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何处去?
我从大陆来到纽约，很少到哥大来，只是因为我访问了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港、台等地，我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实地考察海外民运的队伍，前后达两个月。我的重要收获是：散居在世界各国的流亡青年和留学人数众多，他们具有这个时代赋予的两方面的优越性：一、都是知识水平高的青年；二、大多参与了国内八六——八九年的两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对中共有了切身体会的认识，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因此可以说：这是北京的当权者经过自然选择送上门来的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今后归国还是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栋梁人才。他们肩负着改造独裁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很遗憾的是：这三四年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声不好，内斗不已，报刊上评为“民运已跌入低谷”，北京当局开头颇紧张了一阵，随后便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的，听其自生自灭。经我与各方民运负责人交谈，了解到这一类不愉快事件，乃是与上述两个优越性并存的本身的弱点造成的。
原来，这些年轻人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不熟悉，一旦到了自由天地，各人的人性得以充分发挥，在他们成年时，基本生活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也带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沉淀物。由於这样，各地几乎都发生了民运内部人斗人的纠纷，此如：毛提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见着别人，不是友好地握手，礼貌相待，而是先挑毛病；这家伙成份不好，历史上有问题，思想上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於是猜疑、揭发、批斗随之。共产党甚至鼓励学生斗老师、子女斗老子等等，於是随便扣帽子、打棍子。这个坏作风也带进了美国。例如：随便宣称某人是中共特务，这里又没法调查核实，就这样，等於把这个人毁了，大家见了他好比碰着爱滋病患者似的。柏杨先生讲过：三个日本人在一起就产生了不起的能量，而中国人呢?当他一个人独来独往时，他是天才，又能干、又精明；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时，就把聪明才智在内耗里面消耗掉，动不动就对打起来。这倒不是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使然，而是中共四十年的专制统治竭力培养和鼓励的结果。中共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它们最大的恶果，就是毁坏了两代人的人性和道德基础。
因此，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一个提高道德水平、清洗毛泽东思想流毒的艰巨的任务。
我是把自己放进去向民运团体的圆桌会议上提出如下的告诫：“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到了国外还是多少沾染了毛时代留给我们的恶习，比如：要好就把人捧上天，要有错就一棍子把人打死，或是斗倒斗臭。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以下还
提出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排除小团体习气等四条行为规范。
在华盛顿会议上广泛散发的《盟员通讯》（二四期，郭平主编）上有徐君的“民运寄语”一文，却有一节这么写道：
“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刘宾雁和王若望都这么讲，不同的是王若望自称曾是资深共产党员，心中的小毛泽东可能更顽固点。我的原文中对民运人土语重心长的劝诫，他一句也不引。（原文刊於去年十月号《中国之春》谁料这位大学生竟把我的善意作为竞选中攻击王若望的材料，说是王若望身上的毛泽东思想更顽固，真叫人啼笑皆非。其实这种故意歪曲，仍然是因袭国内毛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伎，即断章取义，斩头去尾，抓住一两句话便无限上纲，只有在大陆生活了若干年的，一眼便能看出它的源头。因此，此人攻击我并不使我痛苦，而是使我为这样的被毛流毒扭曲了人性而感到痛心，最大的悲哀还在於此人干得理直气壮，不知道这种做法正是“小毛泽东”的活生生的表现!
再如，我是新合并组织的主席候选人之一，他们怎么对待我的?先是把我封杀，名义上赠我“贵宾”称号，这就剥夺了我在会上的发言权，而贵宾称号还是几经打抱不平的人为我斗争得来的，不叫贵宾的话，住房子还要自己掏腰包。（大会的经费，全是我从台湾募来的，我不想居功，但会务处的排名里，我是列入房费自理的一档）
开会前，我为未来的民运团体起草了“加强国内民运工作的决议草案”，我将复印件交给主席团，他们不付印，不研究，不交大会讨论，我是指望今后民运工作的重点应转入国内。而他们却通过了八千字长的“政治宣言”，内容空洞，离题万里，代表们在困倦中几乎无人听得下去，会议结束后，这篇东西依然是“讨论稿”。
下面讲讲他们如何控制会场的，这远比美国的“水门事件”花样多。只举二例。一、他们到澳大利亚去拉票，徐邦泰和朱嘉明两员大将，他们如何拉票呢?因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特多，他们在选举中有决定性作用，他们对有选举权的代表说：“你要是不反对万润南的话，就去不了美国。”他们企图让所有不反万的代表来不成华盛顿，以便在大会上形成他们的“党天下”。讲一个故事，有一位正式代麦姓黄，他要求雪梨市曾副市长（华裔）开一介绍信给美领事馆辨签证，曾副市长乐意帮助，答应下午来取，当黄先生下午去取时，正好徐邦泰和另一人陪曾副市长讲话，此后，曾见了黄后，口气变了，不同意写介绍信了，曾先生直率地说：“刚才你们民运的领导人讲的，你不去美国，不影响大会召开。”黄生气地走了，出门时，遇到另一位求曾副市长帮忙的代表，他就拉着这位代表一同去找副市长，请曾先生将刚刚讲过的话再讲一遍。关於此事的全过程，已有二人证明。
由於徐、朱的活动，澳大利亚的十六名合法代表被拒签赴美，表示反万润南拥徐邦泰的人都到了会场，空缺部分，徐、朱他们邀请了他们在美国各地的朋友熟人来补了缺。在大会上晓得此不正当现象的，都不敢正面提，怕共产党笑话，即所谓顾大局。看到黑暗都不敢吭声，只求阿弥陀佛“圆满”成功。徐邦泰还得意洋洋在我面前夸耀：“我有九十张铁票。”他的铁票原来是拉夫拉来的。澳洲正式代表也来了几名，他们坚决要求上台揭发丑闻，三次都被拒绝，澳洲代表气愤了，才给一分钟发言。原来，主席台上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徐安插的人。请想想，这同共产党的“民主”有什么两样?我们再来看看他的铁票怎么举行表决?举一例，去年我跟胡平按规定报名竞选主席。但到了会上，居然可以随意否决，这样做符合徐邦泰的利益，去年他报的是副主席竞选，如果他要报名主席竞选，那么去年的报名法令得推倒重来，才能实现他的目标。
这方面，有一位严家祺先生站在徐邦泰一边替他遮盖，正如他公开宣布：“我要为徐邦泰辩护到底，我十分明白，这并不是为徐邦泰个人辩护，而是为徐邦泰根据章程竞选主席的权利，为民主的信念辩护!”（引自今年三月号《争鸣》严家祺文）既然徐不过是弄虚作假玩弄假民主的人士，严先生为之辩护的“民主信念”的价值可想而知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竭力掩饰徐在拉铁票方面的弄虚作假，说什么“关於代表资格，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要根据开会前后《中国之春》公布的两次出席会议的名单，头一次是各地选举的正式代表名单，第二次是实际到会的代表名单，二者对照研究，就可以发现，竟有百分之三十的正式代表名字被调换了，其中至少有二十名是徐家班一夥人临时拉夫拉进来的，你们说，这样明显舞弊选举出来的新团体的领导班子，有什么合法性?
当初，我同意出来竞选主席时，我曾向报社记者宣布我的竞选纲领：头一条就是兼容并包做到联合所有的民运团体，提高和改善其道德形象。当我发现徐、严、朱一夥人视万润南为寇仇似的，我经过自己的调查，确定万在这几年中踏实工作有成绩，外界的传言是不可靠的，我坚持必须团结他，结果徐邦泰一夥人迁怒於我，说我是万派，这不是为一个人的问题引起的分歧，而是要不要搞大联合的原则性的分歧。当我发现他们并不重视我的意见，并且在背后干了一系列不择手段的拉铁票的事实后，我不得不宣告退出竞选，理由很简单：我跟他们不能一起工作，这就叫效“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我作出这种选择是痛苦的，会议开砸了难免会被中共当局看笑话，但我想到我采取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是维护真民主并保证民运的健康发展，难道要看北京当局的颜色行事?
当我利用主席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的机会，向公众说明我退出竞选，接着另两名主席候选人胡平和岳武也退出竞选，立即有数十名代表表示支持，退出了会场，场上一片哭声，接着万润南、马大维、钱达也声明退出副主席选举，男女代表在场内场外一片哭声，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因为他们内心早就对大会的不满得到发泄，他们用痛心疾首的态度表示积极的支持，在这一刹那间的爆光，照出了假民主与真民主、正义与邪恶的分水岭。
现在回到我演讲的题目上来，“海外民运究竟有没有前途”，我充满信心的回答，应该说还是有前途的。这从华盛顿会议上以及以后，各地的民运团体立即表态不认同新成立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合法性，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民运人士是眼睛雪亮、爱憎分明的。华盛顿会议的受挫考验了我们的队伍，使更多的人与弄虚作假的伪民主断然决裂，这就有利於在道德、纪律、民主意识等等提高一步的基础上重整旗鼓，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总要经过迂回挫折，一帆风顺或纯而又纯的事情是没有的。我说民运今后还是有前途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牢记这次失败和受挫的教训!
正由於我们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我与方励之、刘宾雁三位携手为组织一个更广泛、更团结的人权民运联席会议，并初步决定今年四月底在洛杉矶召开。希望能得到诸位的协助和支持。
（编者注：以上是三月九日王若望在哥伦比亚大毕内的演讲摘要，听众中有很多美国学者和报社记者，由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黎安友教授任翻译。）
《探索》1993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