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乎?罪犯乎?
——记轰动嘉兴地区的一桩公案
四月初（一九八三年），我沿着沪杭公路骑自行车作访问旅行，第二站到达嘉兴，住在旅馆的统铺房间里，同室有一位搞采购的同志谈起嘉兴新塍镇发生的“两条香烟砸烂一个高精尖工厂”的故事，听了以后悲愤交加，怎么在这个时期还会制造如此离奇的冤案?他向我保证所说事情是真的，不信你可以亲自去调查。于是第二天我骑车前往。以下便是我在那里调查访问的报告。
新塍镇在浙江嘉兴与江苏吴江县的毗邻处，有九千多人口。在一排老式房子的街市中心，兀立着特别醒目的高耸的四层楼厂房，这就是前年刚建成的压电晶体厂，是制造录音机的消磁器、电唱机上的立体声唱头等磁电产品的。这幢建筑物使处在僻远水乡的小镇跨入了现代化行列，成了这个镇的骄傲。非常遣憾的是，我来到这里，这个厂已经整整停工一年，熟练工人解散回家，五台在显微镜下操作的精密机器开始生锈。
好容易找到了这个厂的创办人：这是一个普通的、头发有点稀拉的中年妇女，名叫汤丽娟，她原是街道民办缝纫组的女工。后因生产上不景气，发工资有困难因而辞退出来。一九七四年她用个人名义借得二千九百元，独自筹办工厂，起先修理和制造农用喷雾器，后义转为生产压电晶体片。在她的丈夫黄培的协助下，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出产品。这几样产品正是热门货，四个月内即盈利八千余元。一九八O年产值二十五万，利润达十七万元。为了扩大再生产，并保证产品的精密度，即将八O年已得利润建造了这幢四层楼新厂房。正当这个厂飞黄腾达，国内定货纷至沓来之时，忽然刮起了十级“台风”，当地检察院派人抄去了印鉴和建筑材料，并在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说是这个厂的创办人汤丽娟犯了贪污罪，已经停职审查。接着又去抄了汤丽娟的家，抄走了几张存单和一台录音机。
刮起这阵“台风”，外界传说是没给一位副镇长赠送两条香烟的缘故，经了解，这其间有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
镇的领导班子有十来个人，镇的党委书记是支持这个厂的，可是，副镇长则相反。他和党委书记本来的鸿沟就很深。一九八二年党中央指示要严肃处理经济犯罪案件，副镇长等人长久以来学会的营私整人的手段又拿出来了。他发现压电晶体厂与书记关系密切，这个厂的兴旺发达有一份功劳是书记的，于是一方面制造舆论，编说汤丽娟贪污巨款六万元；又放空气说书记手脚也不干净，从这个厂私分了多少款子云云。一方面向上讲假情况，用调虎离山计，让书记进了党校学习。五月十一日就通过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抄了工厂，又抄了汤的家。谁料抄的结果，大失所望，从账册里只查出汤丽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八一年五月，共补助十六次，计人民币两千—百八十元。书记除在一次招待上海来的工程师的酒席上，代表镇的领导出席作陪外，在经济上一无沾染。于是就把打击的重点集中到汤丽娟身上。
这里还需追溯到一九七四年汤丽娟当众冲撞这位副镇长的旧恨宿怨；那是因为生产喷雾器，散发严重污染的气体，隔壁的一家大集体工厂不满意，就在晚间在汤丽娟所在车间的门前堆放了许多柴油桶，堵住厂门，汤丽娟发动女工把油桶搬开了。第二天又发现油桶在门前堆得更高了，汤就去向这位副镇长那里评理，不料汤反而受了批评。这样，这个车间就不能做生活，一个月以后，油桶搬走了，发现该车间贮存的一桶高价树脂变硬作废。汤非常心疼，跟另一个女工把这桶干巴了的树脂抬到镇人委礼堂前面，在大众围观之下，她气愤地说：“你们来看看，报废了这个化工原料，一桶就损失三百元，抵得十五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副镇长知道这是汤丽娟冲着他来的，一个女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前触犯他的虎威，由此便结下了怀恨在心的种子。
镇上人说，这位副镇长不看报，没文化，在“四人帮”粉碎后的三个月，他还不知道江青、张春桥倒台，镇里正在清查“四人帮”在镇上的打砸抢组织——上访团，这时他还签上自己的名字贴出了一张“坚决支持上访团”的大字报。一九八一年那次民主选举副镇长时，采取差额选举法，五个候选人中，唯有他落选了。上级党组织还是安排他任纪委委员。他以为没有实权，开始还老大的不高兴。几次到城里参加了市纪委召开的会议，才弄明白这把交椅有很大的权力。于是他首先在压电晶体厂拉出两名所谓“起义分子”来：一个是会计汪某，一个是至今未摘帽的反革命分子沈某。汪某曾到市纪委检举揭发，讲了若干莫须有的罪状；至于那个沈某，进厂做临时工后，一度要求摘帽。汤丽娟无权为他摘帽，因为沈某的所作所为镇上派出所是清清楚楚的。沈某因为摘不了帽子，对汤不满。他获知副镇长和汤有矛盾，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写了好几份揭发信给纪委和检察机关。在上述的内外呼应之下，动手砸烂了压电晶体厂。
至于“两条香烟”之事，那是在汤丽娟筹备办厂时期，这位副镇长多次叫她带东西，有一次从上海带来五包香烟，一瓶镇江米醋不给钱，以后，又托她去上海给他带一条“前门”，汤丽娟没再给他买。
汤丽娟立志创办这个压电晶体厂，是受了黄培的堂哥的鼓励和襄助。黄培的堂哥是上海一家工厂助理工程师，他跟黄培谈起国内急需一种压电晶体片，这个产品投资轻，收效快，销路大。黄培觉得乡下小镇，办不成这样高精尖的厂子。他把这意思跟汤丽娟讲了，汤丽娟却觉得有奔头了，立即去上海讨教。黄工程师向她交了底，还把自己摸索的一项加工方法告诉她。这里且不说汤丽娟四出奔走，去过青岛、福建、南昌、上海等地，搞原材料，搞设备，培训工人，推销产品等等的活动，这里单讲她找到南昌的洪都机械制造厂，接洽制造精密磨尖机五台。她去南昌好几次，当五台设备已经制造好，她亲自去测试验收，在她出发以前，对这种设备的性能、工艺程序、保养知识都已烂熟于心，校验的时候，那边厂里的人还以为她是专家哩。这五台设备从南昌运回嘉兴途中，她跟在车上，像一个母亲护理自己的孩子，生怕装卸中稍有不慎毁掉了她的宝贝。汽车在途中来回要跑五天，夜晚她也没离开汽车一步。
黄工程师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到新塍来作技术指导，并且设计新的换代产品。他的兄弟是化学工程师，也常来新塍帮助工作。他们并没要什么报酬，只是三位黄氏兄弟提出故乡要重修祖茔，在两位工程师名下送了七包水泥。
检察院发觉控告汤丽娟“贪污”之数不大，又牵强附会地把这七包水泥加上了“盗窃国家财产”写入起诉书内。
副镇长又在检察院面前说什么汤在外地还搞了许多鬼名堂。于是扩大调查范围，几次派人到上海，声言黄工程师在嘉兴有非法活动，以致这位工程师的名誉大受伤害。经济调查组还派人至青岛、南昌、上海、诸暨（共去了四次）等地，连订货用户也受其干扰，外调者一开口便说新塍压电晶体厂出了问题，这就把许多订货的客户吓退了，不敢再向这丬厂要货。而在外调中合法开支的路费，却已大大超过了公诉书上汤丽娟“贪污”款项的数字。他们浪费了那么多的钱，出动那么多的人力，所得的收获是什么呢?八方出击，空手而还。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嘉兴市人民法院借市政协礼堂对被告人汤丽娟进行了公开审理，为了张扬声势，特意邀请嘉兴和新塍镇的工厂企业派代表旁听，足足到了三百多人。小说《祸起萧墙》的场面又在这里重演了。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嘉兴西乡人称作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汤丽娟，她请了两名辩护律师，崔锺和顾祖德。
整整准备了一年的“起诉书”当众宣读，那内容只有两条：据说补助单据十六张“共计人民币两千一百八十元”（一九七五年三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止），这是被告贪污公款；另外盗用本厂水泥七包。还有一条更属荒唐，汤用公款订的报纸刊物也算进贪污数字之中，共十八元六角八分。结论是：“汤利用职务之便，食污公共财物，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云云。
接着，审判长问被告在压电晶体厂担任什么职务?被告说：“厂己办了八年了，我并没接到任命，也没有进行过民主选举，什么名义都没有。我只是大家公认的头头罢了。”汤丽娟——说明事实，说她没动用公款一个钱，只有自己贴进点。一年几百元补助费，是由于建厂初期，四处奔走找关系，聘请工程师，来回车费和吃饭，都由我自己掏腰包；找原材料，请人开汽车运机器设备，在那个时候，请客送礼成风，舍不得开销就寸步难行，我垫进了不少款项。等到厂里有盈余，才用补助费的名义还我一部份垫款。请想想吧。八年之内在这上花了一千九百多元，一年只摊两百元，连香烟费也不止这些!再说，我丈夫天天为厂里的事操劳，连续三年了，可外界谣言说他在这个厂拿双工资，你们查了所有的账目，查明他只支付了四元二角订报刊费，这些报刊他看了，也给厂里人看。有这样经济犯罪的吗?我并没有劳保，有一回到上海耀华玻璃厂取玻璃布，为了省钱，我是自己背着上了公共汽车，下车时由于偏重，压倒在地，跌断了骨头昏迷过去，厂里用补助费帮助我一部份医药费，这算不算犯罪?我并不想发财，鼓励我拚命干的是看到自己创立的事业兴旺发达，给国家增加财富。按照党中央的精神，我就是个人发财也不犯法，只要我走的路是正当的。我要说明，公诉人所宣布的什么罪状，一条也不成立，我坚决不接受这样的起诉。
法庭传证人汪某（会计）作证，在作证时他支支吾吾；不过却暴露了此人一九八一年八月到市纪委反映情况是不符事实的。辩护律师顾祖德问他：你两年拿了多少补贴?汪某答：共补助丁五百九十五元。旁听席上顿时爆发出哄笑声。笑这个会计所得的补助比汤丽娟被告还拿得多!（汪某很尴尬，审判长不得不令他退出。）
接着，崔锺律师发言：“汤丽娟，你没有任命也没经过选举，但你作为这个厂的负责人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把你这样对四化作出贡献的人当作罪犯，是极不严肃的，这个案件根本不能成立!”
辩护人着重对起诉书指控汤丽娟领取两千元补助金一事作了辩护：“我们应该首先看汤丽娟领这笔钱应当不应当，其次再看做法上妥当不妥当。汤丽娟办厂有功是公认的，她为工厂奔走有许多应酬上的支出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这笔钱在实质上是她为工厂办事在应酬上垫了钱，又要求工厂以补助的形式把钱还给她；而不是工厂发给她额外的劳务报酬，更不是她巧立名目侵吞公款。至于做法上的问题，也要从当时具体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这个厂是汤丽娟在一九七四年以个人名义借钱办起来的，直至一九七九年才登记为‘镇办集体企业’，也就是说，长期来这个企业的性质是不明确的，由此造成企业管理制度上也有一系列问题不能明确，这个特殊因素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退一步讲，如果企业性质明确为‘镇办集体企业’，当时用于办好企业的补助费归谁审批，也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汤丽娟还是自己写了申请，到会计、出纳那里办了手续才领钱的，十六笔钱，账上笔笔清楚，试问有这样的‘贪污’吗?再退一步讲，即使这样做不对，那也只是手续上的错误。错误与犯罪决不能混为一谈。”
辩护人还驳斥了所谓“伪造单据”的指控；“一九八二年一月，汤丽娟和会计、出纳听见社会上说本厂有不正之风，唯恐被别人抓住把柄，会计出主意，把几张汤的领条改为别人的名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关键在于汤原来领取补助的行为并不是犯罪，涂改自己的领条当然也不是犯罪。反之，如果领补助本身就是犯罪，那么不改也是犯罪，改了更是犯罪。刑法理论上的‘假想的犯罪’，就是指行为本身并不是犯罪，行为人却误以为犯罪，但他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因他的误解而据以定罪。汤丽娟涂改领条显然是属于批评教育的范围，绝对不能与贪污罪相提并论。”
辩护人还追问一句：“对汤丽娟实行抄家和抄工厂，使得好端端的一个工厂停工一年之久，提请公诉人注意，这算不算违法?”
辨护律师理直气壮的发言使所有的旁听者按捺不住了，有的在下面提出低声的抗议：“颠倒黑白，冤枉好人!”“公诉人睡觉没醒，昏了头。”……。
休庭以后，好多旁听者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等候公诉人出来，要和他当面评理。有更多的人等候汤丽娟走出法庭时，向她表示慰问，并且鼓励她上告。星期日还有许多嘉兴市的工人代表，到汤丽娟家中表示钦佩和同情的支持。两位律师的名字也被乡里人传颂着。
我恰好是审判汤丽娟后的第八天见到了她在一年停职期间，被处罚在轧花工厂做杂工。压电晶体厂的五名技术工人闲散回家。她说，一年之中，这个厂的关闭，经济损失至少一百五十万元。她丈夫在本镇税务所上作，去年全所的干部都提了一级工资，只有他一人加不着，上头的人明白地说：“你老婆出了问题了，不好加。”看来封建株连在这个小镇上还是继续有效。
挫折与打击，折不断汤丽娟的翅膀。不过汤的显著特征是头发稀拉，我关切地问起这一点，她含着热泪说：“我为建成这个厂熬尽了心血，有一顿没一顿的，没注意营养，头发就开始脱落，没想到办起了厂，反而有了罪了，不断的折腾我，我的头发就掉得更多了。”说罢，她从头上揪下一绺头发，摆在我的面前，抹一抹眼泪，又说：“嘉兴市的工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本镇的人都同情我。我决定鼓起勇气上告到省，上告到中央，有理走遍天下，让他们最终明白过来，一个小镇上的妇女也不是好欺侮的!”
写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旅次
作者附言：
此文写成后的十月十四日，嘉兴市人民法院在新塍镇又开庭审判被告汤丽娟，法庭没有采纳辩护律师意见，判了汤有期徒刑三年，把她关进监狱。汤丽娟上诉至嘉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于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
㈠撤销嘉兴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㈡发回嘉兴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嘉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主持正义，看来，汤丽娟一案已真相大白。不过此文发表之日，汤丽娟还在监狱中。要维护法律的尊严，看有多难!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
编后小议：
此文于去年（一九八三）四月底收到，本刊编辑部即将此稿排印后，先寄给浙江省和嘉兴地、市政法部门征求意见；继后，又派记者专程去新塍调查。而嘉兴市人民法院仍坚持于去年（一九八三）十月以“贪污罪”判处汤丽娟徒刑三年。汤不服上诉，经嘉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审，因事实不清发回嘉兴市人民法院再审，迄今又过去三个多月，已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有审限。崔锺和顾祖德两位辩护律师自始至终，仗义执言，进行了不解的斗争，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一九八四年三期《民主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