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王若望

刘宾雁

王若望先生长我七岁，加入共产党早我七年。我们一个生在江南，一个生在塞北，若不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强大浪潮把我们一先一后推到了追求同一个理想的队伍里面来，我俩本来互不相关。但是真正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还是共同的命运；是1957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使我们成了我们祖国大悲剧里面的小小脚色。又要感谢二十二年后中国命运的又一次转变，使我们两人能够在劫后余生中又一次被历史的浪潮推到风口浪尖上来，于是这两颗水珠才终于拥抱在一起。

我比若望幸运得多。但是正由于此，若望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中国人生存能力之强，并不仅仅是善于忍饥耐寒、抗旱抗涝，在非人的条件下也能苟延残喘。他雄辩地、以凯旋的方式证明了生存的意义并不是“活着”而已。从四十年代延安抢救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何止万千，但像若望这样没有被吓倒，反而咬住极左势力不放，直至1957年横遭厄运，家破人亡，仍然矢志不改者就不多了。既坐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的牢，都没有挫伤他反对两党反动派的决心，出来就接着干，还干得更加红火了。从1957到1979，被剥夺二十二年生命的中国人不下百万，但有几个人像若望，在生命的最后一个二十二年里把自己提升到绝顶地辉煌呢？

在他一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若望都可以作出别样的抉择。每一次，他都可以改变一下航线；而只要更改一次，他现下就会是在北京或上海的别墅里养尊处优的“革命老干部”了。就拿右派来说，有多少人在1979年“改正”的同时就真正改正了1957年的自己，踩着红地毯上升，饱享荣华富贵呢？在上海滩的文人圈子里，若望也不吃香。他1986年时的住房，比资历低他二十年的作家还不如。他一从上海作协副主席离职，家里的电话就被拆掉了。出门不再提供车子。我就见他打着把伞雨天里徒步走在上海街头，去参加青年人的聚会。不过这倒成全了若望，使他本来就平民化的生活方式更纯粹了。在上海作家中，他是社会底层人民最易接近的人。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离我们远行的若望的背影了。我们了解他吗？积存在、活跃在他内心世界里的是什么？我相信，那里日积月累下来的中国人的苦难史，一定比谁都多；它们和博大的爱融汇在一起。若望又有一颗永不被坎坷命运磨损的童心。那里面有不少浪漫主义。他的幽默感，曾给他以力量蔑视磨难，笑傲权威。八十年代中期，他又一次不能发表作品了，他就给《新民晚报》写如何制作西红柿酱之类的小块文章，那就是很有趣的信号，读者和宣传部会各有不同的领会。他曾对我说，他要办一个讽刺、幽默刊物，取名《快哉》。可惜这个共产党和别家不同，不但不许人哭，也怕人笑，因而我们就注定失去欣赏若望这

方面天赋的机会了。

若望走了。对于自己的一生，他可以问心无愧。这是他享有的唯一特权，而拥有这种特权的人在中国知识界是不多的。面对若望的亡灵，我感到愧疚。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们本来可以有更多往来。但是我们却疏远了。这使我失去了向他学习的机会。观点上的差异，不应该妨碍我们的友谊。

若望，你慢慢走。你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在欢庆胜利的宴席上，将会有无数杯美酒送到你面前，我们和你共饮，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