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一股冷风
——评《“歌德”与“缺德”》
《河北文学》六月号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我们从中听到了与文
艺界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放手写作的一种极不和谐的声调，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文说：“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
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
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
德’，那么，要这些人何用?”这就是说，衡量文艺创作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作家是否在作品中，为工农兵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如果是这样，
那便“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否则，对不起，“要这些人又有何
用?”在作者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总的要求，而仅仅
是对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的具体要求。这不但是对文艺领域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片面狭隘的理解，而且是曾经统治文坛十年的“根本任务论”的老调重弹，是貌似正确的谬论，而其语气又何等霸道!简直要把同他看法不同的“又有何用”的作者开除出文坛了。
这位自居于“歌德派”的卫士应该是最善于“歌德”的作者了。现在，我们且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歌颂“样板”：“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既然我国无失业之忧，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讲到“今年计划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七百多万人就业”，岂非多事?
既然没有失学之忧，那么，华国锋同志报告里讲到：“继续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
十分重要。这个任务本来早就接近完成，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倒退了多年”
岂非成了“空论”?这种闭眼不看事实、说假话、讲大话的“党性”，请问属于谁家的党性?
至于他所写的没有小偷强盗的世外桃源，也都是粉饰太平的浮夸不实之词。如果照他的估计，公检法人员大可高枕而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有些法律条文也是多此一举。这一切不实之词，连小学生也能指出其全是虚妄。显然，这个看法跟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大相径庭，也跟全国人民的切身体验大不相同。
我国虽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有着几千年封建制的历史包袱；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即使发生小部分的人失业、失学、偷盗和一部份农民口粮不足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用不着说假话来遮遮盖盖。何况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浩劫，在这十几年的停滞、倒退中积累下来的问题更是成堆成山。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回避它们，而是正视它们，才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此文的作者既然是带着特别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形势，他对其它问题的看法也不能不是颠倒的。他在此文中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这种泛批一种观点的辱骂，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如果在报刊上公然有“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
那就可以直接点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批驳；但如果是向壁虚构的，那就不好了：假如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则属于“四人帮”之流惯用的伎俩，我们决不应步其后尘!
《“歌德”与“缺德”》一文的作者还说“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这是指什么呢?面对现实，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凡揭露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下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血腥罪行作品的作者，便是“善于闻腥的动物”了。其实，人民看到这些作品，特别解气，非常欢迎，而这位“党性”特强的同志却辱骂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动物”，为什么要这样暴跳如雷呢?他不用“恶毒攻击”这个已被历史废弃了的词儿，而是用“诅咒红日”取而代之，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对这两年来文艺上开拓的新领域、新境界，所取得的新成就，倒是满口的“诅咒”之声。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施行愚民政策，总是夸大狂式地宣扬“老子天下第一” ，一切都是中国的好。他们是依靠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持他们的“夜郎自大”、“惟我独尊”，并采取自欺欺人的掩盖真相的宣传方法，绝对不谈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便欺骗人民。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拨乱反正，我们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在某些经济、生产、科技、文化等等领域是大大落后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有了这种认识，就会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努力，按照我国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积极向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但是这一位作者却对此事大加挖苦道：“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只差没有骂我们是“崇洋媚外”、“洋奴买办”了。
接着，这个作者还训斥道：“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那里去了?”读了这番话，使我马上联想到江青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次训斥文艺工作者的话：你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工农兵，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除了一个讲“良心”，一个讲“道德”有所不同外，其斥责之声何其相似乃尔!这就像挥着鞭子的奴隶主，假借“工农兵”的名义，对奴隶们训斥道：你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住我的房，还不给我卖命!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我们都是吃农民的粮，穿工人的衣，我们就得反映工农的愿望和呼声，体恤他们的疾苦，并揭露侵犯工农利益的歪风邪气。而那些对人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专会说浮夸的漂亮话，一贯以“歌德派”自居的人，你的“良心”和“道德”到那里去了?
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捧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一一理论，不过此文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应当进一步加以澄清。
在文艺创作上，硬性规定：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内部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是不懂艺术规律的想当然的说法。须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其光明面当然要大力歌颂，但对其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允许暴露呢?有一些人是反对暴露的，在文艺作品中，如果一出现暴露了真实的描写，就会有人暴跳如雷地加以斥责，所加的帽子“丑化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攻击党”……等等。这是由于长期流行这么一条法则：把红色的歌颂之花赠给工农兵、革命干部和社会主义体制，把暴露的讽刺的黑色之花扔给资产阶级以及“臭老九”。历观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文学艺术实践，证明这一杜撰的法则，实际上成了扼杀文艺创作，并导致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的原因之一。
对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的手段。我们所以不赞成“歌德派”或“暴露文学”这种词汇，就因为在文艺作品里，歌颂和暴露总是兼而有之，或者是交替使用。单独的歌颂和暴露的作品虽不能说没有，但为数极少。我们没有必要把歌颂与暴露作机械的分切。读者和文艺批评家所要求于作者的，首先问作品是否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只要符合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者，不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会给人以教育，都是受欢迎的好作品。
试以众所周知的文艺作品为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受到斯大林赞赏的剧本《前线》，对红军高级将领戈尔洛夫就是作了无情的暴露，对一个报社记者专门报喜不报忧的“客里空”也作了讽刺性的揭露。这个剧本在医治红军指挥员的思想僵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在五十年代涌现出不少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重放的鲜花》，这里汇集了优秀的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和特写，此外还有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毒手》，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洞箫横吹》等等，这些作品至今看起来还是那么激动人心。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敢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那时这种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敏感的作者就已经发现并反映到作品中来。他们始终站在人民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敢于说真话，同时也帮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了解民间疾苦，便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一类曾被某些人挖苦地称为“暴露文学”的作品，较之那种粉饰太平、专说假话为己任的“歌德派”的虚假文学（面前就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牧歌式的赞美诗的例子），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前者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后者只不过是庙堂文学或宫廷文学的翻版，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里，就指出了当前应予批判和揭露的内容：“克服官僚主义和保守习气，及时揭露可能出现的蜕化变质份子、贪污盗窃份子、反革命份子、刑事犯罪份子，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认为，义务和纪律只是为老百姓规定的，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可以不守纪律。……我们虽然早已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主要是封建秩序所遗留的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至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由此可见，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和揭露这些反面现象，也就是暴露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匡正时弊，不但不能斥为“缺德”，而是应予提倡、应予保护的。为什么我要提出“应予保护”呢?因为考虑到我国几十年来早就有说假话有赏，敢于说真话、揭露某些当权者的缺点错误的人则要受欺压的严酷事实，所以需要特别加以保护。华主席最近又重申实行“三不主义”，这就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学上如何写四化?按照《“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说法，
只许我们写两种题材：一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二是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其实，这种新的条条框框仍旧是过去“写中心，演中心”的旧病复发。我们主张作者们努力去表现向四化进军征途中的新人新事，跟上时代的步伐，为这个伟大的新长征架桥开路。这是我们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和光荣任务。但难道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只许放两朶花吗?提出这样的口号，口口声声讲的是阶级性、党性，细究其实质，仍然是在漂亮的革命词藻掩盖下的极左思潮的表现。
至于认为揭发林彪、“四人帮”残害人民罪行的文艺作品不可太多，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抗战八年，我们写了多少文艺作品!而林彪、“四人帮”在我国肆虐有十余年之久，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我们运用文艺武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行还只是开始，今后应该在思想上、艺术上更深刻，更成熟地来反映他们所造成的种种劫难，这正“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这样的作品是为人民所需要的，读了这些写得生动、深刻的作品，就越是能激励人民坚决铲除孳生林彪、“四人帮”的根源，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斗志。正如最近报纸刊登辽宁张志新烈士被林彪、“四人帮”残酷杀害的案件，她的被害，是血淋淋的，读了报上的报导是不能不流泪的。但在流泪之余，却能激励我们为保卫社会主义法制、为保卫党的原则而献身的精神。
我们曾批判过十多年前张春桥之流喊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大写十三年”。谁要不“遵”他们的“命”，就叫做“不务正业”。我们批判它是束缚作者手足的极左思潮。如今《“歌德”与“缺德”》一文中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之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能写的期限还要短，能写的题材还要狭小。
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大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