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影子——胡乔木
初识胡乔木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从上海前往延安，先分派在“陕北公学”，三个月就算毕业，于是调至“中央青委”（全称是“中共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组织部长李昌，宣传部长胡乔木，我任青工处长。这时对胡乔木只是一般性的印象(?#38738;工?#30340;业务不属于宣传部)。
引起重视的王实味事件，在陕北公学和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们广为流传。在当时的《新中华报》上刊登了中央领导人的表态。胡乔木当面批判他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埸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埸，那篇杂文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们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引自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新中华报》。
王实味没有接受胡乔木的劝告，在最后从延安撤退至晋北的途中，贺龙的部下用大刀砍死了他。
和胡乔木有过直接关系的事件，是由我和童大林创办了大型墙报《轻骑队》，取此题名原是在延安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作为杂感公诸同好，这就需要宜传部长批准了。当童大林和我向胡乔木说明办墙报的宗旨及其影响，他表示赞许：“作为大报的补充，不必排字，又节约纸张，小本经营而又能吸引读者，可算得别出心裁”。他还为第一期的墙报，挥笔写了仿宋体的《轻骑队》，不过他没有具名。
创刊号上登出丁玲和何其芳的两篇短评：墙报的面积有两个四方桌那么大，有一人再举起手臂那样高，果然吸引了过路的所有行人，不妨引李锐所作的杂文：“苦瓜的味道”中谈起他有关《轻骑队>)的回忆：“……只有1941年中央青委的同仁们办《轻骑队》时，我写过两、三篇真正的杂文，开初有过一期专刊，讽刺延安某些文化人和文化程度，我写了一篇‘想当年’，人们一看便知讲的是哪一位。记得墙报刚出没几天，晚饭后散步，遇见李富春，他就朝我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轻骑队》是立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口的大型墙报，后来出了油印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引自九五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
在墙报刊出的杂文，就有柯仲平，萧军，艾青，刘白羽，陈荒煤等。凡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都看过竖在大砭沟的墙报。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第二天也都争着来看墙报，《轻骑队》出到第九期，胡乔木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说：“看来，你那个墙报必须停办，我也投有办法”。
我问：“是哪篇杂文犯了错误呢?我们在下一期刊出纠正的声明总是允许的吧”?
“不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这是反党，比起‘野百合花’来更严重”。
我追问：“好吧，你就直说是哪篇文章，我也接受教训嘛”！
胡压低嗓音说：“在第七期上曾发表过一份读者来信，揭发抗大四中队的支书(支部书记)检查学员的家信。即使确有其事，一旦刊登在墙报上，这就说明党中央准许下边都是这么做的。产生了极坏的后果，如今你承认做错了，岂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认为乘此机会下马，落个清闲”。
当我把胡乔木的决定转告童大林，他也认为：“毕竟在这里的自由是有限的，发表这份读者来信，本来的用意是防止其它单位再犯，这才是爱党，没料到成了反党”。他不胜遗憾地说：“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安吴堡重逢
当中央青委主任冯文彬有意吸收从大后方来的青年，接受党的培训,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的同意，选在泾阳县的安吴堡，这里本有一家姓吴的大地主庄园，有四大间客厅，还有砌着假山的后花园，经历年的战乱，吴家人全都迁至西安，正好让青委办起一所“青年训练学校”。我也调往安吴堡，初任八大队队长，由于本人姓王，同事们戏称为王八队长，我也并不介意。
在安吴堡生活六天之后，便知道两个重要情况：国民党的三青团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青年军训团；从西安出发的青年，走到半路就会被三青团的人员劫持过去；也有前往三原的学生，竟遭游击队绑架来到安吴堡。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交战日有所闻。
使我惊诧的第二个景象：涌到安吴堡来的青年每天有五百余人，我所负责的八大队就有四百二十人，以前编成的七个大队，已有三千四百人了，居住的房屋早就挤满，只得分散住到邻近的村庄和小镇，去探讨产生这一“涌流”的基础，主要是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大后方的人民为了安全，只得奔向西北边区；在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在门口贴着：在延安开办的抗大，陕公和安吴青训班的招生布告。这也是促成人数猛增的原因。
我在小圈子内为十二位同学讲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此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来移至露天的广场，参加的人数竟有一千多人，我是站在一只茶几上讲话，那时还没月有麦克风，只得如唱高音一般，声嘶力竭地讲了一小时。所举的动、植物，都是大家亲见的，多次引起热烈的鼓掌。
第二天却有了两种反应，各大队的支书认为：“生物学虽然有趣，不过远离政治问题，这是转移正确的目标”，六大队的支书又提出：“王八队长的讲课是否获得教育处长(胡乔木)的批准?”
凡是那天听过的学员，都一致的赞扬。学校领导人为此举行了一次联席会。据张琴秋(生活指导处处长)事后通知我：“胡乔木站在你这一边，并且指出： ‘马克思也称赞过达尔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发现’。我也站着听完你的演说，你不带参考书，一口气顺流而下，真有本事”。(顺便说明，张琴秋曾在张国涛的部队中组成‘妇女战斗团’时，任团长，她是留苏大学生，在“文革”期间，跳楼自杀，她唯一的女儿玛哑也在七六年四月，因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集会中被捕，在监狱中受迫害致死)
在获得合法的支持下，又讲了?#27425;，听众都是没听过上一回的人，参加的学员还有五百余人，往后人们不再唤“王八队长”，改称“达尔文二世”了。
胡乔木已有二十六岁，还是单身汉，他在二大队的女学生中，对一位黄桂英相当满意，他又不敢正面提出来，只得委托我去作试探，于是会见了她，我说：“乔木对您有好感呢，他至今还是个光棍，您若能同意，我便立即去回复他”。
她表现出胆怯的神情说：“怎么配得上他呢?何况我已结过婚了。请你转告副主任，再物色一位更年轻的对象吧”。
一星期以后，黄桂英调走了，过了四天胡乔木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还是走到一起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是在延安结婚的。新娘改名谷羽，也就把过往与前夫的一段情抹去了。
追随毛泽东三十七年
我作过统计，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三十八年者(引1939至76年毛泽东过世为止)。只有胡乔木一人。本文只能挑选几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介绍如下：
三九年七月，冯文彬带着胡乔木和李昌来到窑洞里，向毛汇报白区的青年工作。
1941年2月，胡乔木调任为毛泽东秘书，那时正当原有的《新中华报》改版扩大为《解放日报》，需要发表社论，就让胡乔木执笔，第一篇社论标题为“救大后方的青年”，其中的词句有“嗜杀的暴君，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魂曲”。分明是针对蒋介石。
自六月八日发表第一篇“社论”，直至十一月六日，共写出五十八篇“社论”其中即有三十五篇是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给他的帽子有：暴君、独裁者、历史的罪人等。
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作了“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到会作家有五十余人，陕公、抗大一百几十名师生参加旁听，胡乔木一面听一面作笔记，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定稿，就是依据他润饰过的完整著作。
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中正举行谈判，随行人员中就有胡乔木，他不宜公开讲什么，只能在背后出主意，而在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上，具名胡乔木的评论短文就有三篇，对会谈中各种所谓的歪曲和骄横言词，加以驳斥。
四六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演说，其中有：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的纷争和不安的先决条件。
于是在三天以后，《解放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长篇评论，作者是胡乔木。这里引其中的一节：“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尝试人民以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笔者按：在批判蒋介石不愿保障“一切基本的民主权利”，可是经半个世纪以来，自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哪一个对“民主政治”不是既怕得要命，又恨得咬牙切齿?谁敢要求实行民主，立即逮捕法办，为提出民主要求而入狱的政治犯即有一千四百余人，对照而言，其罪行大大超过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三月，遭遇胡宗南统率的军队包围了延安，毛泽东决定即速撤退，当时胡乔木在甘肃省的石门区参加土改，收到电报后立即按指定的地区集合，奔走三天之后，才遇上了三支队，终于到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又与毛泽东会合了。在这里驻守近一年内，胡乔木为《新华社》写出了大量的电讯、评论，其中有几篇被东南亚国家办的报章刊载，有：“哀悼无济于事”47年6月20日)，“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月攻开始”（同年九月一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年十一月七日)，“假和平与真和平”（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军的将领们也能收到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和社论。占领全中国之后，任命胡乔木为新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创刊第一期的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团万岁”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新华社社长，他成了新闻和报刊的绝对权威!
成功与失败
自四九年起的二十七年中，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如影随形，亦涉亦趋，完全埋没了自我。这里挑选成功的两件事实：
五一年六月是中共成立三十周年，但是尚未有详实的历史著作，在隆重庆祝的大会上，指定由刘少奇作报告，又得请胡乔木代劳，他赶在大会开幕之前(只有六天时间)，竟写六万三千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审阅，交给刘少奇，并在六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具名胡乔木，同日由广播电台播出全文。在这以前，他所写的全部社论、评论都没有具名，从此作者的名字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我曾谓过谊本《党史》，认为有两处不恰当：一处是吹捧毛泽东过份了，例如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数字就夸大，追赶的中央军多次扑空，红军方面的损失不大，充分显示英明领袖的神计妙算。其实自瑞金出发时红军有两万三千余人，到达四川东部，与张团涛的两万两千人会合，到达陕北,与高岗、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共只剩下两万两千人，在损失的士兵中，大多数是半路上刚小差跑掉了。
另一处是贬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绐李立三戴的帽子是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分子；对王明(陈绍禹)的评价：“迷信斯大林，由此使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十分之九；他又是促成红军被迫撤离苏区的决策人物之一”。业已查明却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官里德主张按“正规战争”的教条促成的。
虽然有若干缺失之处，由于这是第一部中共党史，且成为全体党员的必读课本，因此列为胡乔木的成功业绩。
五九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在庐山召开党中央的会议，先由毛泽东指定七人来起草会议纪要，分配胡乔木写“形势和任务”。他在上山过程中又对遇着的一位朋友说：“五八年的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船，至今还没有恢复原气”。而他的朋友又给本单位领导汇报上去。这原是灵魂深处一闪念，压抑在心中的感受终于爆发出来。毛泽东听到了这句出格的话，并投有批评他，只是对他疏远起来。
历来是唯命是从的弄臣，二十年来对最高领袖总是奉命唯谨，奴颜婢膝，竟然敢于传播反上的呼声，着实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哪。
再举两件失败的事实：五九年四月，召开中共七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了钢产量一零七零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次会议的公报是由胡乔木执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分管金融、财政方面，他对胡乔木提出：“不宜把四大指标写进公报，公布出去便很被动，你将这个建议在毛主席跟前讲一下”。
结果只能是公报上的四大高指标照登不误，陈云又把同样的意见去给毛说了一遍，最后增加了三句话：“在二次会议散会的时侯，我就找胡乔木提出过，而且请他转告毛主席，公报上的高指标公布出来产生的影响，不太好哇”。
于是毛泽东当面对胡乔木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对副总理的意见投有对我讲，会误了大事的”。
使他犯这次错误的根由：在胡乔木的眼中，只有尊崇永远正确的毛泽东，其它人便等而下之，当然听不进去；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毛本人也开始认识：那四项高指标都是想当然的数据，没有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这次胡乔木挨批，也表示内心已有后悔的情绪。
另一次失败的后果更严重，五九年的四月五日，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找一位明史专家，发扬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在第三天便选中了吴晗，这位专家在六天之内便写出了：“海瑞駡皇帝” (5 9年6月1
6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刘勉之)。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时正是江青最得意的时侯，她请了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这篇评论起，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追查炮制这棵大毒草的黑后台中，胡乔木也在其内，他急于见到毛泽东，准备承认错谋，深刻检讨，却被江青挡驾了。
六六年六月，康生会见胡乔木，通知他迁出中南海。在新居处他忙着写检查，共有“关于清宫秘史，海瑞罢官，庐山会议和《人民日报》工作时期的四篇检查，而交上去的结局是石沉大海”。只因胡乔木兼职不少，本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一旦被打翻在地，批斗的单位就接踵而来，自六七年一月五日，先是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出去作了检查；九日下午，是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革命造反司令部”，参加“斗争胡乔木大会”，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再把他揪走，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对胡乔木最无情，十二日下午批斗，站在台上四个小时，共有十四个红卫兵轮流批判他；五天以后，又把胡乔木押上大卡车，胸前挂着：“文霸胡乔木”，只因他的儿子是邮电学院的学员。
过着一个月的安静生括，又被戚本禹的一篇：“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捲进去，在此文中曾提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这分明指的是胡乔木，4月l 2日，又是邮电学院发起组织“批判胡乔木联赂站”，在十五日上午，在该学院大礼堂内召开批斗大会，挨斗的有周扬、陆定一、吴冷西和彭真，胡乔木属于陪斗分子。
一九七五年正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提出：成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任命胡乔木为主任，刚上任的第三天，就为胡耀邦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修正，有几处引用马克思的词句不恰当，根据原著，逐一补正，并作批语：“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引伸就算完事”。接着邓小平又请胡乔木审查《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问题》列出三十条，同样他作了认真的修改。
七五年十一月，又兴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过去经邓小平赞赏的《汇报提纲》、《工业三十条》，加上《论总纲》被四人帮指为“三棵大毒草”，前两棵毒草原是经胡乔木审定的，他又被迫写检查，处在靠边站的窘境中。七斗八斗，体弱多病的胡乔木总算挺过来了。
雨过天晴迎新主
七六年是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四月五日周恩来逝世，兴起了三十多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行动；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四日，活捉四人帮，华国锋接替了毛泽东生前的全部权力。
这里谈一下，胡乔木得知毛泽东死亡的讣告后的心情；虽然在文革时期斗得死去话来，搬了家又被抄家，对他的恩公毛泽东还是感激涕零，对毛的死，他思前想后，不胜伤感之至。据《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谷羽，她谈起：“他头五天不思茶饭，不愿多说什么，晚上必须服安眠药，睡不着觉时就捧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整夜没睡觉，连电话钤响都不去听，后来乔木也没去参加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仪式”。
一九七七年七月，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他又给胡乔木恢复原职并领导评报小组。所有对外公布的发言或解释党中央新政策的文件，都请他审阅。
七九年一月，由胡乔木为首，联合李鑫(林彪的秘书)、熊复(《红旗》主编)、吴冷西和胡绳，策划了一场新的反右斗争，胡乔木提出：“当前存在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三股风’，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右派进攻时的形势更严重”。(引自阮铭著《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帮》第七节)
这个五人帮的打击对象是对西单民主墙兴起的民主运动，也是针对党内的改革派。
后来有人告到胡耀邦那里：“最近胡乔木煽起三把火，还想发动一场反右运动，这可是历史的大倒退咧”。他即日批评了胡乔木，再作出自我批评。
对爬上顶峰的新皇上，胡乔木还是按照旧习惯对他无微不至的献上愚忠，所谓三把火，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出五天果然补足。
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召开“理论务虚会”，邀请一百六十余名各界知识分子，探讨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理论建设。
务虚会的领导小组，第一名胡耀邦，第二名胡乔木，这次会议开了七十二天，(因中越战争休会一个多月)会议结束前，由邓小平作报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原则完全继承毛泽东的老一套，这就决定着在他执政期间决不进行政治改革，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实行大屠杀，也遵循着“坚持”的原则哪,胡乔木对六四屠杀表示谅解，说：“……再退一步，党、军和政府部门就守不住，采取暴力镇压原是被迫的嘛”。
如果说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在毛死后，他即以双倍的热情紧跟邓小平!
自八零年后的七年中，胡乔木成为极左派的领袖，笼络了王忍之，邓力群，贺敬之，林默涵，胡绳、郑必坚等一伙左将。
八三年三月，在中央党校举行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由周扬作报告：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前经王若水看过并作补充)。其中有两点引起争议： (一)提倡人道主义；(二)“异化”可以解释为：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历多长时间，必然会“化”成对立的异物，意味着专制暴政必亡。
政治敏感度极高的胡乔木，即刻打电话给党校，指出周扬的报告犯有政治错误，并建议继续进行批判会，他本人还要求出席发言纠正周扬的错误言论。党校校长王震婉言拒绝；胡乔木又组织四埸对抗性的报告会，作报告的有胡绳、林默涵、熊复和他本人。可怜听众很少，加之作报告的批判无力；而《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学术报告，连同四位左将的讲稿也发表出来，对照下来，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反而揭示了左王、左将的丑态。
八零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胡乔木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其中引用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原文有一千四百字，此处摘录重要的段落：“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因此对所谓自发组织决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而政治的有计划有领导的民主化，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为当务之急……。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大问题)，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以出现类似情况”。
此信的用意有三点，一、禁止持不同政见者与工人阶级联合；二、不准人民享有集会结社的权利；三、对自发组织中的成员，先采取教育方式，对方不接受，便使用分化和打击的手段。
胡耀邦对这封信没有表态，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去争取陈云，在他面前强调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带有瘟疫般的扩散危险。终于在八零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暂援，发展求稳”的全面倒退，并且开始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
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我去找新任的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询问，到北京去有什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又能干什么?
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吧”。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喘喘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来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胡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你在文化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着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了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钱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我没有明确站在哪一边，我以装傻的口吻说)：
王：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算是精神圬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之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不满。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
(听了我很吃惊，只当作没看过随想绿，我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嘛，象钱锺书，他就不谈政治嘛，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駡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锺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辩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目的，回到正题，他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联，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侯，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提高到“封官许愿”了)。
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胡掏出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的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诲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他在招降纳叛，我得提防他)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反污染的论点。(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晋京谈话即宣告结束。我起身要走，又遇上邓力群，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嘛。明天还有徐悲鸿画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谷羽，四十六年前在安吴堡青训班时，我们的关系良好，是否由于当今地位显赫而不愿见我呢?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即有《解放日报》副总编亲自上门约稿，要我写好稿子马上交给报社，“我们会很快发表，放在重要版面，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我没让他太扫兴，说了一句：“乔木同志关照，要我吃透《邓小平文选》，至少要学它一个礼拜，才能动手”。这样就把他打发走了。我心里想，往日我的投稿可没有这般重视，大概中宣部打来电话给他，一下子就身价十倍了。
我对胡乔木的招降坚决拒绝了，从此我和他只得绝交。他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开路先锋，发表了三、四篇批判文章，其中一篇举出王若望，只是使用“忘本”的帽子。文中所列的例证都是报纸上登载过的，看来他是抄袭人家的资料，比邓小平扣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差得远哩。
胡乔木追随毛泽东三十七年，我和乔木的关系前后五十多年，最后七年与他再无联系，(我在九二年赴美)但还是关心他的结局如何，在海外报纸上，才得知九六年八月份胡乔木已经去世。只得由我来作盖棺论定，也应介绍死者生前的长处，有三点比较突出的表现：
(一)对马列著作全部读过，而且作了笔记，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也读过五十多种。有一次胡乔木跟我谈到列宁，他指出：“在世界经济发生总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侯”。这一论点至今没有兑现吧；
(二)在历届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只有胡乔木是唯一善始善终而且是任期最长的部长，以才能而论，他比起七位部长高明得多(其它宣传部部长：按次序为——凯丰、陆定一、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丁关根)。虽然胡耀邦的政治立场和才能高过胡，可惜任期只有七个月，即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去了；
(三)在道德品行方面，胡乔木也是够格的。找不出一件贪污腐化的事实，作风正派，即使和谷羽的结合上有一个小黑点，却作到了两相情愿，从一而终。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我找不出有别人能象他那样一以贯之。
最后给他的一生作一个小总结：
文名盖世，忠于暴君；
左派统领，逢右必反；
历史往前，拼命阻拦；
改革高潮，力挽狂澜；
至死不悟，怡然自得；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1997．7．8．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