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刘志丹之死
揭开“政治谋杀”之谜
高岗、饶漱石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高、饶事件的历史资料则各执一词，而且自相矛盾，他们二人皆死在毛泽东之手，但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刘志丹与高岗是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开拓功臣，刘死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比高岗早死十八年，他是在山西兴县三交镇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壮烈牺牲，党史上把他写成烈士、英雄，而且毛还将陕北的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不过有关刘志丹部的败绩，刘是否壮烈殉难，又出现了几个重大疑点。看来，这三个功臣之死都是政治谋杀性质，中共骗人的党史是为暴君毛泽东歌功颂德，其中的许多谎言已被识破，但本文标题所列名的三人尚陷于云深不知处中，故合并在一起，给以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探明其真相，只能作为初步尝试耳。
“高饶事件”的发难
毛泽东生怕地方权力膨胀，开国不久，便开始削藩，即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原来中共将大陆分成五大分局，分局党委书记兼任该军区政委。一九五二年八月，党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当时民间流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谚语，“一马”指的便是高岗，只有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毛、朱身旁参与了开国大典。（当时有位著名画家董希文绘下了这一庄严隆重的场景，可惜没几年不得不将这幅名画挖了个空白，补上天空的云，那就是站在毛身旁的高岗副主席。）
五马里还有一名饶漱石，他在晋京两年后，卷入了“高饶事件”中。饶原任华东局书记，调至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时我刚从上海柴油机厂调至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在那里我认识“12.9.”、“12.16”北平学运的领袖之一、陆璀女士，陆是饶的妻子，有一个很可爱的会说法国话的女儿。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大众生活》的封面上，我早看过北京大学学生冲出军警重围，陆璀首当其冲的镜头。（邹韬奋系《大众生活》的主编）。
陆小姐有了知名度，中共便把她派往法国去募集救亡捐款，被吴玉章留下参加华文巴黎《救国时报》的工作，饶漱石从第三国际的莫斯科绕道巴黎回国，有缘与陆璀结识，并结为夫妇。回国后，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一九四七年，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华东局，他任书记兼三野政委，司令员为陈毅。
当饶漱石调往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忽告失踪，他妻子都不知道，毛时代关押人往往不通知家属，只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听到党内口头传达“高饶事件”，陆璀才知道丈夫获罪的原因：说是与高岗合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党内文件用的是抽象词句，唯有讲到高岗的罪状里，有一条具体事实：高岗与苏联斯大林有勾结，未向党中央报告。陆璀向组织请求探监，给丈夫捎点衣裳之类，未获允准，情急无奈，她只能黑夜里抱着小女儿哭，特别是听了内部传达以后，机关里的同志像躲避麻疯病似的疏远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一份子了。
“邓小平的一段自白”
“五马进京”之一的邓小平，在一九八O年他谈到：“这个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一九五三年毛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很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拉拢我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攻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引自《邓小平文选》二五七页）。
应该特别讲清楚之处，邓却是一笔带过，例如：“我立即向毛反映，引起他的注意”。至于毛如何面授机宜，如何处置高饶，略而不谈。我们仅仅从这两句话里，说明邓是告密者角色，第二、毛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取得毛的信任。
高岗找陈云游说，增加两名副主席，因高本是国家副主席，上述引文里的“你一个，我一个”不会是争个国家副主席，是否增设党中央的副主席呢?因党章上未规定另设副主席的条文，陈云原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历来掌管财经大权，他怎么希罕谋一个党的副主席呢?因此邓的自白极不清楚。
邓肯定林彪最早支持高岗的，因此，林彪在四中全会前夕，曾被撵出政治局，接受党的审查，由于林揭发有功，时隔一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林又官复原职，参加了清算高饶联盟的这一会议。
邓的自白里只说高游说如何攻倒刘少奇，而没有提出攻倒周恩来。而台湾出版的“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发展”（作者俞雨霖）中讲到“高饶联盟矛头系针对刘少奇与周恩来。”对比之下，邓的说法比较可信，怎见得?实因举国上下对周尊崇备至，如有谁游说党内元老罢黜周总理，遇上第一个人肯定会碰钉子!
告密者——斯大林
上述第二节中谈到陆璀女士听到党内传达的高饶犯了什么错，特别突出高与苏联斯大林的联系。最近读到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曾透露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
“我们的这位代表，（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给我们做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们了解其中的内容。……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州的代表和首脑，与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那位代表带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巴结说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被打入冷宫，后来把他软禁起来，再后来，又传来高已自杀的消息。
以下是赫鲁晓夫分析斯大林何以向毛告密的想法：“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与自己保持的不寻常关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会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这样，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引自一九九O年出版，叶永烈著《陈伯达其人》）。
斯大林出卖高岗的史实是毋容置疑的，应该说，这是两个暴君为巩固专制统治所作的背信弃义的交易。唐德刚先生在《传记文学》三七二期曾提及高岗与斯大林私订终身，如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为什么牵连到饶漱石，大概在斯大林给毛看的“有兴趣的东西”里，也透露了饶舆高串通一气的事实。
至于高岗与尤金是否谈到反毛，由高岗取而代之的内容?我们根据邓的自白，以及四中全会通过的处分高饶联盟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都未上纲到反毛或反中央。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高饶联盟的特点：他们没有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陆璀告诉我“高饶事件”的内部文件，与这个“决议”是一致的。
等斯大林一死（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泽东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的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第二年二月七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除了前引的“高饶唯一的纲领”，还严厉指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更为可悲的是，上述词句似乎针对高、饶，但每一句话不是对毛本人全都适用吗?如果毛能实行上引的一句半句，也不致于沦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吧。
其中举出斯大林的屠夫贝利亚与张国焘为例，怎么扯得上“敌人寻找他的代理”呢?斯大林帮了毛很大的忙，如今却骂他是敌人了。
四中全会召开前，高、饶已失去自由，这时他们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开创了一个恶例，在往后每次政治运动中，打倒共产党的官吏，先扣帽子，再打棍子，可以不听取本人的声辩。
高岗看了四中全会的决议后才知道自己的前程完了，毛必欲置之于死地，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他在软禁中服安眠药自杀：（据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神州时报》的一篇文章。）另一种说法见于六十二卷六期《传记文学》吴明山的文中，该文称：“一九五四年冬由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率多人包围高的寓邸，他的警卫员左兴甫负隅顽抗，此时，高岗举枪自杀，左兴甫被公安部人员制服，判无期徒刑”。后面这个死法，与高饶这时已在软禁中有矛盾，录下吴明山先生的一种说法，聊备一格。
高死后五个月，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
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这个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党组织通知寡妇陆璀捧回饶的骨灰盒。开国后杀功臣的第一波至此划上了句号。
邓小平在党代会后，提升为党中央总书记，大概是毛给予他的一种奖赏。
邓为了表现他在阶级斗争中绝不手软，他又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又株连了八名中央分局和省一级领导干部，计有向明（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孙秀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张明远（东北局第三副书记），赵德尊，郭峰（赵是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郭是组织部长），陈伯村（旅大区党委第二书记），
马洪（国家计委秘书长），倪志良（派至北韩的大使）。除马洪于一九七九年在北京
社科院学报上出现过，其他七人从此永远消声匿迹了。
刘志丹之死扑朔迷离
高岗自杀身亡，跟他一同开辟陕甘宁根据地的刘志丹不是光荣牺牲了吗?当我重新审查刘志丹开赴前线这段历史，便发现刘同样死于政治谋杀，只是谋杀的嫌犯竭力弄虚作假，不可思议的是，连将保安县改称志丹县，也属于掩饰其罪恶的行径。
首先，刘志丹出兵山西的时机很可疑，因一九三六年正是国共两党关系出现大转折，张学良与杨虎城已与中共协议双方停战，自一九三五年底，即处在西北无战事状态。
高岗、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是地方游击部队，蒋介石宗派观念即有嫡系与杂牌之分，毛泽东也有中央红军与地方红军的派系观点；明显的事实，与刘志丹渡黄河打阎锡山的同一年里（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谎称打通国际路线，下令张国焘的西路军东渡黄河，借西北马家军之手，几乎全部被消灭于河西走廊。（详见《王若望自传》第二卷附录：《西路军覆灭秘史》）
这个时机命令刘志丹部去打山西，可以说师出无名，如果是战略上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贺龙、林彪的中央红军?让刘志丹部做后续力量：为什么只派遗刘志丹孤军深入呢?
当时还宣传，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兵的，不幸遭到中央军庞炳勋部的阻击。这个宣传原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色彩，同时也是借刀杀人，借国民党之手消灭对已不忠的力量。如真有抗日之意，为什么事先不跟中央军沟通，不至于拒绝吧!
《刘志丹》一书闯大祸
这么说还停在推测上面，只是联系到一九五二年女作家李建彤以《刘志丹》为书名的长篇文艺传记出笼，遭遇极惨，株连颇广，而且是由毛亲自拿问，前后延续了十八年的文字狱，才给我们提供了撇开云雾见天日的一把钥匙。
李建彤即刘志丹兄弟刘景范的妻子，她的女儿刘索拉也是知名作家。
揭发此书有问题的密告者是特务头子康生，他介绍给毛，定性为“反党大毒草”，毛日理万机，平时哪有工夫看小说，只是《刘志丹》这个书名以及康生所说的大毒草，激发他把此书看完，于是批了一句著名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批语。
这部传记文学中，把刘志丹与高岗建立陕北根据地的艰辛作了真实的描述，其中用“罗炎”的假名替代高岗，因高岗已被党史上划入敌人一类，也写了刘志丹壮烈的死。其中讲到最高领袖毛泽东，赞扬他到了保安，立即释放了被党中央特派员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刘志丹关在窑洞里的功绩。
毛泽东做贼心虚，李建彤笔下尽量不写毛，而他看到每个章节全是指向毛。如创建陕北根据地，只写了高、刘的功绩，这不是影射着毛、朱是摘别人现成的果子吗?毛泽东读罢此书，变得暴跳如雷，一定要运用权力施加报复。而报复的手段又是“中国特色”的株连无辜制造文字狱。
这事不再借重邓小平，而是交结特务头子康生雷厉风行地执行恐怖政策，销毁第一版的《刘志丹》是第一个步骤，接着就抓了刘景范（入狱七年之久），马文瑞入狱五年，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关了五年死于狱中。李建彤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她的处分还算轻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习仲勋（五马之一，加上高、饶，还有一位邓子恢，因不积极扩大人民公社制度，被撤职，毛挖苦他是小脚女人；这样，就已有四“马”殃），他因看过《刘志丹》的清样稿，没有看出问题（其中有一处写到一位政治部主任，就是影射习仲勋），毛即宣布将习仲勋撤职，可见毛的愤怒已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
上述受株连的头一批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干部，这还不算，还抽调一百名地委和县一级的陕西省干部集中到北京受训，为期一至两个月。这些干部怎样挨斗、扣帽子，手头没这方面的资料，不知其详。
刘志丹将军同样是非正常死亡，据今年八月号《开放》刊登夷叔的连载文章，题为《十年大庆，饿殍千里》，其中讲了毛干的两件事：“西路军覆灭的谜团，刘志丹中弹从背后穿入，叫谁来解谜呢”?
我不知夷叔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但从以下几个疑点，或许可作为旁证：
刘志丹之死被毛形容为壮烈牺牲，而李建彤的《刘志丹》在写刘死于沙场一节，却并不壮烈，给读者一种故布疑阵、欲言又止的感受。我猜想志丹的兄弟刘景范或许知道真相。《刘志丹》一书我在大陆看不到，还是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借阅的。
还有一处感到奇怪的，按运动战、游击战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避实击虚的口诀，哪有军事指挥官冒死站到第一线的?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漏洞，三交镇战斗虽则失败了，难道只牺牲掉一个刘志丹吗?
毛泽东死了，康生也死了，李建彤的《刘志丹》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重见天日，作者在“前言”中稍稍吐露一些怨气，当年毛的批示“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一，原来是不该把高岗写成正面人物，李为自己辩护道：“书中是以罗炎替代高岗，全书出现八处。”既然有八次，就是有意为高饶事件翻案了。这和吴哈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正是同一逻辑哩：二，把陕甘宁边区农民起义写成高岗、刘志丹开创的，小说只是写了人民热爱高、刘，而没提到热爱毛泽东，这是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三，发动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毛的战略思想，书中没提到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节节胜利，便是目无中央，蔑视伟大领袖。
邓小平，干卿底事?
令人非常纳罕，新版《刘志丹》刚出笼不久，激怒了毛的接班人邓小平，他下令全部回收这部遍体鳞伤的《刘志丹》。这时正值拘囚了“四人帮”，党中央宣布康生、谢富治二人是恶棍国贼，掀起了平反冤错假案的高潮，邓小平禁止发行《刘志丹》，当然激起知识份子的反弹。我记得曾生气地打电话给中共中央秘书长冯文彬，他回答说：“毛病就出在书的前面那篇‘前言’”。
现在我恍然大悟，邓是因斗倒斗臭高、饶联盟获得毛的宠爱，他必须保住毛生前伪造的谎言，不仅高饶一案不得平反，而《刘志丹》一书不愧是头号大毒草，它里面隐隐约约泄露了不可告人的机密。他的领悟几乎和我一样，只是他的立场站在一代奸雄毛泽东的一边!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于纽约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传记文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北京之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