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洋自重”辩

——为许良英上书喝采

三月十六日，《世界论坛》刊出“应依靠人民，勿挟洋自重”一文，李先生对大陆着名学者、作家许良英，丁子霖，张抗抗，邵燕祥等七人上书“人大”、党中央，要求改善人权开放言论出版自由，王丹不约而同也公布了致两会的公开信，这是为民主改革而奋斗不辍的大智大勇之举，是六四血案以来从未有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将推动更多的志士仁人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投入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对此，李先生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正义与良知”。不过，他的文章重点是批评许良英“上书”的时间选得不当，不该选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来访前夕交这封信，他的论点有点怪，说什么不应对西方政客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应依靠人民，但不应“挟洋自重”，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客是靠不住的，而且必定会降低民主运动的威信和号召力云云。

为何挟洋自重呢?即依靠外国人势力，抬高自己或借外国人名义大造声势。它比“洋奴”的贬语稍胜一筹。不过，华人在国外，“挟洋自重”并不是坏事，凡事业有成者，哪个不是挟洋自重呢?

凡是熟悉中共领导人的阴暗心理者，他们最怕党内、军内、政府内的讯息传到海外，特别是丑闻，黑幕，以及人民苦难的申诉，他们控制言论自由的重点就是严禁中共的内幕外泄，为此还专门发了党中央指示，严禁中国人里通外国，接受海外记者或电话采访，并不得向境外投稿等等。

三月初，适逢人大、政协两会同时召开，刚巧美国克里斯多福访问北京，这是大好时机，又是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攻其弱点”。许良英、王丹等抓住这个吉日良辰，给两会公开投书，一来使官方不敢用粗暴手段封杀，二来又使中共知所顾忌，不至于镇压上书人，我们不能不钦佩他们选择时机的极妙，体现了民运“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与薪”者也。

李先生文中解释道：“挟洋自重之‘洋’，其本身并不那么重，”此言差矣，中共百般制止公民里通外国，可见“挟洋”引得中共高层神经紧张，手足无措，甚至派警察分头在著名民主斗士的家门口放哨，日夜三班制，生怕持异见人士与克里斯多福国务卿说悄悄话，十足表演了色厉内荏，吓得魂不守舍的窘态，可见挟洋自重具有多大的威力!我建议李先生不妨将题目改成“视洋如虎”，庶几近之!

李文也提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无疑是重要的。”这个说法与“勿挟洋自重”正是矛盾的，试问：所谓国际舆论，几乎全由洋人掌握，争取海外媒体传播中共作恶多端的事实，作受苦受难人民的喉舌，这正是光明正大的“挟洋自重”吧?作者至今还停留在义和团时代打倒洋鬼子的水平上，故闹出如此笑话来。

李文以一半篇幅讲到美国手中有延续最惠国待遇这张牌，给北京当局施压促其改善人权状况，他说：“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不单是北京政府和美国商人，还有港台”商界以及不少民运人士。上述这批人不妨称做“挟洋致富派”，因为他们以发财为重，而不顾人权状况的改善关系着全国人民的利益。

去年五月柯林顿总统公开昭示天下，北京当局如能做到人权方面全面而显著的改善，方能续延最惠国待遇，但中共一意孤行，今年头三个月中就干了一系列迫害民运人士的暴行，有的则捉捉放放，几进几出，显然是给上任头一年的美国总统以严峻的挑战，这时柯林顿如果手脚软下来，放弃了美国传统的人权外交的原则，向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低头，首先失信于美国选民，第二必然使中国人民大为失望，第三，就等于鼓励国际上名列前茅的反人权国家更放手地镇压本国人民，柯林顿如食言而肥，这才是李先生讥讽的“洋政客”作风哩。

不幸李先生却是站在“挟洋致富派”一边，不赞成将最惠国待遇与改善人权挂钩，岂不是讥嘲李先生自己吗?再如：李先生标榜“应依靠人民”此话永远正确，但他疏忽了一点，既然自己拥护“挟洋致富派”，他就不得不把“依靠人民”的最高原则踩在脚底下。凡此种种，足证李先生的大作不能自圆其说，陷入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中。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