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犯参与“民主判案”
大家知道：只有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尊重民意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法院给嫌犯判刑，是由十多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终审的判决。这原是继承了希腊城邦推行的大陪审团的历史传统。
中国大陆是专制独裁的国家，在制造冤，错，假案方面可算得世界第一。毛泽东取得了最高权力之后，在廿七年中，接二连三发起政治运动，先后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最残酷最疯狂的政治运动，本打算两年之内结束，结果控制不了，直到这个混世魔王死去，拖了十年的文革，才划上句号。
文革期间，被打死的冤鬼人数，据粗略统计，大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人口。在这如此恐怖、如此无情的政治气氛中，怎么能出现“民主判案”呢?岂不是“天方夜谈”?称作奇闻也不算过分吧!
牢门外飞入“黑名单”
本人在文革期间坐过牢，确是亲身经历。由於我读过有关文革历史的许多回忆录，都未曾提及“民主判案”的情况，结果并不奇怪的事件就让人们觉着是奇闻了。(我的阅读或许有遗漏之处)。
我於六八年八月被捕，先关押在上海南市看守所，在那里关押近两年，就把所有犯人转移到“法国大牢”，(提蓝桥监狱原是英国人建造)。在新监房关押十四个月，又递解回到老地方，这时我们才明白，由於这所监狱还是国民党进入上海第二年建造，北边的围墙缺了一角，许多设备已经老化，所以南市看守所编号“第一”(简称“一所”)，法国大牢编号第二(简称“二所”) 。
我在法国大牢中，由看守塞进一张“待决监犯”的黑名单，是五号字排印，上头一排是监犯姓名，以下注明该犯的罪行，不过很简略，有一点相同者，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是有过触犯毛主席的罪行。再下一栏，印着“预审参考”，大多是“死刑”，排在后面的个别犯人是“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
最后一行是六号字，写明“表达个人意见者不用本名，只用番号，不同意‘预审参考意见’者，在该犯名字上划X字，同意者免划”。
监中难友看了这份“黑名单”，确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是谁也不愿把本人的番号写上去，都以为中共又在玩“阳谋”，或许试探打X囚徒的政治倾向吧。
头一天谁也不肯表态，只是仔细凝视该杀的犯下什么大罪。至今我尚能记忆的，有一名姓范的“在公开场合污蔑毛主席”；另一名郭峰，他的罪行：“恶毒攻击毛主席”。我有一个朋友与他同名，耽心他怎么犯下死刑大罪，我真想在他的名字上划个X，不过一下子的冲动很快抑制下去，这岂不是自己送上门跟死刑犯郭峰有勾搭的证据吗?
第二天看守在监门洞口伸出一只手，大声地喊着：“划好了的交出来’!可是监犯没有一个回答他，当看守加大力度又嚷着：“你们都死绝啦!怎么没人吭声的”?
这时一名难友弯着腰，他是怕看守认出是谁，他战战竞竞，把那张没打X的纸头塞在看守的手里。咆哮的看守以为完成了任务，监房又恢复了平静。
四，五天以后，看守又递进同样的纸头，死刑犯的姓名换过，人数却多了几位，下面的六号字改成：“划X者不必写明番号”，看来上回的那张黑名单规定自报家门，所有的在押犯一致回避，这表明大家看穿了中共的老戏法，再也不愿上当受骗了。
从领导阶层那方面设想，发现所有在押犯统一行动，使他们无奈而又紧张；可是又不肯从此罢休，六号字的修改，表明已经承认失败，或许有权力更大的首长，坚持“民主判案”的优越性，宁愿痛改前非，在囚徒眼中丢脸，才锲而不舍地再来第二回吧。
一张纸头，尝到甜头
对监房里的囚徒来说，每隔几天看守扔进来一张纸头，却使我们受用不尽，只因外界的任何信息严格封闭，真的做到了“天人永隔”，从一张纸面上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罪恶，杀人如麻，宣布的罪行又是含糊牵强，大都集中在攻击毛主席身上，使用的动词不外“恶毒攻击”，“公开污蔑”，“毁坏宝象”之类，不过也有四，五人攻击林彪副主席而获罪，他们大都判的死罪，少数人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
另一种甜头：我们可以公开用笔写字了，本来这是严格控制的禁区，既然发给我们一枝铅笔，就能够在犯人放风的时侯传递信息，还可以记下准备应付审问的口供；文化差的同号难友用来认字；中等文化的则写下唐诗，比赛谁能一字不差背出来。至於纸张的来源，监房中每天发下隔天的官报：《人民日报》可算得供应不缺。不过绝不能扯下老毛的“语录”和“宝象”。
别看一支笔，一张纸，就能把监房转化为学校。最大的收获还在於坐牢没有白白的虚抛光阴，提高文化的过程正好冲淡了想家发愁，惦记亲人的哀伤。
有了笔，还可以制作象棋。我爱好下棋，还是从牢监里开始学的。有一遭被看守发现了，突然打开牢门，同号监犯神色紧张，总以为下棋的两人起码被戴上反铐，竟想不到他并未没收棋盘棋子，只是说了句：“这是牢监，可不是下棋的茶馆”。
难友们作出种种解释，有的认为：他本人一定是棋迷，另一位推测：如果一层一层追查下去，他没有收回铅笔，那责任又会追查到他自己头上，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的“解释’完全低估了这位看守。从此监房内再也不敢下棋了。
圈定黑名单的心理反应
既然让监犯圈定黑名单，上级不必自报“番号”，往后打X我们反而觉着无从下手，都以为本人也参与判决，那枝笔竟有决定生杀之权。何况本人有朝一日也会榜上有名，莫非欢迎其它监犯也在自己名下投下“死刑’一票!
这就显示着一旦获得恩赐的权力，要做到损人又利己，就处於两难的境地了。倒不如干脆交白卷，无是无非，听任当局该杀该放，良心上没有任何负担。
世界上通行的选举方式都是无记名投票，查究当初采取这种投票方式，就为的每个人害怕暴露自己的身分呀!
上级领导敢於听取在押犯的意见，这是极难得的机会，如果在黑名单上保留各人的番号，也许你圈上的符号正符合首长的心意，说不定就会释放出去。
原来让大家划圈，表明对监犯是信任的。为什么当初想不到这一层呢?头一次发给我们黑名单，各监房不约而同全都交白卷，岂不是“好心肠遇上驴肝肺”吗?
正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们同号难友张师傅采用开会方式发起讨论会(政治犯在监房里开会是绝对禁止的，如果谁当了会议主席，就会扣上现行反革命头头的帽子，一旦被当局查出，肯定判他个死罪。大概张师傅不知道这项不成文的禁令，我又不便站出来反对)。
果然好半天没人敢讲话，又是张师傅作了有力的说明：“民主判案就是体现民主精神嘛，啥叫‘民主精神’?不征求大众意见就违反民主了。首长都倡导民主精神哩，可吃官司的犯人却不愿实行，这就是‘敬酒不喝喝罚酒’，怕甚么呢?”(我出狱以后打听这位张师傅，才知道他是留日的经济学家，果然不同凡响)。
他讲得有理，於是发言活跃起来，比较—致的意见：
(一)不报本人的番号，表明上级领导对监犯作出让步，对注明判死刑者，一律打X。
(二)死缓和无期划什么符号，听各人自便。
(三)谁打X，自己拿主意，不得与别人商量，考验各人的独立自主意识。
(四)本人怎么划符号，划了几个，对谁都不必讲。
“二所”的现场观察
法国大牢离广慈医院很近，我们可以听到救护车传来的警铃声。而“大牢”是八层转盘楼建筑，从“一所”转来的监犯关押在平房里，距离转盘楼只有二十多公尺。据那位抓到玩象棋的看守讲：“原来这里是女监，为了接收所来的在押犯，急急忙忙腾出这个监房”。后来我跟这位看守混熟了，知道他姓张，以下称他“张看守”。
有一回从牢门洞口递入一张黑名单，前面三名死刑犯下一栏注明所犯罪行，印着“台湾潜伏的特务分子”。
这种罪行在以前的黑名单中不曾见过，就让打X的监犯不知所措了。幸亏那位张看守，我就向他讨教：“台湾特务怎么回事?打X怎么打?”
他说：“那六楼上面全是关押乘船偷渡的渔民，开初有几名真的偷渡到了福建、浙江沿海，大概党中央给福建，江，浙三省分配的数字多了些，就顺手牵羊把自家的渔民，船户抓来顶数，而且住得满满的”。
我问：“后来抓来的这些渔民，总有几个确是台湾偷渡来的吧”?
“不，不是的。人家政府怪精灵的，起初有几户渔民被捕，它就下令所有渔民，船户不得进人这一边(指大陆)”。
有一次我悄悄地问他：“你为啥对犯人这么好呢”?
他说：“我对所有的犯人都一样的。……不过你们是‘一所’来的，对待临时客户，就当作来客，何必斤斤计较呢”
我又问：“这一回黑名单上又有七个台湾来的特务分子，比上次还多了几个”。
“你会看得到，六楼的犯人这几天吃不下饭，为了三天以后就是中秋节啦’ 。
我说：“是不是他们想吃月饼”?
张看守叹息地说：“你可知道，上司总爱挑个节日执行枪决，特别在国庆，党庆喜庆的日子，大概要把鲜血举行祭党旗或是国旗的仪式吧”。
经他提醒，我们真的可以看得见对面六楼排列列着半人高的饭桶，开饭的时侯准许出来盛饭，可以管饱，这是一种优待，我们这边仍旧使用铁皮罐头盛饭，而且一天只发两顿。
回头想起来实在不必羡慕，他们吃饱了去迎接死亡呀!谢天谢地，我们宁愿挨饿。当我们从二所押解回去的时侯，六楼的监犯，由原一百七十多人只剩下六十多名了。
为什么抓到台湾特务分子必死无疑呢?原来毛泽东把蒋介石看作死对头，而台湾未能统一过来，又是中共领导人永远治不好的心病。非常可悲可叹的是：为了发泄对蒋介石的愤怒，宁愿把浙江，福建自家的渔民和船户抓来做替死鬼，这可是在重罪上面再加一重罪哪!
还有一件惨剧也在对面大楼演出，我曾看见一个男小孩，胸前挂着牌子跌跌冲冲往楼下走，后来再未见过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得讨教张看守，他说：“这孩子怪可怜的，他妈是寡妇，他是独生子，不知道他触犯了什么法，四个月前抓进来，他在单身牢房里一直喊着：‘要妈妈，要回家’，吵得看守员烦死了，看守长出了个坏点子，要他敲着铁皮碗，胸口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嘴里叫出牌子上的罪状，前面再加‘我是’。他从大楼最高层沿着转盘走下楼，刚刚走到地面，他就一头撞在石柱上，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就这么死了。上司通知他的母亲来收尸，六十多岁的老太刚刚看到血淋淋的儿子，她也撞在水泥台阶上，她的死比起儿子的死晚了两个时辰”。
“罪行’转向四人邦
当我们从“二所”移解到“一所”以后，还是收到几张黑名单，不过死刑犯的罪状起了变化，至今我记起的只是案情特别荒唐，令人非常气愤的几个例子：
江苏启东有一位说书艺人，他把“八个样板戏”中的三个；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改编成“说唱”，这本是一件好事，让样板戏更能普及於大众，他竟然名列前茅，判他死刑!还有上海市青浦县，有一男一女在茶馆里演唱评弹，唱的是毛泽东作的“蝶恋花”，且引开头两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为什么判刑如此重呢?原来江青恨“骄杨’的杨开慧，她还在吃死人的醋咧!
有两人攻击姚文元，严重的名叫徐文棠，他的罪行是在抄家中抄出一篇批判姚的文章，罪行栏印着“作文批判姚文元”。这种省略的措辞反而大大提高了徐文棠的荣名，在四人邦疯狂杀人期间，敢於批判姚文痞，那就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此人判无期徒刑。
另有一位罪行是改组姚的文章，开头一段引用别人的文句，往后插进一篇狠批他的荒谬论点。此人判刑和徐文棠相同。
最后一次黑名单，被判死缓者叫张秋松，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只因他的名字太糟糕，正巧跟张春桥作对。
“春’对“秋’，而“松’带有稀疏，松松垮垮之意，反正都是贬义词。自徐文棠后两人，幸亏判了“死缓’或无期，粉碎四人邦后，这三人在监中服刑四年余，他们的大名更添光彩了。
由於在押犯大都是四人邦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谁都愿在被判刑的英雄好汉头上打×。
“黑名单’的效果评估
查明“民主判案”是否起了作用，在牢监里面没法核实，只有同监的难友犯下的罪行合乎判死刑的规格，而对照黑名单上该判死刑者，在“罪行”一栏却是相同的甚至更严重，此人突然获得轻判，那就是黑名单大多数人给他打X救了一命，可惜这么凑巧的事儿我不曾碰上。
回到一所，我倒遇着一位姓欧阳的难友，他讲起一位五十多岁姓何的政治犯，他自己估量挨子弹有份，他总是把饭盒子里的米饭分给别人，我们问他犯了什么罪，他指着黑名单上排在前面的死鬼，泣不成声地说：“我比起他还罪加一等哪”。原来名列前茅的罪行就是“台湾派遣的特务分子”。老何暴露自己的身分，竟是国民党中央军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侄儿，逃奔台湾前留下两枚军功勋章，这就闯了大祸，在一次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去。
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关押三年多，不审不问。没料到忽然把他放出去，而且发给他一笔路费。连老宋也觉得奇怪，牢门打开以后他还以为出去斩首哩!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何老父子确实是无条件释放。原来此案呈报上级审批，周恩来总理认定他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才获得如此器重。这跟“黑名单”就无关了。
还有一位郭峰，他是我的朋友，出狱以后写信给他家，若是他死在刑场，我准备前往吊唁。没料想他还活着，而且亲自上门祝贺我终於出狱。我总以为或许众人没有在他名头上打X，才救了他的命。临了才弄明白，他根本未遭逮捕，只是下放劳改，粉碎四人邦的第三天就准许回家。原是黑名单上的郭峰，跟他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
至今我还没有找着一名证人，是由於“民主判案”获得轻判的事实。我怀疑这个新花样所起的效果实在是微乎其微，深一层思索，除开“黑名单”起了“杀鸡惊猴”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上更是行不通，比如说：谁有耐性去统计那么多的打X，此人尽可以随心所欲增加或是减少，是否还有监察人员?那时大陆还不知有电脑哩。在具体操作实在难以执行下，只有敷衍了事，交上去一大摞废纸罢了。
不过，“民主判案”确实有这码子事，当年印了那么多的“黑名单”，今后贡献给“文革博物馆”，肯定排长队争着去观赏这一堆无价之宝!
谁出的好主意
我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共诞生前一天)释放出狱，我才弄明白原来是林彪副主席下达了“民主判案”的指令，他可算得各种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高唱对毛泽东的“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共产党，忠於社会主义)：一方面却设计炸死他。林彪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定下的法，便是千方百计卫护老毛，凡损害老毛的只言片语，就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重者判死刑，轻者判无期或是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另一方面，他却倡导民主，在林氏父子共同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他批判毛主席实行独裁的罪恶相当深刻。
兹摘录“工程纪要”主要的论点如下：
“中国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更加糟糕更加封建，毛泽东的专政机器就象B52轰炸机和搅肉机”，
“毛泽东是历代专制统治者里面最坏的统治者”；
“尽管我们要推翻毛的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我们是有损失的，但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有利的”，“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国富民穷”，“干部下放农村是变相劳改，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实是下放劳改”。
毛泽东在林彪摔死后还干了一椿傻事，为了证实他的副主席死有余辜，反动透顶，印了千万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发给每个党支部，每个农村，不认字的就念给他们听。所有听众，读者看了不免发出会心的微笑，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心里又替林氏父子的死亡深表惋惜。
我们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要点就能判明，“五七一”原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那么强烈反对独裁，专制政权，与它对立的便是民主和尊重人权。正是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他便运用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合法地位贯彻“民主判案”，现在我们便能理解这件“奇闻”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关“民主判案”的指令，只能在上海一处施行，大概其它省份的首长坚决抵制他的近乎荒唐的做法。
上海能够忠实推行，由於林彪有个铁杆保皇派王维国，他兼任华东地区和上海市的政法委员会主任，他是两级法院和司法部门的顶头上司，既然下令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主席，又有大权在握的忠实执行者，这桩历史上罕见的奇闻就想得通了。
王维国的命运也够悲惨了，他在粉碎四人邦后的第六天，在杨树浦刑场执行枪决!
林彪自我毁灭事件，在中共历史上留下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最严重的一点：一党独覇的权威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大多数民众再也不听党政干部发号施令了，毛泽东的威望随着温都尔汗的爆炸声一起炸得粉碎。他曾发过两次心肌梗塞，又得过慢性肺炎，“九一三事变”之后，又扩散成神经细胞原硬化症。
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加速了他的死亡。
我本人也要深深感谢林彪，我的被捕原是控告我的张秀珩额外捏造出一条罪状：指我攻击林彪元帅。在他乘着三叉戟飞机摔死后，过不久我就出狱了，应该说我也沾了林彪的光!
1992年访问某国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