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素质”的讨论
——评杨巍的民主观
（一）何谓民主素质?
近读《中国之春》编印的《兼听则明》一书，其中杨巍君的“选举后的沉思”一文(以下简称“沉思”)，他不是就事论事评价华府会议的选举，而是讲出一番道理，不论道理对不对，他的沉思总是理性的思考，这—点与众不同，就具有普遍的提高的意义。
“沉思”开头交代了他为何从拥护万润南转向徐邦泰，其中用较多的篇幅回叙了我和他曾有过一段，同窗(铁)之谊，不乏赞美之词，区区愧不敢当，但我相信他所表达的感情是真诚的，只是他不理解；我何以中途退出竞选，因而“由失望而愤慨”了。他指出王某的退选是由於民主素质缺乏，自称本人对民主的理念、民主意识等等都很陌生，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所以对民主程序的运作不习惯，尤其没有经历过像华府会议那种剑拔弩张，双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压倒对手的那种体验。我对“沉思”第一节“我选了徐邦泰”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所谈的理论可使我提高民主素质，只是拜读之下不免感到失望，这里就引一段他对“民主素质”的解释：
领袖级的民运人士，所具备的头号素质是甚么?有人说是“坚持正义”，有人说是“大公无私，为理想而献身”。其实这些都不对，这些都可以是对大独裁者的要求，而不是对民主政治家的头号要求。大凡小的独裁者，是自知自己是为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私利在搞独裁，而大的独载者都是出於“为天下黎民”，坚持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或信念，为了反对别人的错误而不能不行独裁的。
对於民主政治家来说，头号素质是“经得起反对”，不管这反对是来自敌手也好，朋友也好，出自公心也好，私见也好，是出於好意也好，恶意也好，甚至是造谣攻擎也好，是泼污水也好，统统都要经受得住，不动肝火，我觉得万润南在这一点上是合格的。
先转了—个大弯子，末落实到民主政治家身上来，而讲到民主政治家的素质，又语焉不祥，只是说要经得起各种人的各式各样的反对。照此办理，议会政治或总理衙门势必成为不断对駡，相互反对得不可开交的场所。如果说经得起反对是头号民主素质，那么：年年斗，天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类的斗争哲学就会大行其道了。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尖锐反对自己的意见，不该动肝火，这可以是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但不能包括“素质”的全体，更谈不上是“头号素质”。比如说：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甘愿做人民公仆，宽容、沟通，平等待人，善於进攻也善於妥协，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言行—致，议而决，决而行，等等，同样是政治家民主素质的要求。偏重某一项就不算是合格的政治家。
至於说“坚持正义、大公无私、为理想献身”等美德，作者把它奉赠给大独裁者（送给小独裁者都不行），杨君的反潮流精神迹近荒唐，不值一驳。往下，他给大独裁者加进三个字的限制词：“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和信念。点明大独裁者坚持正义的虚伪、口是心非，但拿它来与民主政治家的素质相提并论，更使上述的论点陷入逻辑的混乱，因大小独裁者正是民运斗士的头号敌人呀。不加以质的区别，便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了。
(二)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吗?
“沉思”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个提法是新奇的，可惜站不住。
只有怀疑一切，或对人生的价值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才叫做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不可知论，只承认主观心理活动的主观唯心论的一种 。
心理活动的怀疑人人都有，它是认识事物的原始阶段，它是探索真理和科学的先导，求知欲，好奇心、悬念等皆来源於怀疑。这些都不是怀疑主义。
公民有权怀疑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领袖，因此法律上保证公民有监督权和检察权，对他们可以当面质询，举行听证会等等，这么做是为了澄清事实、驱散疑云，增加执政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又防止了官员及领导人的腐蚀独裁。这—系列民主制度完全跟怀疑主义无关。
如果说怀疑主义是民主的哲学基础，那就把民主的价值贬低为思维的低级阶片，民主政治家可以捕风捉影、疑神疑鬼，感情用事，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诽谤对方，必然引出许多混乱和误会来。
杨君为甚么把怀疑主义提升到民主的哲学呢?这大概是先提出了民主政治家的头号要求是“经得起反对”演绎出来的，他不知怀疑可以上升到反对，也可以转化为认同和沟通，正如怀疑会引向科学发现一样。“沉思”表扬了万涧南，说他是经受得住泼污水的合格的民运领袖，杨君有所不知：泼向万润南的是甚么污水呀?恰巧是泼的“怀疑牌”的硝镪水，他的对手使用民主程序没能打倒他，便以想当然捕风捉影的“怀疑”散布谣言诋毁他，甚至怀疑他是贩毒者等等。
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的话，哪就要赞美污蔑万润南的合伙人，把拨污水、造谣中伤看作是正常现象，受害者一方不必大动肝火，理应照单全收，这才是好同志。
怀疑主义要不得，那么相对主义怎样呢?
有句现成的成语表达了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抹杀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这一点它和怀疑主义是同宗。它还片面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与绝对完全割裂，没有是非善恶，它是静观的超脱的立场，实际上不可能超脱，相对主义常常沦为伪善者辩护士。试举一个貌似超脱的相对主义的例子：
有人说：六四事件中共下毒手是不好的，但学生们逼得邓小平李鹏没有退路也只能如此。这里他把刽子手与受害者不加区别。远的不说，我们就从“沉思”中，也能找出相对主义的思想模式：他把民主政治家与大独裁者等量齐观，来比较谁更自私的标题下，小独裁者不如大独裁者，民主政治家还不如小独裁者（“自私”是作为正面的东西参加竞争的）；按照相对主义的逻辑，凡经过多数票当选的，就是合法的、民主的，那么袁世凯称帝也经过选举；大独裁者纳粹元首希特勒也是经过公民投票，也是民主了。
再如：抹煞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仅仅找到人类与机器人，有一个“人”字，便推论出机器人不会产生私心，以此证明“机器人只能做人类的奴隶，而人才有资格做自己的主人。”这种论证违反简单的常识，属於毫无意义的废话!
还有：上文讲到有些人给万润南散布谣言中伤之词，作者对泼污水者不置一词，只是赞赏万某未动肝火，沉得住气，也属典型的相对主义的超脱。你们看，连他的叙述的引文语句也是相对主义的：
“……不管这‘反对’来自敌手也好，朋友也好：出自公心也好，私见也好，是由于好意也好，恶意也好……”一连五六对相互对立的“也好”，做到了好坏不分，善恶并列，一视同仁。称得上是相对主义的杰作。引文中作者一个劲儿颂扬“反对”的必要性，但他不去区别为甚么反对，谁在反对，反对的场合和方式、反对的作用和效果，这就使作者走上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
（三）要自私，不要道德的民主素质
华府会议以后，当选的一方受到舆情的普遍指责，批评他们不外两点：㈠在选举中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现象，这种选举不能说是合法的；㈡批评徐某背信弃义，不讲道德。“沉思”用较多篇幅为之洗刷，用一套理论从超脱的角度来进行辩护。引他一段原文：
民主之所以合人性，之所以必定要胜利，是因为人们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才需要自由，从而需要民主，又因为在当代世界的条件下，人们的自私心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天地，民主和自由才从生活的奢侈转化为必需品。如果人类不自私，或者可以改造得不自私，那么我们也不必搞民主了。……我们认为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却是建立在人性自私，不可改造这一基础上的。
我们反对马列主义否定人性，摧残人性，从而连自私也一同被打倒，现在我们不仅肯定人性，也承认自私的权利，故先进国家的宪法都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权利这—条。但不能山此而推导出民主是自私的产物，因民主是社会发褽列较高阶段的晒生产物，其中虽然包含人的自私的要求，但还有群体社会集体的要求，这时只有自私主宰一切的话，就不能维持群体的运作秩序，于是，私心与公心，集体和个体的两对矛盾产生厂，萌芽状态的民主意识和制度正是协调这两对矛盾的产物。比如说民主选举，选举人倾向於自私的考虑，而候选人被选中，此人总是照顾集体利益表现为大公无私者，候选人和选举人体现了公心与私心，集体和个人的两对矛盾，你说候选人参与竞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私的需要，那就抹煞了公心和集体意识，只有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内无好人了。
除此以外，民主与专制也是一对矛盾，民主是为了制约专制政治而产生，而专制腐败的独裁者，正是私欲膨胀，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如果代表民主的一方进一步发展私心的广阔天地，如杨先生所说的“我们认为民主事业的胜利却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在以私对私的情况下，某一派即使真的胜利了，恐怕还是重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里去。这哪儿是民主派的胜利?而是民主事业的堕落变质，正是为了制止历史的恶性循环的以暴易暴，才产生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幸好杨君还说了“指出人心自私，并不是反对公谏，不许大家有公心，而是要指出公与私并不是对立的。公心是从私心发展出来的。其实，历史上先有公心，然后有私心?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指明公与私可以和平共处，确认被选人和选举人是私字当头，民主政治家和独裁者亦然。也还是相对主义的观点，眨低了民主对专制的制约作用。早期的民主主义先驱卢梭有句名言：“人的苦恼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私欲而来。”就是说人们的内心是在不断进行有良心和昧良心，公与私的斗争。
讲到民运中要不要强调道德修养，“沉思”列举了道德至上主义的三条罪状：
(一)首先它使人遇事不冷静，斗争性很强，妥协性很差，既然自己是高尚的，正确的，对方是卑鄙的，错误的，自然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妥协；(二)其次是破坏游戏规则，冲击民主程序……(三)无须证据地乱贴标签，败坏民运队伍的气氛。……
上述三大危害性客观上是存在的，罪魁祸首是不是道德至上主义呢?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道德至上主义，只有泛道德化，或是以道德治国平天下者，才可冠以道德至上主义的称号。
仔细分析上开的三条罪状，其根源恰恰是由於私心恶性发作，道德不受重视，以及大陆党文化的浸润的结果。其实，所谓道德至上主义是作者为了替徐某辩护，杜撰出来的一顶帽子，正好与上列第三条危害性如出一辙!
“沉思”中也承认“公德，积小私而成大公”。（正确的表达，应改为不断克服小私而成大公。）
但在本文第一节所引杨君的论点，他却对“大公无私，坚持正义”等道德高标准投以轻蔑的白眼。可以说，毛泽东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胡诌，因为，谁也做不到，他本人却是极暴虐，极腐化淫荡的人；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道德要求，在为公众服务或投身民主运动方面的杰出人物还是大有人在，(这是从人的一生中某个阶段或某项事业而言。)我与杨巍先生有同坐一个牢监的难友之谊，据我所知，他的两次入狱能够坚持正义，在海外多年来从事民主事业中默默奉献，不计报酬，在私心泛滥中是难能
可贵的。使我不胜惊诧和深感遗憾的是，如今他何以宣扬起道德虚无主义来了?
“沉思”两处谈到“道德的标准行有其不准确性、矛盾性，人心的动机摸不着，看不见，要胡乱‘自由心证’，把人往坏里说，实在太容易了。”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道德标准是上层建筑里的客观存在，它是随着时代变动，但又是相当稳定的；道德这个抽象名词虽然看不见，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竿秤，分辨哪是道德，哪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人往坏处说，并不那么容易，相反，如果随便把好人駡成坏人，或给好人乱扣政治帽子，公众反而看得出胡乱扣帽子的是坏人。明乎此，乃有“道德底线”、“道德法庭”等名词的产生，谁说看不见摸不着呢?
“沉思”表扬“经得起反对”的柯林顿，这里，我要举当年两次报名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杜卡基斯，（头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是1988年）他是最年轻的候选人，但他受到媒体的曝光，因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故杜卡基斯只得自动退出竞选，可见美国公众对民主政治家的道德要求是很严格的。美国人大概也沾上了道德至上主义的毛病。美国人先不问总统候选人的是非，而是关注他的私生活。
“沉思”中还谈到：“我们关心的重点不应该是当政的人有没有私心，是否由於公心，而应该问他们是否遵守制度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制度是否完善。”这个论点是对的，但是，总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道德的功能提升了人性的质量，它又是制衡私心的膨胀和越规行为的不成文法。除此而外，法律、宗教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要知道，越是自由民主高度发展的天地，越是私字当头人人朝钱看的国度里，它所制定的法律越是完备周详，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民主运作跟道德、体育竞技一样，它也有一整套的游戏规则，它是保证会议程序的公平地选贤与能，也是为了制止私心发作的营私舞弊、扰乱或操纵会场而设，我的退出竞选，并非是输不起，或者像扬君所说，王某“经不起反对”和泼污水，更不是因为竞选对手道德有亏。大动肝火则有之，那是我发觉了会场内外有营私舞弊现象，会场则有在帮的把持，公然压制反对弄虚作假的代表的发言等等(详见(兼听则明)中我的(答严家祺先生)和吴方城、齐墨、石磊等的文章)o我垂垂老矣，又被剥夺了发言权，无力阻止违章破坏游戏规则的局面，不得不在责任和谦让之间，选择了谦让，以便给选择了“责任”的精英让路，这就叫做君子有成人之美吧。如今，我们的裁判员对公然破坏游戏规则的人不置一词，反而责备老运动员经不起人家的明枪暗踢，难道这是相对主义的“超脱”吗?
胡平在“民运往何处去?”中讲到“道德”的问题，他也有同感，他说：“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各种合法但不合道义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所谓‘权利先於是非’，决不等於只问权利不问是非。像吹牛撒谎，背信弃义，显然是不合基本道义的。当然，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某些行为时，一定要谨慎，要认真弄清事实；不过目前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不再讲道义，做了错事并不反省，或者是明明做了不合道义的事，只因为与自己利益相符，不但不批评，反而要一味为之辩护。海外民运在国人心目中的道义形象确实在下降，除去共产党的诬蔑外，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责任呢?”(引自(中国之春)五月号)
1993年4月於纽约
附记：此文写成，看到五月号《争鸣》上有徐邦泰的《勇往直前，尽力为之》，他竭力掩饰华府合并会议的种种弄虚作假事实，文章一开头就引了杨巍在“合并后的沉思”中表示效忠徐邦泰的一段话，杨为徐所作的辩护，不外是逐出道德，不要良知，只需私欲，自私是合法的。徐视为护身符的东西其实帮了他的倒忙。庄子曰：“盗亦有道”，此之谓欤!
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