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不净“六·四”血迹

　　“六·四”惨案，整整九年了。这个岁月，局外人慢慢淡忘；而对于某些追求人权、自由、民主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和惨遭杀害的无辜者的亲属，如何能忘记?人们总指望，有朝一日，有哪位贤达能站出来当众宣布六四真相。不料，新任朱总理对记者群作这般宣称：“当时党中央作出果断的措施、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保证经济能正常发展，六四不可平反，始终是正确的”。这自然让人感到当年朱鎔基戴右派帽子的时间太短了。他已经忘了“六·四”血迹未干。
　　江泽民能够成为一国之主，正是藉八九学运，亲自参与邓小平一伙镇压学运有功，而被杀人主要责任者邓小平拉了上来的。他是这一惨案的最大受益人。
　　自1949年至1998年内，共有六任中共最高的首领(毛、华、邓、胡、赵、江)，比较资历、才能、声望而论，江泽民不够格，也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对这个“逆反现象”，我认为只有在实行个人独裁体制下，党、政、军皆服从一个领袖，凭邓小平个人意志擅作决定，他看中江有两个依据：一是查禁《世界经济》导报，邓小平非常满意，立即通知江赴京，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江奉命前往，邓小平召集他和李鹏、杨尚昆、陈希同等谋士，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在全世界同声谴责的舆论面前，邓只得自动退位了。
　　必须找个接班人。正常情况下，会考虑具有作为领导人品质量和威信；如今却处于“饥不择食”的境界，随手抓了个近在眼前的江泽民，一是他主张坚决镇压、不惜以流血维持稳定、而且媚上欺下，又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与周围的谋士作比，唯有他在政治局委员中争议少一些。
　　且看这几年中，江泽民作出重要的“成就”吧。
　　(一)追捕参加过六四的逃亡者，其中就有封从德、柴玲、吾尔开希、刘刚、鲍彤等。被捕共有三千七百余名，直至七月五日，共拘捕民运人土三万一千余名(其中辽宁省有五百八十五人)。
　　自六月七日起，开始宣判民运人土死刑，最早枪决四十二名，是在北京芦沟桥畔执行；至七月二十五日，江泽民批准处死刑四百五十余人，其中武汉有温宁汉、郭正华、周春亭、孙宣河等七人；成都处死何小康、吴白明、周启、周湘成等十四人。共处死七百五十二位民运战士。
　　(二)由于坚决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引起三千万至四千万的职工失业，在九届人大会的最后一项，朱鎔基提出裁减国务院七个部，会有两千三百余部局级干部下岗；农村的农民占百分之七十处于贫困线下，村干部还设法收集养猪、鸡、鸭税，超生税和自行车税，共有两亿以上的“盲流”流向沿海五十多个大、中城市，势必发生抢劫、路霸、奸淫、欺诈等刑事犯罪，助长社会动荡，居民心惊肉跳。失业工人自杀的人数仅在广州市，九七年有七百二十名。并引起各省市下岗职工举行“要求活下去”的游行、示威，去年就有二十四处(人数不详)。
　　(三)自90至97年，共有两千七百余政治犯，一千四百七十余名宗教犯，至今，虽然释放了少数知名度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但同时又抓了更多。
　　(四)全国各省、市、县的官员贪脏枉法，接受贿赂者，所在都有，最突出的案例要数陈希同、王宝森案，案发至今已历三年，没有开庭审判。九七年一月至五月，不足半年内，司法部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官污吏共有五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干就有一千零十一人。大陆已形成无官不贪的局面。
　　(五)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往往不顾国际舆情，表现出特立独行，且举三例，可见一斑：一，去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是给与消除地雷的美国妇女，她对记者提起：“世界上埋下地雷最多的国家有越南、印尼，国际禁止地雷公约已有九十七国签字，唯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拒绝”。就在九八年二月十七日，在云南省南部一位姓郁的武警，死於地雷爆炸；二，杀人魔王波布，当美国柯林顿总统宣布：
“立即逮捕波布，交由国际法庭审判”。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言人声明：“这是柬埔寨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逮捕”。原来在毛泽东掌权时期，曾援助波布枪炮弹药，并设立培训班，由刘伯承讲授游击战术；三，印尼总统苏哈托，连续执政三十二年，他是亚洲地区的独裁国王，由于财政危机使人民无法忍受，五月中旬印尼十多个城城市爆发严重的暴乱，一致要求苏哈托下台，同时引发抢劫，焚毁华人商店等行动。港侨和台侨急於脱离苦海，而北京当局却拒绝。
　　(六)收复香港已有九个月，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降低许多，原有三百三十万劳动人口，今年五月份失业人数有十三万名，旅游业也在消失，一国两制的示范样板变成饥饿乞食的模形。
　　综上所述，说明江氏政府依然维持着专制独裁的传统，“六·四”的血光照射在作出政策时候，根本的缺失在于眼睛看不见人民，耳朵不愿听到人民的呼声，心里想的是权力、金钱。历史将会证明：脱离人民的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会灭亡！
　　　　　　　　　　　　　　　　　　　　《探索》199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