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上马与党文化
三峡工程上马已成定局，沿长江十三个县已开始移民，本人不是水利专家，又被逐出国门，自无置啄之余地。但对几十年来中共家天下的党文化的活标本，其中有许多令人愤慨和长太息者，写出以告国人。
回顾过去，便知道现在
反思中共统治四十余年，党的领袖皆患有好大喜功、口出大言的痼疾，著名的例子：毛时代有后院炼钢，十五年内赶英伦，三年后实行共产主义，（提出的年代为一九五八年，吃大锅饭即共产主义）。
还有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当时党的宣传目标，要使黄河在毛主席的手里变清，古代传下“圣人出，黄河清”的预言，如今将在毛主席身上应验、落实!当时全党看作是头等政治任务去完成的三门峡拦河坝，直至圣人归天后十多年，黄河依然黄水滔滔，被泥沙淤积的三门峡工程，成了天下第一圣人狂想曲的绝妙讽刺!
毛的接班人华国锋，觉着自己政治资本不足，难以建立领导权威，政治上不行就从经济建设的丰功伟绩上弥补，乃有建设十个包钢，十个大庆等等宏伟计划，结果被他的政治对手邓小平抓住了辫子，讥之为“洋跃进”，华国锋和他的豪言壮语一同被踢出政治局。
综上所述，中共首脑在经济上好大喜功，并非个人素质上的好吹牛和自负的性格弱点使然，他们所选择的项目并不是真的有利于国计民生，而是为了提升或巩固个人的政治权威，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宗旨。邓小平批评华国锋洋跃进，他自己也未能跳出这个历史怪圈。如果是民选政治首脑，他们以民意为重，任期有限，就不会犯这种毛病。这是党文化的第一条要领。
先在舆论上大事鼓吹，赢得众人热烈的鼓掌，这就成功了一半：中共非常重视宣传，至于进行中会碰到什么困难，后果如何，事先不必考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原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简要概括，所以中国的经济建设十有七八是虎头蛇尾，其它的则光说不做，不是没摸着石头，就是根本没下水。以上是经济建设中党文化的第二条要领。
长江三峡水力发电的工程，在毛泽东周恩来执政时期已被否决，为什么自八九年后此议又死灰复燃呢?我们研究了党文化第一第二条要领，便帮助我们理解：邓小平、李鹏、邹家华等人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拍板定案，仍然是服从政治挂帅的需要。实因八九年对中共领导层来说是个凶年：六四屠城在先，紧接着便是苏联东欧的纷纷瓦解，中共处在从未有过的内忧外患孤立无助的境地，这时候提出兴修长江三峡工程，场面上宣传因电力不足，成为提高生产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拦路虎（邹家华语）。实际是为了稳定人心，转移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唱一台轰轰烈烈的大戏给大家瞧瞧!”那心态与竭力争取北京举办二OOO年奥运会有相似之处。
去年八月十五日，我在旧金山矽谷的一次集会上，针对邹家华的论调，说：“中共指望以修长江水利工程摆脱困境，其结果必然是祸国殃民的自杀政策，其实中国缺的不是电，能源短缺可以有多种渠道解决，大陆缺的是民主和人权”（当地报纸曾刊出我的谈话）。
了解现在，便可预测将来
在上者独断专行，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不但如此，党文化的第三条要领：还必须动员全党做到全国舆论一律，上上下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有持不同政见就是犯法，就是敌人。
首长首先在会议上确定某个方案，（最后拍板的总是邓小平）然后找一批专家拼凑论证来证明党中央的英明正确。清华大学有一位高龄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他在毛时代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前，即上书反对这项工程，为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他的任何发言权，在九十年代又兴起修建长江水利大工程的热潮，他又上书劝止，遭到拒绝。他要告到法院，当然没人理会。另一位水利专家上书建议，在长江支流分散修建五个至六个中型水力发电站，五年之内即可发电，最大的优点：不必毁坏沿江名胜古迹，并能保证航运畅通。这一方案被好大喜功的李鹏等人封杀，认为它的缺点是不能一步到位，不能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党文化的“拦路虎”了。
全国做到舆论一律，报刊上禁止刊出反对意见，连提出质疑的读者来信也不予刊登，组织专家和香港的记者进行实地考察，事先吹风同样是一言堂的“丰功伟绩”方案。（我们不能不佩服上马派用心良苦，因生怕香港报纸跟党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也）。
一九九一年人代会准备通过三峡上马的议案，会场外特地布置了三峡工程的模型，中共领导曾在会内会外掀起了最后一搏的狂热，没料到仍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这在人大历史上是头一次使橡皮图章黯然失色。有一位人大常委黄顺兴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三峡上马害大于利，并透露了中共官员如何给代表们施加压力，令他愤怒，他的声音当然不会见报；后来，中共用一种体面的藉口把黄逐出了人大。他是台湾回归大陆入籍的公民。
综上所述，可见党文化的毒汁浸透着论证和上马的全过程中，党文化是专制政体与阶级斗争结合的产物，它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恰恰是尖锐对立的。三峡工程是个跨世纪水平的系统工程，（水库高度一七五米，为世界之冠）科学的事业来不得一点虚假和主观主义，再加之施工人员又都是外行和盲从的上马干部，现今的干部素质已比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毛时代差得远。今年二月底新华社报导了国务院刚成立长江三峡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的谈话：“将三峡工程的大江截流时刻提前一年，使之与香港回归祖国的年度同步，让一九九七年成为双庆之年。”该负责人还说：“我希望筹建处的同志认真工作，大胆地干，即使干错了，理所当然由我负责。”
我们要问，干吗要把长江三峡的截流期与香港的回归祖国拉在一起呢?如果中共提前收回香港，难道长江的截流也得提前吗?何况香港人并不感到九七年是值得庆贺的年头，所谓“双庆之年”何庆之有?过去几十年中，为了对党献忠心，几乎每个建设项目的开工日或验收期，以及海洋轮船下水典礼等等都选七一或十一作为献礼，于是，不顾质量，加班加点赶进度，不惜造成塌方、大返工甚至死人。例如：上海电报大楼开张之喜，挑选党的生日大肆庆祝，但电梯尚未按装好，结果一名顾客踏进电梯而死，此事还不让登报。此风实属左祸之一，说明这位未来的总指挥是出色的党文化政治家，但不是脚踏实地的科学家。
至于此人所说的第二个要点没有一字提到质量要求，“即使干错了，理所当然由我负责，”他所提口号，貌似敢于负责，实际是不负责，试问：工地上有几百个不同的工程，出了什么差错难道都找你一个人负责?每一环节都有质量检查，如某处漏检，高高在上的总指挥如何得知“干错了”?
即使三峡上马的方案是完善的，如果请这么一位口出大言，只对李鹏钱正英负责的外行担任总指挥，要是不出乱子才怪呢!凡我同胞对此只有一百个一千个不放心!
考察了现在就可预测其未来。三峡工程将逃不脱如下三种前途：l．三峡水利发电后的十年至十五年，会发生生态失衡，地下水位降低等恶性变化，如阿斯旺水库使尼罗河下游大面积的沙化。埃及人都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之怨：2．由于没解决好流沙淤塞的问题，重庆至宜昌一段长江水位将持续升高，就像黄河三门峡的情景；3．八月二十七日青海沟后水库的决口，淹死四百余人的悲剧，无异是上帝给李鹏、江泽民、邹家华一个预警的忠告。只要偌大的系统工程中某一处施工马虎，遇到春夏之交的洪水下泄，就会出现人力难以挽救的水库崩陷的惨剧，那就是万劫不复的大灾难!
毛泽东一首词中似乎预见到这种大悲剧，他在《昆仑》（长江发源地）中写道：
“夏日清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谁是造成举世无双的特大惨剧的罪魁祸首呢?如果这几个未来的历史罪人至今尚不省悟的话，现在就有人排定千古罪人的花名册了!
明知中原大地将有大祸临头，而北京当局又一意孤行，作为华夏子孙怎能听其蛮干到底呢?每个关怀祖国命运的人都应该有所表示，用写信给人大、党中央、国务院，或发动签名运动，或到水利部和党政机关请愿等和平方式，表达民意，要求停止工程上马，停止移民和对外招标，因为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的大事，关系到祖国锦绣河山遭一次破四旧式的彻底大破坏的劫难，每个忧国忧民的同胞有责任制止中共的胡作非为，中国人不能像文革时代听任摆布和保持沉默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香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