，住户只得临时用麻绳拦住阳台。一位作家住在五楼，见着我气得大骂“行动组”不是人，大炼钢铁不管死活，家里人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找谁算帐去？
    大炼钢铁用什么作原料呢？叫做就地取材，于是城市里已经稀罕的树木在一天之内烧成灰烬，炼出了所谓钢，火力猛一点被炼成“豆腐渣钢”，这个新名词只适用于柴火烧成的铁饼。火力不足的连豆腐渣也出不来。
    毛活着的时节，他干下的惊世骇俗的荒唐故事，还不许人说一个“不”字，当时报纸上还得连篇累牍刊出赞美的文章，不过这一类小报抄大报，千篇一律。沿铁路线展望平原山野，大小农村，原来的森林都变成了童山秃秃，“倦鸟不知还”的鸟类不是不想“还”，而是无处筑巢无木可栖了。
    1962年毛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一篇“一口大锅的历史”的小说里，转弯抹角影射讲了一个含糊的“不”，讽刺了大炼钢铁砸掉铁锅的事。全文只是写了农民如何苦心保住了一只大锅。(刊于1962年7月号《上海文学》 )
    同年十月里，还是那个张春桥，闻出了这篇小说对毛大不敬，市委宣传部里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信息，果然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
    上述这个会是党内会议，李明还保留了党籍，她听到了“上海一霸”指责王若望“又翘尾巴”的侮辱性讲话，我却没资格参加那个会议。我等待李明回来，快到下午七点，她跌跌撞撞打开了屋子的门，一看到我，泪如泉涌，绝望地喊：“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轻声地安抚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永别了，我的李明
    1962年 4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三不主义”( 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放宽文艺政策的报告。
    听到这个好消息，生起时局好转的幻想，《上海文学》主编叶以群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我很快写出了《一口大锅的历史》，当时我有几方面的考虑：如果真能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文章，对我的李明将是极大的慰藉，同时也让关怀我的朋友们知道，王若望又站起来了，等于登出一份广告，告诉人们，此人已经不是敌人了，何况叶以群有言在先。在文革时期，他竟从自己住的楼上跳下来自杀。
    我还有好胜心，不愿随大流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久久没刊出我的作品，好容易登出一篇东西，总要触及时弊，不说假话吧。那口“大锅”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大跃进期间的荒唐事谁也不曾写过，突破遵命文学，表现作者独特的观点还属首创，虽然我在结尾处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
    孰料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依然是“阳谋”的诱饵，光明的尾巴也未能帮助我逃过厄运。
    想起在一九五八年，李明就表现精神异常，如今我的焦急是不知道她听到了柯大鼻子讲了什么。
    她挣脱了我的手说：“不要理我”！然后，她拉开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哭。我从邻居那里才知道了柯庆施如何辱骂王若望，这对于李明来说，就象是一把匕首猛地扎在她的心窝里；狼犬的鼻子还是嗅出了反党的异味。柯大鼻子有两句信条：“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脚下的奴才，对敢于冒犯他主子的叛逆，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她走出了会场，扶着墙根不辨东南西北，她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开一切人的眼睛，她鼓足气力终于找到自己的家，这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状态，在哭声中发出断断续续的谚语：“老王，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准备着吧，这一次不会让你轻松----”。
    我变得毫无办法，只能用一种绝望的懊丧的情绪迎接从天而降的灾祸！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声中所说的谚语，孩子们虽然听不懂，我是完全懂的。如今每想起她那一进门喊出“完”了的声音，就全身打颤，那是一种跟迫害狂搏击的声音，谁知这是一种垂死挣扎的声音呢！
    这一回的大发作，她会无缘无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当她莫名其妙大笑时，她那形象更可怕，更让我受不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头，并且背得出几首唐诗，仿佛看到一刹那的欢乐和阳光，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欢乐。
    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她再也不提，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大概是她回光返照的遗嘱了。
    她只活了四十五岁，於一九六五年八月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第二次上“阳谋”当的代价，我痛失了李明可贵的生命。
    她的弟弟梅芳赶到华东医院，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他当场晕了过去，经过抢救，醒过来第一句话：“姐姐，你在哪里呀”？
                   　　只缘妖雾又重来
    上述标题所引毛的“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他自己就是放送“妖雾”的人，自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反右，马不停蹄又来了个大跃进，称之为“妖雾又重来”贴在毛泽东自己头上不是最恰当不过吗？
    毛泽东一手造成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人吃人大悲剧，这个十恶不赦的“领袖”还不肯停止作恶，唯一补救之道，他只是声明自己“不再吃肉”罢了。毛跑到安徽的鱼米之乡芜湖考察，询问当地干部：“粮食太多了，怎么办呢？”当地负责人不是不知道农民早就揭不开锅，但在领袖跟前，还是不敢撄逆鳞，他机智地回话：“多造些粮库就是了”。
    昏君毛泽东自作聪明说：“仓库堆满了怎么办，是不是做酒呢”？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天大笑话！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昏君晋惠帝(司马衷)的大臣报告皇上，黎民正处于饥饿中，皇上出了个好主意：“何不食肉糜”？
    当今的昏君提出“做酒”的解决办法，跟“何不食肉糜”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当今的大臣还不如东晋的大臣们老实；再者，晋代的饥荒也不是司马衷的“三面黑旗”造成也。
    “妖雾” 的“重来”是愈演愈烈，后来居上，大跃进的作恶还没完结，更毒辣更广泛、更持久的 “妖雾”果然重来了！
    这就是大家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爱上了一个“大”字，计有大集体、大食堂、大跃进、大字报、大辩论、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大案要案、大练兵、大救星、大一统----，他老人家好大喜功，大狂，又造成了大折腾，大疯狂，大饥荒，大砍大杀，大逮捕，大浪费，大破坏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头一炮，原是姚文元发表吴晗创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又批评他的同伙邓拓和廖沫沙，即所谓“三家村”，往后，即由林彪副主席颁布了一道“公安六条”：凡反对毛主席的言行，皆作为现行反革命论处。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上述头号通令作了注解。
    于是大疯狂，大逮捕，大抄家，大砍大杀，马上在各大城市展开了。
    即以大抄家而论，不同牌子的红卫兵都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家先后三次“开门揖盗”，第四批红卫兵再来抄家，看到地板上只剩下一条破席子了，无家可抄，他们才跳过这一家。
    “倾家荡产”原是形容赤贫、火灾以及抢劫一空的成语，而红卫兵的抄家的大破坏已远远超过倾家荡产，这是由于大抄家之后还得强迫大搬家。文革中的搬家带有恶作剧性质，听说北京，南京红卫兵的大搬家，是把全家驱逐到农村，只能以自行车装运几件简单的行李。有几万户北京人被撵到农村，南京的牛鬼蛇神则迁到苏北；上海的牛鬼蛇神比较幸运，大都驱逐到汽车间或储藏室，我家只是从五层楼搬到八层楼的吴强家，两家挤在一套居室里。应该说，我的运气还算好的。
    毛对这种大疯狂的倾家荡产行动还请马克思出来保驾，美其名曰：“剥夺者的剥夺”。
    我在一篇《抄家杂记》中还讲了抄家、搬家以外的大破坏： “他们把书刊出版物冠以‘封、资、修’，古代的线装书，挂在墙上字画，红木家具等都属于‘封’；外国的书，包括钢琴，沙发，西装，领带照相簿等划入‘资’；现代的书刊( 除了马、恩、列、斯和鲁迅的著作 )则列入‘修’。抄到上述这些东西，书刊字画则运到造纸厂做原料，更简单的办法即一火焚之；钢琴沙发不能烧，便集中到一间房中，贴上封条。(刊於1985年《艺坛》第一期，编入港版王若望著《天地有正气》集 )
    毛泽东藐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曾夸口道：“秦始皇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生，被杀的不过四百六十几个，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总共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红卫兵抄着了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上缴一部分做个样子，大都装入自己的荷包，我妻羊子的娘家，她妈妈听到风声不好，打算把几根金条和首饰藏起来，羊子自信冯家不是牛鬼蛇神，劝母亲不必藏，结果还是给红卫兵抢去了。
    红卫兵自然抗拒不了金银财宝的诱惑！大抄家腐蚀了一代青年，在今后的年代里就会反映出来。

                            医院变成殡仪馆                  
    一九六五年底，离李明逝世只有三个月，我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传来，当夜便赶回常州老家，乘火车到达常州城已是子夜，开往丫河的班船已停驶，我只得跑步数公里，太阳还没出山已经来到父亲的床前，我的兄弟，妹妹都到了，他们说：爸爸就是等你来了才断气，我刚刚喊了声爸爸，他果然睁开眼，连说话也说不出来，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王氏宗亲的两代子弟参加了送殡的行列，夜晚，落户在淮北太和县的弟弟王鹤向大家讲述他夫妇在淮北怎样度过闹饥荒的艰难岁月。前一节曾介绍王鹤受我株连划成右派分子，本来他在安徽省会合肥，变成右派便放逐到贫困的淮北，他说：
    “幸而大哥的老难友张凯帆给淮北地委打了招呼，我才没有下农村，在淮北市一家医院打杂，张凯帆是副省长，他有权给下放的干部挑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没权给谁摘‘帽子’。五八年大灾荒来了，抬进医院的病号多半是浮肿病，医生也没法治，病号只有等死，这个医院的业务实际就成了殡仪馆。而医生护士自己一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粥，后来连玉米面也吃不上，想出办法安排下农村去‘要饭’。我这个杂工是下放的第一批，一组五个人，四女一男分派到太和县乡下。   
    “首先看到树皮草根都吃光的情景，开始吃倒毙者的肉。我们住在有着三代人的大家庭中，年轻的儿女、媳妇全部到铁路沿线做乞丐去了。老爹老妈并不欢迎我们，一进门老爹说只管住，不管吃。只腾出一铺炕给我们，姑娘们有点为难，老爹说：‘怕什么，米囤不管用的世道，小伙子那个东西也不管用咧’。讲得四个妇女面面相觑。‘我们到哪儿去弄吃的东西呢？本地农民已经把能吃的东西罗掘俱穷，两手空空的外来户只有向当地人求援，一个干瘪的年轻人悄悄的跟我献计道：东各庄已经易子而食了。你不是有四个同伙吗？我帮你砍倒一个，两人拆账怎么样？我吓得汗毛直竖，不敢告诉姑娘们，这时候饿极了的农民完全回到原始的兽性，在一切吃光以后便动脑筋吃人肉，有的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而畜类是不肯吃同类的。萧山县有一个女孩怕被人吃掉，对她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吃掉我’，结果妈妈饿急了，等孩子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是把她吃掉。该县两个生产队的统计，就吃掉二百多具尸体。
    “逃生总比被人吃掉好，不过当人们尝试着逃生的时候，没跑出一段路，就被本身的浮肿、虚脱、乏力打倒了，最后还是被人吃掉，不是喂自己家里人，而是救活了陌生人，可是，多吃一顿人肉的陌生人也不会活太久。这就是饥荒岁月乞丐走不远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国是吃人的世界，这句话适用於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甘肃、宁夏、四川等农村。
    “为了逃命，我们五个人又回到淮北市人民医院。政治部主任听了我们的汇报，哭丧着脸说：‘只有抬死人的生活，一天发一个窝窝头，不能抬的，什么都没有’。护士们苦苦哀求说：‘抬死人我们干不了，干点别的都行，发半个窝窝头也干’。
    “政治部主任只有苦笑：‘护士这个职业，医院里如今派不上用场。护理得越好，病号多活几天，这几天就得多吃东西吧，----你们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按规定倒可以发一个窝窝头’”。王鹤最后说：“告诉你吧，一天发一个窝窝头，还是掺糠的”。至于那四个护士是否转业抬死人，他没有交代。
    安徽河南两省在大饥荒年月死人最多；当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粮食生产上比赛“放卫星”，前者吹牛一亩地丰收一万五千斤，后者放卫星放到二万五。一年以后，这两个省饿死了几十万，后者饿死了一百二十多万。
    自1958年下半年内，由于饥饿，浮肿病而死亡共有两千两百十五万七千余人。( 据中共官方在1965年的统计数字，引自1996年10月号《争鸣》)

　　　　　　　　　　　　　　　牛棚记事

    “牛棚”是侮辱性的新名词，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按毛的解释，牛鬼蛇神就是敌我矛盾的敌人，两样动物加虚拟名词，两者都不是人。
　　运动开始，作协机关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池浅牛鬼多,门小妖风大,写出这种对联，显示文人荟萃之地‘作协’的特长，非常滑稽的是，写对联的本人也是牛鬼--- 王元化。反胡风中有他，文革来了就把他打入牛棚。
　　我能以平常心轻松地介绍别人，当时我还没有关进牛棚。只因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要自己解放自己”！我的身份，不是造反派，走资派又不是，处在二者之间，属于骑墙派。我看到《红旗》杂志一篇文章指出‘造反派可以结合走资派，只要他本人愿意解放自己’，于是写了那张大字报，希望自己不再作蝙蝠。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我被宣布‘不是人’，是条牛，押进牛棚。进了牛棚，下午六点还可回家，两个月后，我又被隔离，便完全丧失了自由。《上海文学》副主编魏金枝也被关进牛棚，傍晚他是允许回家的。
　　魏金枝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他做过上海师范学院兼课老师，他在“作协”做“牛”，该上海师院也不放过他，那边红卫兵比作协的造反派更粗暴，每次他被师院勒令去师院报到，总是胆颤心惊而去鼻青脸肿而回。他每次进学校胸前挂起写明“反动学术权威”的纸牌躬着腰在台上挨斗。我虽不得回家，比起长我二十多岁的魏老，我还是幸运的，我看他强挣着被打瘸的腿，被勒令站在热水池边洗碗，我真愿意代他干那些杂役，有一次他悄悄地问我：“这些人究要把中国引导到哪里去？”流露出对“这些人”的愤怒，也有对祖国命运的焦虑。他所说“这些人”不过是毛泽东的代号，我心照不宣。
　　我完全丧失自由以后，再也不曾见着魏老，后来听说他病倒了，进了医院，机关造反派仍然不放过他，特地在“公费医疗证”上注着“叛徒”字样，医生碰着牛鬼神社看病，管用的药也不敢开，结果小病变成了不治之症，１９７２年死在华东医院。
　　批斗牛鬼蛇神，还有陪斗，借斗之分，知名度高的牛鬼蛇神，许多机关借重他的名声，拉了他去挂上特大号硬纸牌子，如京剧演员周信芳，台下观众嘻嘻哈哈只差没有要求他老人家唱一段；作协的巴金也曾借到万体馆，文化宫等处唱主角。这一类批斗会还有电视实况转播。上述魏金枝老人，拉到上海师院去挨斗，叫做陪斗，享受不到电视广播的荣耀。周信芳七斗八斗，就象他唱戏，一天赶几个场子，毕竟年岁大了，又患了高血压，在某次借斗中晕了过去，没能救得回来！
　　我本人连陪斗的资格都没有，没想到在一次外调中，我据实提供了康生在延安时，他为同乡江青拉皮条给毛泽东。我的证明需要机关委员会盖图章，那证明上面并没有写明“拉皮条”的词句，不过就凭这份证明，就贬低了伟大旗手江青。革委会的一位工人作家胡某人为此大发雷霆，他把我拉到后院鲁迅铜象下边，耍流氓似的踢了我一脚，并用皮带抽打，强制我跪下，宣称胆大包天，“竟敢侮辱伟大旗手和中央文革的顾问”！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又在腰间踢我一脚，我一个趔趄第二次栽倒在鲁迅像向下。我没抗争，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愤怒的眼白了他一下。
　　　　　　　　　　　　　　凑足十年整数
　　一九六八年八月那次将我隔离，文革的语言叫做“升级”。从半自由到不自由，是走向十八层地狱的两个梯级，第三、第四个梯级便是坐牢、判刑。我既不是走资派，历史上又没有叛党，我还安慰自己，至多下到地狱两、三层吧。直至公安人员让我到东厅问话，说是某某人检举揭发，王若望诅咒毛主席，态度冷冰冰地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这时我才意识到地狱两、三层怕是不够了。某某人是谁？公安人员也没有挑明，我很坚决回话：根本不曾骂过伟大领袖，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告诫我“坦白从宽”。（第一号法令又称 “公安六条”，凡口头上、书写上指责毛泽东者，判死刑或死缓）
　　我立起身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去问问所有的同事，我对谁说过假话来着？
　　我硬，对方软下来了。对方劝我冷静，不要封门封得太死，接着他给我摊牌了：“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叫张秀珩的？”我说有的。
　　对方轻松地说：“你曾对她讲过什么话”？
　　我笑了，我说：“说的话多着咧，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冒犯伟大领袖的语言”。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随山东分局的巡视团去到胶东根据地，受山东分局锄奸部长留居英的委托，我和宋惠两人处理四十二人肃贪案（罪名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匪，已处决八人），罗竹风夫妇也在内。
　　在刘部长的指示下，关在狱中等待处决的罗君和他妻子张秀珩得以平反。（参看“自传”二卷：“做了一任审判官 ”。３２１页）
　　全国解放后，罗氏夫妇也派到上海。我们在胶东认识，大概是第二次抄家以后，听说罗竹风被软禁，造反派说他是叛徒。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政治运动的底细如何顺便给她一些安慰，就到罗家，看到了他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留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形成尖锐的对比，毋宁说搞得人们倾家荡产的正是挂在墙上的那个人。我见着孤苦伶仃的张秀珩无话可说，两家的遭遇同病相怜，谁也不需要安慰，我指着墙上的、首恶的他的肖像，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死脱就好了！谁能料到这个张女士，以为照着林彪的“公安六条”揭发王某诅咒毛主席，即可揭发有功，幻想中共会把她的老公放出来。当年我和宋惠如何救援她，并不图什么报答，如今怎么可以反脸无情，把从前的恩人，当作头号敌人呢？
　　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从审讯员口中得知：这个张女士还加油添醋告发我辱骂林副主席。
　　我一概否认，成了审讯员眼中的 “死不悔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押解到上海第一看守所。在进入监狱之前，市文联还开了全体大会，为了体现“宽严结合，坦白从宽”，有两人借来陪斗，其中一人唐铁海，根本未被捕过，他却自己承认是叛徒，批斗一下就当场释放。
　　王若望是“严”的一类，会场门口就贴了一张横幅标语：“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大门口早就停着一辆公安车伺候。文联并指定我的子女可以参加旁听。在后面站着我的十五岁小女儿“六六”，看到她稚气的脸，为父的并不觉得惭愧，等她长大了，便会知道爸爸的冤枉。后来我被放出来，她说：哥哥、姐姐都不肯去参加斗爸爸，家里人都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我还小，怕什么？两个真叛徒倒放了，不是叛徒的爸爸倒进了牢狱，我把这事儿讲给姐姐和同学们听，让大家知道爸爸吃官司算不算冤枉？
　　冤家路窄，专案组预先安排这个狼外婆式的女人到会作证，她从后排人中冒出蒙着黑纱的头，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
　　我吆喝道：“时间、地点......都没有......”，公检法人员连忙打岔，两个警察立刻挾着我上了警车。
　　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让我看到了在场的群众一瞬间都用怒视的眼光转到后排那个戴着黑纱巾的女人！
　　后来的事实，张秀珩并未得到宽大，她丈夫关了五年，她自己也被隔离，她气得用一根裤腰带挂在双人床的最高架子上，企图一死了之。只是很快被人发现，抢救过来。

　　　　　　　　　　　　　似曾相识燕归来
　　警车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审不问，把我一个人关了若干日子，这里写“若干”，只因从半自由变成不自由的转折，白天黑夜的观念胡涂了。
　　审讯开始了，看守领我进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墙上挂着首恶的阎罗像，两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肖像的左、右，似乎是暗示夹在当中的人不够坦白呀！审判官坐在上面，早就等着犯人了。我坐在一张专门为审案的犯人坐的硬木椅子，扶手上穿着洞眼。这把硬木椅子似曾相识，依稀记得三十多年前一度坐过这个椅子，知道扶手上两个洞眼是穿绳子缚牢囚犯的手，防他搏击法官之用。
　　心直口快，触景生情，我说了：“这里好像来过的”。审判官冷冷地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我借此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 “为了信仰，三十多年前我被逮捕，国民党的法官就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的”。法官品味我的回话是摆老资格，揶揄的调子说：“你别忘了是什么身份。你是老革命，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的，我见得多啦。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罢，本来我可以把手铐开了，你到这儿来还这样不老实，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第一次审问不过是重复隔离时期问过的东西。第二次审问又多出一桩新罪行，法官问道：“有个死刑犯，是个女大学生，你曾组织红卫兵替她翻案”。我心里明白，他所提的就是林昭，这条罪状万万承认不得，我的回答是死不认帐，虽然审讯室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我知道那是叫人上当诱供的阳谋，我才不上当咧。根据我两次坐牢的经验：当年国民党审问共产党员，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审问共产党员的时候，要的是假口供（参看《饥饿三部曲》第三部，刊于一九八零年一月号《收获》）。
　　我在漕河泾监狱，国民党法官判十年徒刑（法官的大名陶百川记在判决书上，此人到了台湾，至今还健在）（此稿系１９９８年脱稿，当时陶百川尚键，及至出版作者遗作的２００３年，陶百川也已作古），适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侥幸才提前释放，只做了三年半囚徒，为此我感到占了便宜；时隔三十一年，一个老共产党员却在自己的监狱里毫厘不爽地偿还宿债，关了四年整。
　　这四年中前后换了两处监狱，第一和第二看守所，第一在南车站路，我在那里关押了两年四个月，只因牢房破旧，围墙塌了一只角，只得转押至第二看守所，上海人称它是“法国大牢”，在广慈医院附近，正好给我周游列国的机会。法国大牢的建筑是八层转盘楼；楼梯外面是铁栅拦；第一看守所的犯人转到这里，讲明住一阵还要回去，“一所”迁去的犯人关在“二所”的平房，原来关的妇女。平房与转盘楼相距二十多步，从门洞里可以看到对面大楼里的动静。好在原女监的看守对我们有好感，他们对外来借住的犯人，管理松懈也无所谓，从来不曾干涉我们“望野景” ，有时还给犯人透露外界的新闻。
　　五楼向阳的一面，关押的是偷渡台湾被捕的亡命之徒，其中有福建、浙江人，也有海峡那边过来的台湾人。法国大牢给犯人开饭是用大木桶装米饭，管吃饱，一天只吃两顿，快要过节了，木桶里却有许多剩饭吃不下，是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二所的看守给我们讲了真正的原因；司法部门判了死刑总喜欢挑选某个节日的前几天执行，一年只有国庆、端午、春节杀一批死刑犯。中国历史上本有“秋后处斩”的成规，真按法律办事，要杀的“鸡”不够多，怕起不了“惊猴”的作用，临时就找“二所”五楼的犯人壮大“鸡”的阵容，又给人一种专政决不手软的印象；头两批拉出去枪毙没觉出有这个规矩，五楼的替死鬼多了才摸着了中共官员的脾气，存活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批是不是会轮到自己，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每逢佳节必杀人”，这样就吃不下饭了。
　　还有一件惨剧发生在一个小伙子身上，犯了什么法，女监看守也不清楚，只知他的母亲是寡妇，好容易把独子养大到十八岁，就抓到“二所”来了。为的他在单身牢房“要妈妈，要回家”，惹得上下两层楼面不得安神，看守长出了一个惩罚主意，要他敲着铁皮碗，从楼上敲到楼下，嘴里必须不停地喊回家。又从楼上喊到楼下。这样跑了几个来回，这孩子口吐白沫，一头栽在铁栏杆上，几个小时救不过来，就这样死了。当局通知他母亲来收尸，六十多岁的老太还没有走近儿子的身边，就撞在水门汀台阶上，陪儿子一同死去。

　　　　　　　　　　　　　毛泽东的二号宠臣
　　上海作协有个“评论家” 姚文元，他为毛泽东挑起文革放了两把火：一把火攻击《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录以备考”，另一把火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由吴晗又牵上“三家村”的邓拓，邓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服大量安眠药而死；一九六八年三月，吴晗在狱中迫害致死，他唯一的女儿流落街头，无人敢收留，活活折磨而死。
　　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在狱中关了八年，又流放江西山区林场，毛逝世那一年，准许廖回到北京，他有悼亡诗一首表达他的愤懑：
　　　　　　岂有文章清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惨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注：燕山，吴、邓、廖三人在《北京日报》的专栏题名“燕山夜话”；巫咸，典出“后汉书”张衡传，原名与女巫，意即听信馋臣的胡说八道。）
　　邓拓原任《人民日报》总编，毛看了该报阶级斗争火力不够猛，大骂该报“死人办报”。将邓拓逐出《人民日报》，邓拓也写出了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浩气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特别令人气愤者，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原是毛泽东首先提倡“大家要学习海瑞”，他觉得谏臣对国家还是需要的，发杨“海瑞精神”的提法就在文化界传开，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海瑞的构思还与毛商讨过。上海方面也不甘落后，编出了新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演海瑞，上一节讲到把周斗得死去活来，头一条罪状便是他演了“海瑞上疏”。
　　该剧的编者许思言对我说，他起意写这个剧本并非受吴晗的影响，而是响应毛提倡的“海瑞精神”，要有什么错误的话，只怪自己跟得太紧！毛的神经衰弱，竟把戏剧里的翻案、复仇等等都联系到是给彭德怀翻案，于是孟超作的《李慧娘》和《乌盆记》等鬼戏，田汉作的《谢瑶环》，还有《四进士》等等都是为彭德怀翻案了。口诛笔伐还只罢了，还要给编剧、演员施以死罪的惩罚。孟超和田汉皆死在狱中，许思言则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我於一九七八年撰文论及由《海瑞罢官》株连的文字狱：“后来又扩大到所有写封建皇帝是昏君的戏，表扬清官的，描述冤案的戏，都被神经过敏地猜疑为替彭德怀翻案，《评海瑞罢官》中，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成了他讥刺他本人的胡说八道、不学无术的名言”！“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了‘抓一人废黜千百人’或者‘一言招祸，万人遭殃’。
　　即以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来说，嘉靖帝可算是昏庸残暴的君主了，海刚峰上金殿当面骂了他，嘉靖气得面空发青，命令把海瑞关入天牢。不过嘉靖还接受了徐阶的进言，没有杀死海瑞。海瑞上疏的时候，准备着一口棺材，好给自己派用场，实际上海瑞在上疏后，还活了二十一年。谁能料到四百年后在舞台上演海瑞，演员抬着道具纸棺材却受到了残酷迫害。有一位戏剧界人士仰天长叹曰：真海瑞抬真棺材上金殿而得不死；而假海瑞（指周信芳、马连良）抬假棺材上戏台却因祸杀身。这话多么沉痛，多么深刻！
　　与姚文元的接触：开头他还不是作协委员，只是卢湾区的宣传委员，给《文艺月报》投稿，他的稿子空洞无物，全是堆砌一些马列的政治术语，不用之稿一般不退，积压得多了，看在他父亲姚蓬子是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份上，请他来编辑部面谈，当面把一大堆来稿还给他，姚做出一付虔诚模样，提出是把其中某些片段凑合起来，那言外之意只要发表就好了。我任副主编期间，只是刊出攻击王若望是“五把刀子”的短篇。（参看前一部：“死亡的陷阱----” ）读者撰文批评副主编，我怎能不发表呢？
　　从此以后，《文艺月报》再没有发表姚的文章。倒不是本人对姚有先见之明，我几次与他打交道便感到此人好虚荣，写文章除了堆积政治术语，就是写火辣辣的骂人文章，诸如诗歌，抒情散文，以及学术性论文他一篇也写不出。北京人给《红旗》的文章称作“梁效体”，上海人给姚文元的文章起了“文革体”的雅号，二者的特色不外乎打棍子，扣帽子，气势汹汹，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照抄毛语录者。
　　这种小人一朝权在手，对不顺眼者睚眦必报，决不手软，当我从编辑部调到资料室，姚文元借着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的势力，把我撵出作协，下放农村；反右以后，姚文元一跃成了毛的佞臣宠臣、骄横不可一世，姚找我谈话，坐在东厅的太师椅上，宣布开除王若望党籍，我的党龄比姚的年龄还大，按党章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过支部大会通过。更狠毒的报复，将我月薪从一百七十六元减到一百一十六元，我家子女多，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姚文元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判他二十年徒刑罪有应得。使人不平之处：“四人帮”上头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未受到任何处置，得以逍遥法外。
                       
    　　　　　　　第四部　　黎明前的黑暗

　　　　　　　　　　　　两代人的友谊
　　白天蹲牛棚，晚上准许回家，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是冯秉伟家的大闺女，名唤冯素英。她的父亲是画家，我父亲与素英的父亲相熟，我父亲的画像便是他画的。
　　素英的母亲又是我念小学时的同学，她称呼我爸爸为“王校长”，我小时候在父亲执教的学校里读书。说起来我家与冯家有着交叉两代人的交谊。
　　冯家大闺女肯到我这儿来，是她母亲的引薦，她原是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分派至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后改名为株洲电力机车厂）任电力机车技术员，文革中允许停产闹革命，回到上海老家闲散起来，又苦于无书可读，她母亲说：“上海有个同乡王寿华（小时候同学，叫的是我的本名）被抄了三次家，只留给他一条破席子，什么书都抄走了，你去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学到学问”。
　　在这以前，素英的妈妈就来过一次，正是被抄家弄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我连一杯茶都顾不上。
　　她是来听我谈天说地的，最热门的话题是 “文化大革命”，她一开腔就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说什么“江青和叶群都是憑着裙带关系上去的，有文化的妇女瞧她们不起”。讲得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这么说了，无论对谁。
　　她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我懂，因为形势逼着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一吐为快。我预先对你了解过，信得过你。“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我问。“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么，妈妈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跟我爸爸戴着同一顶帽子呀”！
　　这个姑娘穿着一身普通的学生装，一枝钢笔插在口袋里算是唯一的打扮，头发是短帽盖式，像个男孩子模样。身材苗条，见了陌生人表现得典雅大方，按辈份，她是子侄辈，根本没有爱她的念头，正如她妈妈没有想到她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回到了湖南株洲。跟我偶尔通信。
　　一九六七年底，她给我寄来贺年卡，她是自己描绘的一张书签，上面写着鲁迅怀念瞿秋白的一副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通常贺年片上少不了印上毛主席语录，而她创作的小小一张书签却是打破陈规，别出新意。而这个“新意” 里边那句“得一知己足矣”，还蕴含着嘤嘤求偶之意吧？这样，我就陷入“君子好逑” 的非分之想。我在回信中，赞赏她的独特的书签外，在用字遣词方面稍稍透露“同怀视之”的亲昵程度。
　　她的回信也热情爽朗，而双方在信中决不出现“我爱你”之类的煽情语词。正是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孕育着、萌发着爱心。我怕她的来信被孩子们拆开，我拜托作协资料室负责人魏绍昌先生：今后她的来信由魏绍昌转交我。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完全失去自由被隔离在文联的储藏室，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首先必须通知株洲的素英，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寄出一封“报丧”的信。
　　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外省有外调人员找我谈情况，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五十岁以上的读者总还记得，在牛棚里只能老老实实念毛语录，写检查，我谎称写思想汇报，就在造反派的眼皮底下，以最快的速度先写好信，夹在林彪发明的小红本“语录”里。造反派能锁住我的身，锁不住我自由的思想和甜蜜的“小动作”：我用米饭糊了个土八路式的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忽然记起同在牛棚里的哈华手持小红本在毛象前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小红本失落在地，夹在里头的若干张邮票散落下来。当外调人员叫我出去，没走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录”，（当年的小红本必须随身带，不带就是对毛不敬），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请求哈华借小红本用一用，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是不是夹着邮票？发现里面有好几张八分邮票，好端端的夹在塑料封套里。请读着注意，此时我已经完成了写信和制作信封，只剩下寄信这一程序了。
　　第二天造反派叫我去扛梯子贴大字报，满头银发的王西彦是我的搭档，我显得年轻力壮，一只手拎着浆糊桶，肩扛着扶梯的一头。天助我也，有个机会我们俩一同到马路上去享受一下自由自在和解放的空气，我在西彦后面走了一段路，记得茂名南路口有一个立式的邮筒，我在后面指挥他就到这条马路上贴大字报，很快走进那个邮筒，西彦不知不觉，在他后面的伙伴瞅好机会把那封信扔进了邮筒。往下贴大字报的正经活儿，我一点劲没有了。甚至把大字报的次序贴得颠三倒四。
　　能完成如此艰辛的任务，我赞美全凭着爱情爆发的力量咧！

　　　　　　　　　　　　　同一时间里的两颗心
　　我用尽心血给羊子（素英的昵称）发出的那封信，没想到引出一系列的瞎闯乱撞。在那信上我写了“不出半个月，就会解除我的隔离审查”之类安慰她的话，她信以为真数着十五个日日夜夜，直熬了两个月音信杳无的时日。因为她爱的是双料“反革命”（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是触犯毛泽东的天条的。为了她自己不被卷进挨批的旋涡，表面上还要装得很热爱毛的文化大革命，白天随大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她只能在梦中为我祈祷。一年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她不安，悬念难耐；不知做了多少恶梦，下班时分，别人是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唯她每到黄昏独自愁。年复一年，我究竟是死是活？怎么办？她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如何能打听我的信息？她自以为是地认为：由于她本人的身份不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打听我的下落，她悄悄地开了一张与王若望结婚的证明，上面要本单位盖上公章才有效，她尝试的办法与我当初如何弄到一张八分邮票的过程不谋而合；她顾不上心别别跳，竟擅自闯入这家万人大厂的党委办公室，趁人不备地取得了公章，并且顺利地盖好红印。过后想来真后怕，也许上帝与我同在，事成之后，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羊子连忙赶到上海，打听到她朝思暮想的人关在石门二路３３３号交响乐团。一天，她混在人群里，走到交响乐团门口，她停住脚步，默默地东张西望，明知我不可能大模大样从里面走出来，她还是希望奇迹般地看到我；她望累了，又掉转头向上看每一扇窗户：或许哪个窗户里会探出我的头影来......，不知道站了多少时辰，眼望穿了，不见我影子，此时传来样板戏哭哭啼啼的唱腔，正唱出她心中的别离愁，行人们往来匆匆，她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她连哭都不敢。世上没有第二个专制政权比中共的“红色恐怖”更残忍、更野蛮。
　　这事终于被她的父母发觉，她母亲想出的办法只有赶快给大女儿物色个好对象，有个男子，英语水平高，曾在北京铁道科学院工作，因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文革期间遭下放到基层工厂当普通技术员。臭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后期，日益感到无聊，上班报个到，就溜回宿舍打桥牌过一天混一天。羊子借此浇愁，顺便认识了这位男子。他不会知道，羊子的心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她去上海探亲，他也去上海，并且拜访了羊子的父母。敏感的母亲深知该男子的来意，主动安排两人约会的日期，地点在“北京电影院”（即《美琪电影院》）门口。表面上，羊子没有违拗母意，满口答应去“赴约”，实际呢？她又去了让她辛酸，让她痴痴地等在上海交响乐团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里转悠。
　　傻乎乎的羊子也不知兜了多少圈子，也忘了翘首寻觅了多少时光。最后，她无精打采地走到预定的地点，原来相约的那位男子连人影儿都不见了，她才意识到在交响乐团门口白耗了几个钟头。回到家中，对父母谎称“我去了，但扑了个空”。
　　其实，我关在交响乐团只有很短的时期，关在楼下的杂物间。羊子智慧少了一根弦，她不知道，隔离的牛鬼怎么会关在楼上呢？文革头两年，跳楼的牛鬼总有几个。
　　不同的空间，在同一时间里，羊子正在石门路上瞎转悠，我已经转移到第一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牢房：１３号，西方人对“１３”这个数字认为是不吉利的，果然，有一遭被看守发现做了一件错事，拉出去责罚，戴反铐五天，反铐将两手缚在背后，大小便不能拉裤子，吃饭不能用筷子，要有别人端着饭盒，像狗吃食那样把嘴拱饭盒子，尤其不便的是，晚上睡觉只能趴着，侧过身睡又睡不着，起来还得别人拉一把。连续五昼夜，那活受罪胜过蹲五年监狱。
　　发坏的看守要是看见了别人帮忙喂我饭，若是好心人，只是一晃而过；要是缺德的人，连给我帮忙的难友也一同戴上手铐，只是不戴反铐。我永远记得那个缺德的看守，他有个特殊的标记，在他耳朵下面长了一个赘疣。
　　四年的漫长岁月，能够给我精神慰藉的只有羊子和我的热恋，在不到一年的交往中，有许多甜蜜的细节会自动涌上心头。即使是痛苦吧，那种痛苦与戴反铐的性质完全不同，我只是干着急：如果一年一年这么拖下去，她的年龄也在增长，一个女子的青春就白白虚度，她会等待再等待吗？焦虑和忧伤使我在里面度日如年，爱情方面想得多了，就想越狱，想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清醒过来，知道根本做不到，越狱的梦碎了之后，就沉思我走过的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先从那个伟大领袖，什么地方伟大作为思考的起点；此人爱说大话，凡出来一项荒谬的政策，总是“大”字当头，既不问可能，也不关切它的后果，而后果则是一场劫难！这样的领袖还值得我们崇拜、以致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恰恰是中国的愚民们，成全了这个独裁者（可悲者，很多人至今尚无觉醒），唯此，这个领袖才能独揽大权，并且继续作恶多端。
　　这样，我从反思到否定伟大领袖到否定这个党。我才明白过来，共产党是领袖的统治工具，客观上也是领袖的帮凶，王若望甘愿做愚民，正由于自己是这个党的党员的缘故呀！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竟回忆不起这个党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一个党员握有党票，就好比人民政府发的粮票。当粮票不能兑换粮食，它还有存在的价值么？同样，党员不能给人民做好事，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经过上述一番思索，我才大彻大悟，不愿再充当领袖的帮凶、挂着那个一钱不值的符号（党票）而招摇过市了。
　　我在张秀珩跟前说过：“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我讲出了人人心中要说而不敢说的话，我讲的是真理，但在中国却是足以判死刑的犯罪。换个角度，看到我的周围，对残害人民的事情格外的愤怒和不平，对张秀珩不再敌视，她也是做了毛泽东的帮凶，要害在于这个制度为什么赋予一个党一个领袖如此宰割人民的权力？
　　我在拘捕的四年中，始终是未决犯，没有起诉，也未判决，索性判个多少年我也有个盼头。如今是年复一年的遥遥无期。如果没有监外的爱神，比较容易排遣那缠绵悱恻的痛苦。
　　　　　　　　　　　两个骑士，一个法官
　　为什么一直拘押着我，既没有判决，又不起诉呢？内中有隐情，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秘密。
　　一位法官已经离休，他的执法多少保留一点做人的良知，此人是绍兴人，矮胖结实，脸型像庙里的菩萨，碰巧遇上他办理王若望反革命案，他审查了王某唯一的罪状，只有一句话：“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在场没有第三人可作证明。民主国家对犯法者称作“嫌犯”，那里的法律有“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国却不承认无罪推定，王若望在中国吃官司，即使推定有罪吧，跟朋友讲一句话怎能定罪呢？
　　按林副主席的一号令找不着把柄，那么从历史上是不是做过叛徒也可以入罪。这时大陆正兴起 “抓叛徒”的热浪，上海市公检法处理叛徒案感到穷于应付，就调用大学生红卫兵协助公安局调查叛徒案件。
　　受着大革命激荡的红卫兵，总希望抓叛徒越多越好，坐过牢的当然成了叛徒，他们的逻辑只有一条：不做叛徒，你怎么能从牢里钻出来？连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共六十一名中央领导人都成了“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如果没有坐过牢，或是解放以后出生的，历史条件根本出不了“叛徒”，那也无妨，贴几张大字报，再加上车轮战和武斗动刑，叛徒的帽子还是逃不脱。
　　可怜王若望正配上了前一种，即坐过国民党的牢又是活着从牢里“爬”了出来。铁打的“叛徒”帽子给你扣上，叫你有口难辩。
　　绍兴法官可不是“绍兴师爷”那号人，他指定了两位大学生红卫兵，分配他们内查外调，他赠給红卫兵一句话：“去了解熟悉王若望的干部，要求他们说真话，实事求是嘛”。
　　年轻人出发到各个省市外调，趁此机会游山玩水，听说毛主席就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一旦手头有钱，又有公检法的证明文件，到外地玩女人搞性骚扰，比起游山玩水，更尝到了额外的甜头。由于王若望的知情人分散在天南地北，负责外调的两位红卫兵，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叫王祉殷的青年，寻访了十二个大中城市和偏远省份，顾不上游山玩水，做到了不辱使命，回到上海顾不得休息，第二天就向绍兴法官递上几十份盖了公章的外调材料。
　　我出狱以后，王殷祉先生与我见过一面，他说：“你当年的老战友，如今有的当了省长，有的担任军分区司令员，最远我到了四川，南边去过广州，贵阳，有九位高干在北京，他们异口同声叫你小王，都证明你在被捕中没问题，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说，他和小王一同关在上海的漕河泾，后来移解到苏州陆军监狱，我们又关在一起。蹲国民党监狱，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不要草木皆兵，把我们的党看作是叛徒、内奸、走狗的集合体。
　　“广东省省长左洪涛（在狱中名叫彭国定），他听说造反派怀疑小王是叛徒，很不以为然，左省长说：‘小王入狱判刑十年，就凭着这一条，就足够证明他不是叛徒，我们出来是国共合作堂堂正正同一天释放的。出来以后他马上去了延安，如果在狱中有什么问题，延安的老同志早就揭发他了。事实上，小王到了延安才入的党’ ”。
　　王祉殷接着说：“两个月的行程，使我明白了许多问题，这次收获不仅还清了你的清白，我们两个也提高了认识，看来外界比赛似的抓叛徒，有几个是真的？四川省委杨超书记（在监狱里改名李季俊）听我介绍了老难友对小王的看法，他说其他难友看法和他是一样的。他向我公开批评四川的武斗闹得最厉害，他自己也曾戴上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这么说的时候，还有造反派的人在一旁监视着。他大无畏地跟我说： “没有这些老同志经历坐牢、刑场的考验，怎么能有共产党今天的胜利！”他这话也是有意教育那个站在一旁的造反派。

　　　　　　　　　　　　　从不自由----半自由
　　王祉殷同志又讲了绍兴法官与他面谈的内容：关于王若望的问题，经过他们认真的外调，基本上弄清楚了。还有一个手续要办，牵涉到十级干部的政治性质，还要政法委员批准才能放人。
　　政法委员主任是王维国----长征干部，后来查明他是林彪的死党，关于王若望一案，又搁浅了五个月。粉碎了“四人帮”，查明王维国罪大恶极，判他一个死罪。
　　还是这位绍兴法官细心，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林彪飞越国境摔死在温都尔汗。他找到了一个理由，原来张秀珩当年揭发王若望的反革命罪行，还诬蔑了林副主席，证明了当年王若望骂得对头的，他的这条罪状就不能成立。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宣布王若望教育释放。
　　出得牢门，第一个念头就是找一家饮食店美美吃一碗大肉面，可怜吃碗面条也要粮票，我只好说声抱歉。店里的伙计看出了我是光郎头，一双橡胶鞋又没有鞋带，（监牢里不许有带子之类的东西）人还没有走出门，这个家伙骂我‘小瘪三’。人家骂我一句无所谓，我至今还能记得，原来我指望出狱听到头一句话应该是吉利的，实际上我是从‘不自由’到‘半自由’，身上的晦气还是掸不掉。
　　从林彪摔死的一九七一年九月至我释放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又搁浅了七个月，后来才知道，作协单位有一伙极左派，当年批斗王若望咬牙切齿的那股狠劲，如今要这些人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不是等于否定自己吗？公安人员于先打招呼，通知作协准备王若望还是回原机关，这些极左派放言‘不欢迎’。‘捉放曹’只能演 ‘捉’，不能演下一本‘放’，极左派紧跟毛泽东扯的顺风旗，绍兴法官也得让他三分。
　　文联特地召开一个大会来“欢迎”刚刚获得解放的老作家，按照当年“捉放曹”的原来的规模，这一回却少了我家的子女也少了那个证人长舌妇，多了一批“五七干校”劳改的学员们，全国著名作家巴金也在里头。在他写的“怀念萧珊”一文中，曾提及难得有此机会，捞着一次与他已得了癌症的妻子聚首的机会。似乎颇感谢王若望。
　　最后大会主席当众宣布我只是教育释放，却留下一条挥之不去的现行反革命尾巴。刚获得自由时的兴奋，一下子崩塌了。上帝赐给我的自由还是有限的。那个饮食店的伙计用小瘪三来形容我，此话给他说对了，往后我还是头号敌人，还得夹着反革命的尾巴做人，会后由一名公安专门找我谈话：反林彪你没有反错，而反毛的言论还是现行反革命，不得平反。
　　不过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却能在外自由活动，这在所有判刑的政治犯中，大概也是罕见的吧。
　　　　　　　　　　　　　欢聚中的血泪
　　回到家中我只能强颜欢笑，发现子女们都长大了许多，大女儿已经结婚，摇篮里降生了第三代。儿子们嘴巴上长出汗毛。我自己有四年没有照镜子，对着镜子发现自己也老了许多，黄瘦、精神颓丧，我几乎不认识自己了。我本当把身后那条耻辱的尾巴不露出来，进门不到半个小时，就由一名公安和街道组长破门而入，当着孩子们的面宣布“你们的父亲交街道监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专政的刺刀立刻破坏了家庭团聚的欢乐。
　　我的强颜欢笑再也笑不起来，懂事的孩子们烧好一碗面条让我吃个饱，一面吃，孩子们急于把积聚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倒出来的多半是令人颤慄的消息，我们的住家是十二层高楼，文革期间已有两女一男从楼顶跳下去。
　　有一位钟伯伯在抓叛徒的高潮中，他也跳楼而死。我的二女儿北珍还讲了当初钟伯伯曾关怀地问她：“你爸爸会不会自杀”？女儿很有把握地说：“不会，即使给他十根绳子，我爸爸也不会自杀”。想不到他自己倒去跳楼了。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偏偏要去寻死呢？
　　究竟还是孩子呀，她怎么知道，如果对这个社会不是完全绝望，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决裂，人们就不会想到自杀呀！
　　孩子们讲起：爸爸关进去以后，羊子阿姨还是来，每次探亲假回到上海，她就到我们家照看弟妹们，小伙子说上初中需要算盘，阿姨掏钱替他买来了。她到我们家打扫卫生，拂拭窗户，总是没闲着。六六补充道：我们的被子也是阿姨教我们拆了洗，晾干了又缝起来。后来羊子的兄弟告诉我们：‘她到王家来不安好心哩，不要让她再进你家的门’。‘不安好心’是什么意思呢？要说为了贪图遗产，已经倾家荡产的人家，还有什么‘贪图’的呢？唯一的猜想，莫非要做后娘？总之，孩子们从此对她怀有戒心，羊子阿姨淘米做好了饭，懂事的姐姐便把热饭锅藏起来，不给羊子阿姨吃，表示不欢迎她。
　　她是流着眼泪出门的，从此她再没来过家里。
　　我能责备孩子们么？能责备羊子的弟弟么？可是听了孩子们的陈述，就象刀子扎在心头，早已幻灭的爱情又复燃起来，我料想她或许还不曾成家。
　　我决心写一封信向羊子阿姨道歉，顺便告诉她我已经获得一半的自由。
　　羊子很快来到上海，我不隐讳头上还有帽子，她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生易老，人心易碎，永恒的爱是小说家的吹牛，但永恒的良心是存在的，我既然誓言在先，你既然也曾讲过“拉着但丁入地狱”，现在是该我履行诺言的时候：所以，无论什么帽子，对我已无所谓。今后，只要毛泽东统帅中国大地，在我们面前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将准备迎接红色恐怖之光”。
　　我当时倒有疑虑：我的薪水每月只有五十元，我有七个子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龄差距不小咧。
　　羊子说：“这些都不计较，至于年龄大小，我们不必结婚，法国女作家梅琛葆比罗兰大五十岁哩，他们之间的通讯集，其中的情爱可是热辣辣的”。
　　抓住这个当口，我说我不是法国人，法国人有一种“精神恋爱”，精神恋爱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吧。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将陪伴你到生命的终点”！她引用梅琛葆的一句话结束了这次难忘的会面。
　　　　　　　　　　　　　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我的生命中，最怀念的要数张琴秋大姐，在《王若望自传》第一、二卷里，就写着我与张大姐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参看第一卷“一个最不幸的人”，第二卷的“假参政、真恋爱”和“发现一个金矿”各章）
　　当我在政治上或是爱情生活上，每遇到不幸和挫折，就想起我的张大姐。自从张琴秋当了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没机会到北京，加之自己的劫难一个接一个，我没跟张大姐见过面，连一封信也没写，回忆我的心情，觉着自己黑运高照，当年她对我存着多大的期望，如今愧对张大姐就懒得动笔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部下，曾在《自传》第二卷一二七页中提到的老红军周祥山同志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他说：张琴秋部长已经自杀身亡。
　　这位周祥山将军的遭遇也够惨的：他原在北京建筑工程部工作，六十七岁离休，下边子孙成群。按说他是长征老红军，内战时受过伤，已经离休在家，该不会堕入牛鬼队伍了吧，而“西纠”红卫兵还是没放过他，先把他全家逐出北京，老将军晓以大义，红卫兵骂他是大叛徒张国焘手下的小叛徒。亏得他身体硬朗，他的二儿在北京西城区做区长，目前尚未打倒，老将军去头靠儿子，他有个心愿，做国家的主人，怎能做个娃娃们的奴隶？他不动声色地搜集红卫兵专门打击老干部的材料，打算把这些材料交给周总理。在搜集材料中发现有个高干投机分子，在背地里指使娃娃们打这个，撵那个，看来这场大革命的内幕很复杂。
　　为此，周祥山专程来到上海，他找到了我，知道我是张琴秋的崇拜者，一见面就报告了张大姐自杀的消息。
　　张大姐在文革初期就被隔离起来，隔离的地点换了好几个地方，据说只有要犯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日子长了就明白，几个红卫兵组织之间打群架，往往象土匪一样，抢了隔离中的走资派或是叛徒隐藏在某个地方，作为人质。周祥山开头还知道张团长关在那里（周喊她张团长，因在四方面军时期，张琴秋做过“妇女战斗团长”，叫惯了就不易改过来）。后来就不明不白她又搬到哪里去了。所以她跳楼的时候在哪一幢楼里，我始终没查清楚。张大姐终年六十五岁。
　　最大的遗憾，张大姐一家全都死绝，所以她的自杀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个一致的说法。查第一卷《自传》里，写到张大姐如何死法，说她“文革期间自沉于海” （３９４页）应予更正。
　周祥山哭丧着脸告诉我：“我只知道她死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有两个十七、八多岁的黄毛丫头去找纺织副部长交代问题，张团长说：‘我的交待材料已经成了山，我已经无话可说。浩！瑪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世界吧’”！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
　　她唱俄国歌曲，经纺织工业部某科长听她唱这首歌，译成中文便是：“同志！沸腾的血冲撞在心头，敌人不消灭，誓言不甘休！
　　我们在你墓前宣誓，
　　一定为你报这血海深仇”！
　　唱罢，她从六层楼上跳下去了！
　　张团长临死以前，她女儿瑪娅因参加一九六八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而被捕，她死在狱中，是否判了死刑，不得而知，女儿的死期与妈妈的跳楼恰巧同年同月。
　　瑪娅出生于莫斯科，是张琴秋与沈泽民於一九二五年留苏时期生下的姑娘，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结婚。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的兄长。
　　一九三三年沈泽民进入鄂豫皖苏区死于疟疾，张大姐后与陈昌浩结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参看二卷附录：“西路军覆灭密史”，那里有凭有据证实西路军的覆灭系毛泽东借刀杀人之计）。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了替罪羊，陈于一九六七年死于狱中，先他妻子早了一年命赴黄泉。可悲的是，张琴秋临死既不知女儿的死讯，也不知道丈夫的噩耗，她自己在跳楼的时候还念着：“浩！瑪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吧”！这句话，多么沉痛，痛恨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她只有寄希望于来生了。张琴秋一家已经死尽杀绝，据说她唯一的女儿瑪娅之死，执行吏索取死刑犯的子弹费，都没有找着家属支付一毛五分钱。

　　　　　　　　　　人间乐园五七干校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访华，北京当局首次与“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触。所有大马路都得打扫清洁，墙壁冲刷掉涂鸦和招贴，并且通知牛鬼蛇神、黑五类、黑六类分子都得回避，也就是不许出门，不许中午回家吃饭，为了做到天衣无缝，街道干部，保卫人员，公安干警，学校老师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方面上下九等人无缘见着美国总统，倒让人看见了共产党的弄虚作假，内外有别和骗骗洋鬼子的看家本领。
　　不能让五类分子闲着，按毛泽东的理论还得让这帮人在劳动中进行思想改造。我走出牢门，头上还有一顶帽子，不让你有一丝空闲，于是我被迫下乡，上海市文化系统在郊县奉贤建立了“五七干校” ，顾名思义，“干校”是干部学习的学校，到了奉贤向下，才知道上了当，名为“干校 ”，实际是有问题的人来此劳动改造的。曾记得我从监狱中出来的迎新大会上，台下来了一批五七干校的学员，巴金也在其中。如今招收王若望这名新学员，真叫做臭味相投了。
　　在干校里，分散在农民家里，既无老师，板凳课桌也用不着，只有“毛选 ”和小红本以及“广阔的天地”。
　　干地里的农活，自古以来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一担谷”之普通常识，可是五七干校却是“不问收获，只有耕耘”，好像很有气派，其实是撒下了豆种不掩土，播下的稻粒不插秧，是不是实行了农业新技术？只须两、三天，地皮上的谷粒喂饱了天外飞来的鸟雀，真的做到了“不问收获”。
　　“五七干校”的命名来源于老毛胡思乱想的新一章“五七指示”，指示把军队兼有党、政、军、农自给自足，消灭分工的新型解放军，於五月七日公布这个指示，于是“五七干校 ”又来个四面开花，无处不是“五七”，如“五七小学”、“五七挂面”、“五七商场 ”、“五七牌蚊香”、“五七产科医院”等等，毛泽东放个屁，不香也是香。
　　奉贤五七干校既然在农村，而“五七指示”的精神是自给自足，那么，吃菜应该自力更生吧，事实上，我们吃的菜难得有卷心菜，空心菜，大多数吃的是咸菜；没吃过一回肉，吃鱼可是吃了不少，是什么样的鱼呢？是海边渔民捕捉的手指般的小鱼，用重盐腌过，厚厚的盐巴包裹着小鱼，吃到嘴里还有沙粒夹在其中。那日子并不比大饥荒年头好多少。
　　五七干校生活方面确实艰苦，而精神方面倒是愉快，甚至可用“幸福的” 来形容它。远离市中心，也就远离了那里的荒诞、紧张、迫害成风和对知识分子的种种侮辱。只因干校只有学员，并无领导，当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本身跟同学们属于一个级别。原来文化大革命中把人们分成“革命群众”和“非革命群众”，已经划为革命群众的都不乐意到干校来；非革命群众都是被迫的，勒令你下干校，不来也不行。这样，就给五七干校无形间造成了真空。“真空”即意味着自由化就有条件把这儿的小天地变成无管束的人间乐园，毛泽东把人们分成左、中、右，经过上述的自我淘汰，左字号的不肯来，剩下的都是右字号和少量的中不溜秋的人。志同道合之辈给了他们“物以类聚” 的条件，乐在其中矣，便发生了否定“文革”，唱对台戏的一场反革命。
　　原来物以类聚的右字号，其中有六、七人过去是极左派（专指“作家协会”），他们应该带有革命群众的桂冠，不幸，这些人犯了什么错误便跌入右字号的深渊。
　　前一节讲到本人有条件从监狱释放回原单位，坚决反对王若望到作家协会的就是这伙极左派；至于他们后来怎样犯了错误，此处略而不谈，有一点不妨交代清楚，这些人从前气焰嚣张，让中、右的作家以及公务员们都望而生畏。如今有了个自由化的无政府状态，正好抓注机会给他们一顿教训。对我来说，只是考虑到自己头上有一顶半帽子，未便轻举妄动，但又抑制不住心里的得意，便在别人写大字报炮轰一名四人帮的爪牙，我颤巍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了好几天，他们没有作出回应，大概发现自己非常孤立吧。这边的大字报便乘胜追击，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极左派的致命伤就在于他们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五七干校一场小小的革命，以非革命群众一面倒的绝对优势告一段落。
　　这一场否定文革的交锋，引起了五七干校其它连队来看我们的大字报：前来观战的有影视界、戏曲界的明星，有各个报社的主笔和记者、美术界、音乐界等等。
　　我从他们中间，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讯息：
　　上海交响乐团长笛演奏演员尹敬修，说过一句“打麻雀有什么用呀”！五七年成了后补右派，并押至劳改农场服刑二十年，音乐家协会兼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出面交涉，才把尹调回上海。尹敬修出狱后不戴帽子，但还是‘非革命群众’，调到‘五七干校‘来，他无限钦佩救了他的贺绿汀，他说：“贺老本来也在’五七干校‘的名单中，贺老太提出他老人家有哮喘病，不能去干校，这样才免了他老人家下放到奉贤”。音乐学院中有个于会咏，专以踏着人家的尸骨往上攀升，果然被江青看中，担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此人畏罪自杀。
　　获得比利时皇家钢琴大赛奖第二名（头一名出缺）顾圣婴小姐，她一家是基督徒，她父亲因历史反革命押往青海劳改十五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不仅抄走了奖状奖杯，还将圣婴的钢琴当作封资修砸毁。顾圣婴小姐和母亲，还有十五岁的弟弟，开煤气同归于尽；同一年她的老师傅雷夫妇俩，同时开煤气自杀。
　　音乐界更惨的还有一位陆洪恩，他不经心讲了：“我们一天一天不是好起来”。毛泽东讲过“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罪状是反毛，只因多说了一个‘不’字，竟将他判了死刑；音乐学院钢琴系吴乐懿教授，把她隔离在杂物间，送饭进去没人接，发现她已经死了好几天，臭味弥漫开来才知道。
　　好一个无人管束的乐园，才有人胆敢在这里讲述如此恐怖的人间惨剧。凑巧又碰上个对此有特别爱好的人，有责任把这类惨剧深深印在心里，我坐牢狱中刚刚撕去了“党票”的外衣，决心不再作那个独裁者的帮凶了。
　　印在心田的还认识了知其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我的介绍集中於音乐界的精英的被害与自杀，再如知名的京剧演员言慧珠，她穿上艳丽的礼服悬梁自尽；演海瑞的马连良在审判庭被乱棍打死......等等。如果报道流水般的血泪帐，可以写成很长的死灵魂名单，为了篇幅有限，现只能挂一漏万，一笔带过了。
　　　　　　　　　　　　深翻土，广积粮
　　在五七干校混了五个月，忽然把我和王延龄调回上海。那几个极左派却未接掉令，我就知道这一去决不是好事。
　　回到作协，才知道毛又有新花样，调我们回来就是“玩”他的新花样，如果说“深翻土”的新花样来自洋博士钱学森，那么“深挖洞”的新花样则来自明朝朱元璋，老毛根据《明史》一个文化人向朱元璋进言：“深挖洞，广积粮”（这两句上下颠倒）打仗的时候深沟高堑，便于军士们藏身，也就是深挖洞，下一句乃保证军粮供应，这就能战无不胜，老毛只用他的下半截，因上一句无粮可积也。
　　于是各大城市马上推行“深挖洞”，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老毛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世界大战晚打不如早打，似乎大战马上就要发生。挖洞又可作防空洞之用。在林彪元帅的呵护下，认为空旷地带挖洞不好，挑选在房屋下挖洞，警报一响便于躲藏；集中一处挖洞也不好，抗战时期，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大轰炸，就死了上千人。
　　既然说得头头是道，保护生命总是一桩好事，不挖也得挖，原来是把头上带有帽子的调回来充当劳动力。我们不是从事建设吗，其实毛的这个新花样仍然是破坏，破坏花园的草地，破坏楼房建筑的地基，破坏性的世界大战没有打成，自己倒以大破坏去迎接它，没参加苦役的人体会得不会这么深！
　　地下的工程其艰难的程度非地上建设可比，再加之我们没有懂行的人技术指导，我们的工具都是农业上使用的贴鍁、撬棒、锄头之类，有气力也用不上，这且不去说它，挖得深一点，地下水便涌流出来，就把挖好的部份冲掉，上海地下是软土层，缺乏粘性，有时这边挖了，那边就塌方；还有挖出的泥土运到哪里去堆积？运输工具去哪里借？这一类难题谁也无法解决，地下的奴隶们只有以怠工来虚应故事。
　　我们的怠工、罢工倒有一份功劳，跟左邻右舍楼宇、饭店比起来，某处塌方压死了多少人；某大楼地下挖得深一点，好端端的地坪出现裂痕，险象环生；我们作协破坏得不多正是造福不浅呢！
　　管我们的工头是陆行良，他对地下工程一窍不通，此人也算是个作家，可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工地上大家叫他‘牛头’，即牛鬼的头头和‘牛头马面’之谓，他不敢下洞穴发号施令，只敢在地面上指手划脚。
　　有一天我在工地上一个不留心，穿着胶鞋一脚踏在跳板的钉子上，当场鲜血直流，马上甩掉肩上的烂泥，送往医院治疗，包扎好回到家中，让我的儿子将准假一个星期的假条送到作协。‘牛头’陆行良竟出了个坏主意，他要我的儿子做替工，要他做到下班才把他放回来，其用心何其毒也！
　　本人出国以后，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文革的资料，其中有一项统计深挖洞造成的损失：工伤死亡一千四百余人，损失人民币三百五十七亿元，挖的防空洞，干燥的改作男女幽会场所，积水的成了蚊蝇之地。楼宇塌陷的损害未计在内。
　　以上数字，无法核实，却给毛泽东玩的“新花样”作了啼笑皆非的总结。

　　　　　　　　　工宣队进驻的变化
　　毛泽东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可这场大革命结束不了，不得不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让红卫兵上山下乡；一个是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党、政、民所有机关，指望扑灭自己惹下的熊熊大火。
　　作家协会是个小机关，没有派军宣队，工宣队只派两人。而这里的所谓造反派，有的消沉不干，有的送往“五七干校”，到那里挨了炮轰，弄得声名狼藉。工宣队不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派来的两位工宣队，原是工厂里的工人，其中一位姓陆的不是党员，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听过你作的报告呢”。原来他从我过去的报告里知道我是延安来的，而“延安来的”也像无产阶级一样，是一种荣誉的符号，他觉着分派我挖防空洞不妥。
　　工宣队员文化不高，他们来到作家协会，完全凭着“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这个荣誉才被看重。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派你干这份劳动？我说：恐怕我头顶上有顶帽子吧。令人很诧异的是，陆师傅还不知道“帽子”是什么东西，经我详细解释，他反而觉得奇怪。可见“无产阶级”置身于阶级斗争圈外倒显出工人的朴素本色，总算没有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洗礼。
　　感谢陆师傅说情，我离开了尚未完工的地下工程，那个“牛头”也调职到行政科干杂务。没想到“集中”了两个人，一位名叫许铁生，我去凑成第二名，许铁生当年唱的言派老生，号“思言”，倒嗓子以后就改行作编剧，千不该万不该他编了个“海瑞上疏”，是紧跟北京的吴晗编的“海瑞罢官”而作。前一节已介绍了吴晗紧跟毛主席的海瑞精神，编了海瑞罢官，弄得家破人亡，死于狱中；如今让我见到了“海瑞上疏”的作者，他没死却害苦了一家人，一个女儿已有了人家，尚未成家，受株连发配白茅嶺劳改农场，判劳改五年，刑满到期还得留场，只是一年有一次回到老家，父母看见女儿已变得嘴瘪、脸长、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矣。把一个青春少女如此摧残，做父亲的欲哭无泪，海瑞平反冤狱，而当代的冤狱却大大超过明朝。
　　许铁生对我似乎存有戒心，凡涉及正直的问题他都避而不谈，殊不知他把家庭变故告诉我，不也是政治吗？后来他向我吐露真情：“一个人在牛棚挺太平，虽然孤独无聊，可以读书和写稿，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我还以为上级派你来，是监督我的呢”！
　　京剧院的牛棚设在楼梯下的杂物间，我们不能伸直腰，最舒服的动作是伏案读书。许铁生从头顶的脚步声里，能辨别是男是女，是武生还是花脸。我佩服他的听觉是“第六感觉”。闲着无聊，作词一首（卜算子）记其事：
　　　　不是爱低头，伸腰便碰头
　　　　人来人往头上过，闻声不见头
　　　　几回碰破头，青春变白头
　　　　岁岁年年牛棚住，人而不如牛
　　从楼上时而吊嗓子的唱腔传来，跟楼下爱好京剧的票友正配胃口，我的京戏因而大有长进。许还逐个介绍谁是名角；谁不肯演样板戏受着排斥，谁因男女问题罚她靠边站等等。靠边站没有资格正式上舞台，楼上的名角本来不稀罕“演样板”（戏剧界简称“演样板”带有轻蔑之意，略掉“戏”字，即够不上“戏”的水平，突出“样板”，因小说，诗歌，最忌模仿和重复。）只有样板戏最吃香，“样板团”在京剧团成了特权阶级。许铁生评论八个样板戏，只有“红灯记”还象个戏，其它几个戏都是杂凑，戏中的正面人物（共产党员）在台上只能给人酸溜溜的味道。这种戏是给人献丑不是献美。何况八个样板戏都是剽窃他人创作的剧本，更无耻的是抹去剧本的作者，这都是江青的心机，江还给原作者划入五类分子，投入监狱，有的借其他理由将原作者处死，真是骇人听闻！（许铁生讲了处死者作者的姓名，可惜我把他忘了）。
　　　　　　　　　　　　　毛泽东夫妇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可算是多事之秋，天怒人怨，暴君末日，都集中在这一年演出。
周总理于一月八日去世，四月五日丙辰清明，解放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即有悼念周恩来而引发。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唐山大地震，震区延及京津。种种预兆接踵而来，往后还要报应在毛泽东夫妇身上。
　　那时我对周总理也是十分钦佩，总觉着周比毛仁慈，假设毛死在周的前面，中国的局面或许会改观。五年后方才知道毛和周是一丘之貉，原来一点爱心一下子荡然无存。
　　同一年的九月九日，我和许铁生从广播里听到了毛老头死亡的消息。当时楼上楼下的角儿们一片哭声。只有许和我哭不出来，当管理我们的“牛头”钻进牛棚郑重报告毛去世，可爱的许马上吸箅子抽咽起来，此老善于演戏，看得出他是装的，我要是聪明一点，也觉得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知怎么，要哭也哭不出来。这时我才体味到：有真情才能哭，一点儿勉强不得。
　　“牛头”决定惩处不肯哭的人，命我手执红小本，跪在毛泽东象下，我的跪是勉强的，屈膝而未低头，抬起头看着毛泽东象披上一条黑纱，庆幸将结束牛棚的生活，祝贺暴君终于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笑都来不及呢！
　　第二天又有新的差使：派我和许铁生制花圈，特别关照花圈的花要新鲜的，不要红的。新鲜的好办，不要红的可不大容易，活着的毛泽东不是喜欢五星红旗、红太阳吗？
　　九月里菊花刚刚吐蕾，可是并无白的、黑的菊花呀，许铁生不知哪里弄来一些含苞未放的菊花，他借着毛的名义动员养花的人才弄到手。
　　我跟许铁生正在院子里扎花圈，从楼上窗子里伸出一个女人的头，她居高临下嚷嚷：“没开的菊花不如纸花......”。
　　昨天我无缘无故下跪，今天无缘无故出了白花红花的难题，我窝着一肚子的气，便冲着那个女人讲了一句：“不要咿哩哇啦轧闹猛嘛”。（上海话，即大声喧闹）。
　　就这么一句话，竟闯了大祸，楼上那个女的告到公安局派出所，说是王某诬蔑毛主席，想用纸花代替菊花，并且说她是“咿哩哇啦”，冲淡大家对毛逝世的悲痛，公安人员再问此人是不是反动分子？坏女人说：“当然是牛棚里的现行反革命”。
　　公安人员如获至宝，连连说：“对头，对头”！他对这个女士赞赏有加。这天我就被关入牛棚，“牛头”给储藏室上了反锁，等候公安局发落。第二天公安人员来到京剧院，先找党委书记，并且拿出一张拘捕证，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乘着国殇进行反革命活动 ”之语。
　　若不是党委书记设法缓冲，我又逃不脱进监狱的厄运。党委书记看了拘捕证，他提出需要有个证人，于是，马上找到许铁生来证实我说了什么话。
　　许铁生来到院部，看到穿着制服的人，他不知道说一句话会这么严重。他从党委书记口中，听得出还有弦外之音，他定一定神，便把王某原来的那句话的棱角搓圆了。他证明说：“王若望讲了‘咿哩哇啦’，下面还有半句‘不要闹猛’。他的意思，悼念伟大领袖，应该安静肃穆，那个唱京剧的女同志，不懂上海话的‘闹猛’，咿哩哇啦太闹猛，这就破坏了庄严肃穆的气氛。要是换了上海人，就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
　　许铁生配合了党委书记的眼神，作了合情合理的证词。公安人员收起拘捕证；他在背地里介绍这个女同志在剧团原是个跑龙套，她想从政治投机上提升自己，结果赚了个“长舌妇”的“美名”！对“长舌妇”的贬词虽则甚获我心，这个跑龙套女人也着实可怜，长舌妇必须有听得进谗言的首脑做搭挡，如今碰上个脑子开通的党委书记，长舌妇就无法施展其技了。所以说，小人得志是由小人的领导培育的。
　　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十月四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全军覆没，所谓“毛泽东夫妇的末日”即指此。毛、江联姻真叫做“天作之合”：一个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配上个嗜血成性的悍妇，至于她也能参与夫妻挡的杀人比赛，完全依靠裙带关系，便赋予她制造上千件冤、错、假案的权力。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智商并不低下，他们煞费苦心找门路攀龙附凤，首先找着老毛的夫人，在中央又有阴险恶毒的康生；在上海还有一个奸刁巨滑的柯庆施，四个小丑只是贪图往上爬，终于爬上了最高层。
　　只可惜没有学过 “加、减法”，他们竟不问老毛已是风烛残年，有朝一日，龙腿一伸，必然是树倒猢狲散。
　　四人帮作恶多端且不去说它，只说周恩来去世，中国人民对他有好感，四人帮却千方百计制止民众悼念他，并派人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毁坏花圈，抓走献花圈的人（张琴秋的女儿玛娅就为此而死于狱中），并且还下达中共中央文件，还不得悼念周总理（其中没有一句说明为何不能悼念他）。这就把人民的哀思转为对四人帮的愤怒。正好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爆发了二十多万人参加的天安门事件。我们从几百首 “天安门诗抄”中看出，全部是咒骂四人帮的。
　　由华国锋、汪东兴策划活捉四人帮，为人民除四害，就凭这一条，华就成了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不过最大的遗憾，粉碎四人帮后，紧接着又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公开宣布邓小平原是黑后台，这就埋下了以后失败的种子。
　　除四害消息传来，京剧院牛棚里的难兄难弟，许铁生说：“卷铺盖滚出牛棚的时候到了”！我说：“我们头上的帽子也该飞了”！

　　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邓小平不得不保护毛，他生前所坚持的东西，正是邓坚持的“四项原则”，只要中共不肯结束一党专政，毛的神明就得保护下来。

　　　　　　　　　　　　　换人不换马，换汤不换药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牛棚”没有拆，我跟许仍然在牛棚里，只是“牛头”的态度有了转变，那个跑龙套的女人也怕和我们照面。由江青领衔的样板团也宣布解散，京剧院的“特权阶级”成了平民，委屈了好多年的名角们翻了身，预备演个大戏庆祝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编剧许铁生向楼上的名角们推荐一出传统剧，戏名有好几个：上天台、打金砖（又名“姚期”）。生角是汉光武，静角姚期，旦角是汉光武的宠妃。光武帝听信宠妃的谗言，连续杀戮姚期等大臣，直至皇帝有点儿清醒，朝中的功臣宿将都消灭殆尽，最后光武帝被阴司的冤鬼手执砖，将这个昏君打死。
　　“打金砖”这个戏明显的借古讽今，古代的剧作者似乎早就知晓当今江氏宠妃篡权专政的故事，不同之处江青在老毛宫闱中并不得宠。
　　许铁生不愧是“戏篓子”（熟悉戏曲各种剧目者）
　　在紧要关头，许救了我。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也曾谈过各人未来的理想：我谈的是壮志未酬，从我的觉醒过来，后半生再也不做现政权忠顺的奴仆了；许说：“我再也不‘紧跟’，一旦摘了帽子，安度晚年”。他被连续的劫难消磨得胸无大志了。
　　这儿补叙许的女儿因受父亲的株连发配白茅嶺劳改农场，年方青春的姑娘与一名男劳改犯产生了爱情。由于她曾骂过江青而加刑，粉碎四人帮后，许的女儿一夜之间成了反对四人帮的女英雄，由宝山县教育局在她大门上贴上喜报，她从白茅嶺归来，坐着吉普车，捎上行李，从安徽直驶上海，留在白茅嶺农场她的对象，自己感到高枝儿攀不上，只得退还她定情的戒指。许家吉星高照，许铁生得到平反，他女儿又被宝山县推举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父女双双戴上红花，坐在演出“打金砖”的贵宾席上。
　　相形之下，我的情况还不如许铁生，他摘去反革命帽子，我的帽子不能摘。上台不久的华国锋于一九七五年就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信条：（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拥护；（二）凡是毛主席制订的方针，我们都照办，并且下达通知：“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者可以平反，并给予适当经济补偿，毛主席生前做过的决定和批示，不在平反之列”。这就是这个“短命内阁”大失人心的一大败笔。
　　既然提出了打击右倾翻案风，那就鼓励了极左派的复辟，且举上海就有两个左派分子：
　　刘金的批判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是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协作组”的署名，其中把王若望、姚文元扯在一起，骂成“一丘之貉”；上海作协自报叛徒的唐铁海撰文在《文汇报》刊出，与刘金的文章一个调子，增加的语句：“王若望比姚文元还要右，他的‘一板之隔’是为资产阶级张目 ”。
　　刘金的那篇文章，还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两天播出，我的羊子在湖南株洲听到王若望是姚文元的祖师爷时，吓得眼泪直流，本打算回上海看望我，听了广播只好打消行期。
　　许铁生和京剧院的朋友也为我着急，我只有苦笑。私下里我对许铁生说：“这些家伙故意混淆左与右，其用意是给姚文元、梁效打掩护，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还有一事，多亏羊子在她写的“我的难题”中提及，她写道：“大家去看一场电影，是周恩来逝世的纪录片，因为党中央致悼词的是邓小平，可是邓一直没有出现，观众所以注意邓的镜头，原来是邓小平读完悼词后就消失了。观众情绪显得沮丧，老乡（若望）说：‘为什么把邓小平的镜头剪掉，等于宣布自己跟四人帮站到一块去了’。老乡说：‘华国锋在台上不会长的，他不是政治家’”。（港版：《天地有正气》１４６页）
　　果然，华国锋成了中共领袖中最短命的内阁。
　　华国锋以“凡是”派而闻名，他坚持将毛的尸体永久保存在纪念堂，这就大大违反了“凡是” 了，原来毛生前和几个元老都立下字据：“死后火葬，决不特殊”。如今他却保存毛的尸体，怎么不凡是了呢？
　　华国锋的说词：莫斯科列宁陵墓的尸体还是保存下来了。他偏偏挑选独裁国家的列宁为证，为什么不比照西方国家那里没有一个首脑的尸体，展览给活人观赏。
　　凡是观赏毛泽东纪念堂的玻璃棺材里的腐尸者，肯定会嘲笑，让我看到了真正的遗臭万年，看到了始作俑者多么愚蠢！
　　　　　　　　　　张志新、王申酉之死

　　上一节讲了几件华国锋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愧是“凡是”当头的衣钵真传，谁能料到，连毛泽东好杀人的作风，也包含在“凡是”里面呢？
　　辽宁妇女干部张志新，文革期间被投入黑牢，四人帮粉碎以后本该将她释放，由于华主席的一纸公文，规定不得释放。
　　张女士在狱中感到气愤，又讲了冲撞的话，她的罪行步步升级最后升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时候，怕她喊反动口号，事先竟把她的喉管割断。
　　那时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沈阳有良心的公安人员向胡透露张志新惨死的经过，胡耀邦很气愤，他想抓住这一事件教育干部如何讲人道如何守法，并调了三大报纸一个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协力写出张志新冤狱的始末，还未写成，华主席知道此案是冲着他来的，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只得牺牲组织部长的面子，资深记者中途散伙，那篇报导成为有“始”而无“终”。
　　四人帮打倒后，一度出现宽松局面，再也掩盖不住张志新惨酷的死。我在做报告赞扬粉碎四人帮的正面意义，往往插进张志新的故事。
　　感谢左王陈沂在他的“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文中，批评王若望违反了党章：“王若望每次出去讲话，孩子都劝告他，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爸爸，你不要去乱说了，不要再给我们带来痛苦’。他怎么回答呢？‘有什么可怕的，我准备了一根喉管’。我对他说：‘张志新的喉管是被四人帮割的（明明是华国锋执政时期割的，陈沂显然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作者），现在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党和政府，谁会割你的喉管呢？（引自《王若望自传》第二卷附录三，４２３页）左王对此大谬不然，只能说明他是为屠夫张目。
　　我做报告，所以加张志新的惨死，原是要给听众一种暗示！对华主席不要抱太多幻想，当我讲到张志新惨死的情节，台下一片唏嘘声，女同志甚至哭出声来。我要把张志新烈士的故事传播出去，企图代替三大报纸和一个通讯社。
　　四人帮粉碎，上海帮在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一同溃灭，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分别判了十年左右的徒刑，由北京市委苏振华，彭冲，倪志福，组成新的上海市委。
　　新的领导班子并没带来什么新气象，毋宁说还换汤不换药，继张志新惨死在华国锋的刀下，又制造了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的惨案！
　　王申酉是全校的高材生，作文、吟诗、音乐、打球都来得，同班女同学都喜欢他。他看中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女同学，便写了一封长长的求爱信。四人帮派进该校的工宣队，一个老师傅不识字，被他抓到的文字，都以为其中有问题，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的仇视，原是毛泽东灌输的思想，这个老师傅抓到了一封信，并不过目，便交给工宣队。这封情书没有一句是谈情说爱的，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进行理论的探讨，里头最严重的词句，竟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马列主义到了中国被某些人搞得非驴非马，我要亲自研究马列主义等等。
　　上海市委拿到了这封信，立即逮捕王申酉，把他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关了不到一年，徐景贤大概忙于篡党夺权，无暇顾及黑牢里的小将，一直没有审问和判刑。
　　四人帮粉碎的消息传进了牢房，王申酉庆幸自己很快就会释放。他兴高采烈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申酉刚走出牢门，就被五花大绑，他的乐观完全错了，万万没有料到，他是走向刑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为了一封情书丢了性命！
　　华东师大的学生们，前往北京上访，要求胡耀邦为死者申冤，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其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央领导人不敢出面，报刊更不会报导这件惨案了。
　　这是彭冲根据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判王申酉的死刑，上报华国锋批准的。
或许是胡耀邦批评了上海市委不重视人命关天，希望作出善后处理，彭冲得调离，政法委员会主任严佑民，却调往安徽省担任同样的职务。
　　这一年我的小儿子殿佑，在奉贤新海农场插队，他也讲起一名上海青年，写了一封信投给报社，不同意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青年发信不到一个月，未经审判便把他处决在海边丛林中，死尸抛入大海。
　　张志新、王申酉和新海农场一位连姓名都不知的青年，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行平反冤错假案的一九七八年，由于没有推翻华国锋的那个卫护死鬼毛泽东的红头文件，一方面平反冤错假案受到极大阻力，一方面还在制造更多的冤错假案。把活的志士仁人杀了去祭奠躺在玻璃棺材中的魔鬼，我相信，惨死在两个“凡是“下的，决不止上述提到的三位牺牲品！

　　　　　　　　　　　　　第五部 宽松时期的成就

上海的回城风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走向开放与宽松的转折点，会议公报否定了华国锋的“凡是”派论点，并撤去军委和党的主席，只保留了政府主席、中央委员的名义。就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则取而代之。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耀邦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宽松的表现首先在“西单民主墙”打开一个缺口，容许言论自由的范围争得了方寸之地。
    追叙西单民主墙的兴起，经历了曲折和有趣的斗争，不妨说，是汪东兴催生了“民主墙”。四人帮扼杀了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月刊，“四人帮”粉碎后，《中国青年》有理由复刊，该刊编辑人员都是胡耀邦的部下，并参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门诗抄”，汪东兴文化不高，在他那里收容了为四人帮服务的笔杆子，其中有人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送到汪东兴那里，他下令禁止该刊的发行。编辑人员就用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方式，将第一期《中国青年》拆开张贴在首都西单墙上，“西单民主墙”就这样诞生了。胡耀邦却支持民主墙，设法将民主墙上讨论的重大问题反映到中央工作会议上来。民众就这一事件张贴大字报批评汪东兴无权干涉言论自由，这时批汪东兴的大字报已不限于西单，而且向其它街道扩展。大字报所涉及的问题，如要求平反冤错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胆的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
    由西单民主墙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直至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矛头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和“第五个现代化”，正好与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唱对台戏。不仅扼杀了可怜的西单墙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邓小平一朝权在手，第一个动作便是制造冤错假案。
    胡耀邦面对邓、汪联合把西单民主墙扼杀的行径，表现了束手无策，彭真跳过胡耀邦，将起诉魏京生犯有泄密罪的判决书直接交给邓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预，冤案已成定局。
    所谓“泄密罪”也很离奇，判决书上预先造了谣，说魏京生讲过越南战场上中方指挥官的姓名。此事报纸早就揭晓，何来泄密？从此司法部门给持不同政见者定罪，大多袭用“泄密罪”。
    北方的民主墙事件扩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个季度。上海响应西单民主墙，在淮海中路，人民广场南京路一面的大楼，贴出了长幅的大字报，第一回合的语句比起魏京生的几张还要激烈，我赶热闹前往观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报，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对面贴着霹雳大字。
    “毛泽东不是神，是人”！
    “四人帮倒了谨防新的四人帮重来”！

在三年以前，党中央号召大城市青年支持边疆的经济建设，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云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于近年来党的政策表现了宽松的气象，所有支边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结队回到生活过的城市。带头发动第一波的回城风，却是上海的青年们。
    当第一批回城青年达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那里聚集的人群约两万余，真叫做波澜壮阔。这场运动与八九天安门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它是自发的，支边青年皆从新疆、云南省回来，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领导找不到什么借口动武镇压；不同之处，回城风只有一项要求：允许边疆回归故乡的中青年准予落实户口。
    读者有所不知，中共对城市户口的管制极端严格，几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敢于冲击城市户口制度，首先发难的就是上海人。参与回城斗争的还有支边青年的家长们，他们向聚集在马路边上的群众宣称：当年街道干部如何用车轮战逼迫子女非支边不可；有的则用威胁的手段，如果不鼓励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长的饭碗。我听过白发老人在马路边声泪俱下的控诉，才知道所谓“车轮战”，是发动老头老妈一批一批轮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长点头，当场画押，并通知派出所今后不得将其子女列入城市，于是这家门口贴上“光荣人家”的告示，车轮战的部队才停止战斗。有一位老人发狠地说：派出所和里弄干部耍的是无赖手段！不过只有极少数家长被迫上钩。
    三天以后，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万七千余了。并且选派出代表应雄耀、乔中林等五人，提出坐下来和市委领导人对话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头，恢复支边青年原有的城市户口；只有一条例外：男、女青年已和当地的对象结婚者，迁出的户口不能恢复。
    这场回城风的斗争以完全胜利告终！胜利的喜讯传至四面八方，当年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处的支边青年乘着胜利的东风纷纷赶回上海。这几个地方加起来的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
    “回城风”的胜利引起的连锁反应，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冲击了城市户口制度，也就是争取迁徙自由的初步胜利。从此，城乡男女婚姻制度自动取消；农民进城做买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付警察的干预。
    “回城风”的斗争，还有一个特点，新疆回归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们从小出了远门，生活阅历比较丰富，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是很好的大学校”，生活的艰苦锻炼出不屈不挠和近乎狡狯的性格，比如说，“回城风”的斗争没有知名的领袖，他们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车轮战术与市委领导软磨硬撑。上述王辅臣、傅申奇、张先樑等，开始似乎没有什么，但他们的命运并不美妙，没多久当他们响应西单民主墙，到街头贴大字报，就遭到逮捕。
    在以后的捉捉放放中，这几位久经考验的民运战士表现出坚定和圆滑，始终不改初衷，他们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与我协力同心，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最初命名“中国人权研讨会”）我本人任顾问，主要骨干王辅臣、张惠康、傅申奇、温定凯、乔中林、龚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记注册。民政局并未拒绝，只是说：按规定社会团体必须与某个单位挂钩，事实上所有的官方机构见到“人权”就怕，谁也不肯与这样的社团沾边。“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举行座谈，公安人员站得远远的，用摄像机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汉。在座的神态自如，只当没这回事，引得公园的游客们向他们伸出大拇指。
    “中国人权协会”也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就在一九七七年底的一次报告中曾提及：“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关系，策划破坏活动”。（引自《邓小平文选》中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最后一句看来，他又在捏造虚假的罪名，准备采取镇压手段，只过了半个月，即有乔中林、李庆荣、应雄耀、董绍平、王辅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胡耀邦仗义执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任命胡耀邦为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比较开放宽松的局面。这种宽松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两种反应：极左分子觉得这是个卷土重来的机会；民主派的知识分子认为根绝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必须进一步与思潮作斗争。前一阶段极左思潮曾把华国锋的“凡是” 解释成“反右”，如上海作协的刘金和唐铁海一伙混淆“左”和“右”，表明极左思潮常常依附于“四人帮”，二者是形与影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极左派的反扑先在文艺刊物上露头，六月号《河北文学》刊出“歌德与缺德”一文，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歌颂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食无衣之虑，日不怕盗贼行凶，夜不怕蒙面大汉上门。河水泱泱，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谁指出社会主义有阴暗面者，就是“缺德”。此人还以恶毒的语言辱骂揭露林彪、四人帮种种恶行的文艺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只能诅咒红日”，后面一句是骂反对红太阳毛主席者是动物。明显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帮的仆从、余孽！
    我立即撰文进行反击，题为“春天里的一股冷风”（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０日《光明日报》、同月３０日《人民日报》转载），以下简称“冷风”。 由于《人民日报》转载，“冷风”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几个省的作家协会、文联发表书面谈话，声讨“歌德派”，“歌德派文学”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贬词。这一下吓坏了极左派头头胡乔木，他不便正面反扑，而是运用组织力量，打电话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赶浪潮，对“冷风”却没有半句肯定。
   《河北文学》主编田间对“冷风”一文也不以为然，乃写信给胡耀邦，信中指责王若望的文风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艺界的团结。胡在百忙中邀请田间和编辑——即“歌德 ”的作者赴京面谈。
    胡耀邦发话安抚田间和那位编辑，指出“冷风”还是符合大方向的。我从中宣部内部发行的《宣传通讯》看过胡耀邦的谈话摘要：
    “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的批评失之于尖刻，你们不必计较，而《河北文学》的那篇文章是确实不符三中全会的大方向”。
    那个时候，“老近卫军战士”的称谓是很高的荣誉，当年列宁赞许功勋卓著的近卫军战士，就是这么说的。本人不想借列宁和胡耀邦之光来炫耀自己，对谁也未透露过。直到十年以后胡耀邦逝世，适值《百姓》的主编陆铿兄来访，我才跟他讲了胡耀邦的谈话。我说：当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学》编辑谈话的那本《宣传通讯》，上海地区的文教干部没有看到，原来是陈沂部长做了小动作，因为我在四届全国文代会上公开批评他“左”得离奇，他对我心存报复，竟将耀邦称赞我的那期《宣传通讯》扣留不发。感谢安徽宣传部长赠给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讲话的原文。从这件小动作上暴露出这位陈沂是小人肚皮鸡肚肠，他想一手遮天，结果是自欺欺人。

《红旗》论坛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产的一年，“冷风”引起国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着我旺盛的创作欲，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如果说“冷风” 是针对一个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党中央的文艺领导。
    接下来的一篇题为：“谈文艺的无为而治”发表于九月号的《红旗》上（以下简称“红无为”）。《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就提高了它的身价。“红无为”敢于批判《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而此文历来认为是老毛的经典文献。此文一开头对“文艺讲话”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似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就写不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红无为”提出相反的论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往往是通过自己深入群众的体验，艺术的感染，榜样的示范等途径逐步实现，并由此获得创作的题材和灵感。而那种采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赶下乡，开学习会讨论，或采取批斗方式，送干校劳动之类，都不会收到什么好效果 ”。并批判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类“无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领导方法。往下，罗列了所谓党领导文艺，其实是外行领导内行，给予作家开出“不”字的当头的许多条戒律，计有“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和动摇；写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请调；英雄人物不能失败，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观失望；用儿童的心理和语气写少儿读物，就是资产阶级童心论；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中间人物不能写；历史上党的错误路线碰不得；代表这个错误路线的人物写不得；悲剧、讽刺剧要不得。¨¨¨”
    《红旗》犯下的错误惊动了党中央，《红旗》主编熊复请示胡耀邦如何善后，胡看了我的那篇“红无为”，据说提了几条意见：“不必公开批评，不要作者检讨，《红旗》是我党的机关刊物，由党中央的机关报认错没有先例，影响也不好。作为一家争鸣，让他去‘鸣’，好在问题不大”。耀邦并未指出一家之“鸣” 错在哪里，熊复感谢胡耀邦卫护了《红旗》的面子，他当然照办，只是把向我约稿的柯蓝作了替罪羊，株连他丢了饭碗。

冤家路窄

陈沂原是军委文化部长，下面两个副部长，一位叫刘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个“左”王组成的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据说副部长刘和魏拿得出响当当的作品，魏有一个记述长征的剧本，刘有几篇歌颂内战的小说，而陈部长却没有一篇文艺作品发表。部长受到两个副部长的排挤，这种情况在军内并不稀奇，几十年来，军队是个独立王国，外来干部等于异己分子，只有个别忍气吞声的外来户才能混得下去。陈沂把自己的苦恼向胡耀邦报告，他想离开文化部，至于受排挤的内情他没有说。胡耀邦是个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长不当，当市里的部长，行不行？陈沂问：是哪个市？当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觉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陈的级别是军委文化部长，他可不知道，把一个“左”王派到上海领导意识形态，其后果比军队左了一大片要严重得多。
    陈沂从出发前电告吴强和我到机场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十年间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陈沂刚上任不久，按理应会见文教、宣传、卫生部门的专家和领导，他把这样的会见改为大家聚集在“文化广场”听大报告，简单省事做到了，却把与各条战线的领导与专家了解下情和亲切交谈的机会错过，势必成为首长教诲，居高临下的格局。这且不去说它，他在台上所讲的内容令人大为泄气，我是听众，他忽然讲到白桦的“苦恋”是不爱国的，将军们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见；他还说：市委宣传部就是要强调思想改造，就是要捍卫社会主义¨¨¨。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报告在技术上很差劲，讲得重复，冗长，教条，枯燥，言谈之间听得出此人浅薄，不学无术，人们担心他怎么担当得起宣传部长的重任。
    在这以前，我的党籍已恢复，重新回到《上海文学》任副主编，领导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钟望阳，为着发稿用与不用，难免发生冲突，我信任陈沂，在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有时把可用的稿件请部长作最后决定。为着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钟排斥，我告到部长那里，陈沂没空看，我并不怪他，可是他同样否定了这篇佳作。我相当恼火地当面批评了他，没想到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参加会议者大多是各区宣传干部，他举王若望的例子，批评我自作主张，党性不强。
    这一场冲突，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差错，退一步说我真有错误，应当当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岂不是一种缺席裁判？这一年正好在北京开四届文代会，出席会议的作家名单，须经市委宣传部审核，这样的手续体现了党领导一切，民间团体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部长陈沂发现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将王若望刷掉，后来还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设想了争取公开发言的机会，这次文代会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致词，他的祝词强调创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谁干涉作家创作自由，可以向全国文联，作协或中宣部提出申诉。这对我的公开发言又是一种鼓励。文代会的程序中有一项各地代表自由发言———以前文代会以及其它会议，从未有过，“自由发言”一项，实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届文代会实属“首创”。
    我代表上海作家发言，前半段热烈拥护胡启立承诺创作自由，接着举上海宣传部长为例，批评他便是窒息文艺的领导人，至今记得我还举出若干事实：话剧“布谷鸟叫了”，“洞箫横吹”以及白桦的“苦恋”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已经公布了，传达到下边如果顶着不执行，你们说怎么办呀？我和陈部长的友情已有半个世纪，曾当面对他提出忠告，他不愿接受，反而干涉的情况多起来了。我们的宣传部长还在继续犯错呢。最后，我又回到胡启立的祝词，我说：“真正兑现创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领导，胡启立授予作家们有权上告，今天我的自由发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权利唔！
    我的这次发言，会场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陈沂软硬兼施对付王某的动作，他找我去谈话，当然没有好面孔，陈要我承认我是一种报复心理还要我发表文章，挽回在文代会上肆意攻击陈的影响。我说：话都讲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发表文章，我或许有更多事实证明我的发言并非恶意攻击，报复心理或许有，先是你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你点了我的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双方是平等的，你既然点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指出部长的缺点，高明的领导人闻过则喜，不高明的领导人才会指我是报复。
    陈想不出反驳之词，一时语塞。我动之以情诚恳劝说他珍惜我们之间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谊：想当初你通知吴强和我到机场接你。我和文艺界的同志对你抱着多高的期望，你也以为上海有两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协助你的工作。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对立。
    我进一步说：“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刚到上海，下车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广场跟上千名专家和领导见面，你轻率地把几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从极左的角度做的大报告，人们挖苦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过马楠同志（陈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对你的粗暴作风有意见，我的用心良苦，却换回了你如此恨我，难道这是我的责任！
    陈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领导人之类，对我的推心置腹的进言依然无动于衷，上一节曾讲到他扣留内部刊物《宣传通讯》，因为那上面刊有耀邦称赞王若望的话，他就全部扣发，借机报复。如果通过这次交谈，他表示愿意改进的话，弥合我们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还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终耿耿于怀。在他六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副标题为：“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一文中，讲到这次交谈：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若望针对我作了不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在上海几百人的代表团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不好的影响。回到上海后，我向市委作了汇报，但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我只是个别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问他：“你这样做，考虑后果没有”？他说：“没有”。（参看《自传》二卷附录４２２页）。上述引文提到“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从这句话里，可见市委并不同意他准备严惩王若望的意见。
    陈沂部长手中有权，他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想方设法把我调离《上海文学》编辑部，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转了个弯调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刚刚恢复党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义调我去党校学习，不服从也不行。

进党校受洗

我历史上两次开除党籍，两次进党校进修，记得一九四三年我头一次进入山东分局党校，因我得了个“山东王实味 ”的美名，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同意调我至党校，那时我对李林部长的决定，感情上并不抵触，不像第二次进党校那么勉强。记得老根据地流行两句顺口溜：“叫你洗澡，请入党校”。“洗澡”在这里不是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像天主教徒受洗，这两句口诀说明进入党校的学生多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结合我的遭遇，当时觉着到那里洗掉“山东王实味”的美名，洗得干干净净，一举两得，所以我第一次进党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满意的。
    第二次进党校，同样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义，在陈沂眼里，王某喜欢“抗上”的污垢够严重的。我心里明白，进党校不过是一种过渡，他的计谋最终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学》副主编职务。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注意喜鹊的生活，党校设在郊区，观察喜鹊比较方便，引起对喜鹊的研究，多半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着的《昆虫记》使我对动物发生了兴趣。七年后我写成《喜鹊王》的科学小品，是我进党校的 “博士论文”的意外收获。我还写了“上海一霸”，评论上海市委书记，一手提拔四人帮的柯庆施罪恶的一生。（发表于一九八零年《民主与法制》）。
    我的处世哲学：自我感觉良好。尽管有权的人左右逢源，背后捉弄我，打击我，我处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来党校的同学大多是犯了这样那样的差错，得罪了上级，他们的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与我可算是臭味相投，这就使我联想起当年在“五七干校”中的一段自由开放的生活，在这里，我悄悄地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记下各人受打击遭迫害的经历；二是出了几个问卷调查，请求同学写下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意见。
    学习结束时，我的调查研究赢得了双丰收，两本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可惜这两大丰硕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员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编码记下各人的名字，没有株连同学。此处只能以苦思冥想记下问卷答案的干部思想调查：
（一） 最不满领导体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项制度？（三）有哪几件好人好事过硬的？大多数答卷：（一）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组织部长，人事处长；（二）开会忙，向党交心，公车、房屋、补贴上的等级森严，不断搞政治运动，报表弄虚作假，党委干涉个人婚姻自由···· ··；（三）最不过硬的是学雷锋，学大寨，学焦裕禄，学杨怀远，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虚作假，吹肥皂泡吹出来的。
    少数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彻底，报上大字标题表扬的模范人物，没一个经得起考验，标题越大越不可信，那个单位挑选的模范人物，本单位的群众最讨厌。
    关于拉丁字密码速记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泾狱中发明出来的，这里顺便补叙一下：原是为了写作安全，用密码写下禁忌的杂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检而制作。当时，除了羊子能解读，无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国通美国人林培瑞先生，汉语已到了能说相声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编的“拉丁密码速记法”，林教授一学就会，当场使用密码与我笔谈。这并不是他特别聪明，实因这个速记简单易学（林教授曾于一九八七年协助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读者如有兴趣学习，参看附录（四）中文，代数公式对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妈妈介绍羊子与我认识，在定情后整整蹉跎了十二个年头，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头上还有一顶现行反革命，后面这顶帽子压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废除，几乎同时，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布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广播电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我和羊子的爱情延续了十二年，也应该到了划句号的时候（有关详情，请阅当时轰动全国的、由上海夏画先生主编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结婚”）。
    新婚之后，羊子赶回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别”中所说：“暮婚晨告别，无奈太匆忙”，我舍不得离开她，半年后就去株洲探亲。我利用那个简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写出了《饥饿三部曲》（发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获》，后编入港版《王若望选集》，并有美国骆基南（Kyna Rybin）女士译成英文，由伦敦、纽约同时出版。
    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视，（《收获》又增印三版发行三十四万册）。读者认为是写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个作品，系“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不过，当时的中宣部张王任重看了并不满意，他通过党组织作了口头指示：不介绍，不扩散，不转载，“三箭齐发”，中宣部内的朋友告诉我：部长看过饥饿三部曲，他批评作者将国民党的监狱与我们的监狱作对比，让读者觉得共产党监狱的黑暗还超过国民党。造成的影响极坏。
    我在一篇杂文中批评“朱子家训”，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长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邻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个子女，李明亡故，抚养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亲的一人承当。
我崇尚民主自由，总不能出门喊民主，关了门依然实行家长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熏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贯彻民主精神的身体力行，在旧家庭中，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比如说：不可打骂孩子，这是低一级的标准，高一点的要让年轻一代敢于批评长辈，真正体现“长幼平等”，由于家长多次挨斗，在学校里黑五类的子女都抬不起头，养成了挨打挨骂不还手的驯顺的受气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骂子女，只是要求他们敢于批评家长，很难做得到。
有一篇《谈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绍自己如何跟孩子们一同戏耍，体现了“长幼平等”的家庭乐趣：“我宁愿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个孩子，他们尚在幼年时，我爱跟他们一起跳采茶扑蝶舞，我手里擎起纸做的蝴蝶，诱他们来扑打，这时，我完全忘却了‘严父’的身份了。由童心发出来的情趣是最纯洁而又有趣的”。（刊于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编入港版王若望杂文集《凛凛凤骨》一三六页）
    封建味道浓厚的家庭，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几乎是历史传统赋予的特权，在前一节《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会上流行的两句话：“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 ”，是“门当户对”的复活与延伸；林凡与徐建的婚姻悲剧，并非政府官员搞株连，倒是自己的妈妈破坏了这一对美满姻缘，林凡的母亲却是五四运动获得婚姻自由的过来人咧。
    再举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儿子看中了近邻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亲属于黑五类，女方的母亲百般阻挠，我的儿子差一点要跳楼。这时我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得代儿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办公室”当作扬帆的同党，吃尽苦头，多亏他以感同身受的实例批驳“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标准第一，才使亲家母回心转意，终成眷属。
    对其他几个孩子的婚事，同样受着“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响，他们可没有老大那么幸运，这种社会性的歧视，谁也没法抗衡。必须等到父亲头上脱了帽子，找到对象的喜讯纷至沓来，半年之内我家接连办了三次婚礼，两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时候，相互解嘲曰：“迟到的爱情”。
    虽则我没法抗衡社会性的“政治标准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则还是可以坚持的。在孩子们找对象的问题上，我只做一个观潮派，成与败考验他们的能耐，自生自灭。只是在定情之后，让他把确定关系的对象让我看一下，我不加评语，完全尊重子女的选择。
    联想起我的妹妹对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听她的，结果几个儿媳，不是闹离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难，我替她总结孩子们闹婚变的教训，我说：“青年人自己找对象那么专注，可以说全身心投入，她（他）所了解的爱人总比只见一面的老娘了解的得全面和周密，恋爱自由产生良性反应，我家孩子就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仅没有闹离婚，或接纳第三者，连反目打架的事也没发生。只有小儿子的婚姻偏离了中国传统习俗，查明责任在女方，而小儿子至今还痴迷地爱她”。
    此处再补叙“四人帮”的另一条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布冻结五类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创作的儿童文学《阿福寻宝记》改编为电影；另有《无罪的女囚》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共得一万七千元，还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帮以后，如数发还，还加上两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过民主方式：已婚子女两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这就给他们办起结婚筵席来很有气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满意了。
    上海解决房子可不那么容易，我采取的计策是迂回曲折，逐步占有阵地。比如说，我从复兴路迁出，房管所调拨万体馆对面的高楼房子，我提出以大换小，复兴路的房子面积大，万体馆的面积小，希望考虑分两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与羊子在万体馆大楼里住了一年，又迁入香花桥路四层楼的一小套居住，万体馆的房子便让给两个儿子成家。这样，不出两年，六个孩子先后都解决了住房问题。

羊子对我们住房越住越小，毫无怨言，她也喜欢孩子们，夸奖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
    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获也像我坐牢那样换了好几处，周游列国结交了亲如家人的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直至我们来美国头两年，当年的邻居还捎信来遥致问候。

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这时，市委宣传部长换了王元化，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陈沂部长本来把我调至党校，是把我踢出作家协会的第一步，第二步却未能实现，实由于作协党组的抵制，市委也不同意开革一个作家（全国还没有先例）。对于善写杂文的王若望，这么做尤其不可。
    没过多久，陈沂本人告老退休，他的阳谋全部泡汤。
    我去找新任的部长王元化，到北京去是什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又能干什么？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把”。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的地方是石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派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在文艺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着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我没有明确站在哪一边，我用装傻的口吻说。
    王：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是精神污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 “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跳脚。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听了我很吃惊，只当作没有看过随想录，我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嚒，象钱钟书，他就不谈政治嚒，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骂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钟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的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讨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目的，回到正题，他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艺，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候，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略升到“封官许愿”了）。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你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胡掏出很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批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海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他在招降纳叛，而我的这条防线决不能被他攻破）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精神污染的论点。

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

晋京谈话即告结束。我起身要走，又碰上邓力群老先生，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
    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嚒，明天还有徐悲鸿画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她名谷雨，四十六年前在安吾青训班，我跟她熟识，那时名叫黄桂英，乔木很有点浪漫，并不象如今一本正经，教务长乔木追求她，我在她跟前为乔木说好话实际上我成了他们的媒人。这一回没有见着谷雨，不知是她丈夫的阻挠，还是她不愿见我？

　　　　　　　　　　　　第六部　　极左派卷土重来

文代会开锣戏

回到上海第二天，即有《解放日报》副总编亲自上门约稿，要我写好稿子马上交给报社，“我们会很快发表，放在重要地位，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我没让他太扫兴，只是说：“乔木同志关照，要我吃透《邓小平文选》，至少要学它一个礼拜，才能动手”。这样就把他打发了。我心里想，往日我的投稿可没有这样重视，大概中宣部打来电话给他，一下子就身价十倍了。
    次日，市委宣传部王元化又约我到他办公室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刘金，他是陈沂一手提拔，任宣传部文艺处长，刘听说乔木接见了我，当然要听听“左王”近期有什么重要指示。我汇报了半个小时，一直没有理他，只见刘金作记录那么认真。
    我在汇报中有意略去乔木借王震之口侮辱巴金的谈话，关于不久召开文代会打算踢出巴金的意图，我也没有介绍，这两点我只对王元化一人作了汇报，他听了摇头不止。
    我知道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那篇鼓吹人道主义的文章，王元化也有份儿，该文章发表前，曾征求他的意见，元化还从德文本找到了马克思使用“异化”这个词的来历，使周扬的立论更具权威性，这篇文章闯了祸，从前文艺界对周扬一贯充当毛的打手，名声不好。正是这篇文章便成为抹去“左王”帽子的转折点。
    王元化听完汇报，说：“乔木叫你写批判文章，你打算写不写呢”？
    我说：“你知道我是挨棍子的人，怎么能变成打棍子的人？打棍子的人，人人恨，挨棍子的人，人人爱，这是做人的常识嚒。乔木在北京给我封官许愿，许诺做什么文联主席或副主席，我又不是官迷，如果文联主席当上了，也不过是个闲散宫，我才不稀罕它 ”。
    元化说：“其实做个宣传部长也不值得羡慕，上任以后，我好多天失眠呢”。
    我接着问：“听说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按照乔木的意见，企图踢开巴金，恐怕行不通吧”？
    他说：“目前，还找不出一个作家能超过巴金的声望，这是最大的难关 ”。
    一九八四年八月初，筹备很久的上海文代会终于召开，为了抛开王元化，另外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组长夏征农，其中的成员，有一位绰号“金棍子”，就是化名《上海人民出版写作组》，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骂周扬、王若望的刘金；还有包揽出国访问的杜宣等。
    产生文联的领导班子，经过三个层次的选举， “文联”是各个文艺团体的联合组织，如美协、作协、剧协、音协、评弹曲艺等，第一次选举，各个协会分头选出代表共一千五百余人；第二次选举，在一千五百人中选出文联委员的候选人；第三次从候选人中选出文联主席、副主席。
    第一回合我参加了作协选举文代会的代表，上海方面甚至比胡乔木的极左还过火，他们压根儿不让王若望当上代表，连出席文代会的资格也被剥夺，可是他们的“专制”并未得逞，青年作家陈村提出质问：“王若望为什么不能放在候选人名单中，陈沂也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另一位作家提出：“王若望登记在会上发言，为什么他连发言权也没有”？
    不让我作候选人的几位，他们只能悄悄地通过“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暗中使劲，却没有勇气在大庭广众申述不能当候选人的理由。好几个兄弟协会的代表小组也提议，应推举王若望做候选人，后来只得把王若望的名字印上候选人名单。是等额选举，票数揭晓，夏征农得票数只是末位第三，王若望的票数遥遥领先。
    巴金本是上海作协的主席这次作协大会他却没有到会，茹志鹃提出质疑：为什么巴老没来开会，也没有印上候选人名单？我们是群龙无首呀！
    夏征农连忙解释道：“巴老已被中央安排做全国政协副主席了，所以不再安排”。夏还补上两句：“我岁数比巴金大一岁，我的健康比巴老还好 ”。这两句补充多么笨拙，这一补充不泄露了自己想当文联主席的心愿！
    由于这两句补充，还引出了一鸣惊人的“补充”，上海作协人事处的小徐说：“夏老既没有参加作协，也没参加其它的协会，只是复旦大学做过两年校长，而教育工作者协会他又没有参加，按章程非会员就不能当代表”。
    这次会议开头无人鼓掌，而小徐的发言赢得了持续一分钟的掌声。老练的夏公红着脸很窘，只有默认下来。
    选举揭晓后还有最后一项：候选人发言，夏征农满脸晦气，加上名次排在后面，他无话可说。我便抓住这个良好机会，乘胜追击，不指名的批评了他：“不参加这样那样的人民团体，毛主席就批评过，这是缺乏组织观念，又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反对精神污染已经反不下去，胡耀邦从日本回来，不到四十天就悄悄收兵，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会上，还有人说，反对精神污染有必要，这不是跟党中央对着干吗”？

　　　　　　     　　　　　出丑卖乖假民主

最后，由二百五十名当选的理事，选举文联主席，很滑稽的，准备已久的二十三名副主席的名单却没有发下来，大会秘书处推托说是准备的名单在印刷厂还没印好。台下的理事气愤地鼓掌：没印好先念出来让大家听也行。主席团在理事的抗议下宣读名单，当念到候选人只有夏征农一人，台下的鼓掌变成喧哗，使坐在主席台上压阵的胡立教也不知所措。
    沙叶新出来解围，他说：“我们等印刷厂的名单还没有印出来以前，利用这个时间，让理事们发言，好不好”？
    台下的喧哗被他压下去，喊出了统一的“好！好！” 于是第一个发言的沙叶新讲下去：“夏征农不适合做文联主席，因为他年纪太大，他对文艺太陌生，解放后一篇文艺作品也没有，光靠吃老本，这对于年轻作家不是好榜样；既然岁数大了，按邓小平指示，办离休不是很好吗”？最后沙又补充说：“我要求不要对我打击报复”。
    年近八旬的贺绿汀说：“夏部长，我也劝你不做吧，何必跟年轻人争位子呢？我自己的副主席候选人也不要，你年纪比我还大，没听说孔子讲的 ‘老而不死是为贼’吗，算了算了”！
    贺的发言把全场都镇住了，静默不到一分钟，爆炸似的响起了全场的掌声。弄的胡立教坐不住了，他出来打圆场：“中央指示虽然提出使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但革命化是最重要的，大家别忘了，夏征农是很革命化嘛”。他竭力压下公开的反叛，这几句话却显得苍白无力。
    我举手表示要发言，主席台上没人回应我，我只得站到主席台前面，面对理事们说：“你们一心踢开巴老，就不得人心，在没有最后宣布选举结果以前，还来得及急刹车，以为造成既成事实就万事大吉，广大的文艺界人士不答应，国际人士也不答应，因为巴老是有国际影响的作家。我走近夏征农跟前，几乎是恳求他：“为你的健康长寿，为我们的文艺事业兴旺发达，你还是不作为好。革命化虽然很重要，年纪太大，革命也就没力气‘化’了。你要知道，文联这把交椅是发烫的”。
    这时，印好的候选人名单才送进来，在座得每人发了一份，又激起了新的一波要求发言热潮，电影导演宋崇，还有陈公敏，丁善德相继发言，都是劝说夏老功成身退，其中用了颇有刺激的评语，指责夏征农出丑卖乖，夏一时受不了，从坐椅上跳起来。主席团感到不能收场，宣布临时休会，等待主席团商议下一步如何结束。
    休会一刻钟，复会后宣布：意见差不多，不用再发言了，就此打住，最后一轮投票选主席和副主席另定日期。我以为主席团考虑了我的“急刹车”的建议，谁知主席团的“另定日期”，休会了十一天。
    后来才知道，这时胡立教的主意，缓和矛盾的办法，其实是给顽固派坚持其反动立场的缓兵之计。
    十一天以后重新开会，很多人把印好的候选人名单都遗失了，有的人声明“名单”忘了带，允许他骑自行车回家去取，更多的人根本没来开会，两百五十名理事那天到会的只有六十余人。我那天到了会场，只是看热闹，比作是看场有头无尾的滑稽戏。
    这正是冷处理的策略达到了越冷越好的结局。
    选举的结果符合胡立教的理想，也符合中央胡乔木的目的。
    其中有两处与原来的理想不完全合辙，一是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根本不同意踢开巴金，被胡立教压住，他无力扭转局势，于是写了报告给党中央，胡耀邦打电话给陈国栋，说是考虑到巴金是国际知名作家，不进入领导班子不大好，指示一定要放上巴金。但在胡立教服从胡乔木的意志下，不经选举，似乎为了照顾巴老的面子，让巴金担任文联的名誉主席。
    另一处是上海作协主席的位子，本来讲好由于伶担任，于伶受迫害有二十五年之久，他也是潘杨冤案三千五百人中的一分子。于伶对什么官都不感兴趣，不愿出任作协主席，尤其不同意排除巴老，后由党组织一再说服，他才不得已而受命。
    一个官瘾十足，一个宁愿让贤，这个鲜明对比，显示出夏某人格的低下。
    会议结束好几天，象上海文代会这样的大事，我的一位中宣部朋友对我说：“踢出巴金，独尊夏公，公布出去会引起文艺界的非议，国际人士也会质问北京文化部，招来许多麻烦”。胡耀邦批评了胡乔木、邓力群，指出这样重要的安排未经书记处讨论过，只是学了一点差额选举的皮毛，这是中宣部在背后瞎指挥了。
    我的朋友还讲了更重要的一条，他说：“耀邦准备把邓力群换下来”。不完全是为了没有开好上海文代会。
    同年年底，果然物色了做过贵州省副书记的朱厚泽，代替了邓力群。

微服私访评冤狱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和羊子一同骑自行车出外春游，目的地是杭州、宜兴。我们沿着一马平川京杭国道，第一站在离嘉兴不远的市镇歇宿，为了节约房钱，我睡的统铺，同屋的一位商人谈起，他听说一件事：两条香烟砸毁了一家高精尖的民办企业。这个消息使我吃惊，民办企业是个新生事物，它跳出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所以，代表社会主义一方的干部必然会扼杀它、围剿它，莫非“两条香烟”就把它打倒在地？
    为此我一时睡不着，便进一步问那商人：能不能说得详尽点？他说他是听来的，只知道这家民办厂离嘉兴不过二十里，民办企业的厂长是个女的。
    在这以前，我写过文章专批国营企业的公害，指出国营企业、商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新兴的民营企业刚刚冒出来，就遭到各个方面的打击，包括加重税收，合法登记收费特重等等（国营企业却不用登记），一方面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允许民办企事业；一方面却加以限制、打击，目前正是面临新生事物与腐朽事物之间的斗争，我们当然站在改革开放的一边。
    于是改变了原来的春游计划，踏了一阵，便问过路的，终于有了确实的地点，于是改道直奔新塍镇，镇上人指着特别突出的一幢四层楼，我们找到了女厂长，才知道她名叫汤丽娟，厂里生产的录音机消磁器和电唱机唱头。她是自筹资金，自任经理，不出两年的盈利，就足够建造四层高楼，如果不是中途停产，官司缠身，她还打算出资修一条新塍到嘉兴的公路。完全是中产阶级的派头。

当我问起：“‘两条香烟’怎么砸烂一个民营厂”？她苦笑着说：“不仅仅是两条香烟的事，镇长徐某把我看作摇钱树，我送给她的礼物并不少，他贪心不足，总希望把我的财富与他扯平，加之我是个妇女，堂堂一个镇长怎么能让一个女人爬到男子的头上？就凭这两条，我当然不能满足他，于是跟我处处过不去，并且在外头造谣说我贪污。我自己的资金，自负盈亏，难道老板还贪污自家的钱财？贪污只有官场或国营企业中才用得着吧。
    “想不到嘉兴地区法院竟受理此案，并且查封了我的厂，冻结我的帐本，总算还不曾抄家”。
    主持正义的人在市镇上还是有的，第一审的时候汤丽娟请不到律师，谁做她的律师，势必得罪那个镇长，受审后第八天就有崔锺、顾祖德两位律师挺身而出为被告辩护。我问汤丽娟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事实，她说王先生要到嘉兴市才能找到他，我的单据和证件都在崔律师处。
    这样，我跟羊子骑自行车又折返嘉兴，崔、顾二位见到上海来了个打抱不平的作家非常高兴，他们愿意提供一切。崔锺还自我介绍，当年他也戴过右派帽子。对报上刊登大右派王若望，心仪已久云云。
    手头有了书面的资料和证据，花了半天的时间写了“功臣乎，罪犯乎”？一篇控诉性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一九八四年三期《民主与法制》，写成后还经崔、顾二位律师审核过。
    以《民主与法制》以及电视传播遍及全国的影响，嘉兴市司法部门悬崖勒马，立即撤回原判，终于以法律为准绳，当堂放人，落一个皆大欢喜！
    嘉兴市的司法部门，根据镇长捏造的罪状，于一九八三年十月，竟以“贪污罪”判处汤丽娟徒刑三年。
    嘉兴中级法院里毕竟还有头脑清醒的人，读了《民主与法制》上王若望的报道，特地派人与汤丽娟和崔锺谈话，在一个月后，下达改判的公文：查原判与事实不清，驳回嘉兴市人民法院，应予再审。
    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嘉兴地区法院重新审理汤案，宣判无罪，当庭释放。按法律抓了人无罪释放，被告应该反控那个徐某，还可以要求诬告者付出赔偿费。可怜中国的法律并无这种条文，吃了冤枉官司，只好自认晦气而已。
    这次开庭吸引了好多旁听者，而汤的丈夫却没有出席。如果说汤丽娟胜诉表现着她的勇气，她独自办工厂挪借了三万五千元资金，表现出她的魄力和雄心；她的丈夫却是个懦夫。妻子坐牢三个月，丈夫没去探望过，而妻子赚了很多钱，伸手讨钱却有他的份。妻子生起气来骂他是“鼻涕”，他可并不生气，甜甜地涎着脸又伸手讨钱。
    两个月以后，另有一位作家将上述报道写成电视剧《无罪的女囚》，先在上海电视台，后在北京电视台公映。
    汤丽娟冤案得以平反的消息，经电视台和《民主与法制》飞向全国，引出了千百件有冤无处诉的函件象雪片似的飞来。很多来信因不知王某的地址，就由《民主与法制》社代转，有些信件凭猜想只在信封上写“上海王若望同志收”，邮递员照送不误。
    这一现象反映了冤狱遍地，人们盼望真能出一个包青天，如果一樁樁去打抱不平，可能打到下一个世纪也“包”不了。
    我只能按兵不动，一概不回信，就怕再犯个人突出的错误，何妨借此机会钻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结合个案提高自己的法律常识。
    同年七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条惊人消息， “独创民办企业八个”副标题：《总经理孙永根系狱八年》。看内容是江苏江阴县新桥镇孙永根艰辛创业，办了造船厂，陶器厂等八种轻重工业。因贪污被无锡法院提起公诉，判刑八年。
    报社所加标题是中性的，而报道的记者谢军明显同情孙某。报道的内容，又是“功臣乎，罪犯乎？”一文的江阴版本。连孙永根所犯的罪名同样是“贪污 ”。
    对这条消息表示愤慨的大有人在，两天后有一位律师黄寿琪来找我，他建议何妨亲自到新桥镇调查真相，他的创意一拍即合，我与羊子跃跃欲试，决定多邀几个媒体的同志，一起到江阴去实地考察一番。

全国有影响的报刊：有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其中有两位朋友表示愿意一同前往，一位是章习之，另一位章茵子女士，再联系上《光明日报》的谢军，我是《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名义，集合五人于三天后乘了一辆汽车前往。
    来到新桥镇，方知江阴县属无锡市管辖，西北与安徽毗邻，从水路来此，乘船须经我的老家丫河镇，相距不过五十里，这个古老的集镇呈现一派熙来攘往、欣欣向荣的景象。镇上人看到大型汽车下乡还是觉得稀罕，故围观者甚众。
    打听得孙永根正在家中，他虽判刑，因双腿关节炎允许保外就医，谁进他的家，还需镇长同意，大队人马可不行，只准许三个人去见他。
    孙永根约略谈了他的案情：四年来陆续创办了八个工厂，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乡镇工业会议，有六百多位代表曾特地来江阴向他学习，新桥这个地方，办企业成败与否，还影响着邻省安徽和山东。六百多代表中就有二十多人是芜湖、舒城人。
    “说我受贿，实在冤枉，只因两年前年底结算，按合同应奖励一万三千元，我不好意思拿，只拿了八千八百八十八元而这些钱并没有装进个人腰包，我分别给了八个厂的办厂有功人员，自己只花了两千元”。孙永根回答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专挑八字呢 ”？他说：“这是图个吉利，‘八’字是‘发’字的同韵，‘发’字又联想到发财吧 ”。
    他接着说：“法院判他八千余元受贿，而依据的是国务院在一九八二年元旦发布的文件，言明企事业单位所发奖金不得超过本人两个月工资。该文件可没说超过的话就算‘受贿’，那个文件原是给国营企业制定的，如果真的按法办事，私人企业的盈亏，除董事会的董事，其他人都管不着，不要说什么受贿或贪污了”。
    黄寿琪问： “这件案子你请了律师吗”？
    孙说：“花多少钱也请不到律师，江阴县没有律师，要请就得到无锡去，而那里的律师听说我的案子已成定局，谁都不肯出面”。
    孙永根又谈到一位高级官员，此人员是江苏省委常委，提升到司法部任副部长，听说我的这个案子最早是他定性的，我还没正式判刑他就到了北京。正好比毛泽东确定谁有过错，别人就没有插嘴的余地，所以无锡的律师不敢接这个案子，就怕有人物能‘通天’吧。
    告辞出来，我们六个人先去参观八个企业之一的造船厂，在一条小河边搭起临时的工棚，雇的技术工人不下五十人，名叫“造船场”，其实是个修理厂和船码头，小河是长江支流的支流，坐上船可直达武汉、南京、芜湖等沿江的城镇。
在这里还有三四只船组成的运输队，它把农产品运向城市，又把城市的轻工业品运回农村。这个运输队只有二十余人。据造船厂厂长介绍：孙永根打算把这个场里的盈余拿出来开挖河道，河面加宽，河底挖深，只要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此外我们还看了小规模的修理车间，其中有车、钳、刨、铣等加工机器。可惜总经理吃上官司。所有美好的事业倒构成贪污罪的物证了！
    新桥附近还有一家乡镇企业，它的老板在两年之内成为江阴的首富，这家乡镇工业比孙永根早了一年，是邻镇首先作出了榜样，才启发了孙永根去张罗资金，四年工夫新桥的工业猛增为八个，那边镇上只发展了两个。相邻的两个大老板你追我赶，煞是好看！正是在相互竞赛声中，贫困的农村变得富裕，并且生气勃勃！
当天晚上，还让我在一所小学的会议厅发表演讲，听众挤进来，有三百余人。所谈的主要内容介绍于后：“新桥镇出了一位英雄，它带动了江阴县的十二个乡镇都办起了手工业和运输业，农民又兼工人的人口已有五千四百人，两年前的农民平均收入，一个月只有数十元，而如今的平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倍，如果孙永根真的贪污了８千８百元，他们下来查帐，又拿不出一张超支的字据，江阴县法院判他八年确实冤枉，只怪这个糊涂的法官，吃惯了公家的饭，于是便把公营企业的规定，硬套在民办企业家的头上，也就是翻错了皇历，把两年前的老皇历当作今年的派用场了”！

“我们来到贵镇亲自查明，我认为他这件冤案，总有一天会翻过来”！引起全场听众热烈的鼓掌。
   我们在新桥住宿一晚，六个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报导，如何代他请律师。大家对此案的平反比较乐观。
    回到上海后的第九天，“六八奇案”由我执笔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八期《民主与法制》上，《光明日报》副总编事先许诺同时发表，但此稿送审遇到阻力，据说因其中不指名点了当朝的司法部副部长，恐惹出是非，未能登出。这是初步传出不乐观的预兆。
    “六八奇案”刊出后正面影响极大，很多读者写信给孙永根表示慰问，可惜孤掌难鸣，已扭不过官方的权势。这场官司失败了。

一篇文章失败对作家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一场官司的失败，当事人却付出很大的代价，无锡法院撤销孙永根的保外就医，重新收监，还得偿付８８８８元所谓受贿的款项。
    这次失败感到心头沉重，我本是全力支持孙永根，想不到反而害了他。
    一九八五年，彭真在北京讲到司法部改革，必须改“人治”为“法治”的谈话。他的一席话又鼓励我晋京上访，事先起草了一份“六八奇案始末”，抄写十多份带往首都（那时尚无复印机），谢军的单位在北京，要求他从旁配合。
    我进入中南海大院，通报进去要见彭真委员长，传达室回话“不受理”。这时上访者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人安慰我说：“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官僚衙门，前不久一个上访女子有冤无处伸，就把腰带挂在门外这棵树上，吊死在这里，她的名字也没人知道”。
    后来，由中宣部新闻局召开座谈会，我和谢军两人参加了。我在会上发言坚定地认为：“孙永根案明明是无中生有，所有贪污的罪名都是捏造出来的。如果维持原判，势必打击一大片；让全国人民知道，邓小平讲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又是欺骗，必然使得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走向没落，又回到前几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今天这个会太重要啦，我恳求各位慎重考虑”。

在我讲完以后，果然赢得了四人同意复查。最后还是由《光明日报》副总编说了算，大意是：司法部已做了结论。那次会议出席的有新闻出版局一位处长；企业管理局的处长；司法系统一位秘书，共六个人，都认为翻案绝对不行。当初我们登载此案不够慎重。
    散会后，有一位同志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位副总编吗？他曾卷入了遇罗锦事件的丑闻，只是受了党内警告处分。
    此人操守如此，难怪在处理“六八奇案 “中，他只会站在袒护当权派的一边。

短命的区人代会

大上海的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者，要算是民选区人大代表。在漫长的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头一次实行真正公民投票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确是破天荒的创举。

在我个人历史上，经多数票当选徐汇区的人大代表，非常值得自豪，尽管前半生换了许多行当，只有作为众望所归的民意代表，这是唯一未经上司指派，受公众信赖的新的职称。
    这次区人代的选举，与全国人大代表产生，除了“人代”名字相同，其他方面，全国人代是先由党机关指定候选人，只要印上名单，可以说百无一失；再如，全国人代某人，工作场所在北京，原籍湖北，而宣布他的所属地区，就象“乱点鸳鸯谱 ”，或许把他弄到从未去过的江西，湖北等省。总之，全国和各省人大的选举，进行投票称作“走过场”当选了不值得高兴，叫做“当花瓶”。
    一九八四年五月难得一见的人代选举，遵循真正的民主规矩：一不预先定下候选人；二实行直接选举，一步到位；三由本人所属部门的公民投票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多寡则根据人口比例公布在先；几个候选人公开竞选，由各自宣布竞选纲领，并鼓励选民质疑，批评。
    为的这次选举是作为推广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党中央派了内务部长程子华到上海蹲点。
    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三纵队的政委，一九四零年改任冀中军区政委。
    起初上海作协，两天以后又有六个文化协会：美协、音协、剧协、书法家协、曲艺协、杂技协，推出我来作为徐汇区人代候选人，对此我并不高兴，因怀有旧观念，我以为跟做花瓶的全国人大差不多。当我看到墙上张贴的两种名单，一是本选区选民登记的名单，一是参加区人代候选人竞选的名单，并且在人名下面注明简历。我开始注意：为了便利选民作出自主选择，他们做得很认真，贴出两种名单，至少表现了党不再包办。
    跟我竞选的是上海妇婴医院的女医师夏小姐，她本是医学界的劳动模范，至于如何竞选，对谁都是生下来头一遭，这时，在上海蹲点的“选举办公室”派来指导员，教会我们如何发表竞选演说，如何解答选民提出的疑难问题等等。我把起草的演说稿呈送程子华部长审阅，他说：“候选人的演讲稿给上一级审查，还是共产党的不民主作风嘛”。他拒绝了。
    没料到左王、左将对此也要破坏，这边厢试图实践民主，那边厢坚持专制，我们不惹他，他却主动找上门来惹你。
    还是那个绰号“金棍子”的刘金，他把我在静安区人民代表竞选会上的讲话录音带交给程部长说什么戴过两顶帽子的人怎么能选他做人民代表，听听录音就知道了，他当众贬低毛主席。（这盘录音带，刘金拿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在陈沂的《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一文中，也曾提到，表明已经派过用场。

程子华回复他：“批评毛主席，只要他讲出事实来，这正是人民代表的优秀品质，也是公民的权利嘛，我们的宪法没有这样的条文吧”。
    程部长又狠狠地批评他： “私下里录下某人的讲话，如果不是司法人员，这么做倒是违法的，我若是听了就跟你一起违法”。他根本没打开录音带，给了刘金一个难堪。
    上述刘金碰钉子的经过，原是“选举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的。
    一位红军老将军，如此嫉恶如仇，如此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他那宽容和鲜明的态度，着实使我诧异，如果与我走访彭真而遭冷遇作比，他是我遇到的中央级老干部中罕见的第一人！

极左的干扰并未受影响。选举活动照常进行，竞选对手下夏医师和我一同到徐汇区各个文化机关举行竞选大会，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我有意让她先发表竞选演说。曾去过“人民美术出版社”（简称“人美”）体育馆，文化广场，两家医院，二十三条街道等等去发表演说，并听取选民的意见。在“人美”的竞选最是热烈，当我讲到：“区一级的民主选举是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把那些打击民主，害怕民选的家伙赶下台，我们过去在那伙贪官污吏、以权谋私在当官底下活受罪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和夏医师竞选之后，还招待茶点，此时刚巧接待几位外宾，其中有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基层选举很感兴趣，投票结束期间，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如今还能记得的，有“你们是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大选？还是跟苏联学”？“中国是间接选举，分两级或三级选出大总统嘛”？“中国这么大，广大农村如何划分选区”？等等。我当即回答：“我们只是走了第一步，离西方民主还有一段路要走，只要我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往后三、四年可能追得上西方国家；如果出现一个野心家从中捣乱，中断了民主化的进程，又会恢复过去的专制时代。至于谈起苏联，目前的形势并不明朗”。对第二个问题，答曰：“这一次选举还是从基层做起，还谈不到三级选出大总统，不论中国多么大，只要诚心实意实行政治民主化，总有办法处理多么复杂的困难情况咧。
    各区同一日举行选民投票，原是他们有生以来头一遭享受天赋人权，所以既新鲜，又稀奇，选民来得踊跃，准时而来。还出现了敲锣打鼓队，并且给每位候选人戴上大红花。马路两旁看热闹的人群成千上万，当他们认出本区的候选人到来，一齐高呼他（她）的名字。
    过了二十多天，令人更失望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由上海各区的公民按民主原则选出自己的人大代表，是党中央领导胡耀邦的主张，开始选了上海先作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不料在北京有几名极左派：王震、胡乔木、王忍之、彭真之流，他们一听得“民主”就吓坏了，如果只是嘴巴上吹风尚可容忍，如今却真刀真枪事干起来了。
    当这一伙极左分子获得邓小平的支持，表现出更是猖狂了，不但反对民选 “人大”，而且开始商议撤销耀邦的一切权力，使他下台了。
    这时候联想起闹得热火朝天的区人代竞选时期，上海的大报、小报都不发一篇有关新闻。另一个联想使我悔恨不已，当初我在“人美”的竞选演说，以及对外国的记者吹嘘民主前景，岂不同样是异想天开的神话和谎言吗？
    后来我终于理解到：我原来所说的“异想天开”并不错嘛，确实是一种理想的目标。真正的错还在于目前的独裁王国根基很深，只有先从改革最高层着手，同时撤除当中央领导人的绝对权力，只要这一步达到目的以后，往下的省、市、县、区就能顺水推舟全部解决了。
    这是在专制政权下幻想能实行民主选举的彻底失败！

访贫问苦的经历

上海市区人代毕竟是民选产生的，市委发觉如果一下子宣布取消“人代”资格，对刚选上六百四十多名代表无法交代又怕引起选民的不满，于是就设计了缓冲之计，让它慢慢地冷却。区人代选出以后二十天，即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当选的各界人物集合在市府大礼堂，我和夏医师出席，同时也会见了其他区的代表们，其中有许多认识的朋友，有一些代表早近几年来听说我的名字，初次见面很热情跟我握手，而且作了自我介绍。到会人数有六百四十余人，妇女代表未免太少，一眼看去只有五十余名。
大会开始听取市长汪道涵的总结报告，其内容可算是包罗万象：讲的是政治上如何紧跟党中央；财政方面有盈余；还负担协助江西、贵州、甘肃等省几千万元；接着又谈教育卫生部门的成就；还提起一年之内开辟了十二个住宅新村等等。他的报告首先占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按照老习惯，首长讲话必然长时间的鼓掌，令人泄气的是，这一次的鼓掌却是稀稀拉拉，有的代表嫌报告太长，思想上不免开小差，我本人也是如此，岁数大的代表已进入梦乡了吧。
    报告内容犯下了老传统的歌功颂德，难道两年来上海市没有一点错误和失算吗？
   接着上台讲话的有党外人士和本年度的劳动模范，以及教育界选出来的优秀教师。而没有一个是当选的区人大代表。真正称得上“喧宾夺主”了。市人大结束之后第五天，区政府电话通知：“要求我参加一个 ‘访贫问苦’行动，并提到另有五名人大代表同去”。这个任务我倒很乐意，当即回话：“我一定去就是了”。
    当我们六人来到肇嘉浜路口会合，个人介绍自己的姓名和本人的服务单位，我至今记得一位曹永佳，另一人是周桂芬女士。接着就同往这一带的贫民窟，其中一户住的房子上面盖的油布棚。四壁是芦苇抹上泥巴，只有一扇大门是木料做的。我上前敲门，出来一位男子汉，我们说明来意，他显得有点紧张，不请我们进门。只得站在门外交谈了。开始问他如何谋生？回答是：男的推粪车；妻子拾破烂，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娃，不做事，留守在家里。这时男人准许我们进门了，他抱歉地说： “不是不欢迎，里头实在看不得哪”。
    原来里面只有三样家具，一条板凳，缺了一只角的缸，作为盛水之用；还有一只马桶，不断散发出臭味来。后墙根堆了一些破布和废铜烂铁之类，由于没有电灯，又点不起蜡烛，幸而芦苇墙有几处缺口，才看见了透进来的亮光，认清里面的妇女和她的女儿。
    问他一个月有多少进帐？由他妻子回答： “他赚进六十四元，我比他挣得多，你们看咯，我家穿衣都是检来的各色破布片，水里洗清了，再缝起来。破铜烂铁也值钱嘛”。我们果然看清了：这一家穿的是百家衣。
    我们又去一家“访贫”，一家五口人，夫妻生的两儿一女。住房是木板结构，父亲欢迎我们进去，才发现里面只有五平方米大，我们一伙就有六人，挤不下，只有两位侧着身子往里走。我是留在门外的，还能听到里面的对话。
    曹先生先说明来意，接着问道：“你家做啥工作的”？长辈答：“我的儿子兜着卖大饼油条，先从老板那里批发来的，再挎着篮子沿街叫卖，一天下来也能挣得一元多钱”。
    “那么你自己做啥营生”？
    “我是踏三轮车的，做得好一天能赚五、六元，碰上倒霉的日子，只能赚五、六角，孩子他妈也能赚钱呢，有时候她比我挣多些”。
    周女士问他妻子：“你做啥行当？按月能有多少收入”？
    她回答：“我给两家小把戏（苏北语，即小孩）喂奶，一趟挣五角，一个月就有三十多元，余下的功夫还在街头买葱姜和萝卜，也有三十多元进账”。
    周女士又问她：“您的奶水够三个孩子吃吗”？

“可不是？就为了奶水不足，我在后边养着鸡咧，半个月吃它一只，真管用”。
    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出门了，趁此机会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你生下这么多小把戏都给别人家喂奶吗”？
    “头生下的儿子还没打这个主意，再说我也不肯亏待他哇，自从第二个女娃就给别人家喂了，那年头出价比如今多出三倍哩，往后就接二连三地生下这么些”。她对丈夫流露出不满的神情，又补充一句：“到如今反而觉着开消好大喔 ”。
    在归途上很自然地谈起访贫的印象来。我的观感是：六天以前我听过汪市长的报告，他就讲过：上海市财政方面有盈余，还拿出几千万去支援江西、贵州省，却不肯救济自己管辖之地的贫苦人家；二区政府的干部又让我们来访贫问苦，这不是调动我们去反对市长吗？或许这个区长的本意是要我们去反映下边的真实情况吧。（一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我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原来有黄浦区的区长，联络杨浦和闸北两位区长，准备一些材料预备攻击汪道涵）
    周女士说：“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奶，对自己孩子的发育成长会有损害，这等于把她当做母牛使用了。你们可注意到吗？她后来几个都很矮小，面无血色，父亲却是高个子哩。她第二次生了小姑娘开始给别人喂奶，这不是重男轻女思想的表现哪，而我们访问过的两户人家，都是妇女赚钱超过了她的丈夫嘛 ”。

作家队伍中的左、右之争

一九八四年尾，在北京召开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海的作家有五十八名，我也在其中。带队的是茹志鹃女士。其他还有孙峻青、唐弢、吴强、刘知侠、王元化、王西彦、刘金、艾明之等。
    到达首都的第二天，大会筹备组发下一本作协理事候选人的名单，未注明“候选人”如何产生，其中有几位作家并无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在报刊上发表过，询问左邻右舍以后，确定他们是无名氏或是空头作家。首先引起了上海作家们的不满，证明着我事先的担忧没有错。
    与上海代表团在同一宾馆的，还有江苏、广东、湖南、安徽四个省的作家们，经过串联交换意见，表明都有一致的不满，并且指出：还有阮章竞、邵燕祥、陆文夫、楼适夷等五位作家榜上无名。另由陈登科、鲁彦周、戈杨、公刘等人指出：名单上有几个本是文坛的打手，他们不曾写过一篇小说，而专长却是写大批判文章，在这次大会上，必须对这些极左分子采取制裁、或在名单上取消候选人的名字。这种意见正和我的愿望。
    接着分头进行串联活动，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致提出两项建议：改组大会筹备组，各省一名，八大城市再加一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福州、沈阳），增补候选人陆文夫、邵燕祥等五人。
    第二项提案：由各省、市代表团删去不够条件的候选人，可采取多数表决的民主方式。
    头一件建议容易实行，第二天就完满解决了。
    撤销候选人却遇上了困难，因为各省市的作家队伍左与右的界限并不明朗，民主表决方式又怕争取不到多数。
    在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上海代表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由白桦提出姜彬不能作为候选人，他的理由：“我不知道姜彬发表过什么文艺作品，只有在《新民晚报》上见过他的几篇杂感，只够得上初中生的水平”，表决的结果通过了。
    随后我提议在候选人名单上也应删去刘金的名字，他至今还在写文革年代的大批判文章。接着我当面对刘金说：“我承认你的知名度很高哇，这是由于你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总是使用大标题刊登大批判文章，今天打击张三，过几天又打击李四，那可是猖狂的‘四人帮’时期哪，根据这一条，有人指出你是‘四人帮’封的宣传部长，总不至于冤枉你吧！我希望你至今能有悔改的表现，下一届的作家代表大会，我一定投你的赞成票”。
    刘金只是喊出两句话：“你是在报复，你讲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此人从椅子上站起，盛怒之下离开会场跑了出去。
    在他缺席之后的表决记录，除去两位也是极左的作家，五十四人都反对他做候选人。

最后我又提出：“杜宣也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他是个剧作家，二十五年来再没有创作过一个剧本，似乎依靠吃老本维持虚名：今年他又支持所谓不反对‘精神污染 ’，就会造成文艺界思想上的混乱”。我至今对这个政治运动的新花样的含义都弄不清楚。
    这一回是全票划去候选人中杜的名字。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的作家在“人民大会堂”集合，四届代表大会开幕了。北京的文教部门都派人旁听，到会的作家总有一千二百余人。各省、市都有标牌设置在指定的区域。坐在台上的大多是党、国要人；只有七位是德高望重的作家，其中有巴金、于伶、谢冰心、胡风、夏衍、张天翼等。

大会开始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代表致祝词：“文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作家理应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感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来。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今后你们写什么，采用什么形式以及表达主题，各级党派组织不能横加干涉，过去所有干涉的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难怪六年来的作品总是枯燥乏味。读者就失去兴趣了。今后如果发现还有干涉文艺创作的情况，你们尽可以打报告给党中央书记处，或直接写给我本人同样有效”。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祝词”，会场上热烈鼓掌有四次。有几位曾遭受迫害、在政治运动中变得家破人亡的作家，竟止不住放声哭泣起来。正好似“久旱逢甘雨”，在过去三十五年中不是旱，就是涝，甚至突然下起冰雹砸死人哪。
    开幕式散会以后，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几十年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往后大会的进行就顺流而下，在大会筹委会发下列入二百九十余人的候选人名单中，投票选出一百四十二名理事。
    开票的结果也是令人振奋的：第一名巴金，第二名刘宾雁。王若望得票四百零三张，名列三十七。
    极左派贺敬之名列一一八，四人帮时期准许出版《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名列一四零，专为上层官僚歌功颂德的孙峻青，名列一四二。此外还有左派作家刘白羽（名次一三零），李希凡（由御批赞赏而得宠的红学家，名次一二六），陈涌（极左评论家，名次一零一）诗人田间（他支持在七九年六月号《河北文学》上刊出“歌德与缺德”一文，上一节“胡耀邦仗义执言”中已有说明，名次一二四），刘知侠（此人批斗右派特别卖力，他从山东赶来上海专门批判王若望，名次一二三）。这一伙左派文人的名次特低，也反映着他们的孤立，不得人心。
选出理事后，即召开全体理事会议，再选出“全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三名副主席：原来的主席是茅盾，他连任三届，直至逝世为止。经投票选出主席巴金、两名副主席刘宾雁和张光年，接着又讨论了今后文艺方面如何迎接创作自由的新形势，并强调必须重视发现和培养新一代的作家、诗人。电影局长对大家提出：希望多创作电影剧本。保证做到名利双收。

逆流和余波

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约定在第二天到巨鹿路“作协”开会，商议传达北京大会上的内容和精神，我按约定的地址准时到达，孔罗荪，李子云，王元化却提前来了，接着白桦，吴强，孙峻青，哈华，茹志鹃和她的女儿王安忆等同时到了。由宣传部文艺部长刘金主持会议，此人正是被五十几位作家一致同意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是谁安排他来当主持人的呢？我便拉吴强到一边去，表达对这个主持人的不满，他说：“一定是上面有人派他来主持会议的吧，你耐心看着他的行动，若是太离谱，我们就当场拉下马来”。
    刘金宣布会议开始，接着说：“我是给会议作记录的，部长对我讲了两点：传达这次作家大会的重要收获，要取得共识；还有一条就是到哪几个单位去做报告，确定下来交给宣传部去通知”。讲完以后，他果然从公事包中取出本子来动手作记录了。
    茹志娟女士本是上海代表团长，她的当选名次在二十三位上，被大多数作家推举为传达报告人；接着有吴强、王若望、白桦、唐弢、孔罗荪五人被选为报告人。
    至于传达的单位，分配在大、专院校以及科技部门。共有四十七场报告会。每人分派要出席八次传达。挑选单位是采纳民主方式，自己喜爱什么学校可打电话报名。
    我愿去同济、复旦两所大学，还有戏剧、音乐两个专业学院，其它是两个报社。我留下两个单位的用心，主要是怕重复讲老一套，不合我的个性；另一个考虑是怕与其他做传达的人撞车。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用心恰到好处。
    在我做三场报告以后，来了科学院的刘易宗和陈耀华，对我反映茹志鹃做的报告不够格，已经看到《人民日报》上胡启立所作的祝词，而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又发表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 的社论，对照下来，茹志娟对创作自由却不曾提到，而且还是照抄“三突出”提高文学创作水平。（这是江青当年提出的：突出主题思想，突出英雄人物，入出胜利结局）
    我对这两位来访者十分钦佩，商量的结果：由她做过传达的院、校，再请高手去做传达；估计单位的领导人不会允许另派人去做报告，柳、陈二人当面提出：“要是你王先生去做报告，大字报贴出去，一定有很多人会去的”。
    我按原计划分配去做传达报告的单位有：师大两附中、同济大学、政法学院等处，每次讲话总有一个小时，并欢迎群众递条子，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做到有问必答，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
    以后就是依仗贴大字报吸引听众了，茹志鹃做过报告的单位有复旦大学，戏剧学院，和社科院，就由我去担风险，当走向大门口时心情相当紧张，接着进入会场，才发现紧张是多余的，所有的座位上都坐满，并且响起一阵阵鼓掌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在报告中并不点名什么人，只是把两种说法作为对比，让听众自己去思考。其它两处都按这个模式，而获得同样的效果。

其它的院、校已分配王元化和吴强二人去补课了，也未曾遇到阻挡和留难。
这一回短兵突袭而取得了成功，又是自下而上对极左思潮的一次反击，我和茹志鹃相处了二十余年，她在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态度是鲜明的，只因长期接受了忠于党的思想，总是摆脱不了（极左思维）。事后得知市委宣传部为了传达的内容合乎规格，准备了一份“报告提纲”，发给党员作家使用；我可没有看到这份提纲。
    八五年，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可是在北京却传出一件冷酷无情的事件，那就是在胡耀邦和胡启立的背后，还有一位权势更强的邓小平，他在七年前就反对西单的民主墙，并且给魏京生判刑十五年。
    这一回胡启立公开提出创作自由的号召，这真是大逆不道，必须立即挽回影响。
    于是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给全国文化部门印发“内部通报”，言明“创作自由”原是开放政策的需要，但当前提出不合时宜，过早实行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望各单位领导人注意控制，不再宣扬。
    第二个办法，由作协党组负责，请几名落选的作家写文章，指出这次选举中有舞弊情事；主席团通过的候选人名单，未经各省、市作协分会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所以是不民主，也是不合法的。
    最后的手段：请出两位中央委员周扬和胡乔木，提出作家大会上的“祝词”，未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为了扼杀突破地面刚露出自由民主的幼芽，老邓真是用心良苦，不择手段了。按照惯例：中央的党纲、政府部门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由最高领导人作出决定，偶尔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也只能仰其鼻息而已。（这正是独裁政权的特色嘛）如今宣读的“祝词”，首先由胡耀邦授权，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执行，完全是合情合法的行动。据国务院中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周扬拒绝了这份“美差”，乔木又是个精明认真的文教界首领，他能遵命前往吗？
    再提起第二个措施吧：揭发不够民主的文章发表了两篇，作者的具名在候选人名单上找不到，只得使用张三、李四的假名，说明这两位作家心虚胆怯，而刊出这类文章的报刊，是两家专为左派张目，销数极少的地方小报。
    邓小平在这件事上并未取得完全胜利，但是他和胡耀邦之间的裂痕却加深了。从此埋下了准备撤去胡耀邦所有职衔的设计。

利用宽松环境，四面出击

一九八五年四月初，一位朋友周群亲自上门，他对我说：“我已看过胡启立在大会上的祝词，这是难得的大好机会，在下边应该热烈响应才对，文艺界总不能满足于一片赞扬声之中吧。总得脚踏实地为作家、音乐家们找出一条发挥其特长的出路来”。
    “好哇，过去只知道喊口号，喊了一阵慢慢的就忘了。你可曾设想过具体的措施吗”？他提出了两种行动计划：一种恢复在街头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短剧；第二项创设一所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
    商讨起来，认为目前演街头剧恐怕行不通，警察会提出妨碍交通而取缔演出，甚至给你扣上一个举众闹事的罪名。第二件设想倒是可取的，办一个包括几种艺术品种的学校，先找一处校址，还得申请合法批准，那就要订出几条理由，并说明紧迫性。
    谈妥了两人便分头去进行了，周群负责拟订向文化局申请的文稿；我去物色哪里能办学校的房舍。相约四天以后再碰头。
    这一天周群已将“呈文化局”的申请书交出，接着我们一同出门去寻找附近的学校，走过三条马路，就有一处挂着《陕南小学》的牌子，周群和我走进去，由传达室通知校长，有两位老先生要看他，随即通报了姓名，校长关照请到校长室。我们两人见到了校长，说明是在晚间打算利用你们的教室，开办业余艺术学校。校长介绍自己称徐振堂，他同意腾出教室来，只是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保持清洁卫生；另一项，需付出电灯费用。往后还须办理合法的手续，交给上海市文化局。半个月之后，即发下批文：准予开办。须补交开办人员的姓名、地址、学历和是否党员。
    我们当即做到文化局的全部要求，在一切手续完备以后，就在门外挂上《中华艺术学校》的牌子，同时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广告，按理应付一笔费用，报社朋友建议何不改作通讯报道，可以不收分文，效果不比广告差。报名参加者竟有两百七十余人，并规定三个月一期，付学费六十元（人民币）。
    我和周群，分头物色作家、音乐家、戏剧家。我负责作家方面，邀请陈鸣树、陈村、和王鲁夫（已故）；周群约请音乐家周以群、温宝华、黄怡和郑怡园。后来又来了一位昆剧教师，叫姚祖富。
    探究创办这个学校何以如此轰动的原因，实由于几十年来在高压和恐怖中生活，一旦获得开放宽松的环境，就会发生心花怒放豪情满怀的境界；另一方面它是开创性的新鲜事物，在政治上早就厌烦了那些枯燥乏味的教条，难怪各阶层的群众需要增加艺术的营养品。
    这所学校在我后来被开除党籍时，还能继续办下去，只是罢免了“校长王若望”，由周群代之。直至一九八九年四月，由文化局下令停办。
    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号《镜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政论：“中国文化开放与封闭之争”，其中批判了所谓“第二、第三梯队”的用意（梯队即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挑选对象都是高、中层干部的子女）仍然是封建传统的复活，即父传子、子传孙，家天下的血统观念。此文被党中央领导人看到，当然很恼火，在三年以后，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之一。
    同年十月，有一位杨美群先生来访，他创办一份《特区工人报》，热情地来约稿，我说：“欢迎你来约稿，只是，我的文章可是又痛又痒又辣呢，我写出来你敢登吗”？
    他的回答同样血气方刚，满脸大胆和勇敢：“你敢写出来，我就敢发表”！于是我写成一篇：“两极分化之我见 ”（副题是：‘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一文），在该报十一月五日发表，其中内容是批评邓在党报上刊出的讲话：“万元户不能太多，要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我批评这种论点：“不必为先富起来的人设限，人家反而不敢富了。商品经济的规律原是在自由竞争中体现出来，你若限制并不管用。……这原是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
    老邓对此未作回应，好在他手中有权，随即下令《特区工人报》停刊。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为了邓家公子开办了“康华公司”，激起了北京市民的气愤，于是提出反官倒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广州、天津市也发生了群众示威活动，上海市不甘落后，在十九日即组织了三千余人上街示威游行。
康华公司的老板原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这次群众的示威抗议就是针对最高领导人的，从此这个老翁的威信一落千丈，很难象一九八四年国庆那天，看到游行队伍中一幅“小平，您好”这样发自内心的横幅了。邓当然不会答复民众的要求，他没有勇气对儿子开刀。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的朋友夏雨向我介绍，上海学生在十九日，从人民广场通宵示威游行至市府大门口的实况（夏雨已大学毕业，但他仍然关心国是，虽严寒，但他连夜通宵跟随着游行队伍）。我当下写了两篇报道：“上海学运的真相与背景”（1986年12月24日）《信报》发表，用的化名）、“上海学生游行目击记”（1986年12月25日）《信报》发表，用的化名）
    当时羊子要我把手稿毁掉，我太大意，将手稿原封不动地往字纸篓里一搁，从此忘得精光。谁知，1987年元旦发布的第一号中央文件（邓小平起草），就点了王若望的名字，说是王某太猖狂。于半个月后的一月十五日，我，首当其冲，被开除了党籍。当天《人民日报》和上海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均报道了这个消息，在我被开除后的第二天（后来才知道，家中保姆是里弄干部有意识安插在我家的），保姆去废品站卖废报。随后，在一月十八日，我正在睡午觉，突然有人猛敲门，进来的是穿着公安制服的警察，态度好像温和地说：“请跟我们到徐汇分局谈谈，不必回家吃晚饭了”。一路上，互相沉默地来到分局。心中盘算：不知我又犯了什么法规，且等着瞧吧。
    开头，他们跟我拉家常，随即转向正题。“你对‘反官倒’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我当即回答　：“所谓‘官倒’，我不明白是啥意思，莫非大小官僚都要打倒吗？一个社会总有几个清官吧”，我这样敷衍他们。
    警官连连说“对，很对，我们手里就办过几十件贪污受贿案，总得找出真凭实据才能定罪哪”！
    这时我提出要抽烟，忘了带，他连忙出去关照，很快，送来一包中华牌香烟，并且供应一杯茶。这样，我便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他了。
    吸了两支烟工夫，换了另一个人，看出他的服装标志是个普通警察。他不开口，也未提出问题，似乎是个哑巴。直熬过了一小时光景，他们供应了我一顿排骨面，另有一杯咖啡。
    在继续沉默中，又捱过了两小时，烟合中只留下几支烟了，原先那位警察又出现了，向我展示了两份原稿，让我仔细地看，一面说：“这可是你写的吧”？
果然是那两篇《信报》发表的文章手稿。我抵赖不了，任凭他们满口教训，多听了自然疲倦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发现我没有动静，也没有任何反应，见我双目紧闭。于是赶快通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刚，半夜三更，将我接回了家。首先发现三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羊子身边还有里委会女干部和一名女干警监护着，然后教训一番大道理，要我们今后老老实实做人，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我们的问题会升级成敌我矛盾。说教完毕才撤走。
    保姆姓唐，保姆显得很自然地说： “王先生，你走后没多久，就有四个警察进来，他们要找冯老师（羊子），可是她在上班，直到六点了，她才回家”。接着羊子介绍抄家过程：
   “因为快要过年了，一些海岛朋友送来一些海鲜，我兴致勃勃，扛了鱼、虾之类，回到家中，唐阿姨开门时，发现她脸无笑容，似乎很紧张的样子，她不声不响地接下我手中的海鲜。进得门一看，噢，好几名陌生的青壮年，有的便装，有的警服（那几天正好有位军人来访问过老王，所以对站在我面前的这几人，我毫无恐惧），我傻呵呵地说：‘你们是来看望老王的么？请坐呀’！之后我继续往客厅里走，发现若望不在他写字台边坐着，就问保姆：‘老王呢’？一位陌生人接口说：‘我们是徐汇分局的，老王去分局谈话了’。彼时，我才恍然大悟。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手提包中，有多日来记录的一厚本《美国之音》内容，是专给我周围的可靠的同事阅读的，我想在卫生间销毁，也没有可能了；又想到家中有几十封认识不认识的友人表示慰问的来信，很多朋友的通讯录等等。我预感到可能会抄家了。但当时又不动手，我又不便问他们，终于，其中一个人说话了：‘我们在等同事送《搜查令》来，我们要对你家实行搜查’。一会儿，《搜查令》送来了，要我签字，我说等老王回来签字较好，不必我签字吧？他们说我签一样。当时，自觉手有点发抖，录影机镜头正对着我，我强制自己：不能发抖！应该理直气壮地签字！他们要我交出钥匙，我说，除了大门，我们一切屉柜全都不锁的，你们可随意进行。自此，乱七八糟的场面开始了。一些年轻的警察翻到好多香港刊物时，只见它们各自拿了一本，分站各处，认真阅读，仿佛忘了他们此时正在执行任务似的。以后，我告诉他们：‘所抄走的信件和通讯录，希望你们不要去麻烦这些朋友，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的事情应该只有我们负责’。回答是：‘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
    “这些‘文明’警察，抄去了两麻袋的书、稿、信件和通讯录，得胜回朝了”。
我真是后悔莫及，导致那次抄家的原因，原是羊子当时叫我立即销毁的两篇手稿，当时我竟没有将手稿撕毁后扔进废纸篓，更没想到，唐阿姨却是被情报部门收买的内奸，她表面对我非常恭敬，其实她是识字的，可她假装一字不识，几乎每天要我为她读一段圣经，我从不怀疑，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做这样的事。后来找个理由把她辞退出去，过了一个多月又请了一位俞阿姨，里弄干部要求俞阿姨提供情报，俞阿姨硬是不肯，里弄支部李书记吓唬她，没收她的身份证，她也无所谓，她说：“反正我是保姆，又不识字，更不会随便乱闯，没有身份证有什么关系”？李没办法，过几天只好还给她，同时责怪了俞几句：“你没有唐阿姨听话，我们要她做啥就做啥；冯素英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才那么死心眼跟着王家走。”她说：“我是一个人，我凭劳动赚钱，从不做歪事，我只做个诚实的人”。李扫兴而归。在唐阿姨身上，看出了公安系统使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告密者，但是也有一位能辨别善恶的好人俞阿姨。
    以后传来的消息：上海《劳动报》的副主编忻才良，他在我出党前刊登过我的文章，通讯录又有他的姓名，被撤职；还有一位文学青年叫李星火，本已宣布提升一级，只因他寄过慰问信，就不再提拔了；另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千万不要轻率地接受平反”，署名“猫儿洞”，因为没有真实地址姓名，估计不致连累他；还有一位绍兴人（可惜姓名忘了），多次汇款给我，而且数字一次比一次大，后来寄来好多霉干菜；美国的华裔作家聂华苓女士也通过友人寄来慰问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柏杨夫妇从台湾来到上海。他们住在锦江饭店，预约会晤的作家有巴金、白桦、王若望，和剧作家沙叶新。当他提出王若望时，上海作协负责人茹志鹃女士回答道：“他（指王）回山东老家探亲了，近期内不会回上海，真是不巧呀”！而柏杨并未死心，正好，我们的青年朋友小陈去拜访台湾贵客，他们从小陈那里打听到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在此以前大约一个小时，茹志鹃难得来了个电话给羊子，说：“有台湾的柏杨夫妇要访问王若望，我已告诉他们说王回老家了。所以如果柏杨先生来电话找老王，就说王不在上海”。要我们与她统一口径。羊子犯难了：“原则上我肯定与你保持一致，不过柏杨来电话很可能由老王接。发生此情况该怎么办”？茹说：“那就说，老王刚从老家回上海好了 ”。果然，几乎同一小时内，柏杨夫妇来电话了，首先热情地问候一番，然后问起王先生是哪里人士？我说：“王是江苏常州人呀”。柏杨风趣地说“不对呀，茹志娟女士说他是山东人呀”。说到这里，柏杨先生似乎有点纳闷，夫人香华女士插话说：“我们来到大陆没有几天，就处处碰壁，为什么讲话要转弯抹角，不肯说实话呢”？我竭力为茹志鹃大姐解释：“在大陆发生这类怪事是家常便饭，造成这一次误会，原是按上级的指示执行的，指望捏造虚假的藉口方知我对来宾说出真话，所以不能全怪她！
    在接电话后半小时，柏杨夫妇果然进了我的家，畅谈甚欢，并摄影留念。

一九八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九十年代》十二期上，发表了陈一戈的访问记：“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王若望谈政治改革”；其中提出“先从建立多党政治入手，取消党干特权，渐进而平稳地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行之多年的一言堂专政体系”。
    “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是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各国历史学家公认的分期。我们中国自辛亥革命作为起点，也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在政治局势上发生过保皇派企图复辟的逆流，而仍未能阻止它的继续发展”。至于‘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来看实践的效果吧，凡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欧洲的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六国，还有古巴、北韩，都是民穷财尽，在政治上都是个人独裁，关押或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历史上已作出结论：当苏联首先瓦解，立即引起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引进资本主义成份，于是出现了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各省市也有十几位白万财东，可是他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又退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政权的老路上去了”。
    当时来访记者问道：“有什么办法走出困境呢”？
    我即回答：“实行开放政策只有两年时间，市场经济就开始活跃起来，大多数群众认为：邓小平的主张很不错咧。眼前的事实就证明着走资本主义的路子就能立即见效。按社会发展规律而论，指望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任何人都办不到，马克思就讲过：‘客观规律的变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既然定性是‘半封建社会’，正确的办法只有补课，补上那残缺的一半就对了；另一半也要补上，那就是取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出路。
    在以后接受大、专院校等单位邀请作报告时，我继续复述上述的论点（不能指明邓小平），这是由于听众觉着很新鲜，而且结合当前世界的新潮流，举出众所周知的事实来，引起热烈的掌声。

上述“访问记”比《镜报》上的文章又前进了一步，它触动了政治改革的基础。而在位的当权者更会恼羞成怒，而且又不敢派一个化名的作者出来公开答辩。
我开始准备创办一种期刊，取名《快哉》，这是借用苏轼的诗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于是《新民晚报》上刊登一则‘约稿启事’，特地请书法家钱君匋为封面题字。已有冯英子和邵燕祥两篇来稿。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出版法”条例规定：凡新创办报刊，须在当地省、县、市的文化和出版局登记，并将资金数字提供保证单据。此外，对主编、社长的要求：“出任主编人，应开列本人籍贯，学历并有两年以上从事文字编辑的经验，这些都是一般要求，对我言，关键还是政治表现方面，还需本机关的党委人事处提供书面证明文本”。
    当我拜读了这项“条例”，我意识到，在中共统治下，要自费办报刊，难于上青天，再加上政治表现，我是邓小平的眼中钉，在其他领导人眼里，我是唱反派的角色，所以，只得知难而退矣。

第二次开除党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市委组织部打来电话，通知我在当天下午去组织部谈话。在此以前，我们已经获悉，我的党籍可能又保不住了，当朋友问到此事时，我还不相信中共真的会又开除我，我自信地说：“应该不会开除我党籍，因为，经常开除我党籍，党的损失太大”。今天，既然组织部约谈，看来情况属实，羊子提醒我：“假如真的开除党籍，你就要求他们给你一个机会：希望能当面聆听小平同志的批评，毕竟开除不是儿戏哪”。
    当我来到组织部的会议室，那里早就坐着赵部长，他站起来请我坐下，态度温和而带几分严肃。接着他从公事包中取出两张纸，说：“你的许多行为早就不符合党章了，组织上几次找你谈过，提醒你，你总是听不进去。如今只有执行党章上规定的纪律，所以请你来，当面告诉你，组织上准备解除你的党籍”。
    我答曰：“这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认为我的言行不违背党纪”。赵部长说“这是党的决定，没有讨论的余地”。我说：“我想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检查自己，聆听他老人家的批评”。对方说：“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我们可以转达你的要求”。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出：“关于王若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事实”，“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开始产生阶级原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二十年打了游击战争，有些国家早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我们希望它早点灭亡，但现在并未灭亡，反而更繁荣兴旺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并有十几亿人口，就能超过两百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这就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正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左上角，公布了“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开除王若望党籍的决定’：‘他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它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空洞无物』的幻想，实质是封建、半封建的落后社会，不过抹上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一层油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紧迫需要的，要回过头来补课，主张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他诬蔑共产党就是喜欢权力斗争，共产党书记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在电台作了广播，又在中央党报和各省市的报刊上广为宣扬，却形成了 “逆反心理”，它的表现是：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方、王、刘三人的政治分析的高明观点，在这以前却是保密而且违法；再有一种“逆反”，挨批的人名满天下，并引起很多同胞写信给予慰问和鼓励。我本人就收到五十多封。如前所述，有的信件上地址只有“上海”字样，我也能收到，可能邮递员中也有“逆反”中的知音咧。

出现上述的“逆反”，证明了专制君王的反动行径，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首都宫廷政变的前奏

一九八七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原来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天，由邓小平召见胡耀邦、万里、胡启立、赵紫阳、李鹏、何东昌举行座谈，首先是邓小平提出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和刘宾雁三人的党籍，赵紫阳，何东昌与李鹏完全拥护，并未表态的也占半数，加上老邓，也算通过了。并且指责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何东昌也跟着批评耀邦。
    四天以后，即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星期天，又是以邓小平为首，召集彭真、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在邓家密谈，决定罢免胡耀邦。当然两胡和万里不得参加。事实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我本人在开除党籍以后，反而不受约束了，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老实讲，中共演变的二十世纪八零年代中，通过对我的一再迫害，我已经领受够了，既然我看透了中共本性，所以对于这种开除，我是决不留恋的了。
    这就给我获得空闲来读书，读过钱钟书所著的《管锥篇》和《资治通鉴》，还有吴晗所作的《明史》，还看了《昭明文选》；以及第三次重读《聊斋志异》；西方的译作，重温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奥列弗尔·推思脱》两大部，并且读过傅雷译出大部分法国作家的小说，其中有罗曼罗兰所著：《约含·克利斯朵夫》和《爱与死的搏斗》；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九篇长篇小说。
    另一种是练习书法，一幢楼的底层，有一位书法家周慧珺女士，原是在她的指导下提高书法水平。她的书法不尊法帖，而是独创一格，这一点正符合我的个性，于是我每天在报纸上使用羊毫笔练字，自认为练的书法够水平了，就下楼去找周慧珺女士作评判。她指出：“书法的要点，就得在一撇和一捺上面下功夫，你开头就该多练习笔画少的字，好比一年级学生的第一课就是‘人、刀、尺、日、月、星’那样，这是基本功嘛”。
    一天就分两个阶段练字，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也是如此，日积月累，让周女士认为有自己的风格了，就正式使用宣纸写条幅了。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在香港的友人何世境和柯华冰两位先生的赞助下：“王若望书法展览会”，作为华东赈灾义卖。由于港府官员恐怕刺激北京当局，终于未能展出。
    其中有些词句是我自撰者：“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持侠骨意纵横，可怜最是秋霜早，万里征尘哈密行”，最后一句，意指远遣劳改或充军边寨也。另一首为：“剧恋自由反倒悬，人生到此一泫然，十年面壁非虚语，幸有白蛇抵足眠”。最后一句中的“白蛇”是指脚上带镣之意（参看《王若望自传》一卷）。再有一幅写着：“残年风中燭，几回吹未灭，燃尽有限身，照徹长夜黑”。带有“自况” 之意咧。书法共有三十七幅。
    上引书法中的诗、词和对联式的调幅，我并无记录，早就遗忘了。感谢林翠芬女士当年使用照相机摄录下来，一九九六年她托曾慧燕女士在纽约转交给我，真有重遇故人之感。
    我成为无党派人士，中国的传统春节来临，一位记者李怀国先生来访我。我已记不清他是哪个具体报刊的记者了。结果李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号的《PLAY BOY》（花花公子）上发表了访问记“逐出党门后的王若望”，其中有四段：（一）目前国家的需要，该说是要西化、不要文革化；（二）没有这个自由化，便变成自我封闭的国家，变成愚昧的国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来得这么快，为什么实施民主就要慢呢？（四）精神文明一出来，恰恰就是反精神文明，打棍子搞运动都来了。还附载了“包拯今昔谈”。

第七部 中共的罪行变本加厉

血流天安门广场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他是中共专政四十年来唯一关怀人民的领袖，又为平反历史上的冤、错、假案而奋斗。
    当时人民对耀邦去世的反应是痛哭流涕；接着便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这个历史悲剧，那就联系上两年前迫使他下台的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人了。
    按照惯例本应成立治丧委员会，这一次却交给“治丧办公室”主办，又在讣告中未提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惯例也），更不会涉及三年前被迫辞职的往事了。公众对胡耀邦抱有迫切的期待，希望他总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的国家。在他以前的三位首脑论其政绩和品德都差一截，而最大的损失，由于他的去世，全国人民曾有过的美好愿望一齐粉碎了。
    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十七日，首先在北京就有三千多名大学生集合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跪着向李鹏等中央首脑们请求，最沉痛悼念耀邦逝世、严惩贪污、腐化。很多标语牌上写着 “还我耀邦”、“民主必胜”等口号。
    四月二十日的凌晨两时左右，新华门前突然出现大批公安人员，指挥警察猛砸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并且驱逐周围的学生和市民，另外又来了更多的警察，有的手拿电筒，有的挥舞着皮带，专门对付学生，即时，便有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可是警察们还是摔着皮带抽他几下，并且用脚上的皮鞋猛踢已倒下的人。更为下流的是，挨打的对象专找女学生，姑娘们逃命似的前往地铁站，又被追上的警察用皮带的铜头挥打，再加上拳打脚踢，直至流血为止。
    这就是“四·二零”血案的事实经过。当新华门的血案传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两万几千人之后，在第二天就有十多万学生参加了和平请愿，四公里长的游行队伍通过长安街，又折向木樨地，他们高喊：“耀邦千古”；“爱国无罪”；“反对暴力”和“民主万岁”等口号，两旁的观众人数比游行的队伍还多出一倍。市民为此浩大的正义之师感动了，也喊出“人民理解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等激励士气的口号。
    四月二十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胡耀邦的告别仪式，由紫阳致悼词，里面有四千人参加，而在广场上却有十多万人同时参加悼念，当胡耀邦的遗体通过长安街运往八宝山去火化的途中，沿途竟有上百万人默默地目送着他走向永恒（毁灭）。很多妇女竟泪流满面；有的喊出：“是谁让你离开这个世界”？“是无情的黑手逼死你的呀”等无奈而又气愤的悲声。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出来，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把人民为了正义出发的行动定性是‘动乱’，并指出背后有一小撮坏人，有计划的搞阴谋的人策划的，而且捏造出有人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已表明邓小平决心动用军队，屠杀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了。（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学生运动与胡耀邦是代表正义的旗帜’，在《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刊出）
    定性为动乱的升级却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第二天即有几十万人集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周，有的合唱国际歌，有的扯起横幅标语：“悼念耀邦，何罪之有” ？“反抗暴政，人人有责”！还有一条写着：“武力镇压无效，要求和平对话”。清华大学的学生拉起标语：“还我耀邦”，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每人头上缠着白布条，上写着“抗暴”，他们在标语上只有一个字“痛”，并用红色在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直到晚间十二时，由北京几所科技院校的同学们出发开赴新华门，只因人数太密集，经四十多分钟还未走出广场。直至东方露出乳白色，终于走到目的地。这时才看清这个游行队伍，就象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大，总比原有的人数增加一倍以上。一条长达十里的长龙步行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正是东方升起红太阳的时刻。同时也看到一队警察前来拦截，虽然参加游行的人群又饥又乏，听的警察来了，精神立即激动起来，同声发出有力的呼声：“反暴力、反独裁、我们不怕，要怕就不来了”！前浪喊过的口号，又传到后续的队伍，他们喊出：“胡耀邦去世，就是邓小平的末日”！“刀枪吓不住人民，人民不怕武力镇压”！上万人的呼声，称得上惊天动地！
    在北京发生的示威抗议行动，历时一个月之久，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间长、人数多的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中共领导人发现“众怒难犯”，为着保住专制王朝的命脉，终于在六月四日早晨，开进了坦克、战车和三十七军的两个师团。
    五月十二日，恰好又是俄国首脑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第二天，即与赵紫阳举行会谈，正当北京城处在民运的高潮中，只得请出李铁映和阎明复等人去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和请愿行动。结果是无人理睬。
    在中、苏双方会谈时，赵紫阳说：“中央在十三大时曾通过一个决议：‘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仍有邓小平掌舵’”。
    原来各国通讯社和报刊，派出记者和摄影记者来到北京采访达八百多人。没料想反而亲自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整天有三十万人继而发展至上百万人的抗议行动。而且把邓小平之流的顽固和残忍行为通报至全世界！历史上这种偶然的巧合，正表明了罪恶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而邓小平也就成了掩盖不住的超级屠夫！
    十九日早晨，赵紫阳和李鹏首次来到广场上的抗议队伍中，赵紫阳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要活着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他的话中，就已透露出杀人的惨剧即将发生了。
    同一天的下午六时，有李鹏、杨尚昆签发了实施首都的戒严令，其中有两点特别严厉：限于两天内完全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有违例者格杀勿论；另一项规定：凡参加过抗议行动，不论任何人犯下严重罪行者，只要向本单位或学校领导人去自首，写出悔过书，保证既往不咎。
    颁布戒严令并未吓倒广场上任何人，至于施展招降纳叛的手法，更无一人上钩。
    五月三十日，由中央美术学校的师生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像增加了新的景观。
    六月四日黎明时分，解放军的战车和坦克沿着长安街西南以高速冲向天安门，只因来得突然，当场即有十几人被碾死。在民族饭店门前，几千名工人和学生拿起铁钩，树段和四辆巴士车，设置路障，选了三百多位同学埋伏在它后面。而军车横冲直撞往前开来，遇着路障便有几支机关枪同时密集打出几百发子弹，三百学生几无幸免。
    接着二十七军的步兵在一辆坦克处，专找民众集合之处扫射，粉碎了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试图抵抗的防线，有数百人死伤。
    在民主女神像和英雄纪念碑之间，共搭建五十几个大帐篷，一百多个小帐篷，解放军的军车和坦克横扫过来，在里面的数百人被碾死了。
    当大地升起了红太阳的时刻，在中国首都进行的大屠杀终于停止。清场运走的尸袋装满了七十多辆运兵车，来回运送了三次，沿路的血迹直通至郊区火葬场。
自六月四日早晨七时，六个小时之内解放军共杀死学生和市民为八千七百二十余人；受伤者有两万八千七百九十余人（引自一九八九年七月号《争鸣》月刊，记者左逆）。
    这一场大屠杀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纷纷提出抗议！在中共统治四十年来，这是首次暴露其凶残的真面目，只因碰巧碰上举行中、苏会谈，引来许多国家记者和摄影师，是上帝的巧安排，才让最怕曝光的中共大显其豺狼真相。
    原是邓小平下令调动军队发动的大屠杀；而激起人民的普遍愤怒，起因是为了胡耀邦受折磨而逝世，是谁策划将他撤职处分的呢？又是邓小平带头干的、即使邓小平曾提出过“改革开放”的政策，此人也已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原来所有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当最高的首脑一旦死亡，肯定会发生动乱；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驾崩以后就会出乱子。再举纳粹的首领希特勒，当他在地洞里自杀以后，它所经营的第三帝国即宣告灭亡；当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在他死后只有十天，赫鲁晓夫便接管了政权，又过了五天，他所做的秘密报告即公布于世，引起了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的瓦解。也吓昏了东亚的毛泽东，他把“赫鲁晓夫”作为一顶帽子，送给他的政敌戴上。
    现举现代中国的例子，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却下令禁止人民悼念他，引起了各省市群众的抗议，即选出传统祭祀亡灵的清明节，四十多万人民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其实是针对四人帮的示威抗议行动。
同年的九月九日，第一名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只过了二十五天，被全国人民痛恨的四人帮同日被捕，其中有一位是他的爱妻江青，经法庭宣判死刑，缓期执行，入狱四年后自杀身亡。
    历史上已有四名领袖在死亡后就出乱子，因此下一位党的领袖邓小平在他死后也会引起动乱吧。

第三次牢狱之灾

北京市宣布了戒严令，在五月二十二日，上海市也发生了抗议游行。作家协会的队伍，第一排是由吴强、白桦、戴厚英、王若望和徐中玉共五人组成。而文艺界包括京剧、淮剧、越剧、话剧、评弹、杂技界；此外还有电影界的导演，男、女明星、美术布景人员，连跑龙套和幕后配乐人员等，共有一千几百人，文艺界的游行最能吸引人，围观的群众都认识其中的男、女演员们。
    我在身上肩上披挂一条白色素绸（访问西藏时，藏民赠我的哈达）肩披，前面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 ，背面写着：“救国救民，先救孩子”，格外引人注目。
    当游行队伍出发以后四十分钟，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的两千余名师生也挤了进来，将进入人民广场时，又有束着厂名围单的两家纱厂的男、女职工，约有一千多人赶来了。

当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广场时，便停下来让人站出来演说，在白桦、戴厚英、徐中玉讲过以后，便由我来讲话：“我的岁数不小了，称得上是老人吧，从巨鹿路来到人民广场。却走了四十五分钟，岂不是老牛拖破车吗？而我们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家伙了，他们把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为大屠杀的基地，不也变成十足的破车吗？而且修理了三年五载，越修问题越多。莫非让十二亿人民一起乘着这辆破车进入社会主义天堂吗？引起了轰然大笑。
    这一次游行队伍自衡山路直至淮海路，经过大世界又转入南京路，从头至尾长达八华里。而沿路围观的民众还比游行的人数多。
    在游行队伍中所举起的标语牌有的写着：“反对暴政”；“必须制止暴行”；“怒吼吧，上海同胞们”！“违反民意的领导没有好下场”；还有：“声援北京、悼念耀邦”；“申张正义、全民抗争”；“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犯着老毛病”？“撤销戒严令”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等口号。
    最后游行队伍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门前，人群沿着外白渡桥延伸至中山南路，只见挤在一起的人摩肩接踵，有人说有几万人。只见铁门紧闭，这时总指挥拿起麦克风喊着：“黄市长胆小鬼，不敢出来，我们大家决心守在这里，直到市长出来见面、同意对话的时候，答复我们的要求为止，就能结束这次抗议的大游行了 ”。
    黄市长始终不愿出面，这时游行队伍又唱起国歌〔和国际歌来，其中正好有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符合现实的感受。这可是上万人的大合唱，浩荡的歌声又引得黄埔江上十几条轮船拉响了喇叭，与岸上的游行队伍相互呼应，形成了一派紧张激动的气氛。
    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上海市的营业员和参加游行的家属组成了慰劳队，带着食品和饮料前来外滩，无奈供应的食品太少，反而刺激了食欲。直至半夜十一点钟，总领队通过麦克风宣布：“今天的游行告一段落，现在决定：大家回去吧”。 他又奔向南部，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大游行，并没有迎来中共的回心转意；却引起“六·四”血染北京城。经过几天的“无政府”真空，中共当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公开狰狞面目对人民，在中央电视台大放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尽量制造紧张局势。明眼人马上发现我呆在家中不安全，于是建议我去郊外避风头。汽车三转四弯，到了佘山小镇，在一位郑先生家“落户”，他热烈欢迎我，并办了酒席接风；这是一家书香门第，家中存放着许多图书，我正好在这里多读书，打发掉逃亡生活的无聊岁月。在这里读了《顾亭林文集》、孙中山著作：《三民主义》；《胡适文存》；《冰岛渔夫》和《清史稿》；《拿破仑传》等。
在郑家住了一个半月，朱先生打电话来，说是可以回去了，保证不会找麻烦。于是就从松江乘火车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到家中的第二天，上海作协便有人打电话来表达问候之意，并请我明天去作协传达文件。
    既然是传达文件，我准时欣然前往，接待我的是邬胜梅女士。我向她介绍了在松江的生活和读书乐的经过，话犹未尽，忽然有两名公安人员破门而入，给邬女士出示了“拘捕证”，即刻把我押上警车。临行前我放大音量高喊：“这是一场骗局，我是压不倒的！走着瞧吧”。

当天即被押解至公安局，一位戴着警帽的官员接待我，态度和蔼地说：“请你来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为了核实几件证词，你知道就讲一句对，不清楚就说一个不，这件事与你无关，不过你出去以后要保密，因为这件案子并未了结”。
    我说：“好吧，我一定据实回答就是”。
    这位警官就此走开，只留下一名警察坐在门口把关。我坐着约莫一刻钟，原来那位警官回来说：“核对证词已经用不着了，王同志，你可以回家了”。
    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心想公安人员对我还算宽容、礼貌，难得遇到的好警官。他陪着我乘警车一齐回到家中，当我刚下车时便发现后面还有一辆警车跟着停下来，同时有三个警察一起跟至门口。
    我回到家中，还没有坐下，那位警官即宣布：“从今晚起，对你实行监视居住，除非我们找你询问，你不得擅自离开家中。你的大门外有警察值班”。同时他又取出一张纸头给我，要我在上面签字，原来纸上印着： “本局政保处决定，为维护社会安定起见，兹令本市公民王若望接受监视居住，自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至　月　日止”。下款印着市公安局长的名字。其中我的名字和前面的日期是用笔写的，而后面的日期却是空白，我感到不妙，也许是无限期的。迟疑了会儿，我说：“请写明结束监视居住的日期后，我就签字”。警员说：“按规定是在执行的第一天上签字的，请签下你的大名”。
    我被迫签了字，然后警官又宣布：“除了这上面指定的主人外，家属和雇工都能自由出入；外面亲友来访，须接受值班警察审查。监管日期的长短，就看实行的规章如何了”。
    警官退出以后，就在我的家门口安排三名警察，我的家人发现他们的茶具搁置地下，主动腾出一张圆桌，并供应开水，还借各种杂志给他们阅读。
    幽居的日子过了十来天，我开始出现轻微的咳嗽，即报告门口的警察，提出要去医院。可是不在“约法三章”之内，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只有半个小时就开来救护车，有两名警官陪同，进入中山医院。请了一位名医师，虽然没有带公费医疗证，却从头至尾作了检查，咽喉部分探视格外周到，还请了另外的医师复查，然后开出诊治药方，临行前还带走了好几种药物。
    回到家中，一日服药三次，至第二天晚上便痊愈了。藉此机会还能到外面世界游逛一番。
    关于“监视居住”，联系历史上的传统，倒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如封建皇帝的后、妃，当她被遗弃的时候，便打入“冷宫”；妇女失宠已很痛苦，为何从此终身押入死囚牢中？昏庸而残忍的皇帝有绝对的权力，才演出了这类悲剧。近代有一位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便尝到了五十余年“监视居住”的苦味。
    我是会唱京剧的，於是唱了一段 “四郎探母”，其中有：“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藉此发泄内心的怨气，同时也让门外的看守员认识一位在禁锢下还是“苦中作乐”的人物。
    在监视居住期间，有的朋友来访，不得不出示证件，签了字以后，方能入内访问我，见了我的面，第一句话是“老王，你现在成了中央干部了，同赵紫阳一样的级别了嘛，门口还有‘警卫站岗’了，多‘威风’哪”！我苦笑着回答说：“确实很象，只有一点区别，赵紫阳的警卫是听赵紫阳的，而我得听‘警卫’的”。延至九月八日得上午，羊子去上班时分，我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你看，公安局已经廿多天不来找我传讯了，肯定很快就会撤退门外的警察。”

到了下午，两位公安人员进得门来即宣布停止监管，要我去学习班几天，并让家属带着日常生活用品：毛巾、牙刷、衣服上了警车，而车窗的玻璃拉上了黑幕，似乎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当我走出警车的时候，原来是从前来过的第一看守所。原来执法如山的警官，也是靠撒谎来骗人的。
    这次入狱，我的情绪比较平静，回顾近两年来的行动，对领导当局确有冒犯之处；另一个感觉，这里是旧地重游的地方，好似逃回娘家的女儿有被拉到恶婆娘家：一条监房有多少号子，能报得出数字，有十几位看守，能叫得出他们的姓氏来（名字在这里是保密的）。被关入二十一号监房，早就有六人在里头了。其中有三人自报犯下的罪，姓郭的是盗窃犯，姓黄的是赌博输了抢台面上的钞票，而且动手打人；姓李的奸污两名妇女。他们讲起来并无悔意，还带着理直气壮的口吻。看来还在等待宣判。
    另有两人却不肯讲话，连姓名也没有。从所穿的服装上，推想是上流人物，其中一位戴着眼镜，他是知识分子吧？
    回想二十二年前，也是在同一个看守所中，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几乎每天都有人拉出去枪决。对照下来，邓小平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残酷手段，由此想起在这里的政治犯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关进来已有六天，还没有提审过，大概把我冷处理，给我充裕的时间反省本人的罪行吧？
    在八天以后，一个哑巴终于开口了，他说：“我认得你的，当过总工会的文教部长，听过你做的报告，为什么也关在这里“？
    原来他知道我的来历，内心虽然感到幸运，不过在狱中却不能串通，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意躺在他的身边说悄悄话了。
    当天夜晚，我知道他是税务局的科长，为了贪污两万七千元，已追回三千元，正在等着宣判。如能如数补交，至多被撤职，会很快释放。正盼望家属能够凑出二万四千元来。
    我问道：“你怎么会产生捞钱的念头”？
    “反正都是公款，手中有掌握四枚公章，一念之差，就很容易地捞到钱了”。
    我又问：“你这件经济案是怎样给人发现的呢”？
    他说：“我猜想是一位女出纳员报告上去的”。
    “你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
    他叹了口气说：“当她准备告发之前，她曾先给我打招呼的，并且所报款子的数字一点不差；我表示已得款项可以对半分，她还不满意，只是伸出三个指头，另一只手伸的大拇指和食指，含义是占三分之二的钱归她。这个太欺人了，当然我没有同意，谁料想她竟告到法院去呢”。

我接着问道：“正式开庭的时候，这个女人会出席作证人吧”？

“一定有她，这真叫做‘人间最毒妇人心啊’”！

在这次进行夜话以后的第五天晚上，这个贪污犯就放了出去，可不知是凶是吉。
    另一位哑巴在贪污犯释放之后的第二天也说话了，他是在毫无顾忌的状态下发言的：“我是律师，当然熟悉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这次判我有罪，指出是包揽诉讼，向被告伸手讨钱，这完全是诬告，第一次过堂就提不出人证和物证来，委实是冤案。有朝一日获得释放，我还要起诉诬告的一方哩”。

姓黄的质问他：“凭什么把你关进牢监呢”？

律师回答：“这原是我国法律上的漏洞哪。所有西方国家的法律，只有在查明有人证和物证，还得经过核准以后，才能签发拘捕证。可是中国的法律却没有这一条，只是凭原告写一份状纸，就可以抓人判刑进监房。许多冤案和假案从此不断地制造出来”。
    姓李的问他：“听说强奸一个妇女就要判刑五年，玩两个女人加一倍，可是真的吗”？
    “没有这回事，要看对方是不是强迫的，如果是自愿呢，那就不犯法。可是中国的妇女即使是自愿，为了自己的名声，总是不肯出庭作证。所以男的强奸犯还是要坐牢的”。
    他回头问姓李的：“我猜出你是强奸犯吧，那个被奸污的女人会站出来作证吗”？
    “她自己当然不肯咯，是她姐姐告发的”。
    律师问：“她有证据吗”？
    “唉”，李某说：“原是那个女的给她姐姐讲的，而且保留着一条沾着精液的内裤”。
    “这就非判刑不可了”。
    “那么，会判几年呢”？
    “你有两次强奸妇女的记录，大概总在十年以上吧 ”。老李懊丧地低下头来。
    盗窃犯睡在律师身边说悄悄话，在夜深人尽环境下，同号子的监犯还是听得真切：“我的案子很严重哪，原是到一家富商去抢劫，从后墙翻过去进入侧门看到有人先用绳子捆绑起来，再用胶布封住嘴巴和眼睛，由一个人守着他家的父母亲、女儿和媳妇；另外的人就去搜罗金银首饰和钱钞。
    “抢劫钱财还不满足，姓李的又和我奸淫媳妇和姑娘，两个同伙看着别人扒在女人身上，忍不住也要尝甜头，于是也参加了轮奸。破案是为了急着脱手金银财宝露了馅，就抓了我和姓曹的，第一次过堂已经招供抢劫首饰，法官倒没有提到奸淫妇女的事情。你看会判几年”？
    律师说：“你这个案子，判的刑期可长可短，单是抢劫犯，有上万元的钞票判刑五十年；要看退赃的数字的多少，还要查过去有没有‘前科’；再加上强奸罪，最高会判死刑 ”。
    “有啥法子判得轻一点呢”？
    “只要你供出实情，有谁参加抢劫，讲出他们藏躲的住处，并且确实抓到手，      这样就能将功赎罪了”。
    老郭说：“这可是叫我为难了，就得去做害人的事哪”。
    律师劝说道：“这一回你放过他，在下一回他还是会干老本行的，早晚会关到这里来，而且由于两次犯罪，判刑更重”。
    我佩服这位律师善于做思想工作，又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出主意。至于姓郭的是否照办只因三天后我换了监房，关入二十五号。在新号子里关押八人，其中五位是刑事犯，两名经济犯，只有姓林的案情不明，连原有的难友也不知。我从律师那里学到一些常识，不妨在郭先生身上作一番实验。
    利用夜晚我有意躺在他身边，用轻微的语言问他：“你在这里有几个月了”？“五个月零九天”。我又问：“你是政治犯吗”？“不”。“我看得出来，你不会是刑事犯”。他说：“你的眼力不错。我倒要问你是犯下什么罪行呢”？我答：“政治犯哪”！他又问起：“为了什么原故，被公安局逮捕进来”？我按照真实情况答复他，接着我又问：“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不知道，你就直说吧”。
    当说出我的名字来他说：“这可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人物，想不到在这里才能当面领教。可见得坐牢也有收获呢”。
    于是他直言不讳自称是林建堂，本是虔诚的基督教牧师，由于政府四十年来企图摧毁所有的宗教，只许信仰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谁信教就是犯罪；既然不能公开走入教堂，又不许举行礼拜仪式，只得转至地下；林建堂牧师便是地下教会的成员；不知是谁手持一份地下宗教信徒的名单，被政府人员抓住，其中有六十二人，在同一天被捕。
    从此以后，他与我成为莫逆之交，互相获得安慰和鼓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谈了宗教的形成，对社会所起的积极影响。这里只能作扼要的介绍：
    人类最难解释在周围发生的偶然事故，特别是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于是就创造了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不论是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不入流的邪教，各自有不同名字的上帝。
    《圣经》的第一章宣称：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其实各类宗教以及信奉的精神领袖，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等，都是古代的氏族社团创造出来的，为了满足精神上三项迫切的需要，第一，在全世界各处都会发生偶然的喜事和灾变，当人们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时，认为是由神力所推动的。随着科学水平不断提高，有许多偶然性的事变已找出其运动的规律，但还有广阔的领域是一片空白。第二，宗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信仰统一之下它成为团结内部的 “神圣联盟”，并不依靠武力，完全自觉自愿。因此在历史上宗教改革就能改变社会结构，公认的事实，当初开发新大陆的英国第一代移民，正是基督教的新教徒嘛，我在教会里当了二十七年的神职人员，根据调查：犯罪案件在教友中所占的比例极微。
共产党干部总是指责信教的人是迷信，我承认凡宗教确实存在迷信的成份。不过迷信也有好、歹两类，对专制皇帝、独裁领袖，这种迷信便是愚忠，甘心做他的奴才；而宗教信徒却着迷于行善，重视道德品行的修养，遵守十戒。由此可见：迷信的含义也要一分为二吧。
    最后要谈关于人的死亡，这是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既然是每人早、晚不能避免，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了，因此佛教便设计了十殿阎罗王，不过是人世间帝王的移植，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共同拥戴上帝，所有教派都把灵魂的出路称作天堂或天国。
    这种创造发明，原是为了给病危或是老朽的人精神上的安慰而已。我亲自考察过临终前的教友，都能以平静的默祷迎接死亡。
    在另一次交谈中，林牧师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完全消灭了宗教，并占用教堂改为学校或高干的住宅。造成的结果便是盗匪横行，而且很难破案；文化低的民众对善、恶的观念模糊，而在社会上行凶作恶者又不绳之以法，盗匪的队伍就会不断扩大，你看监狱中的刑事犯就挤得像个蚂蚁窝似的，这就是证明。
   “再提到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中有很多是贪官污吏，他们的特长便是弄虚作假，连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一片谎言，谁站出来指出他是当众撒谎，就有可能被判刑。所以说：共产党的大多数干部犯了十戒，更让人气愤的是，国家的政策偏偏保护这批贪官和骗子呵。
    “这都是消灭了宗教之后产生的后果；当然不能说宗教信徒占优势的国家，就不会发生抢劫和奸淫妇女的事件，由于在一个国家中并不会全都是教友；而且有一部分品德败坏的教徒本人也犯了十戒呢”。
    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部门每年都提出了严打运动吧，为什么政府又要保护这一批罪犯呢”？
    林牧师回答：“这并不难解释呢，你不妨去查一查，所有被捕的刑事犯都是没有后台、而且已经暴露在外了。历来有两句话叫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因此县级以上的刑事犯是极少的”。
    “在当今的朝廷里，已经是无官不贪，有财便抢，并且结成团伙，坐地分赃、互相包庇，这就保证了机密。至于保护了其他的刑事犯，这是由于人同此心，自己的手脚不干净，也就缺乏勇气去惩办‘同志’们了。前不久就有邓小平的大公子创办了‘康华贸易公司’。结果，最严重的判决，只是‘撤销’两个字，非法收入的数字也是保密的，他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就是真正对大贪污犯必须保护的事实哪 ”。

最后他问起我：“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愿意信仰耶稣吗”？

我即说：“虽然我不信教，只是看过《圣经》，总觉得对政治有兴趣，认为是和宗教有冲突的，因此没有参加”。
    林牧师说：“我发现你有灵敏的悟性，这是作为教友的先天素质，只要性格上坚定地站在为善的一方，也就是教会以外的善男信女了”。
    “过去认为政治与宗教是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我既然献身于反对专制政权的民主运动中，就不曾参加基督教。但是读过《圣经》，也听过几次牧师的传导演讲，学到一些做人要领，由此对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怀有尊敬和好感，我从你这里听到的，确是比以前几位牧师更有说服力”。
    他说：“宗教本来和政治是性质不同的信仰，现在这里的政府决心消除一切教派，这就使得专制的政治压迫教友，迫使教友们必须投入反专制的政治抗争。最后他又举出西藏佛教的活佛达赖喇嘛游历世界各国，共产党政府的发言人不断对他的出访行动提出抗议的声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活佛，成为争取信仰自由、民族自治的杰出领袖”！

初审的交锋

在看守所关押了四个月后，牢门洞口第一次唤我的番号，便有一看守带我至审讯室，上边坐着戴着眼镜的承审员，按常例问了姓名、籍贯，接着便提出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你可知道这次为什么拘捕你进来”？
    我当即回话：“只有去问当初抓我的公安人员嘛”。
    “你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应该知道犯下的罪行是什么性质，司法部门总不会无事生非地拘捕你吧”！
    “我的行动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即使在关押两三年吧，也不回想起犯了哪条罪状”。
    眼镜承审员戴着微笑的善意说：“历来对政治犯的量刑并无明确的标准，主要看他本人的认罪态度，比如两个人在同时和同一地点、犯下同样的罪行，其中有一人认识到错误，并有悔改的诚意，这就具备了无罪释放的条件。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习这种人，坐牢原是一种长期苦难的生活哪 ”。

原来这又是诱降的阳谋，便回答说：“我想请教法官先生，按刑法上的条例，杀人者偿命，这一条现在还有效吗”？
    “当然继续有效咯”。
    “在马路上公开杀人，那一定是判他死刑吧”？我说。
    “这个问题离开你所犯的罪行未免远了，还是回到原来的犯案上来吧”。承审员已看出他的对手别有用意了。
    我说：“至今我还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不过我倒怀疑法院执行的刑法最近可曾修改过”？
    他回答： “我国的刑罚非常完备，还需要改吗”？
    我接着说：“既然刑罚的条例照旧，那么杀人者必须偿命还是有效咯？现在的情况，公开杀人的凶犯安然无恙，而群众表示抗议却判他有罪，这是完全的颠倒哪！因此我才怀疑到刑法上的条例变了吧”？
    承审员摘下眼镜，迟疑了两、三分钟说：“你是含沙射影攻击党的领导人吧。玩弄颠倒的正是你这个顽固分子。就凭这一点还要加刑才是咧”。
    “我请求你做个清官，真正按法律的条例作出公正的判决。昧着良心办案的人极少。我不信你会站到昏官那边去”。
    他说：“请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哪有犯人到这里来教训法官的？我会把你刚才讲的侮辱公检法人员的话，作为新增加的罪行报上去”。

说到这里，他按一下警铃，便来了一位警察，奉命押送我到监房去。在临走以前，我提出了批准我读书的要求，他同意了，不过限制政治方面和现代时局的出版物，并允许在下次家属探监时即能带进来。
    在入狱五个月以后，家属带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毛泽东选集》，我猜得出羊子的用心，《选集》投合了典狱长的意愿。从此就能把牢狱转化成学校。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坐牢，早就准许囚徒读书了。而且没有什么限制（参看《自传》一卷：“八卦大学”第三四六页），往后的日子就觉着好过得多了。
    在这以前，我已蹲过两次牢，都实行“放风”的规定，也就是准许囚徒们到场地上步行半个小时；可是来到看守所以后，没有一次放风过。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太阳，我的牙齿开始动摇，而且吃饭时痛苦异常。于是对看守报告了请医生诊治的要求。
    看守回答：“我快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又向看守提出治牙要求，又推到明天，这样就使得我连续三天不能吃饭，晚上一直不能睡觉。最后只得请难友陈君去报告看守，门洞外来了一位医生，他问生的什么病？在了解是牙齿痛时，即说：“我是内科医生嘛，没法治呀”。陈君又提出：“他吃不下饭，也有两、三天了”。只听得门洞口留下“嗯，知道了”的回话。
    次日上午，发给的一罐头食物改成与米麺糊了。而在当天的下午开了牢门，让我走入一间“医疗室”，经过一位医生检查牙痛的病源，主要在上面的牙週发炎，必须拔掉两颗牙，才能解除病痛。
    有一天的下午，牢门洞口有一名看守（我记得他姓孙）叫我的番号，当我刚走出门外，他轻声低语地说：“我愿为王先生做些事情，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你想一想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同样压低音量回答：“只有从我的太太那里获得外面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请求”。
    他提出要我写明家属的地址和亲笔签名（这是为了取得他在我太太面前的信任），他当场提供了一支铅笔。

下一次值班时，我即从牢门洞口抛出一张纸条给他。

几天以后他打开牢门唤我出去，即塞了一张小纸片在我手中。并且说：“看过以后撕了它”。
    纸片上是羊子的笔迹，写着：“《天地有正气》已在‘百姓出版社’出书了；台湾的柏杨夫妇介绍的出版社，印行了《第二次结婚》，你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你，你一定要挺住，要乐观地等待到明天”，
    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也证实了这位看守是可信可敬的人物。从此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的窗口，囚禁的苦难减轻了许多。有一次他还对我说：“这里还关着四十多位政治犯，都是为了参加游行活动”。我即问他：“其中有几位是文化界的名人呢”？
    小孙犹豫了一会儿说：“有一位是张伟国，还有一位叫陈绿波的”。原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京记者也被捕了；至于后面的名字，一时间却想不起来，或许他不算名人吧。后来终于恢复记忆，他的父亲是上海市统战部长陈同生，曾在复兴西路３４号公寓是邻居，听说小陈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难道陈部长不能争取宽大处理吗？
    就在传入佳音的第三天，看守领我来到审讯室，上面坐着与上次不同的承审员。我心里有几分紧张，也许那位可敬的看守的非法活动已暴露了吧？（出狱后，方知道，小孙为了同我联系，果然暴露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监禁了十天，被开除了公职，后来我们设法让他学习驾驶汽车，但不知后来他的前程如何，去国以来，我和羊子时常怀念小孙）。
    “你进来快一年了，总不能这样拖下去吧，我是愿意提早结案的，就看你能不能合作”？
    我回答：“需要做什么事情才算合作呢”？
    “那很简单嘛，只要你保证今后不参与政治活动，就能够无条件释放 ”。
    看来原先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从容不迫地问他：“你说的政治活动的名词比较含糊，反对党或者拥护党都是在‘政治’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吧”？
    承审员瞪着眼睛看着我，强忍下怒气说：“你不要玩文字游戏了，当然是指反对党中央咯”。
    如今就是有人在北京公开杀人，你们应该首先捉拿凶手、判他死刑才符合杀人者偿命的法律，现在却倒过来了，我被政府抓到这里来，把参加政治行动表达正义要求的人关进监狱；古人赞颂正直的法官为‘明镜高悬’；当今的法官只能说他是‘黑幕枉法’了。不过我相信昏官只是极少数人，而你是会主持正义的总不能同情屠夫吧“？
    承审员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便说：“看来你是不能保证今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不过我要警告你，肯定会判你刑，到那时可不要后悔呀”。
    我的回答是：“即使写了保证书，该判刑的人还是逃不掉。这样的例子我早就见识过了。既然命中注定还有一场牢狱之灾，后悔还有什么用呢”？
    他又说：“前一位承审员就介绍过：你是顽固不化的人物，现在证明果然如此。”
    于是他宣告结束了这次审问。
    在牢中已有一年的时候，又有一次提审，是一位戴着四颗星帽子的法官，从他的语气中，掌握这最后判决的权力，我的心情不免又紧张起来。
    他说：“你的案卷都看过，我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在口头上声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这就能够呈请上级部门对你宽大处理了 ”。
    我说：“口头上和书面上的承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只需要用嘴巴说几句违心之论，就在你的面前表现出口是心非了，我相信你不会支持一个伪君子吧”？
    “我们已经同意放你出去；总希望从此回头，不要再犯老毛病，政法部门总是希望被告改恶从善罢”。
    我回话说：“你的一番美意使我十分感动，你不妨查一查过去的历史，我是非常乐意为人民做好事的嘛”。
    承审员无奈地说：“这里可不是追叙历史的地方，既然决心顽抗下去，只得由你去咯”。他手中拿起文件，站起来说：“好咯，等着判决吧”。
    九零年七月上旬，是第三次提审，我估计就要作出判决了。法官的开场白：“听说你喜欢长篇大论、能言善辩，我今天只有三句话：很有可能放出去，只要表示一点让步的心愿，采取什么方式由你自己决定”。
    这可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但是后面两句却是重点哪。我提出两天以后作出决定。
    前后只有五分钟的审问就此结束。
    我等候了两天的五倍，并没有人来问我是怎样的决定。
    再过了十三天，看守开门让我出去，并将所有的书籍和衣衫带走。这时我相当紧张，以为是押解去监狱服刑了。有一位警察领着我走进接待室，定神一看，羊子站在我前面。一位郑姓的警官先生露出微笑对我说：“决定在今天放你回家，不过你触犯法律的行为并未结案，还得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接着把我交给羊子，连带所有生活杂物，羊子叫了计程车，一路顺风地回到了家，结束了十四个月的恐怖的监禁生活。

　　　　　　　　　　　　　半自由的滋味

出狱后的几天中，境外、海外、海外新闻媒体电话铃声不绝，致敬的、慰问的、鼓励的，活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他们是：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的《百姓》、《南华早报》、《虎报》、《明报》、《当代週刊》、《新报》、《亚洲新闻》、《香港电视台》；美国方面有《纽约时报》、《时代週刊》、《华盛顿邮报》、《世界日报》；英国方面有《独立报》、《BBC广播电台》；日本方面有《共同社》、《读卖新闻》、《东京新闻》；法国方面的《法新社》等，还有在海外的朋友以及反自由化时期的同情者，也在这时期通过电话表示慰劳之情。尽管每次电话几乎是同一个内容，但我还是乐意不断地回答好心人的提问：我确实获得了免予恐怖的自由，自由确实来之不易；我衷心感谢各方面人士对我真切的关怀，虽然我的牙齿掉落了两颗，但我还是止不住喜悦，笑得开心，我真正体会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意境，虽然暴君有权杀人或逮捕反对他的人士，可是他必然会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欢快的心情维持了十五天左右，我就要前往第一看守所报到，这是按“取保候审”的规定执行，今后每一个月有一次，如若违反还要继续坐牢。

沿着老路，来到车站南路的看守所门警处，自报姓名，让我到某一办公室，里面一位郑姓警官和气地说到，已经看过羊子在《百姓》上撰文“今日王若望归”了，记得郑先生还称赞了羊子几句。我捉摸，羊子在文章里，把郑先生描写成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的人。不过教训话还是讲了不少，例如：应该写思想汇报、改造世界观的程度，收到的来信、电话等，凡敏感问题要及时汇报他们等。
    我说：“怎么区分来信和电话的词句哪一种是重要呢”？
    他的回答很简单：“你就按这里的规定照办就行，区分来信和电话的重要性方面，我相信你的文化水平，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一时出了差错是难免的嘛，老实说吧，由你提供的数据资料，只是给政工部门作为参考的”。
    第一次的会谈只有二十分钟，就让我回家。
    往后就是按照这位警官提出的要求实行的，只是在五月十二日，当我出门不久，忽然下起大雨来，只得在一家门前设有帆布棚下躲雨，在这里站了两小时，开始转为下小雨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警车停下来，有人招呼我赶快上车，车上有一位便是第一次见过的警官，他说：“已经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你太太回话，早就出门了；一定是下大雨的缘故，才决定开这辆警车，沿着通向看守所的方向行驶，果然发现你了站在街上”。我深表谢意地说：“怕的是有一天不去报到，要关起来咧”。
    警官说：“遇上今天的特殊情况，还是可以通融的嘛”。这辆警车直接把我送回家中。
    我已有数次到达看守所，这就有机会结识了两位朋友，当我走出铁门以后，一位姓徐的警官就跟着我同行，叫出我的名字，原来在看守所中，早就认识他了，开头两人保持着沉默，其实是顾虑：在南车站路行走，总会遇到熟人，那就要暴露了。他讲了：‘朱镕基为你这次被捕表示同情’，他曾向江泽民请示：象王若望这样的老年政治犯，一直关下去，恐怕不合适，究竟怎么办？心狠手辣的江泽民说：“除恶务尽”！

在“取保候审”期间，一个《法学》期刊的编辑施滨海对我说：“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已经病危，说不定在五六天之内会去世，你能去看望他，我愿意当向导”。我迟疑了一会，决定去闯一下，于是就来到医院病榻前，只见病人已气息奄奄，我便俯身贴近他耳朵说：“还认得我吗”？只听得轻微的回答：“你出来了，总算能见一面”。接着握他的左手，再告诉他：“会好起来的，你必须安心养病”。
    他吃力地说：“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最后他又说：“只希望邓小平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还来得及做一、两件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上海市委在他弥留之际，还派人向他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可见其对自己老党员太绝情了。（参阅一九九一年五月号《百姓》半月刊，标题为：“我与钦本立的始终”，此文开头写道：“我是个身上背着‘取保候审’的十字架的人”。
    往后去看守所报到后来改为每月一次，接待我的警官听惯了老一套的回话，已表现出厌倦的神情，直至七月份，警官通过电话告知：“暂时停止汇报，确定在哪一月恢复，会正式通知你的”。这时我又如释重负的感觉，联想起一生中尝过的苦辣味称得上多姿多态：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打击反对派所惯用的手段，即有判刑坐牢；未经审判的关押；下放劳动；还有监视居住，最后便是取保候审。因此我有理由夸下海口：所谓“老运动员”，我的资格最老，我经历的多种政治迫害方式最全面。关于活受罪的经验极为丰富，可不经测试而获得博士学位矣。唯一的幸运，总算没有判处死刑也。
    对于政府当局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激起了我跟他斗到底的决心，同时，在‘取保候审’中，从警官的气色和语气中，也表现出厌倦疲塌和虎头蛇尾的精神状态。

摸索新的道路

我开始考虑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但是应该改变斗争的策略。这期间（１９９１年初）有一位顾斌来访，他是由“上海人权协会”的杨週和王辅臣两位推荐的，他声言自己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中旬，上海学潮的积极参加者。他说有照片为证，但我们见了照片，见到了几位熟悉的面孔，而没有顾的形象在内，他说他所站的地方，正好在像片的边框以外。他热情表示很想做点什么。我们曾分派他去寻找政论或散文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本中共内部读物《新阶级》（作者是南斯拉夫原副总统、理论家吉拉斯），我们都很欣赏，这就加强我们对它的重视。
正巧，这期间，香港来了两位女记者小蔡和小崔，她们不忘六四惨痛，她们曾去北京寻找伙伴，可那时已没有八九年那种敢作敢为的气氛，在失望之余，就到上海来寻找出路，寻找诤友，她们自我介绍，是奉“港支联”的使命，小崔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南北不一样，北京方面，噤若寒蝉，可能上海因远离首都，反而鬆动，大多数香港人都知道您老的大名，因此想同您合作，为推动民主运动做些事情”。
    我心中十分欣慰，即说：“我能够做什么呢？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公安看得紧。不过，有一位顾斌的青年，曾是１９８６年底上海学运的积极分子，就在这几天，他主动上门要求为民主献身，做点实事。是否我介绍他同你们认识”？她俩一听有这么热心于民主事业的年轻人，欣慰得很，感到还是上海人有胆有勇。于是，介绍双方认识，一拍即合，当即约请了施滨海以及我们这些人，在我们家开座谈会，着手研究、策划行动计划、步骤。一致的意向，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以羊子牵头；另一个计划是《人权协会》，由我牵头。关于经费，我和羊子心中无数，就由顾与两位记者直接商讨，顾斌提出要五万人民币左右。羊子认为，经费的事，事关重大，专门约了顾斌谈话。羊子以牵头人的角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认识不久，我们发现你的积极性很高，做这种事情，除了智慧、勇气，还需要诚实；完全靠个人的道德形象。钱好比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你当明白，花钱的事千万小心！顾斌显得很虚心，保证严格把关，请我们放心就是。
    关于《上海人权协会》，我说“协会又吸收了九位成员，都是对民主事业忠诚而又坚强的战士，由于警察和特务到处跟踪，，为了安全，不能盲动，暂时埋伏下来，今后会继续扩大组织，务必做到每个区都有协会的成员”。
她们也提出经费问题，我建议以刊物为重点，“协会”经费为副，等刊物稳定了，再展开第二战场。她们表示同意以后，我还提出：为了防止公安人员窃听电话，应该使用隐喻；有关“人权协会”，改成“公公计划”；“民主论坛 ”改成“婆婆计划”。

在一个月之内的1991年3月上旬，顾斌按约去广州同二记者交接经费，记者很信任地一次给了他七万元港币。拿了钱，按我们共同商定的计划，到福建的石狮镇去买了办刊物所需之打印设备和通讯设备。
    一星期之后，顾来到我家，只见他一副得意的神情，手上拎着一只提包，从里头拿出一件黑色、精制的神秘的玩意儿出来，问他此物派何用处？他说这是录像机，一旦碰上公安人员在马路上抓人，就能及时拍摄真相，作为今后揭露他们罪行之用，这就是侵犯人权的证据嘛。我问：“录像机花了多少钱”？
    “小意思，只花两万多港币”。
    羊子插话来：“从来没听说过公安人员在马路上抓人，即使抓人，也绝对是秘密进行，你怎么‘及时’去拍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敢于公开在马路上抓人，你怎能带它、‘碰巧’拍摄下来？除非公安人员事先通知你咯”。
    我丧气地说：“浪费了两万多港币。却买了废品，你怎么这样不守约言？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钱，所以你大手大脚，毫不心疼哇”！
    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还买了一台电脑，因为重，没带来，保证你们满意就是”。
    我们问他还有多少余款？他说还剩三万多港币，羊子表示这余款让傅纪青女士保存，顾满口答应，但从未兑现。羊子一直打传呼机，他就是不回电话。我们只好找王辅臣，杨週，姚振祥等人帮忙。王辅臣听说顾手头有钱以后，他说：“怪不得，近来顾斌的女朋友进出我们弄堂，珠光宝气，脖子上黄澄澄的金项链”（顾与王同住一条里弄）。
    由于王、杨、姚等努力，有一天，终于与顾斌在中山南二路一家食堂会面，并规定他交出余款。在压力下，顾斌摸出以一千多元人民币，和数百港币，就有傅女士保存。

《民主论坛》的命运

我既然允诺在上海出版地下刊物，只要公安局没发现，尽管出现了贪财的顾斌，我们还是坚持要他将功补过，要出版第一期。

为《民主论坛》供稿的有嵇伟，贺宜民，彭建，此外还选登港刊发表过的“历史的伤口”等控诉天安门大屠杀的歌曲。只有嵇伟女士用的真名。
   由于打字、印刷风险极大，打电脑要东躲西鑶，有时就到章茵子大姐家中工作，章大姐全力配合。工作刚刚有起色，忽报顾斌出去买酒途中，一辆汽车忽然停在他身边，下来二个大汉，强行押他上了车，从此失踪。从此，我们自己也有思想准备，准备随时挨抓。那时，我们直接风险就是一架录像机，再说我们估计顾斌不是坚强的人，他肯定会供出我们来。所以，早作准备，反而心里踏实。果然，三星期以后的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公安人员来到我们家，将我带到看守所“传唤”，另一批则驱车开赴羊子的工作单位，先将羊子带到家中，接受抄家，那架录像机当然成了他们“战利品”。在晚饭时分，接着将她带到公安局徐汇分局，通宵达旦地折磨了我们整整一晚。
    我被带到审讯室，里面坐着两名警官，右边还有一名记录员。肩上扛着录像机和一名助手接踪而来。
    警官审问的重点只有两条：经费的来源；出版《民主论坛》的内容和作者姓名。我看到，此时录像机正对着我在左右移动。
    我对待的策略也是两条：保持沉默和“我不知道”。僵持了两小时，换上另一位警官，他准许我吸烟，而且把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放在案桌上，分明是钓鱼上钩的阳谋哩。

这位警官所问的话语，仍然重复着烦人的两条，而我的回答同样讲的是一个版本，相持阶段维持了五、六分钟，他便索性留出时间，让我吸烟，并关照负责录像的人也去休息。我只得奉命抽烟了，这在我长达四十年烟龄中是唯一的例外。连吸两支以后果然有效，所谓“烟土披里纯”能激发思维活动，想出了无伤大雅的应付术。直至抽完五支烟，警官又出现了，连同原班人马。
    这位警官问道：“创办《民主论坛》的经费，是香港人给你的，在十二天以前，支联会派出两位妇女到你家接洽，你承认有这件事吗 ”？

我说：“你依据的情报不可靠吧？应该核实一下才是，过去制造过许多冤案，就是犯了这个老毛病呢”。
    警官颇为得意地说：“凡是从境外进入国内的任何人，出入境管理处都有记录，我这里已经查出这两位妇女的名字，和到达上海的日期，一位崔女士和一位蔡女士在你的家里，与羊子分坐长桌的两边”。
    我说：“除非你们真的长着千里眼，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警官说：“在事实面前，狡辩有什么用？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当警官问起《论坛》的文章讲了什么？我直言不讳地招供： “第一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争取实现民主政权，独裁的老黄历，早就被人民丢进垃圾堆里了。我决定发表它，就为了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论点是可靠的，不妨举出眼下的例子，通常请出法官过堂，审问一名参加过抗议行动的被告，依我看来这就是执法的颠倒嘛，人民法院不去追究屠杀人民的凶犯，却给主持公道的人判罪，我推想法官们的内心也会感到苦恼吧”？
    警官拍一下桌子，带着严厉的语气说：“你在法庭上竟敢发表谬论，以后的结局准是罪上加罪；没收宣传颠覆行动的东西没有错，你却是个顽固不化、屡教不改的人物”。
    我说：“在法庭上，总是要求被告讲真话，不愿听假话和株连好人吧，我就是尊重法律上的规定，才改变了前一阵只说个‘不’字，已经不再顽固不化，难道还不满意吗”？

警官沉默一会说：“你这是强辩，在法律上决不会准许出版反动期刊的词句咧”。
    接着我又反驳他：“我记得在宪法第三章关于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其中有一条规定：全体公民都享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现在你们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吧”？
    这场唇枪舌战，警官始终占下风，他最后说：“法庭不是发表演说的地方，主要依靠真凭实据哪，只须查出一册《论坛》就足够了嘛”。
    审讯已熬过了四个小时，所有的判官和协作人员同时退席，另有一名差役托着一碗大肉麺来，这是一顿午餐。我去厕所也有人陪同，大概预防我插翅飞去吧。

休息约有半小时，又开始审讯，换上一位带安徽口音的法官，还是重复以前问过的两个中心点，我的答话也是守口如瓶，过分激烈的反驳不再应用，保持适可而止。
    已到了深夜，该是用宵夜时分，有两只肉包子，加一瓶鲜桔水，香烟也全部免费供应。
    接着又审讯，还是原班人马。直至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让我乘警车回家。
羊子也刚从徐汇分局回到家中，我们惊魂甫定，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又可在家中见面了，互相颇感安慰。
    直至第二天下午，总算打听到整个疲劳夜审的情况，共有九人押解在九处“传唤”，有的在派出所，有的在公安分局。其中有王辅臣，傅纪青，嵇伟，章茵子，姚振祥，郑儒泰等。他们也都是到深夜或第二天上午才释放回家。（参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明报》，标题为：“地下民主刊物株连九人、王若望夫妇遭公安传讯”，副标题为：疲劳审问三十小时，全部过程已摄录）
    我问羊子：警官曾讲过从香港来的女记者来到我们家中，并指出她们所坐的方位，我只得推说莫非真有千里眼吧。
羊子说：传讯她的公安人员也提到两位记者与羊子所坐方位，一点不差。开初，我们猜想难道有监视器对着我们房间？审讯员还问了羊子，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吗？羊子记得还有施滨海，但她回话说没有别人了。
    施滨海原是《法学》杂志的编辑，以前曾见过几次面，印象中此人还算有独立思想。难道施滨海会告密？一年后，我们的一位朋友到了英国，知道那时，她的一位政保处的朋友才告诉她：是施滨海告的密。原来施滨海在为中共做事了。据说施得到了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
    且说已被拘捕的顾斌，在三十五天以后即释放出来，他贪污了巨额民运公款，而我们原先信任的施滨海又是告密者，造成我们的“公公计划”、“婆婆计划”的破产，还害得我们九名亲近的同仁苦捱长夜、疲劳审问。

出国前的准备
    美国旧金山的黄雨川先生，曾创建“民主教育基金会”，每年推选出对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三名。在一九八八年内，我被选中，但不能出国领奖，于是

委托夏雨先生代领。

两年以后，我从监狱释放，各国媒体刊登了这条新闻，还是那位黄雨川先生，他联合黎安友教授（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们以访问学者名义发函邀请我们访美，被公安局扣押了两年。直到一九九二年五月，香港的林翠芬首先来电话报讯，说她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看到“公安局同意王若望可以访问美国”的消息。不久后，“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正式通知我去申办出国手续。
据“法新社”的报导：“中共领导人准许王若望出国的主要考虑是让异议人士不能在大陆兴风作浪，保持国内的安定局面”。
    羊子忙于出国前的准备：四季衣服，常用药品，亲朋通讯录和电话号码等；我的任务是和上海的二十多名知己话别。终于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离开我的祖国，送至机场的子、女和朋友共三十多人。在过边防检查时，又横生枝节，其中带着的四十多页手稿，是自传第三卷的开头两节，被检查员怀疑是反共文章，必须呈上级审阅，直至起飞前十五分钟，他们将手稿扔在桌上，人走了，过了几分钟，不见人影，羊子忽然心领神会，连忙说声“谢了”，忙将稿子收进提包里，赶快登机。不几分钟，情绪甫定，机身开始移动。直到此时，我们才有心思回头瞭望：鲜红的“上海站”三个大字，醒目而又熟悉，说不上有什么亲切感，直到飞机离地升空时，心中顿生莫名的感叹：祖国，我眷恋的母亲，我在你怀抱已有七十四年，但这个残酷无情的国家机器，逼得我无奈远离你而去。我不会忘了我肩负神圣的使命，我更不会忘了我的江东父老，我虽已年过七十，但我战斗不息，直到重返祖国大地。
    经十多个小时连续飞行，第一站便是旧金山，接机的朋友十几位，首当其冲的是雨川夫妇，他俩直接把我们接到他们的家中，我们仿佛来到宾馆般的舒服和称心。
    就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徐邦泰，他原是民联的理事长，见面后即说：“盼望你的到来，将成为海外民运团体大团结的领袖，先争取民联和民阵合併，由王老带头，我作副手。民阵也得按排一位领导人；请你考虑以后作决定”。
首先征求雨川兄的意见，他也有同感，陆铿先生也认为海外民运大团结大有希望。于是作出初步决定。
    此外，我还参加过一次“民运团体圆桌会议”，并发表演讲：“海外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其中有一节：“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浸透文明的民主气息”。
    “关于小毛泽东阴魂附体”的观点，已被千百件事实，证明着它的普遍性，已成为讽刺亲共人物的流行语了。
    在旧金山黄雨川家住了一个月，即前往纽约，住在夏雨家里。以后夏雨帮我们自立门户。接着我们就开始了欧、亚、澳三大洲之旅。先进入巴黎；又转至德国，正逢东、西德统一不久，有幸去看了柏林墙的残垣；到英国逗留了几天，先后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演，再赴香港，“港支联”的刘千石和“港文联”的李默女士，以及江素惠等认识和不相识的各界朋友，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这里有羊子的妹妹娟英，她们借此欢聚；这里也有我的女儿北珍，也顺便聚骨肉情。之后又到澳大利亚，在悉尼（雪梨）、堪培拉、阿德雷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广阔无边和民风敦厚。
这一番周游列国，使我和羊子大开了眼界，不过是走马看花，所以至今连游记的作品都写不出来。
    最后一站到了台湾，正巧出席一九九三年元旦的升旗典礼仪式。在总统府广场前，总统李登辉‘顺便’接见了我和羊子，不巧羊子偶有小恙，李总统关切地问候羊子感觉如何，我俩感觉温馨。我对李总统说： “在我十五岁以前，就习惯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高挂于祖国各地”。李总统说： “希望你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及早介绍到祖国大陆”。
    台湾的报业总裁王惕吾接见了我们；《三民主义大同盟》的马树礼接见了我们。当时正值民联民阵合併会前夕，王惕吾老和马树礼老分别赠我们四万美元。
当我俩重回纽约时，想到民联民阵合併会在即，在华盛顿举行，会期三天；为了准备充分，及时交了八万美元给徐邦泰他们。对这次大会，很多人抱着极大的期望，不幸半途祸起萧墙，我不得不退出竞选，并引起大陆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幸灾乐祸的报导。海外报章的报导方面，有的把徐邦泰指为制造分裂的发动者，我却认为：华府会议的夭折，又一次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着小毛泽东思潮的泛滥，粗略的统计，在这次会议中起着破坏作用者共有十几名民运代表。至于开会的经费，实际支出据说一万左右，剩下的哪里去了？至今未有交代。从此，海外民运越走越低谷。真是不胜遗憾之至！
1997年3月24日　完稿於　纽约

附录：

在第五部六节：“进党校受洗”中，曾提及使用代数形式替代密写的方法，在此介绍如下：
这是借用汉字拉丁化的二十六个字母组成：六个母音：A,E,I,O,U,Y,　即顺序代表一、二、三、四、五、六，其它二十个子音按原有书写拼在母音之前；“恩” （EN）；“安”（AN）；“因”（IN）后有N字母：用“０”表示N: 如“吞”（T５0）（５０＝UN）；(如10=AN)；“公”（G４０）；“根”（G２0）； “明”（M30）； “梦”（M20）等,在“０”下加“一”者，即表示NG，（如：A０＝ANG,E0=ENG,O０＝ ONG）,词汇间隔即借用加、减、乘、除和等于符号表示。
现在举出一段文句可作无师自通的读物：
（一）13J30+T310D3-ZH40W5=Q30N3＋C3F10； N3-Y3D30+Y14=L13D3Y1。

（二）D20X314P30=SH3×Y3G2÷D1D5C13－B14J50
＋ T1F1D40L2-6.4T310A0M20=D1T5SH1+C10A0.

译成汉语字句：
（一） 在今天中午，请你吃饭，你一定要来的呀！
（二） 邓小平是一个大独裁暴君，他发动了六·四天安门的大屠杀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