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对世道人心的影响

　　“六·四”惨案使广大民众对中共政权完全绝望，许多人原来迷信社会主义和领袖人物，也转向怀疑，或采取抗争的行动。
　　从此不论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开始走下坡路，各种危机和虚弱的症候难以克服。
　　这里专谈世道人心方面的影响：
　　(一)在公共场所，如在车辆上，公园里，茶馆中，人们批评中共官员腐败、玩弄女性，或是指责某项政策有害等损害党的威信，听者再不会反驳，而是听之任之，并且迅速扩散到社会中。
　　(二)据我自己的经历作出证明：当我在八九年九月八日被捕，第二次审问中，我向法官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准许读书；二是批准在监房中吸烟。读书的要求，在下一次家属见面时就带进来了，两册是《毛泽东选集》、一册《资泊通鉴》。我原先估计绝不会允许吸烟的，却在几天以后从门洞口送入一条中华牌香烟，看守关照：监房里不得有火种，点烟的火柴由值班看守提供。同监的难友也有老烟枪，只得实行利益均占了。他们还起了“特等犯人”和“贵族囚犯”的雅号。

另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有一位青年看守自愿为我通风报信，先由我写一张纸条，写明家庭地址和家属的名字(笔和纸也是他提供的)，三天以后，轮到他值班，我在趁抽烟请他点燃的机会，他亲手交给我一张名片的纸条，我认出是羊子的笔迹，上写着：“香港的百姓出版社已发行你的《天地有正气》，台湾的柏杨夫妇介绍出版社印行了《第二次结婚》，你不是孤独的，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你，一定要挺住，坚持到出来”。
　　正由于相互通气，就不再有孤独感了。如此递进羊子给的信息两次以后，再也不见青年看守值班了，估计可能生病或是家中出了事故；我正在焦虑不安时，训导员把我带到承审员那里，第一句话就问起：“有一名看守被你收买，违反警务规章，你老实交代，这件事主要责任是他。实事求是讲清楚，保证不会给予任何处分”。开头，我保持沉默，往后只得说：“值班的看守有好几位，记不得哪一位看守员干下越规的事，我总不能胡说吧。瞎说一通反而表现不老实”。
　　承审员拿起一叠纸片，在我眼前扬起来，说：“这是一份坦白交代的材料，这上头明明说出你的大名，还有你住家的门牌号码，他总不会编造吧?”
　　“既然他坦白交代了，又何必来问我呢”?我无可奈何地说。
　　“对片面的交代未必可靠，总得核实一下吧”。
　 最后我只得默认。
　　一星期以后释放我回家，羊子讲起这位看守员的名字叫孙骑兵，他被关押了十天，正式的处分是开除公职，我们帮助他学驾驶汽车，直到我们出国，他好象一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活象法国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活象毛泽东时期的“摘帽右派”，在中国大陆，政治上受歧视的人，找工作难于上青天。不知如今小孙处境如何?远隔重洋，我们非常想念他。
　　(三)九一年我赴美，在纽约住了两个月，即出访澳大利亚、英、法、德国，又到了台湾、香港，前后两次访问加拿大，欢迎的人群都是华侨和民运人士，我发现海外的华侨分两派，台湾来的华侨和大陆的华侨处在对立状态，只是在“六·四”惨案发生后，双方都有共同的感情，一致的评判，两派已凝聚成一派，这说明了“血浓于水”，都是华人关怀祖国的表现。
　　在华侨中，更多的是中间派，并非依地域别有天地而产生倾向本土的情绪，同样由于八九年六四的大流血，大批中间派人士转向反共的一方。
　　（四）在布什总统当权时期，正逢发生六四惨案，他获得参、众两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凡是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前已在美国的学生(者)和华侨，都会批准发给绿卡，结果有四万二千余人，一夕之间便成为合祛移民，并享受福利待遇。
　　当他们获得这项意想不到的权益之后，就很少知恩图报，海外民运团体发动反对中共暴政的抗议行动，拿到六四绿卡的人中参加者简直寥若晨星了，连发表声明或抗议书，请他们签上名字，都婉言谢绝。可算得忘恩负义，被嘲笑成：靠吃“人血馒头”发洋财!
　　再看在邓小平去世以后的各种评价，从报章上的文章中，大都赞扬改革开放的功绩，甚至歌颂邓小平超过拿破伦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引自卲立新教授在四月二十日《世界周刊》)；还有一位民运人士对邓小平的死亡表示哀悼，若有所失，唏嘘不已，并指出是邓小平听取李鹏的夸大其词，才下决心动用武力。如此为屠夫开脱，可谓用心良苦。
　　六四惨案又是探测人心的试验题，七、八年来人们对这件惨剧已趋淡化，有一批人走上媚共之路。但是牢记历史上最大的暴行，比起上述两类人，还是占多数，上千人的血迹不会轻易抹掉。
　　邓小平既已去世，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对“六·四”敢于再评价吗?唯有如此，他就能获得大众的拥护认同；如果硬着头皮拒绝，那么江泽民核心必将短命。
1997.5.19  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