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
一、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今天的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刚巧我身在美国，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对我来说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开这样的圆桌会议，本身就是一桩喜事。
我在这儿预备贡献给诸位的，只有三条行动纲领。好比正在全美热烈进行的两党竞选，总统候选人主要是以鲜明扼要的政治纲领取得选民的信赖，我们团结国内和海外的同胞，首要的任务同样是拟定一个群众最迫切，又是政治改革关键所在的最低行动纲领。怎样使海外广泛的民运斗士团结起来?就得有一个大家拥护和信奉的政治纲领。大家在政治纲领上齐心协力共同奋斗，那些个人恩怨，鸡毛蒜皮的人与事的内耗等等都会变得渺小和无聊。
邓小平南巡讲话谈到经济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快，这是一篇开拓性的讲话，只是一点没有触及推动经济改革必须具有健康民主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改革。没有扎实的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加快的话必然是盲目的，肯定会走弯路，而且还能保证顽固派运用其权力从中作梗甚至有卷土重来的危险。
邓小平的阶级局限性使他回避这个要害问题，而我们在这儿就要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他闭起眼睛看不见的部位，恰恰是中共最惧怕最敏感的致命的病灶所在。一个执政党还惧怕什么呢?因为这部位是他的弱点，他没有勇气面对人民，面对历史。
我建议的三条当务之急的最低纲领：一、结束一党专政；二、开放新闻自由：三、给“六四”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
有人提出质疑：头两条中共不肯实行的，实行了中共本身也就“结束”了。
因为中共当权派不接受，办不到，我们就不敢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那还用什么奋斗和争取呢?我们势必成为讨好主子的奴颜婢膝的民间团体，与政协里的几个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们看到：中共在结束一党专政问题上，已经居于守势，头一条防线已经守不住，在国际舆论下面，他已经不提自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不得不改称：“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拿几个充当花瓶的民主党派来自欺欺人。在概念上玩弄花招，并不能掩盖其一党专政的实质。当然，在大陆的民主党派中，不愿做共产党花瓶的大有人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斗争中，将会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提出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打破中共用概念游戏所设置的第二道防线，用真正的多党制代替它。从世界范围来看，原来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如东欧和苏联皆转化为多党竞选和议会制，联合国解决第三世界内乱纷争不休的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用多党制代替它。一党专政已成为世纪末的孤儿，它的弊端已使它走到了寿终正寝的尽头。
有一点补充说明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并不等于结束共产党的存在，主动还政于民，主动实行政体改革的共产党，反而可以延长其寿命。如果凭藉武力，凭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去维护不得人心的一党专政，这个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在历史潮流里反而是短命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条纲领，是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最起码的条件，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只有独裁者和封建帝王才害怕新闻自由，依靠新闻封锁和垄断的国家可以维持政权于一时，但决不能持续长久，因为它不过是贪官污吏，贿赂公行，自吹自擂假话联篇的遮羞布。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已有人认识到开放新闻自由的必要性，例如胡启立和芮杏文，他俩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在“六四”事件后被极左派打下去，就为的他们在六、四前夕，对记者宣布“新闻改革必须很快进行”而获罪。
现在大陆的公众都不看党报，就因为党报充塞着极左派的语言和不真实的报导。
我相信：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包括党内军内的）都迫切要求开放新闻自由，恐惧新闻自由的只有一小撮保守派和贪官污吏（他们干的丑闻最怕登报）。应该说：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开路先锋。
第三条纲领是海内外最广泛的要求，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共一天就摆脱不了这个恶梦和丑恶形象。每逢“六四”纪念日，“六四”事件责任者免不了会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因为他理亏心虚，如果主动而彻底地实行这一条，人民可以宽恕他，共产党的屠夫声誉会得到改善。过去中共当局在国际的强大压力下，已释放了一些人，丑恶的形象果然有所缓解，但它只是作为个案处理，而且包含有以人质来换取最惠国待遇的意味。现在我们提出第三条纲领，是要求中共当局作为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国家政策和法律，对所有政治犯、思想犯、宗教犯，不论是七九年民主墙的，还是天主教基督教未纳入“三自”运动的，要求全部从速释放，因为都是冤错假案，一律平反，这样做才能平民愤，消除共产党与人民的对立。
中共至今没有达到这样的觉悟，近日还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今年七、八月份，又判决了鲍彤和高山七年及四年不等有期徒刑，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人民的怒火上又泼了油。美国国会已有三十三人联名，向北京发表抗议电。我建议国内国外应形成一个强烈的抗议的冲击波。事实已经表明，海外的舆论和中外维护人权之士的干预是有效的。十四大即将召开，我们可纷纷写信给中共当局和人代会，要求释放鲍彤、魏京生、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等，而且一并提出：要求赵紫阳复出担任要职。
这样做，就给十四大会内会外造成一种高扬人权和民主的气氛。
上面三条纲领，还希望诸位修正补充，使它更完善更简要鲜明。
我认为先做到上述三条，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的首要关键，这三条中的第一条又是初步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项目就有被偷换或落空的危险。
二、大陆人民怎样看海外民运
大陆知识分子怎样看待海外民阵民联的活动呢?据我所知，大家还是很关心的，他们通过海外短波知道你们的重要的行动，例如：你们曾在联合国附近举行的质问李鹏公审李鹏的集会以及各地纪念六、四三周年等等，你们的活动更多的是给国内知识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告慰于大家的：你们在海外所花的心血，辛苦没有白费，是有效的。这个时代不同于孙中山流亡海外组建兴中会的革命运动，实因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信息流通，中国又不再是闭关锁国了。
我们从中共的传媒里得知海外民运团体发生内部纷争，深深为之遗憾而感到丧气。不幸中共幸灾乐祸地夸大事实也是有的，我们不免又落人“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会闹矛盾”的传统的丑陋中，似乎中国人的国民性使然。我们是不是从民运团体里，为中国人争口气，不再堕入宿命论的民族劣根性里去呢?
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指望一个党，一个团体，小至家庭，一直和平共处，这一要求未免太苛刻了。既然我们否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为专制独裁者的口号，一个团体中必须允许多元的意见分歧。因此对几个团体或某个团体内部发生纠纷用不着大惊小怪。问题在于，我们都不同程度沾染了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到了国外还是多少沾染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恶习。比如：要好就把人捧上天，要有错就一棍子把他打死，或是斗倒斗臭。再如：海外不能实行档案袋制度，动不动就轻率地给别人扣上坏分子或特务的帽子等等。
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躯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气息。这是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
我在此提出四条行为规范，与诸位共勉：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搞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一九九二年十月号《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