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第一关

出国的手续一切齐备，我怀着踌躇满志得意的心情，踏进虹桥机场，总以为可以顺利通过这最後—关了吧，谁知通过海关，还是受到了最仔细的检查，所有大小行李包都得打开，并非因里面发出可疑的金属音响，我的未完成的“自传”手稿和赴美作学术报告的备用资料，竟被一位海关人员扣下，他扣留的理由倒不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说：“未发表的东西不宜带出去。”

两“尾巴”紧跟港记者

我生气地说：“请让我看看中国海关是否有这样的规定，我是作家，没收我的手稿叫我今後怎么写下去?我怎么能出国呀？这两种资料和手稿不能扣留。”双方相持了几句，我提出：我要见一见你们的负责人。一位负责人终於露面了，他说拿去看一看再作决定，我跟羊子带着焦急的心情呆坐在出口处有半个小时，在班机起飞前一刻钟，这位负责人总算高抬贵手，准予放行，没扣下什么纸片，我们如释重负，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我的子女和亲朋戚友达四十余人。日本驻沪记者来了两家，共同社的记者，拍了录像，此外还有香港来的三家报纸的记者，堪称壮观矣。讵料在欢送的人群中，也发生了不愉快的麻烦，其中有一位朋友，至机场欢送後未能自由回家，他中途被公安局拦截询问了二十小时之久。可见中共做好事总不合么爽快，而下边的执行吏不免会拖泥带水。我还听说：香港女记者在欢送结束的归途，被两名“尾巴”紧跟不舍，大概他们做得太露骨了，被一个仗义执言的年轻人公开叱逐，“尾巴”才狼狈地走开了。

“我们终於胜利了”

只是在我们进入飞机舱後，我跟妻子才松了一口气，几乎同时喊出了“我们终於胜利了。”当飞机升向大陆的上空，我对着舷窗：“我的可爱而又可悲的中国同胞呀，什么时候也能脱离苦海呢?”

海关这一关终於闯过来了，但我遇着心灵由我营造的另一重关卡，闯出海关容易，通过自己心灵上的关卡就不那么简单了。所谓“心灵上的关卡”，也就是出国前，听到我的亲朋戚友的谆谆告诫，归结起来有如下几条忠告：“到那边讲话不要开无轨电车呀，要留有余地呀!”“最好多谈经济改革，少谈点政治吧!”“刺激中共当局的话少谈，最好不谈，你在海外发言有很大影响的，既然你早晚要回国的，免得回国之後引起麻烦，或者株连你的子女。”

中共治下的顺民

为了保留将来回归祖国的生存权，去国以後如果我仍旧要替中共掩饰真象，守口如瓶，结果海外侨胞热烈欢迎的王若望，竟是一个说假话或言不由衷的角色，这会使千百万侨胞空欢喜一场，他们看到这位老人竟是老人党的说客，屁股後头还没割掉“夹着尾巴做人”的长长的尾巴，他似乎连同那条可憎的尾巴也带进世上最自由的国土里来了!他们不免会失望地悲叹曰：可怜的老人呀，可悲的王若望呀!

我进一步认识到，提出如此建议的朋友都是出於好意，他们所以劝告我，只因长期生活在专制的反人权的高压下所获得自保的经验，从他们的好意里让我看到中共专制统治的阴影和烙印，正是从这些亲友的善意里，我看到了中共的残酷统治如何培养了公民的顺民心理。

抛掉束缚自由的包袱

我在大陆是以不做中共治下的顺民而名扬四海，难道我投奔自由世界，反而弄顶“顺民”的帽子戴着，岂不是自毁令誉，甘做中共尾巴乎?

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的思考，帮助我攻克了心灵上的“顺民关”。好在给我上述忠告的，在我的亲朋戚友中只占十之二三，这个数字和社会上的顺民的比数差不多。

我决不会因考虑回国而留一手，在大陆我曾乱说，我的说话保持真实和真理，讲得浅薄完全可能，乱说一通或说假话则不符合王若望性格。

我既然—生追求个性解放，来到自由的新大陆，就得干脆抛掉束缚个性自由的包袱和干扰，不论这种包袱来自传统的，亲戚朋友的，或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

我就是这样攻克自己心灵上的这重关卡的。

　　　　　　　作於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八日美国北加洲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明报》199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