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还需控诉”的质疑
在723期的《世界周刊》上，读到魏京生、刘青署名的：“我们还需控诉”一文，藉法国作家佐拉发表：“我控诉”联系到“东方的中国”曾提及民主墙的老战士们敢于抗争的光辉历史。“从佐拉等先驱的身上，我们知道，人类必须互助互爱，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这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当读了这一段十分透彻的论点，自然地引起了我的联想，就是涉及署名者之一的刘青先生，近来，他同我之间发生过一件令人诧异的往事。
去年深秋，有两位朋友先后打电话通报我：“听说你给许多人办理政治庇护伪证，几次被法院传去训斥，有否此事”？我答曰：“完全是谣传、无稽之谈，绝对投有，请你放心”。近期，偶尔获知，“谣传”的风源来自我们一向很尊敬的刘青先生。这是由傅申奇先生证实的。傅说：“还是采取内部和解的方式，不必宣扬出去”。于是约定在十二月下旬某日，到一处办公室面谈，傅申奇、刘青、羊子和我参加。傅对刘说：“你曾对我讲过：王若望道德败坏，为几百人作伪证，每人收取数百元，这有国务院文件作依据呢。这是很严重的过失”。
我则说：“就在不久前，我还为成志良到法院去作证，通情达理的法官当场批准了成的庇护，法官还说：‘祝你好运’”!我只记得，每次法官看到我，都是尊重和信任的。
刘说：“我没有说过王若望作伪证，我只说了王若望的《民主党》作伪证；我是讲了国务院文件，文件里是提到《中国民主党》有人作伪证；我曾跟四、五个人讲过此事”。
傅说：“刘青兄，我一向视你为一条汉子，你明明讲了，现在你又没勇气承认，却只说是民主党搞伪证，总得通过人去体现这伪证吧”？
羊子说：“据我了解，《中国民主党》早在八零年代就有了，确实有人利用民主党做政治避难赚钱的，但这决不是老王，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民主党]》是一九五年夏天成立的，是否这里有误会在内”?傅申奇也同意羊子的分析。
我说：“我来美的几年内，已吞下很多苦水，我已经习惯了吃苦药，这一次我也准备忍受的，只要你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我们还是好朋友”。刘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去法院告我好了”。说完，便将一份国务院文件的有关部份给了我。
经翻译，原来这是1997年国务院文件，提及的有关伪证事件，是指的1989－1993年期间，《中国XX》和《中国民主党》内，有人做伪证。事情很清楚，你冤枉了我，而你连道歉都不愿。藉着国务院文件诬陷我，这是不是作伪证?
对照前引“还需控诉”中所说：“人类必频互助互爱，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98年元旦左右，我曾约友人叙会，我突然发现，原来很亲近的老友，借故远离我了，我纳闷：过去一向乐意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怎么像躲瘟疫般对待我?如今，我才意识到，这便是你对四、五个人讲过后的社会效果。
请人权主席给予保障：王若望的基本权利。
1998．1．10．纽约
《探索》1998年2月号
附件：“我们还需控诉”
魏京生 刘青
一百年前，爱米尔·左拉发表“我控诉”，开创了一个人类的新纪元。政府对个人专横暴虐、蓄意陷害怎么办?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之前，受害个人和亲属好友大多不是逆来顺受，或满腔愤懑怒目苍天，便是零星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社会民众难以明了真相，就是有人同情也无挤于事，更多人或麻木不仁或噤若寒蝉。左拉向专制极权政府挑战的檄文“我控诉”，开创了公开控诉政府的新天地，直接求助于人类的同情和良知，动员整个社会谴责并反抗政府对个人的迫害。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大不一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再也无法一手遮天。制约专制政权的民主体制，大量出现并确立，维护人的尊严和权益的人权准则，已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潮流。给民众以尊严和权利的巨变，法国是发源地，是世界人权民主的一面旗帜。而左拉的“我控诉”，在法国对人类贡献中，有其光芒四射的影响和意义，激励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人争取、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权利。
即使远在东方的中国，受到这种精神培育激励的民众，也浪潮一样无休止的屡败屡战的冲击着千年不变的封建政体。我们民主墙就是这样的实例。民主墙是划分中共统治的一道界墙，标志着民众不再逆来顺受沉默驯服，公开的有组织有宗旨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终于产生，参与者敢于面对和承受监狱迫害。我们民主墙老战士之所以不屈不挠，无疑受到包括左拉的法国人权民主精神的熏陶和激励。从左拉等先驱的身上，我们知道，人类必须互爱互助，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付出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这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
我们不仅从法国精神和文化获得人权民主的启发，同样重要的是还获得当代法国民众的同情，声援和帮助。不论是民主墙历时二年多的创立、发展、取缔，民主墙人士惨遭镇压关入牢笼的漫漫岁月，还是震憾世界的“六四”屠杀惨案，我们期待并且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支持帮助救援。法国民众和政府，尤其是一些民主墙时期就积极帮助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老朋友，对中国弱小的人权民主力量正义的同情支持帮助，对暴虐专横的中国专制极权的愤慨和严厉谴责，闪烁着的无私精神和人类责任感令人尤为感激感动，而且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有效的。
正是由于中国民众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由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同情、声援和帮助，中国今天的现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发展。毛泽东时代民众的莫名恐惧、沉默、驯顺、战战兢兢，变为遭受专横暴虐和欺骗愚弄对待后的极度不满和牢骚愤懑，专制极权能够牢固统治的基础不再存在。人权民主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社会进步发展力量认定并持续不断努力的目标，即使是实施专制极权的中国统治力量，今天也已经不能公然反对和讥讽嘲笑人权民主的世界大潮，不得不采用迂回的脚的无赖的手段，表达自己的存在是历史文化的必要和选择。
不过这种变化和发展，还没有足以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残酷的政治迫害。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依然被关入监狱劳改，他们的亲属和离开监狱的异议人士备受歧视凌辱剥夺，对思想的箝制依然毫不放松，就是官方的宣传机构也经常的大量的遭到整肃。正如美国政府去年人权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人权恶化倒退，活跃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关入监狱就是流亡海外。在政府坚持对个人专横暴虐、蓄意陷害面前，我们还需要发扬左拉“我控诉”的精神，还需要包括法国的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但是让我们失望和遗憾的是，法国虽以人权民主立国，总统席哈克却表示，政府只管利益人权，甚至不愿意在联合国提出关注中国人权的议案。法国因此得到中国政府的感谢，获得一张又一张数十亿美元的订单。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与法国在人类人权民主事业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而且世界不全是经济和利益，人类的价值和原则必须也在考量之中。再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对中国人有害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也会有害。所以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一百周年之际，世界正可以重温左拉“我控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即为全世界的遭受政府专横暴虐、蓄意陷害的人以“我控诉”的方式抗争。这是人类走过一个世纪应该有的智慧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