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本报驻香港特派员江素惠二十八日专电】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点名开除党籍的大陆作家王若望，最近在大陆北平学潮澎湃中，感时忧国，他以“近卫军战士”的头衔，上书邓小平，希望邓能捐弃成见，倾听他个人赤诚之言。

王若望这篇“上邓小平书”中，希望邓小平不应将青年力争民主自由的活动视作洪水猛兽，建议他学习在台湾的总统蒋经国生前作出的开明而有远见决策，面对历史，切勿一误再误。

本报获王若望先生的允许在台湾作独家报导，王氏并希望台湾的读者，藉着此文体会他的心情。（民国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中国时报）

小平同志：

值兹耀邦同志尸骨未寒，民怨沸腾，我党威信滑至低谷，国事日非之日，我仍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我愿以近卫军战士的名义（耀邦在一九七九年年底的一个会上曾称道“王若望是我党的近卫军老战士”），永远捍卫我党的革命路线便是我的光荣使命。现以公开信方式，披肝沥胆，抛弃一切个人之恩怨，甘冒斧钺，掬诚向你陈述几条意见，愿你老能捐弃成见，倾听一下我的一片赤诚之言，则不胜庆幸之至。

民主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①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不应将青年人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应该把他看作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毛泽东生前就告诫我们：“镇压群众运动，都不会有好下场”，而你在对待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学生运动谈话和决策，违反了这条原则，一九八七年初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不惜撵忠诚于改革事业的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不惜以最严厉的党纪处分一批站在改革前列的知识份子，你又重用整人专家和极左的谋士，这表明，大方向错了，具体的步骤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正是一九八七年为历史分界线，毛时代的恶劣做法和人人自危的局面又将重演，人们对党的威信一落千丈。

你老人家曾在国内外赢得极高的声望，国外将你称做是世界政治风云人物，大学生在国庆游行时举起“小平，你好!”的牌子等等，但一九八七年起，你的荣名跌落得好惨，由于佞臣使用毛时代的老一套，天天向你报喜不报忧，你在偏信偏听的包围圈中不辨忠奸，不识好歹，加之你身心疲惫，不能像耀邦同志跑遍穷乡僻壤，山山水水那样，这使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作出了后果严重的错误指示，我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特区工人报》刊出“与邓小平商榷一文”，不论此文的论点有何差错，而你缺乏起码的政治家风度，在一个文件里骂王若望太猖狂了，并违反党章，以个人的一句话便轻率开除党内所剩无几的敢于直言不讳者的党籍，并封闭了《特区工人报》与《特区青年报》，这些往事在你的光辉的一生中是难以隐讳的消极面，人们对你晚年所表现的粗暴，不谨慎，不谦虚深表惋惜，我还记得当年在曹荻秋部下任淮海战场新华通讯支社社长时，与你有过几次接触，你是那么平易近人，和霭可亲，虚怀若谷，八十年代初你出访美国回来，你深感我国工业落后，承认我党领导工业不行，随即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何登上毛生前长期坐过的宝座没几年，就判若两人了呢?为了此事我痛苦地进行反思，所得的结论与你曾说过的几乎一样，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现在我再加上一句，“如果政治体制与执政党本身不进行改革，真有万千的好人，一旦坐在那样的位置上，也会变得专制，目空一切或蜕化变质，而新闻报刊的独家包办，又助长了藏垢纳污、为非作歹和滥用权力。”因此，如此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体制不仅调动不起人民创造力，经济改革也难以为继，同时也害了共产党，害了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

封锁新闻自由助长当政腐化

今年四月因耀邦同志不幸亡故诱发的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原是两年前处理学生运动不当留下的后遗症，恕我冒昧，也就是对你的那个错误决策的惩罚。正是从一九八七年起，蒸蒸日上的改革势头急转直下，群众对党的离心离德倾向日益加剧，不正之风上升为贪污受贿成风，物价与浪费扶摇直上，压制民主，侵犯人权打击言论与文艺创作的事件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宏观决策上的错误误导了微观上的倒行逆施。

更有甚者，四月下旬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因刊布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一两句涉及一九八七年的事件，上海市委竟下令禁止其发行，这种做法又给公众要求新闻出版自由添加了新的激素和理由，同时又让世界舆论看出了党的领导的虚弱和专断，人们由此怀疑赵紫阳宣读的悼词，给予胡耀邦高度的赞扬是不是有点儿伪善?上海市的盲动行为，不是你老授意的话，那就是下边还在力图捂紧历史的盖子，他们将你犯下的错误引向深入与扩大化，换句话说：这就是不惜犯十个错误，为了掩盖当初的一个错误，而历史上的错误即使可掩盖伪造于一时，但迟早要还其本来面目，不过拖延时间愈久，付出的代价与利息将愈大，譬如说，如果胡耀邦的问题在他生前早就纠正了，也就不致发生当前的如火如荼的情绪激越的悼念活动。怎么能说是“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

②上面提及为了掩饰一个错误，不惜以犯下十个错误，这一愚不可及的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不以为奇，经本人研究，这样的不光荣事件十有八、九是在报刊新闻设置“禁区”来实现的，而十有二三是由党的官吏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知识份子和敢说真话的人采取打击报复，来掩盖自己的腐化劣迹与残民以逞的丑闻。“禁区”的内涵，也就是藏垢纳污，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以及见不得人的种种弊端和腐朽的部位。“禁区”的增殖，也就是在大幕掩盖下，我党的腐化变质正加速的扩大化，如不许反映文革的真实历史，不得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让批判毛泽东，不如实刊出人民的批评和建议，不得刊与党的宣传口径不同的见解，不得批评当今的领导人等等，这样的禁区不胜枚举。这都是毛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继续。禁区的广泛设卡，曾帮助了毛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后毁坏了他的伟大形象，如今又将毁坏你老的“风云人物”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文化专制主义纵容了党内军内的坏人坏事，有利于官官相护，有恃无恐地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一方面就如三座大山，压得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毛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以犯十个错误去掩盖一个错误的蠢事才能通行无阻，荡涤这么多禁区之道，只有实行新闻改革，采纳学生们的意见，即允许民办报刊，新闻出版言论充分保障其自由。党的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无权干涉，比如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被禁事件，就应看作是严重违法，即以我这封信而论，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可以说句句都是违禁，于是不得不转向海外，海外刊登出来了，中共当局又会扣上藉外国势力给小平同志施加压力之语，大陆没有言论新闻自由，还要用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压制言论出口的自由，这是我的预感，因为，这种荒唐的逻辑，在今年头两个月内，北京用警察安全人员阻止方励之赴宴，后来则用软硬兼施的施加压力的做法将要求大赦政治犯的签名活动压下去，就发明了上述这个荒唐的逻辑。今年第一季度连续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其总根源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把知识份子看成眼中钉，更关键的是我国的新闻传媒不自由，不公正，它只能做官方的喉舌，还有一条就是这一类掩饰本身的差错的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事件九九归一，几乎都是由一九八七年的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根子引发出来的。由此看来，赶快重新评价胡耀邦，永远撤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要求是十分必需，是合情合理，也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与此同时，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势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团结的发动机和开路机。没有舆论自由的安定团结，至多是维持万马齐喑奴隶式的安定团结，请不必用“安定团结”作籍口，来作为向人权、向民主运动开刀的理由吧!当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发动七老八十的中顾会的顾问们，批斗胡耀邦时，为什么你们就忘掉了安定团结呢?

学学经国先生加速改革步调

③五月，不但是多事之月，还是中苏会谈的“热月”，适逢戈尔巴乔夫来北京与你会谈的日子，总不能在遍地燃起大罢课和示威游行声中迎接这位来自苏联的贵宾，党中央为此而深感不安，而心急火撩，急切要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加之政府机构中不乏李逵式的军人，采纳施用武力压下方兴末艾的学潮，可能会占上风，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就证明我的忧虑大概不是空论，这篇社论的题目，已将“闹事”升级为“动乱”，这就是一个凶兆，这篇社论的题目，“旗帜鲜明地”，这是你常用的口头语，不过那里头的用字遣词，“如……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耀邦同志，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只须把“胡耀邦”换个名字，对照当年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市委书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词句是多么相似，而他代毛主席宣布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就把你老人家当作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革命”的黑后台咧。真想不到，时隔十三年，两个历史事件中的同一主角，竟对换了位置，这是历史的喜剧，还是你老自己的悲剧呢?我真为你决心在错误的道上越陷越深而仰天长叹!

不过我还是要向你老进几句忠言：就在近邻的南韩，下台后的全斗焕在青灯古佛旁忏悔礼拜，为他统治时期使用军警残酷镇压光州和元山的群众抗议示威，痛哭流涕，追悔不已，戈尔巴乔夫与你叙谈时，也可向他请教如何对付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要求自主的群众示威的经验教训，比如说，格鲁吉亚的军队竟用利剑、掷弹筒和化学武器杀害二十余人，如何激怒了苏联各族人民，格鲁吉亚的三名负责人是如何灰溜溜的滚下台。以上两例，皆在亚洲，又都是近一年内的新闻，奉劝露出杀机的我国决策人，把以上最新消息作为前车之鉴，万万不可感情用事。

如果以苏联与南韩，跟中国国情不同，我倒建议你何妨学学台湾的蒋经国总统，他在生命终了的最后一年，能够主动地作出高明的有远见的几项决策，为世人钦佩不已，台湾可是与大陆同文同种，同样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的终身制。你的身体得天独厚，我倒寄予期望，希望你运用你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来得及为中华民族做几件好事、实事，为后人景仰而流芳百世，现在你老是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乞三思而行，切不可一误再误了!

此信寄出，估计会有更严重的横逆袭来，但我不忍看到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日趋沉沦，自量我的这番苦口婆心的献计献策，会激起你愤怒也说不定，反正我已是置生死于度外，即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请理解一个忠于党忠于改革大业的老近卫军战士的心声!

上海作家，公民王若望呈四月二十五日

（民国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