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的苦难与出路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孙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倡议,五族即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汉族占绝对多数,满族在1661年进占全国,并建立了大清帝国,历两百五十年,被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经长期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的相互交流,满族已丧失本族的传统和特色,几乎分不清满、汉族人的区别了。蒙古族也有过光辉的历史,成吉思汗曾占领过亚洲直至欧洲大面积疆土,回头来又结束了南宋王朝,并自封为元始祖,元朝经历了八十九年而亡。
原来中国的地图就如一张桑叶,只因苏联的暴君斯大林早就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他调动军队侵入伊尔库斯克,和库兹涅斯克一线(后改名为“斯大林斯克”),历十五天即占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东三省的领土大三倍多,比台湾的面积大八十四倍)。然后找几个傀儡建立“蒙古共和国”,从此一片完整的桑叶却像一只羊跪在地上向人乞求。这正好是中国领导人在强占大片领土的恶霸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的一幅讽刺漫画。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泽民访问了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关於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其中提及:“俄国将交还中国一千六百公顷的土地”。这一数字,只有十六平方公里,而俄国却侵吞了中国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占的领土面积,相当於日本、英、法、德、波兰、新西兰、缅甸和菲律宾八个国家的面积总和,如今只不过归还了万分之一强。更让人气愤的是,中国方面还让给黑龙江六百二十个小岛作为交换。这次江泽民所签订的“协定”,不但追认了苏联强占中国广阔领土的合法性,而且又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在《人民日报》关於江泽民出访俄国的报导中,不但一字不提俄国占有中国领土的真实数据,而且赞扬这次出访的收获是丰硕圆满的,完全是一副卖国贼的嘴脸!
在大陆的回民,大部份在西北四省居住(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所有回民其实都是汉人,只是奉默汉穆德为教主生活嗜好与汉人不同,既没有大家推崇的领袖,更不会想到建立伊斯兰的独立组织和政治团体。只有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在进行反共的活动方面,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成就。
藏族分散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处,大部份居住在西藏高原,有六百零四万人口。
藏族具有本身的特点:(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诚:给各处寺庙奉献酥油点燃长命灯,即占收入的五分之一:(二)藏民之间,守望相助,亲如一家,不分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农奴主和农奴,在五六年实行民改以后,早巳废除),没有贫困户,更没有乞丐;(三)藏族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一位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另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四)西藏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且举美国方面,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柯林顿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又在六月底,两院一致决定,委派一位主管西藏事务的政策协调专员。达赖曾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法和台湾等处。今天,诸位一起来到德国,也是把西藏的过去和未来,作为探讨的主题。
引起西藏热的原因,我认为,中共在压制宗教信仰非常突出,同时也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任其饥饿死绝和关押、屠杀,激起了人们在内心的人道关怀。
附带说明:大陆的少数民族计有五十五类,如西南有苗祖,广西的壮族、白族、傣族、卡瓦族、景颇族、布依族,在吉林省有朝鲜族,在河南开封市还有犹太人的后裔。
中共在西藏的暴政
一九五O年中共进藏至七八年间,在平叛战场上,屠杀藏人即有四十三万二千七百零五人;七O至七一年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藏南地区发生一场暴乱,人民解放军杀害了上万人,许多村寨几乎没有男人。
五八年在班禅的故乡,青海循化县,这里是藏人聚族而居的地区,当地中共官员制造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中共当局没进行调查核实,就调动解放军杀害了五百余名藏人,有两家是全部死绝(该县的藏民总数是一万一千余人)。
五九年在拉萨“叛乱”以后,曾召集地方政府官员和众僧批斗被俘的藏民,若是发言不够热烈,或是,保持沉默的人,第二天便成了叛乱份子,立即拘押,又不让申辩,仅计算一次批斗会上,遭拘押判刑的即有二十三人(占到会人数的一半以上)。
五九年至六O年,由於农牧业产品不得进入市场,再加上畜牧业实行公社制,这就使公养的大批牛、羊走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山南地区即减少牲畜五万七千头。整个西藏饿死的人数达三十多万人,占全部藏民的百分之五。
西藏原有大、中寺庙两千五百余座,中共官员进藏以后的五年内,只剩下七十多所,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过去僧、尼的总数达十一万人,外逃者近万人,最后统计住持僧众只有七千余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可是留下来的僧、尼已无寺庙安置,其中大多数又不愿还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就有跳崖自杀的三十余名尼姑,出家的住持僧是采取自沉於雅鲁藏布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人数不详)。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提到:“邓小平领导的‘二野’部队,在一九五零年进军西藏时,就消灭了五千七百余藏民。”另据美国原《新闻周刊》的记者艾夫唐在著《雪城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甘肃省兰州郊区监狱曾关押七万藏民,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发动反右运动时,曾兴起抄家和除四旧的高潮,这个抄家行动没有在西藏推广,并非此处的官员具有大慈大悲的善意,实由於藏民家家户户只有五件物品、餐具,每人服装三件或五件,挤牛奶桶和打酥油的小锅,供佛像的小神龛,抄走了不能换钱。
在这个地区抄家行不通,却有一条正当的理由叫做“破除迷信”,於是消灭寺庙里的佛像,把成堆的佛经烧化,砸毁佛塔,所有值钱的袈纱、布料、鎏金制的佛像席卷而去,简直是一股土匪、强盗!
中共派来的“民政工作队”,还做了一件令人极难堪的事情:右边站著二十余名喇嘛,左边站著尼姑和村妇,由工作队长宣布:“为了实行结婚自由,今天请你们来,先让喇嘛挑选,看中谁就拉她出去,我就是你们的证婚人。”
两队男女先是沉默,有一位喇嘛说:“出家人并不愿意结婚,若是还俗吧,也得在佛爷的认可之下才行。像今早排著队由队长下令选一位夫人,这哪里是自由婚姻哪”!继续僵持了半小时,扫兴的分队长只得说:“你们是贱骨头,不识好歹,快些走开吧。”
结果是好事变成坏事:两排男、女共有二十六人被关押,冲撞队长的喇嘛判的重刑,四名尼姑和村妇遭工作队员们轮奸。
据班禅额尔德尼曾给周总理的“意见书”中指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在寺院中嫖女客,酗酒狂欢,不仅自己作了,还动员僧众们也那样作,可称得上是同流合污”。
就是这位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被打成叛国份子,坐牢九年八个月。
西藏独立或是自治
一九八二年九月,由全国文联组织文化人访问团前往西藏,我是参加访问的成员之一,同行者有周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黄宗英(电影明星),还有河南和江西省文联主席等。
访问团看到了被破坏的寺院,已是一片废墟,留下了碎瓦残壁。在行路中遇到的全都是妇女,证明了藏族中的男人,大部被杀害,或是饿死了。
在访问的第三天,陪同访问的米扎桑找了一位被迫还俗的喇嘛,他对我们说:“四川人金某派到这里当了一任县长,文化大革命他领导造反,造西藏人的反,也造菩萨的反,拆庙、毁庙都是他领头,此人发了财,他掠夺了大大小小的金菩萨,并且强迫藏民使用一匹马驮回四川的老家”。
我和周明交谈中,提及考察藏人的民意倾向,便请米扎桑当翻译,她说只要做手势就行,只因藏民被汉人吓怕了,开口说话就是一条罪状。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开像八字,就代表著八路军,中共官员,藏民左手掌朝下,这是表示否定,右手朝上即是“好”或拥护之意,按上述的哑谜方式访问过五十二名藏民(其中男子六人),取得的结果:左手朝下的有四十八人,只有四名表示“好”。
汉人与藏民关系也是访问团的考察重点,其结果是汉人表现出的骄横姿态,使藏民感觉到农奴制又复活了。汉人不愿与藏族妇女通婚,可是经常发生奸污女性的事件,而她们又不知道告到法院去,只能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这又鼓励了更多的色鬼找妇女来泄欲。
上述有关汉人表现的两件事,便迫使藏民见著汉人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联想起汉人中的官员们,不也是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吗?
访问团在西藏只有十四天,获得的共识只有一句话:“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才是藏族六百万人的领袖和代表”!
今年六月十八日的《世界日报》刊出标题为:“当局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后,承认难以改变藏民思想”。引其中一节云:“爱国教育运动於去年六月开展,旨为粉碎流亡海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被迫参与该运动的寺庙一千八百间,运动推行后,数十名喇嘛因表现不佳而被捕。……在去年五月,西藏丹寺数名喇嘛因拒绝拆除达赖画像而被捕后一个月,当局将寺院内所有地方达赖喇嘛画像充公,并到政府干部的寓所大肆搜查,没收所有达赖画像,尽管当局施行严厉的镇压手段,西藏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大部份喇嘛,仍然把达赖照片串成项链,戴在颈上,以示对达赖活佛的忠诚”。
上述报导反映了最近驻藏官员仍然采用逮捕“表现不佳”的藏民,强制推行“爱国教育”,它的后果只会更促使藏民怨恨这个实行专制和摧残异族的政权,同时又昭示了广大的藏民始终爱戴本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收他的画像不过是表现出无赖的流氓手法而已。
在美国新建的“自由亚洲电台”,於今年四月二十日转播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即引起了拉萨发生了骚乱事件,冲击政府机关、砸坏汽车、焚烧商店,并打伤执勤的干警多人。(引自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海外版《人民日报》)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原文只写成“设在境外的电台”。从这里透露了藏民已采取使用暴力抗争的手段,这是对中共施行的恐怖政策的一次报复,即表明过去维持的和平、理性、念佛、供长命灯,并不能保住藏族的生命。
中共倚仗武力夺取了整个大陆以后,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排斥、欺压和分期屠杀的政策。被迫害的异族大众,只有一条争取生存的出路,那就是割断与母国的从属关系。民族独立的要求,正是中共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引起的。且举台湾作为旁证,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民选政权逞凶霸道,企图堵杀其所有活动空间的时候,就迫使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起来。
按照国际间的惯例,各个民族都有获得独立的权利,视母国民族政策而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四种情况:(一)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分散在四面八方,就不能凝聚为统一的整体,更难於求得大多数族人的共识,因而成不了气候:(二)还应考虑本民族独立后,经济上是改善或是下降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赞同独立;(三)争取独立的少数民族,在本族中早就产生了众望所归的领袖,由他领导秘密的地下斗争,直至达到目的,例如印度有圣雄甘地,捷克有哈维尔,汉族有孙中山等:(四)当母国尊重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安居乐业,试问,还有独立的必要吗?这第四种因素,实在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综观世界各国在民主独立方面作出榜样的国家;(一)原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二战以后经公民选举,北方的斯洛伐克成为独立的国家;(二)苏联在九O年后分裂成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拉脱维亚等十五个独立国家;(三)加拿大有一个魁北克省,大多数居民是法国来的移民,只能说法语,也要求独立。经和平谈判作出决议,由该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而历史上的每次投票,独立的一方总是败北;(四)在马来西亚有四分之一的华人,在大英帝国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后,即分出一个新加坡的独立国家,而星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东亚的诸国中,都占优先,至於台湾,还在不断完善,她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全中国。
据上述五种例证说明了一个原理: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甚至大大超出了母国。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独立的人,大概是中共洗脑后的大汉族霸权主义,作了吹鼓手而已。
回头再提及达赖喇嘛的观点,他历次声明,未来的西藏实行民主自治,并且提出愿意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和平谈判,而实行自治的地区,并不包括青海、宁夏、甘肃等处的藏族聚居区。
北京当局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表明了不敢正面回应,实由於拿不出有力而有理的反驳,时间拖得愈久,有朝一日中共政权自身难保,那就是总解决的时候!
1997.8.8纽约
《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