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活下来的秘密
初试姚文元
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两个期刊：一为《上海文学》，我任常务副主编（主编巴金），另一份即：《萌芽》，主编哈华。一九五六年夏天市委宣传部安插一位姚文元来作家协会，说是派他担任编务的，至于参加哪一个期刊编辑部，上级没有确定。《上海文学》副主编唐弢大概拜读过姚的文章了，他向我表示：“此人不懂得文学，只写过几篇模仿鲁迅笔调的杂文，题目好听，可是空洞无物，为啥宣传部把这么个低水平的人弄来，恐怕他有什么后台的”。
这样我们就把姚文元踢到《萌芽》编辑部去了。我很快就弄明白，他的后台是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部长石西民，另一副部长周而复）。姚、张二人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姚文元以为《上海文学》是发表名家的高档刊物，他有什么文章总希望刊登在《上海文学》上，一天，姚文元亲自上门找我，并带来几篇评论，我收下来交给唐弢、魏金枝审阅，两位先生看完一致摇头，交给我处理。我看过一、两篇，证明唐老师早先的评价决不过份。
还有几篇我也懒得翻上一翻。他日后又复投稿，我继续不理不睬：他提出建议：“是否把其中某些精彩的部分剪接成文”，那时他卑躬屈膝，一副媚态，只求登出来就是好的。这个建议又令他失望。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张春桥化名“徐汇”在《人民日报》半版篇幅发表了“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姚文元又登门投稿，题为“王若望的五把刀子”，这时他已跟江青挂上钩，显得踌躇满志，一副宠臣的神气，他被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升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也跟着升一级：市委文教书记）：我前景很不妙，他才敢把“五把刀子”对着我杀将过去。我关照唐老师：“这篇东西不能不登呀”!
这时姚文元成了上海作协的太上皇，他不需要上班，直至我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又在“作协”出现了，向我宣布“王若望，你的党藉被开除了”!
我冷冷地说：“按党章办的话，党支部总要举手通过才行啊!我的党龄比你的岁数还大呢”!
他神气活现地说：“这是市委作的决定，市委书记说了算，你还抬出党章来，怎么抵挡得住呢”?从此我成了“党外人士”了!
定下“恶攻罪”的公安六条
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四人帮”崛起。张春桥、姚文元的威权和气焰如日中天!
起初是扫除“封、资、修”，我家挨抄就有三次，直至家中只剩下一条草席，造反派看着家徒四壁，只得作罢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被隔离审查，起先是在“牛棚”里不得回家，后来又转移到石门二路交响乐团的仓库内，再后来就正式入狱，关进南市区的第一看守所。
起因是我去访问罗竹风的太太张秀珩，我听说她丈夫已被逮捕，犯罪的定性是
“叛徒”，我在山东根据地便认识罗氏夫妇，这回我走访的目的是要了解抓叛徒运动的底细，顺便慰问一下失夫之痛的张秀珩。
我踏进罗家门，第一个印象也是“家徒四壁”，抄家抄得光光，第二个印象，墙上挂的毛主席“宝像”，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要是他死脱就好了”!
谁能料到，这个张太太，以为照着林彪副主席公布的《公安六条》揭发王某诅咒毛主席，即成为揭发有功，就会把她的老公放出来。所谓“公安六条”其中定下的“法”，凡损害毛主席的荣誉，不遵守“最高指示”的某一条金口玉律，都属于“恶攻罪”，即恶毒攻击毛主席者，判死刑；轻者判死刑缓期执行。
在实行“公安六条”中，某人不小心用一张报纸包熟牛肉或猪肉，如被人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语录或他的宝像，竟敢“把伟大的毛主席当作牛，当作猪猡”，这就确定此人犯下了“恶攻罪”，很多人就这样拉出去枪毙了。
我当然逃不脱这个“恶攻罪”，何况还是个当年的大右派呢!
似曾相识燕归来
拘捕我以前，还得召开上海市文联主持的群众大会，（“文联”包括美术、戏剧、书法、杂技等文化团体）到会者挤得满满的，墙外面贴着“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的横幅大字标语，进入会场便感到阴森恐怖的肃杀之气，批斗大会的被告还有两人，其中一位叫唐铁海，我排在最后一个。我知道老唐从未被捕过，此人却老实交代是“判徒”，由于“坦白从宽”，当场宣布释放，另一名被告也宣布释放，只是给他加了一条尾巴，叫做“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我是最后一名，所以有充裕的时间让我看到站在最后一排的张秀珩，她虽然头上披着黑纱，大概是想为自己遮丑吧。大会主持人宣布我的恶攻罪行后，又让这个狼外婆出来作证，她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
接着是一片“该死，该杀”的吆喝声，不用我申辩，两名公安人员就挟着我的两只臂膀押上了警车。
关押的监狱不知在上海何处，只觉得牢房很小，晚上睡在地板上就像沙丁鱼罐头那么拥挤，谁去小便时总要踹着别人的身体，有人哇哇叫就把旁人闹醒了。
有一天开着牢门叫我出去，领着我走进一间审讯室，里面的布局很简单，中间挂的又是那个杀人如麻的宝像，两边写的依然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招贴。
当我就坐的时候，一张专门为犯人特制的椅子，扶手上穿着两个洞眼，有一根带子连人和椅子缚在一起，为防止犯人搏击法官之用。当我如此捆绑着，忽然回想起三十年前也坐过同样的椅子，这个发现难道是上帝的安排?
触景生情，我便说了：“这里我好像来过的”。
审判官冷冷地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似乎没有通过大脑，讲过以后有点后悔，而法官指我是“累犯”，我倒有理反驳他：“为了信仰不同，三十多年前我坐过这张扣着绳子的板凳，国民党的法官就坐在这个高高的桌子上，问口供”。法官品味我的回话是摆老资格，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分，你是老革命咯，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我见得多了，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吧，本来可以把你的手铐开了，现在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一九三四年，我十六岁，我在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叛徒出卖，我被国民政府军法处判刑十年。当时定罪的判决书发给我本人，我还记得那判决书后面印着：“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陶百川”，他至今健在。幸而国共合作，我提前释放，做了三年半囚徒，时隔三十一年，一个老共产党员却在共产党自己造的监狱里活活被折磨了四年整。莫非这是偿还夙债?
历史出现一次巧合的偶然性并不希罕，在我身上却碰上两次凑巧的事。这里补充交代一点：中共关押的刑期比起国民党军法处判的刑期长。
碰上个法官是菩萨
往后，有关“恶攻”究竟有没有的审讯连续了好多次，我只是软磨硬顶，我懂得若是认罪，必定伏法，最轻的判决是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离死的门槛只差一步罢了。我咬咬牙死不认账，惹得法官也厌烦了。
过了一个月，又提审我，这一回法官面色凝重，问我年轻时候是否坐过牢?我说：“前一回你审问指出我是‘累犯’，我头一次就是吃的国民党的官司呀!”
“喔，很多人揭发你做了叛徒哩”!
我说：“反正我不曾叛变过谁，你尽可以调查清楚”。
法官又“喔”了两声，我心里想，对他不能再顶撞了，上回顶了一句，戴的手铐延长了六天，这可是自讨苦吃哩，我真是后悔莫及。
往后，法官提审的间歇拉得更长了，我的心情显得焦躁，思想上专往坏处想：为什么一直拘押我?既没有起诉，也不开庭，莫非我是罪大恶极，内定判了死刑，必须逐级审核，才拖延了这么久的时光?
南市看守所的伙食很差，又闷关在里头，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特别是不让家属探监，偶然送进几件如牙膏，肥皂，短裤之类，肥皂却是切成碎块经过保密处理的。最难熬的是同监的难友三日两头被拖出去处死。那场景非常恐怖，我们已经摸出规律：看守叫监犯出去，如只是过堂提审，通常叫“番号”，而且打开只容一个人通过的牢门：如果拉谁出去枪决，那就会牢门大开，就在那一霎那间，被叫姓名的人立即腿发软，接着一群如狼似虎的法警冲向死囚犯，第一个动作，拿一块头罩套住头颈，接下来是五花大绑：有一遭在监房门口连叫着两名死刑犯的姓名，也许这是“特例”吧，一时牢门大开，门外的法警只拿起一只黑罩壳，五花大绑的人马也对付不了两个死刑犯，那时我的牢门开了一刻钟——这时如果有人冲出去，来它个两面夹攻，有几个待决的死刑犯冲出大门的机会还是有的，可惜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政治犯被拉出监房，拼出生命发出最后的呼喊，有的喊出“为自由而死值得，值得”!还有人喊“大独裁者该枪毙”!可是没有人喊出毛泽东的名字，大概林彪的“公安六条”还是犯忌的罢。
这里交代一下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不同表现，按人数政治犯占着绝对多数，但也有把刑事犯当作拉郎配的，只有被叫出去枪决的死囚犯，才能区别真假来，刑事犯拉出门喊着：“操他妈的”，或是“我死得屈呀”之类。“阿Q正传”里写着“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也许刑事犯不具备阿Q精神吧，所以没学会喊!
等待了九十多天，终于打开牢门了，我一阵惊慌，牙齿不由自主的打颤，准备着头颈套上那个黑罩壳，随后挟住我五花大绑，当我跨出牢门，依然和前几次的提审一样，不过还是驱不散积累很多的恐怖，我寻思，也许等我走出监房的长廊处，五花大绑的仪式照常举行。——我的心理体验：缓死远比速死更受不了。
当我再进入那间熟透了的审讯室，看着那位法官早就高高在上坐定了，似乎在“迎接”我，一颗激荡的心总算落了地。
这时我的心情松散下来，开始对法官进行再认识，他的脸型像庙里的菩萨，说话口音带着绍兴腔。但愿这位法官做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千万不能碰上绍兴师爷的恶讼师哪!
又过去几个月，忽然在门洞口喊我的“番号”，本来我预备喊的口号：“枪毙万恶的毛泽东”作为补足其它死刑犯没喊过的空白，这一回看来用不上了。
因祸得福获自由
还是那位菩萨面孔的法官，审问我的话题，不再纠缠在“恶攻”罪上面，他又揪住我曾经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有关叛徒的历史。
法官问道：“你能不能提出几个证人，证明你当初没有叛变行为呢?”
“可以咯”。我说：“不过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怕是记不全了”。
“你能记得几个就报上来”。法官的态度变得温和了。我能辨出在他眼镜后面闪过的微笑。正是他的微笑激活了沉睡大脑底层的记忆，我记起了五、六位老难友的姓名。
我报出他们姓甚名谁，法官马上记下来，他接着提出一个使我没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冷场一刻钟，法官还是耐性地等待着，我急得额头上出汗了，还是“冷场”，法官又提示道：“有什么人现在还跟你有联系吗?好好想想”。
“唔，有了，此人是安徽合肥人，名叫张恺帆，我的兄弟插队在淮北，他来信给我说淮北大饥荒，快要饿死了，请求上海的大哥能不能救他一命。我想起张恺帆担任安徽省副省长，我给他打了电话，请求他帮助我的弟弟脱离苦海……”。
法官皱了一下眉头，我意识自己说漏了嘴，竞把毛泽东治下称作是“苦海”，这是送上门的一条大罪呀!我连忙声明：“对不起，我说话太离谱了，能不能宽大这一次”?法官的面色还是温和地说：“你讲下去，在法庭上讲了多么严重的话不算数的，否则被告在这里就不肯说实话了”。
于是我又记起了四川的杨超，现任广东省省长左洪涛。
我在下边讲一个，他在上头写一个，后来他索性把笔和纸递给我，并且离开了宝座代我把缚在腰间的带子松绑了。
我想，一个囚犯获得如此的“优待”，恐怕还是头一遭呢!
我又关了一个时期，我竟获得了自由，不过在“释放”前面，还加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这本是中共死要面子的老毛病，不过，我有幸遇着这位法官，出狱以后才知道，那个“狼外婆”除了控告我骂毛泽东早点死掉，她还“加码”编造了我也攻击林彪元帅的罪名，谁知她揑造的历史反而救了我，原来林彪叛逃摔死了，证明我攻击他是对路的，“恶”攻罪中凡是攻击毛主席者，还是不得赦免，仍然给我留下现行反革命的一条尾巴。
“外调”也有正面价值
出狱之后十多天，收到一封令人诧异的信，后面写上“王启”，信的内容写着“在某日下午你去找万体馆对面一幢大楼的四楼七室，有一些情况希望让你知道”。
后面还写上他的电话号码。
我没有打电话，准时到了目的地，他开门迎接我，原来是个青年。他自我介绍：
“王祉殷，曾经协助徐希山法官搞‘外调’（内查外调的简称）我才知道你家的地址。”
他请我坐下，并招呼妻子回避，然后讲了令我终身难忘的情况：
“徐法官原是日本留学生，学的法政系，日本可是个严格奉行法律的国家，回国以后就为了中、日两国的执法的原则差距太大，两年内降了三级，他还是坚持日本学得来的传统。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连降三级还是宽大的，自己是留日的，又审批过好几个重大的政治案；文革开始，没有给他戴上汉奸帽子，或是揭发他包庇了某人，已经很幸运的了”。
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跟徐法官怎么认识的”?
“还得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因为一下子抓来好多人，监狱都饱和了，每个案件都要‘外调’，即使真的调查了许多证明材料，并不管用，首长定性是反革命，甚至只要打来一个电话，该判死罪还是枪决。
“外调的人选还得经过政治审查，必须苗红根正，到哪里去找呢?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有过良好表现的红卫兵合乎理想，这样我和小郭中选了。徐法官挑选外调人员并不马虎，他还看了我写的大字报底稿，因为红卫兵有好几派，有人还打死过五类分子，有的给江青写过效忠信。
“他看过我写的东西觉着满不错，我就跟定了徐法官做他的助手。
“他还有一段训话也伟大：
‘所谓全国一盘棋嘛，所有外调人员总有好几万，他们手中拿着公、检、法的介绍信，可以走遍天南海北，旅费伙食费一概由公家支付，只有大串联那一阵才能白坐火车，所花费的财富总有几亿元。像蜂群似的红卫兵，趁机游山玩水还算好的，有一些人在外边抢掠，蹂躏妇女，甚至打死人，只要拿出公、检、法部门的证明文件，谁敢拔他一根毫毛’!徐法官没有注明应遵守外调的纪律。并没有提起我该怎样行动，其实是他为了约束我不要走到邪路上去呀!”
“事有凑巧，你这个案子幸而落在徐法官手上，你那个‘恶攻罪’为什么一笔勾销了?他认定了你骂毛主席的那句话，没有旁证，更没有物证，这是不能定罪的，如果那时把你放出去，在文革高潮时期是行不通的，即使提早释放，说不定另一派红卫兵又会揪牢你。他只有等待平和下来才能走这步棋。其实他早知道你叛变了国民党，便足够证明你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嘛，他还提到你曾经抢白他，使他说了‘不能施仁政’的话，他便找着你这个三十年前的老账，大概他坚守着日本法统的严肃性，他仍然一丝不苟地按法律行事，于是就派我出去‘外调’”。
王祉殷就把手头的笔录展开，交给我看，我不便看别人的手稿，我说：“还是你口述的好，这样可以重温三十年前的旧梦，而且还能了解这些老难友的近况。大串联和外调也有正面的价值哩”!
叛徒帽子没戴成
“我去过广州市，会见了副省长左洪涛，起初提起你的名字，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僵持了几分钟，我想起你以前的名字王寿华，他恍然大悟，‘喔’了一声，就像电插头似的接上他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库，然后说：
我们叫他小王，他是政治犯中年纪最小的，我问他‘小王做了叛徒，造反派抓住这个辫子死不肯放手咧’。左副省长简直气坏了，他站起来申辩道：
‘小王只有十五、六岁罢，他判刑入狱十年，就凭这一条，就足够证明小王不是叛徒嘛，我们一同关进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又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乘的火车，我跟小王恰好合戴一付手铐，我们是国共合作以后，同一天放出来的。
如果小王是叛徒，在共产党胜利以后，总会有人检举揭发他。文革，总不能革到革命元老的头上来吧’”!
接着王祉殷又去了安徽合肥市，张恺帆在省府办公厅里迎接他，刚刚讲出了漕河泾监狱有个最小年纪的政治犯，还没来得及讲出小王姓甚名谁，张副省长急乎乎地问我，“小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呀?”，我说：“还是那个叛徒老问题哩”!
“唔!最近又刮起揪叛徒的浪潮，连党中央里头都有六十一人上了叛徒榜，当然放不过小王了。蹲国民党监狱，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不要草木皆兵嘛，错把我们光荣、伟大的党，看成是叛徒、内奸、走狗的集合体，这个党还能得天下吗?”（这时有人求见张副省长，张在另一处接待他）。
张副省长又继续他的陈述，他似乎更激动更愤懑地说：“刚才我出去办的一件事，又是为了给我的老同志写证明书，可见抓叛徒成风，大气弥漫中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我可以保证：小王不是叛徒，他出狱以后还到过延安，从漕河泾出来的老战友几乎都去了延安，小王到了那边，在“审干”运动中，总会有人揭发他，何况开国以后，还经历过反右啦、三查三整啦，整风补课，反胡风啦等等，他果真是叛徒，老早就藏不下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文革第一浪潮中也被打成“走资派”，《红旗》发表了社论，说是走资派中有一部份觉悟过来者，可以结合，才官复原职，他特别愤怒和激动是有原因的）。
王祉殷去了最远的四川成都，会见了四川省委副书记杨超（在狱中化名李季俊），那时他还没有完全解放，接待外调人员由两名造反派在旁边监视着，当他听了小王存在着叛徒嫌疑时，他立即明白是指王寿华，并且竟敢在造反派面前埋怨四川的一场武斗打死了六十多名老百姓，他紧接着吼了一句：“没有这么多老同志经历了坐牢、刑场的考验，怎么能有共产党今天的胜利?”他这句话同时也是教训站在身边的两位年轻人。
王祉殷带着九位老难友的绰绰有余的证明材料回到徐法官那里；第二天又请他到一家咖啡馆会晤，这算是对他的慰劳的盛意吧。徐希山法官换了一身便装，充满激情地而又低沉地说：“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众口一词保证小王不是叛徒，再没有比这些更可靠的证据了。这类问题不适宜在电话中谈，必须由有关部门出公函才能回复，果然，六天以后来了复函，简单地说吧，一是他的出身成分是工人阶级，二是他到过延安，受毛主席的熏陶的时间比谁都长，三，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坐的牢。追究三十年前的老账，日久天长的一团乱麻，谁能理得清，何况毛主席讲过：”不究既往，重在表现“嘛，这是最高指示呀!
好咯，连市委组织部都有了书面的文件，王若望的叛徒帽子肯定戴不上了!四年半的牢狱生活，把我改造成共产党的反对派。我是亲身经受中共专制独裁政权人为地制造大恐怖、大惨剧改造出来的。
从此我换了角度来清算自己，其中就有关于“叛徒”一词的两种立场、两种解释，正是从相反的命题出发，如今有很多人指望中共的最后崩溃（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决定性的条件就要看大陆中上层党员干部有多少终于觉悟，而背叛它!在这种情况下“叛徒”却是起着从堡垒内摧毁专制王朝的历史作用，他们不是“叛徒”，而是扭转乾坤的一级功臣呀!
正是在与中共彻底决裂的思想基础上，去年六月，我曾出席“民联阵”二届代表大会，我没有发表演说，而是即兴朗诵一首诗歌：（发表于九五年七月号《中国之春》）
我来了，一个老态龙锺的老人
站在你们面前
我来自大陆饥荒的沙原
三次进入重门深锁的监狱
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因为我始终高举反共的大旗
我爱祖国的土地、人民
但不爱共产党
尽管有人说我是叛徒
是的，我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叛徒
作这样的叛徒是我的光荣!
我来了，希望民运大家庭像五个手指
揑成一个拳头
对着横暴的共产党喝一声
我来了!
我来了!
既然横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已经撤销，徐法官的撤案报告还须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审批，这样又拖了四个月，我才于一九七二年中共生日前一天获得自由。
文革中活下来的秘密
在毛泽东统辖的恐怖时代，经历了层出不穷的所谓“政治运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干部是不多的，我总算万幸保住了老命，老毛死后仍有几起政治运动，我继续成为逃不掉的活靶子，最后的结局是有惊无险，至今活得很自在，很健康，不免回顾六十二年来入团入党的政治生涯，侥幸的一点，便是能在刀枪剑戟丛中死里逃生。最占便宜的一点，我是工人成份，市委组织部给徐法官的公函中列为第一条即是明证。这里再补充一个插曲：上海《文汇报》发表声讨右派分子王若望的文章，同时写明我的出身成份，市委书记柯庆施立即打电话痛斥（其实，这不能怪《文汇报》，凡介绍简历不提出身成份，那就是忘本，就失去阶级立场，连毛泽东本人在这上头也要作假，他家庭是富农，自称中农；柯庆施的成份却是富农兼商人。）
二、文革早期进入监牢，等于买了双保险，像我这样“帽子、辫子”缠身的牛鬼蛇神，十场八场的批斗，三番五次的武斗，打死一人就像打死一只狗那般轻松，在监狱中最重的处罚是戴反铐，或是处罚犯人站铁笼，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转身，不能睡，毕竟规定活受罪的时间只有一昼夜。一天两顿饭还是少不了的。
张春桥，姚文元本是我的死对头，他们在文革中作恶，害死人的数字约在七百万以上。他们的黑手当然也伸进南市看守所中，首先被徐法官那样的大好人挡住，只能在我的家属接济葡萄糖的小事上面做手脚，不许本人吃补品而已。
四、俗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先谈那个告发我“恶攻罪”的张秀珩，她以为揭发有功，就能救出她的丈夫，结果牺牲了朋友，她的丈夫关入监牢五年多：狼外婆本人也被隔离审查，她扯破衬衫代替绳索，挂在双层铁床上决心上吊，幸而被同难的妇女救了下来。
最后，我还弄明白徐法官呈请撤案的报告，市委为何迟迟不批，原来政法委员会主任王维国，是林彪集团的死党，部署炸死毛泽东的行动，是他调动人力并亲自策划的，他所得的惩罚是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我终于闯过了“文革”的鬼门关，成为极少数刀下留人的幸运儿。恐怕是多种偶然因素碰巧在我身上显灵，而我又是个善于钻空子的弄潮儿，这种本领原是从经历十多次政治运动中磨练出来，曾被公众授于“老运动员”的荣誉称号。
本文所谓“双保险”者，可以理解为两重必然性的汇合，一个是从娘胎里赋予了出身成份的优势：另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环境，我从实际体验的事实，证明着多么专制多么严密的统治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总有人良心未泯，敢于默默地伸出援手（徐法官于一九八四年逝世。故在此公布他的姓名）。
即使在希特勒的周围，也发生过几起谋杀希魔的正义行动。不过，“双保险”碰在一起，在百万人中保住性命的机率是极微的，这里又遇着冥冥之中的偶然因素起作用了。几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未能奏效，也是证明着缺少一个保险系数的例子。
此文标题所谓“活下来的秘密”，只有阐明当时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再把个人的特殊际遇搅拌进去，我们运用因果率和或然率的钥匙，或许能打开人生之谜的一把锁吧。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