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喝彩”的歧路
拜读了则鸣先生“为《挟洋致富派》喝彩一文”（以下简称“喝彩文”刊于于四月三日《世界论坛》）是批评本人的“挾洋自重辩”，从其批判的文风看来，给我连用一串大帽子，很有点盛气凌人之势，本人不得不再作些许声辩，与则鸣先生争鸣。
我那篇文章的副题：“为许良英上书事件喝彩”，指明是作文的主题，而“喝彩文”却一字不提，回避了主题的论点，而偏偏为“挾洋致富派喝彩”，两种喝彩是南辕北辙。当然，在这里谁都有喝彩的自由，喝倒彩也无妨。不过人们会辨别究竟为啥要喝彩，这里引一段“喝彩文”的原话：
“这些所谓的挟洋自重派，正是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改造中国的经济基础，他们的努力在为中国社会进步扩展空间，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开辟道路，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他们将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之一。”
则鸣先生只是被市场经济活跃的表面现象蒙蔽，他不知道仅仅追逐发财，而仍守着党天下的暴君体制，根本谈不上“社会进步的扩展空间”和“民主发展的广阔道路。”在中共的词典里，民主，人权，社会进步之类都是禁区。谁要争取人权，民主，重者判刑，轻则劳动教养或监管居住，尤以美国正副国务卿先后访问北京，中共专政机器如临大敌般紧张和手忙脚乱，它干出了一系列的侵犯人权的恶作剧，实际上把偌大中国变成一个放大了的牢狱，凡有良知的人都感到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冤狱遍地，无处不是险地，用毛泽东的诗来形容，即“撒向人间都是怨”也。
大陆民运斗士在重重高压下，怀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不畏特务警察的威胁和逮捕，不仅斗胆向外国记者和美国国务卿口吐真言，并向“人大”和中共中央慷慨陈词，他们这种为民请命，冒死直谏的精神是提升民主的先知先觉。从我发表“挾洋自重辩”，不旋踵又有鲍戈、杨週等五十四人联名上书十九条救国救民的政纲，反映了中国人民最紧迫的呼声和要求，这一和平、理性的民主诉求之浪潮，方兴未艾，这里倒用得着“喝彩文”中的两句话：“为中国社会进步扩展空间，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开辟道路。”可惜则鸣先生的“喝彩”没找准地方。
在则鸣先生的笔下，他所赞美的“挾洋致富派”都是些超凡入圣的政治家，所谓挾洋致富派，大概泛指外商向大陆投资的富豪，他们积极投入大陆的拜金潮，对推动姓资的经济发展是有功的。我曾接触过港台在大陆投资的几位工商界人士，他们的共同经历可概括为：首先要学会非商业性的花大钱给上下级官员买通关节，舍得讲排场，送礼品，走后门，找靠山，大陆已到了贿赂公行，无官不贪的地步。另一种风险是衙门林立，重床叠架，有一个庙就得烧香叩头，一方有一方的土地，摊派，罚款，敲榨勒索无日无之，简直应接不暇，警、税、工商诸局的官吏往往把港台投资视若猪仔，肉头，稍有侍候不到家之处，即申斥变脸，刁难，甚至扣上违法帽子，没收钱财，封煞账册，直至关禁闭等等，仅据1993年公布的材料，台商在牢监里过年的就有57人。(不排除有若干人是违法经营者)死于非命者17人。本人上一篇文章里首创“挾洋致富派”的新名词，带有贬意，其实他们是专制腐败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还是值得同情的。
这里介绍一位在大陆发迹的港商取得成功的秘辛，他说：在大陆办成一件事，须借攻关小姐之名，去攻破高官的一层层防线，一是投其所好，不过送礼物钱财要做到不露痕迹，比如在牌桌上有意输给他，如代付陪夜女郎费用，则无往而不利；二是巴结他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摸熟长官的嗜好和性格，借重他们去攻关；三是学会一些中国特色的官场语言，以亲共的姿态阿谀逢迎，如称赞邓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太好啦等等。总之多说恭维话，少说揭短不给面子的话。
“喝彩文”还有这么一句：“挾洋致富派使得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获取了从来不曾受过的实际利益。”这句喝彩声离实际太远，实际情况是：暴发户只能是太子党，公主驸马，和中上层党官们，偶然有平民窜升的暴发户，但为数甚少。如照“喝彩文”的吹捧，中国岂不成了大同世界的人间乐园了?
现在不妨请《世界日报》主笔来作个判断：三月十九日《世界日报》的社论，题为：“不可假借民族主义为中共的专政辩护”，其中有两节也是批评李仲的“应该依靠人民、勿挾洋自重”一文，“……然而也有少数人针对许良英等七君子上书江泽民的批评，指出争民主、争人权为中国人的事，应该依靠人民，切勿挟洋自重，这些相反的见解，似都基于‘血浓于水’的立场，自觉或不自觉的认为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凡中共与外国有争议，对的一方应是中共。惟讨论一经情绪化了，便容易忽略构成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大陆人民要求尊重人权是否为非分之想，中共的‘干涉内政’的指控是否站得住?……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当然应该是中国人的事，但‘应立足国内，依靠人民’的见解却难以自圆其说。海外民运人士是人民，韩东方想立足于国内，他能得其门而入吗?魏京生、王丹等在国内立足的人是人民(近讯：魏又被北京当局幽禁起来，公开宣布监管三年)，狱中数以千计政治犯也是人民，他们在国内能有说话和活动的自由吗?不要求中共尊重人权，徒然笼统又空洞地提出‘依靠人民’去争取人权，颇有点象对饥民说‘何不食肉糜’一样的滑稽荒唐!”（若望按：狱中政治犯的数字，据北京司法部公布是3600人)
我做了文抄公，实因上述引文讲得太透彻，很精彩，抓住了“少数人”为中共的专政喝彩的灵魂深处，可谓一针见血。
无巧不成书，在发表“喝彩文”的同一版上，还刊有张伟国的“怎可一面关押记者，一面掩耳盗铃大谈改革开放?”的文章，从那标题来看，他所批判的同样是中共专制的另一个侧面的无恶不作，请李仲，则鸣诸先生找来一读，对揭去蒙住眼睛的爱国主义遮羞布或许管用。
王某的原文是给“挾洋自重”定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属贬意的叫洋奴，依靠外国人势力抬高自己或大造声势则是第二个层次，华人在国外，挟洋自重并不是坏事，这就把这句成语升格为褒扬了。接着乃有“凡事业有成者，哪个不是挟洋自重呢”？如此铨释虽然并不完善，但则鸣君并未看懂王某的三个层次的区分，一口咬定王某是鄙视挟洋致富派的。接着又上纲到“这番话真是荒谬之极，轻则可以说王先生对华人在美奋斗史的极端无知，重则可以认为王某是在对所有奋斗有成的华人进行无耻的诋毁。”王某被吓出一身冷汗来了。而则鸣君怒犹未息，还一路骂下去道：“又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往别人身上泼污水呢？”最后扣上“小人”和“铁杆反共战士”两顶帽子收场，似曾相识，仿佛又闻到十年文革中大批判的致人于死地的火药味了(如“咄咄怪事”啦“无限上纲”啦，“泼污水”，“铁杆保皇”等语词都是六十年代流行的语汇)足证积习难改哪!泼污水骂人者，恰好污水兜头泼在自己头上，我真不愿看到亲爱的同胞到美国来当众出洋相！(按：“出洋相”系上海话，是挟洋自重的反义词，可解释为挟洋而出丑之谓也。)
至于“喝彩文”赠王某“铁杆反共战士”的外号，本人当仁不让，面无愧色。我把这个看作是对我旗帜鲜明反对中共暴政的一种肯定。不过则鸣先生冒用王某的话，原文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中共的铁杆近卫军战士，永远捍卫我党的革命路线便是我的光荣使命，如今流亡国外，他又俨然一副铁杆反共战士的姿态，大有脱胎换骨，后来居上的架式。”我要更正的：作者介绍我曾是《人民日报》总编，作者是把王若水和王若望混为一谈，本人从未在人民日报做过事，更谈不上当过总编。此外，王某并没自封“铁杆近卫军战士，”此话是胡耀邦生前为我辩护时说的“王若望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并发表在内部刊物“宣传通讯”上，邓小平对我不满，迁怒于胡耀邦，乃赐我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祖师爷”的帽子，于是声名远扬。我不否认前半生为中共效劳是极忠诚的，胡的赞语是给我迷信领袖的前半生所作的鉴定。而邓小平所赠的帽子是对我的觉醒和脱胎换骨表现了憎恶；我反共的开始，不如则鸣先生所说王某从流亡海外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两次开除党籍，两次戴反革命帽子(其中一顶是“右派分子”)，两次坐牢，妻子囚受株连迫害致死。我从几十年的九死一生中活过来了，才认识到我为之奋斗的党原来是丑恶残忍、掠夺人民、荼毒生灵的党，我愿以天假之年反对和揭示这个喜欢吹牛讲假话的多行不义的统治以赎前衍。则鸣先生看不惯王某的这种转变，并不纳罕，邓小平宣布开除我党籍时就骂王某反党反社会主义猖狂得很(见于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三卷194页)则鸣君既然与邓大人一鼻孔出气，夫复何言?
他在“喝彩文”中说：“希望王先生不要将旧日的学问抛弃得如此彻底，还是搞点‘扬弃’为好”。则鸣先生对我的忠告，如在三十年前我会把他引为同志的，时至今日他还说出这样的话，我只能敬谢不敏了。所谓“旧日的学问”，我不是学者，我的学问多半是党文化的流毒，是不是警告我不要忘本呢?我老来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毒害，抛弃得越彻底越好。因而我怀疑他的忠告原来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否则不会对王某的倒戈如此反感，如此咬牙切齿，污水四溅了。
1994年4月8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