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后的中国政局
——中国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先生访澳首场演讲实录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天下午二点二十分，在悉尼CHINATOWN旁的纽省工党礼堂，中国大陆著名的民主人士王若望在这里作了到澳洲后的首场演讲。
他当天演讲的主题为：十四大之后的中国政局分析。
演讲开始时，王老先生的声音有些颤抖，显然老先生内心非常激动。他说：“我带着满心的创伤，离开中国，这些日子，我到过世界一些国家，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又再次感到自己的存在，在这些自由国度里，我再次体会到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对中国和知识分子和人权摧残的多么历害，我自己就是一个明证”。
“我已经七十四岁年纪，离开中国并非要参加民阵，民联主席的选举，但是这些日子我在海外接触了大量的海外流亡学生、学者，我觉得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是大有作为的一代”。
“在加拿大时，那里的一批人给我印象最深，我发觉他们做得很出色，埋头苦干，由于他们，我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参加了民阵民联主席的竞选，虽然我一向反对老人党，反对老人幕后操纵，但是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我有好斗的性格，虽然我已经七十四岁了，但是我的精神还不错，我希望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上最后的光辉一页，也希望海外的民主人士能凝聚在一起，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这种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接着王先生转入正题，他说：“十四大以后，各种各样报纸报道，经济逐步改善，钞票来得起劲，好象共产党很有起色的样子，但是，我看了十四大的决议后，我仍然维持原来的看法”。
“大约是今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仍然有记者偷偷访问我，请我就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意见，我当时说，邓提出发展经济，是他认识到他不得不这样做，是为了救党，救他自己，我觉得邓小平是现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当时以谭嗣同等为首的洋务派也是积极主张经济改革，主张引进洋枪洋炮，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主张经济开放，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是保满清的保皇派，邓小平也是主张改革，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验，主张市场经济，但也不主张政治改革，其实明明是要搞资本主义，却非要说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在字眼上玩花样”。
“我看过十四大的报告，从中看不到共产党有自我完善的可能，因为江泽民说得很明白‘多党议会政体我们决不采用。’但是一党专制问题不解决，其它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精简机构的结果是越减越多”。
“我们知道经济改革是为民主打下基础，但是并不等于民主的到来。看一看印尼，印尼也是搞市场经济，结果家族财团控制了一切，在那里，有权有势才能发达，所以仍然是专制。在中国，说杨尚昆的儿子只是个拍照的，但他仍然神通广大，据说最近在香港花了二千万买了一幢洋房。这种情况和印尼相似，但是中国照目前的的发展，怎么也爬不到印尼头上去。所以我觉得民主是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不经过斗争的民主随时可以不兑现，恩施的心是靠不住的。要民主，就要多党政体”。
“我曾提出过三条，一是结束一党专政，二是实行新闻开放，三是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
“其实自苏联解体，东欧崩溃后，中国共产党上层已经认识到共产党已时日无多，要死了。故此邓小平说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只要救得老爷一条命，就是好的’。最近，北京有个小型军事政变(详见第八期《北京消息》)，杨白冰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为邓小平同志安排后事，结果好心不得好报，反被剥夺军权。所以共产党貌似强大，其实内危机四伏，就象是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
“我去过德国，参观了德国的集中营，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我马上想到中国现在仍有类似的集中营，据可靠人士估计有三千处之多，大大超过希特勒的时代，光一个农场就二万七千人，这就是法西斯的政治特色。”
“其实二十一世纪，我觉得只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希特勒主义的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的事情比这二件事更大的，没有了”。
“这两种主义的兴起，不是来拯救世界，而是来扰乱世界，前者扰乱世界二十年，后者则扰乱世界七十年，虽然是二个主义，但出发点是一样，都是要称霸世界。希特勒搞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张肉体消灭，纯人种化，杀犹太人手段残酷到极点。斯大林、毛泽东也是搞社会主义，虽然不及希魔残酷，但也主张消灭其他阶级，先是消灭地主阶级，然后消灭富农阶级，再消灭资产阶级，我到香港的时候，一些老人跟我谈起当初情形时都哭了。”
“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强调一点是‘中国特色’。八九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准备见面，新闻界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以为是廿世纪第一大事，结果很不幸，全世界电视转播看到的是六四民主运动，是坦克车、机枪、大炮，而且涌现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袁木，他跑出来说‘一个人也没有死’，闭眼说瞎话。”
“其实在以前，我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以为胡耀邦赵紫阳可以救中国，结果改革派下台，六四被镇压打碎了我的幻想。在1992年，我仍然希望能为六四平反，中国人或可以原谅，但是在十四大前，却对赵紫阳定罪，还将他两个手下判刑。这说明邓小平生怕人们再提起这事，先堵住人家的口，所以我估计他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他会带着对六四的内疚去见马克思”。
“纵观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要看到推进民主，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一是国内民运组织相当普遍存在，这是有证据 显示的。前一阵沈彤这个家伙冒冒失失，上了中国公安的当，结果他接触的甘肃宁夏，湖南的民运组织，都受到连累。你们想连甘肃宁夏这种偏远地区都有民运组织，何况在一些大中城市，但其实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总之有一名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会站出来”。
“二是知识分子是主力。知识分子中除了一小部分，接受共产党俸禄，软弱无力以外，绝大部分是很有战斗力的。我觉得，中国历次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主力军，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政治敏感。‘五四’运动是这样，‘六四’运动也是这样，并不象共产党说的是农民，工人带头革命的”。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协会会员共六千多人，但表态拥护李鹏的不超过十人，这说明知识分子成熟，富有战斗力”。
“三是共产党内部，涌现出大量资崖阶级。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象刘宾雁、方励之等，都是共产党员最后都背叛了党。我所以没有提出打倒共产党，就是不想把党内的这批人士嚇倒”。
“四是成长中的华南地区企业家们，是相当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三等级，他们是民主运动的政治基础和强大后援，就象六四时支持学生的个体户一样”。
“五是台湾的存在，被北京称为潜在的危险，台湾政治上开放，公开竞选，新闻主张自由。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纸在海外都是送的，没有人买，《人民日报》根本不能跟《欧洲时报》等其它报纸相比”。
“六是香港力量。到九七年，香港的租约到期，共产党要进入香港，以致嚇得许多的香港人纷纷移居他国。前一阵，日皇访华，没有向中国道歉，但中国政府仍是奴颜屈膝，还事先声明不会给日皇难堪，极力讨好日本人．但在最近香港彭督政改问题上，却立场坚定，气势汹汹，声言绝不后退，说明了就是要在九七年后做香港人的主子，而不是让香港人治港。要让香港经济姓上‘资’，政治上姓‘社’，阿猫阿狗都可以派到香港作官，称作九七年‘顺利的衔接’。”
“七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越来越槽已逐步受到孤立，前一阵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投弃权票，很不得人心，原因是因为和红色高棉勾勾搭搭，关系暖昧。”
“八是海外大量的侨胞，留学生，就象在座的各位，身在海外，但始终心念祖国，希望祖国强大，民主，经济发达，你们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总之，为了中国的民主和明天，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奋门，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根据王若望访澳首场演讲整理)
（1992年12月12日下午，王若望在雪梨工党礼堂作“国内人民对海外民运的期望”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