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的苦难与出路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孙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倡议，五族即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汉族占绝对多数，满族在1661年进占全国，并建立了大清帝国，历两百五十年，被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经长期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的相互交流，满族已丧失本族的传统和特色，几乎分不清满、汉族人的区别了。蒙古族也有过光辉的历史，成吉思汗曾占领过亚洲直至欧洲大面积疆土，回头来又结束了南宋王朝，并自封为元始祖，元朝经历了八十九年而亡。
原来中国的地图就如一张桑叶，只因苏联的暴君斯大林早就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他调动军队侵入伊尔库斯克，和库兹涅斯克一线(后改名为“斯大林斯克”)，历十五天即占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东三省的领土大三倍多，比台湾的面积大八十四倍)。然后找几个傀儡建立“蒙古共和国”，从此一片完整的桑叶却像一只羊跪在地上向人乞求。这正好是中国领导人在强占大片领土的恶霸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的一幅讽刺漫画。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泽民访问了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关於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其中提及：“俄国将交还中国一千六百公顷的土地”。这一数字，只有十六平方公里，而俄国却侵吞了中国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占的领土面积，相当於日本、英、法、德、波兰、新西兰、缅甸和菲律宾八个国家的面积总和，如今只不过归还了万分之一强。更让人气愤的是，中国方面还让给黑龙江六百二十个小岛作为交换。这次江泽民所签订的“协定”，不但追认了苏联强占中国广阔领土的合法性，而且又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在《人民日报》关於江泽民出访俄国的报导中，不但一字不提俄国占有中国领土的真实数据，而且赞扬这次出访的收获是丰硕圆满的，完全是一副卖国贼的嘴脸!
在大陆的回民，大部份在西北四省居住(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所有回民其实都是汉人，只是奉默汉穆德为教主生活嗜好与汉人不同，既没有大家推崇的领袖，更不会想到建立伊斯兰的独立组织和政治团体。只有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在进行反共的活动方面，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成就。
藏族分散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处，大部份居住在西藏高原，有六百零四万人口。
藏族具有本身的特点：(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诚：给各处寺庙奉献酥油点燃长命灯，即占收入的五分之一：(二)藏民之间，守望相助，亲如一家，不分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农奴主和农奴，在五六年实行民改以后，早巳废除)，没有贫困户，更没有乞丐；(三)藏族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一位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另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四)西藏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且举美国方面，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柯林顿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又在六月底，两院一致决定，委派一位主管西藏事务的政策协调专员。达赖曾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法和台湾等处。今天，诸位一起来到德国，也是把西藏的过去和未来，作为探讨的主题。
引起西藏热的原因，我认为，中共在压制宗教信仰非常突出，同时也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任其饥饿死绝和关押、屠杀，激起了人们在内心的人道关怀。
附带说明：大陆的少数民族计有五十五类，如西南有苗祖，广西的壮族、白族、傣族、卡瓦族、景颇族、布依族，在吉林省有朝鲜族，在河南开封市还有犹太人的后裔。
中共在西藏的暴政
一九五O年中共进藏至七八年间，在平叛战场上，屠杀藏人即有四十三万二千七百零五人；七O至七一年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藏南地区发生一场暴乱，人民解放军杀害了上万人，许多村寨几乎没有男人。
五八年在班禅的故乡，青海循化县，这里是藏人聚族而居的地区，当地中共官员制造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中共当局没进行调查核实，就调动解放军杀害了五百余名藏人，有两家是全部死绝(该县的藏民总数是一万一千余人)。
五九年在拉萨“叛乱”以后，曾召集地方政府官员和众僧批斗被俘的藏民，若是发言不够热烈，或是，保持沉默的人，第二天便成了叛乱份子，立即拘押，又不让申辩，仅计算一次批斗会上，遭拘押判刑的即有二十三人(占到会人数的一半以上)。
五九年至六O年，由於农牧业产品不得进入市场，再加上畜牧业实行公社制，这就使公养的大批牛、羊走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山南地区即减少牲畜五万七千头。整个西藏饿死的人数达三十多万人，占全部藏民的百分之五。
西藏原有大、中寺庙两千五百余座，中共官员进藏以后的五年内，只剩下七十多所，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过去僧、尼的总数达十一万人，外逃者近万人，最后统计住持僧众只有七千余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可是留下来的僧、尼已无寺庙安置，其中大多数又不愿还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就有跳崖自杀的三十余名尼姑，出家的住持僧是采取自沉於雅鲁藏布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人数不详)。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提到：“邓小平领导的‘二野’部队，在一九五零年进军西藏时，就消灭了五千七百余藏民。”另据美国原《新闻周刊》的记者艾夫唐在著《雪城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甘肃省兰州郊区监狱曾关押七万藏民，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发动反右运动时，曾兴起抄家和除四旧的高潮，这个抄家行动没有在西藏推广，并非此处的官员具有大慈大悲的善意，实由於藏民家家户户只有五件物品、餐具，每人服装三件或五件，挤牛奶桶和打酥油的小锅，供佛像的小神龛，抄走了不能换钱。
在这个地区抄家行不通，却有一条正当的理由叫做“破除迷信”，於是消灭寺庙里的佛像，把成堆的佛经烧化，砸毁佛塔，所有值钱的袈纱、布料、鎏金制的佛像席卷而去，简直是一股土匪、强盗!
中共派来的“民政工作队”，还做了一件令人极难堪的事情：右边站著二十余名喇嘛，左边站著尼姑和村妇，由工作队长宣布：“为了实行结婚自由，今天请你们来，先让喇嘛挑选，看中谁就拉她出去，我就是你们的证婚人。”
两队男女先是沉默，有一位喇嘛说：“出家人并不愿意结婚，若是还俗吧，也得在佛爷的认可之下才行。像今早排著队由队长下令选一位夫人，这哪里是自由婚姻哪”！继续僵持了半小时，扫兴的分队长只得说：“你们是贱骨头，不识好歹，快些走开吧。”
结果是好事变成坏事：两排男、女共有二十六人被关押，冲撞队长的喇嘛判的重刑，四名尼姑和村妇遭工作队员们轮奸。
据班禅额尔德尼曾给周总理的“意见书”中指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在寺院中嫖女客，酗酒狂欢，不仅自己作了，还动员僧众们也那样作，可称得上是同流合污”。
就是这位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被打成叛国份子，坐牢九年八个月。
西藏独立或是自治
一九八二年九月，由全国文联组织文化人访问团前往西藏，我是参加访问的成员之一，同行者有周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黄宗英(电影明星)，还有河南和江西省文联主席等。
访问团看到了被破坏的寺院，已是一片废墟，留下了碎瓦残壁。在行路中遇到的全都是妇女，证明了藏族中的男人，大部被杀害，或是饿死了。
在访问的第三天，陪同访问的米扎桑找了一位被迫还俗的喇嘛，他对我们说：“四川人金某派到这里当了一任县长，文化大革命他领导造反，造西藏人的反，也造菩萨的反，拆庙、毁庙都是他领头，此人发了财，他掠夺了大大小小的金菩萨，并且强迫藏民使用一匹马驮回四川的老家”。
我和周明交谈中，提及考察藏人的民意倾向，便请米扎桑当翻译，她说只要做手势就行，只因藏民被汉人吓怕了，开口说话就是一条罪状。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开像八字，就代表著八路军，中共官员，藏民左手掌朝下，这是表示否定，右手朝上即是“好”或拥护之意，按上述的哑谜方式访问过五十二名藏民(其中男子六人)，取得的结果：左手朝下的有四十八人，只有四名表示“好”。
汉人与藏民关系也是访问团的考察重点，其结果是汉人表现出的骄横姿态，使藏民感觉到农奴制又复活了。汉人不愿与藏族妇女通婚，可是经常发生奸污女性的事件，而她们又不知道告到法院去，只能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这又鼓励了更多的色鬼找妇女来泄欲。
上述有关汉人表现的两件事，便迫使藏民见著汉人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联想起汉人中的官员们，不也是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吗?
访问团在西藏只有十四天，获得的共识只有一句话：“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才是藏族六百万人的领袖和代表”！
今年六月十八日的《世界日报》刊出标题为：“当局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后，承认难以改变藏民思想”。引其中一节云：“爱国教育运动於去年六月开展，旨为粉碎流亡海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被迫参与该运动的寺庙一千八百间，运动推行后，数十名喇嘛因表现不佳而被捕。……在去年五月，西藏丹寺数名喇嘛因拒绝拆除达赖画像而被捕后一个月，当局将寺院内所有地方达赖喇嘛画像充公，并到政府干部的寓所大肆搜查，没收所有达赖画像，尽管当局施行严厉的镇压手段，西藏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大部份喇嘛，仍然把达赖照片串成项链，戴在颈上，以示对达赖活佛的忠诚”。
上述报导反映了最近驻藏官员仍然采用逮捕“表现不佳”的藏民，强制推行“爱国教育”，它的后果只会更促使藏民怨恨这个实行专制和摧残异族的政权，同时又昭示了广大的藏民始终爱戴本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收他的画像不过是表现出无赖的流氓手法而已。
在美国新建的“自由亚洲电台”，於今年四月二十日转播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即引起了拉萨发生了骚乱事件，冲击政府机关、砸坏汽车、焚烧商店，并打伤执勤的干警多人。(引自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海外版《人民日报》)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原文只写成“设在境外的电台”。从这里透露了藏民已采取使用暴力抗争的手段，这是对中共施行的恐怖政策的一次报复，即表明过去维持的和平、理性、念佛、供长命灯，并不能保住藏族的生命。
中共倚仗武力夺取了整个大陆以后，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排斥、欺压和分期屠杀的政策。被迫害的异族大众，只有一条争取生存的出路，那就是割断与母国的从属关系。民族独立的要求，正是中共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引起的。且举台湾作为旁证，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民选政权逞凶霸道，企图堵杀其所有活动空间的时候，就迫使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起来。
按照国际间的惯例，各个民族都有获得独立的权利，视母国民族政策而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四种情况：(一)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分散在四面八方，就不能凝聚为统一的整体，更难於求得大多数族人的共识，因而成不了气候：(二)还应考虑本民族独立后，经济上是改善或是下降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赞同独立；(三)争取独立的少数民族，在本族中早就产生了众望所归的领袖，由他领导秘密的地下斗争，直至达到目的，例如印度有圣雄甘地，捷克有哈维尔，汉族有孙中山等：(四)当母国尊重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安居乐业，试问，还有独立的必要吗?这第四种因素，实在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综观世界各国在民主独立方面作出榜样的国家；(一)原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二战以后经公民选举，北方的斯洛伐克成为独立的国家；(二)苏联在九O年后分裂成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拉脱维亚等十五个独立国家；(三)加拿大有一个魁北克省，大多数居民是法国来的移民，只能说法语，也要求独立。经和平谈判作出决议，由该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而历史上的每次投票，独立的一方总是败北；(四)在马来西亚有四分之一的华人，在大英帝国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后，即分出一个新加坡的独立国家，而星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东亚的诸国中，都占优先，至於台湾，还在不断完善，她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全中国。
据上述五种例证说明了一个原理：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甚至大大超出了母国。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独立的人，大概是中共洗脑后的大汉族霸权主义，作了吹鼓手而已。
回头再提及达赖喇嘛的观点，他历次声明，未来的西藏实行民主自治，并且提出愿意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和平谈判，而实行自治的地区，并不包括青海、宁夏、甘肃等处的藏族聚居区。
北京当局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表明了不敢正面回应，实由於拿不出有力而有理的反驳，时间拖得愈久，有朝一日中共政权自身难保，那就是总解决的时候!
1997．8．8纽约
《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