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硬骨头文人王若望客死他乡的感想

中川 阳 (日本)  汉译:康尼

 

中国作家,民主运动活动家王若望先生去年底客死在他乡纽约。他其实是死于共产党的迫害、在异国生活和精神的压力、对故乡的思念和恶劣的经济条件。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他的死甚至令美国人惋惜。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继续发展,但在蓬勃的经济发展同时,对政治异议份子的压迫却仍在继续。我深感中国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路途尚十分遥远。日本人是否可以一如既往地对这类事情毫不关心?对读者来说我可能提出了一个突兀的话题,由于一种压抑不住写的冲动,虽然手中资料不足,但还是提笔做了此文。

 

直言批评共产党的硬骨头

 

由于很多读者对王若望不太熟悉,所以在这里转引(日本)共同社对王若望去世的报道作为对他的简介﹕

王若望在美东时间12月19日因肺癌病逝于纽约的医院。83岁。他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共青团,随后被捕。后因国共合作开始而得到释放。然后他即奔赴共产党根据地延安。建国后任职于上海总工会。1955年任《上海文学》副主编。57年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因批评毛泽东而被捕入狱四年。1979年恢复党籍,后在《上海文学》工作。1987年因批评邓小平,要求民主化再次被开除党籍。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因要求民主再次被捕。1990年获释,1992年赴美。在美期间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95年担任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主席”。作品有《无罪的女囚》,《谈毛泽东》,《王若望自传》等。

出生于1918年的王若望,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三年。少年时代即因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而被投入监狱,后来充满希望地投奔了共产党,是一个既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参加了国共内战的老革命家。但是,他虽然身在党内,却对党的政策有怀疑,所以以文为生,抨击共产党的党专制。他的支柱是民主和自由,强调专制政权的反民主和其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干预;并仗义执言自己的认识。被称为上海的“敢于讲真话的勇敢斗士”。

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敢于直言,为人亲切。有着和腐败的中共官员正相对立的“两袖清风,生活朴素”的好评。他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尖刻地抨击共产党。他在天安门事件前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被当局定为他的最后罪状,为此他遭到处罚。我手头正好有王若望这封亲笔信的影印件,他在信中表示﹕“我仍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冒死提出意见”,他说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缺少对错误的认识,和对自我的批评。这封信揭开了上海民众抗议政府的序幕。虽然今天看来这不是一封什么了不起的信,但是,从有那么多学生、市民参加的天安门运动都被镇压的结果来看,当年能写出这封信应是有相当觉悟的。

 

在贫困中坚持参与民主运动

 

天安门运动后,由于这封信以及参与民运,王若望又度过了14个月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他不仅没有颓废,反而精神更旺;以新的姿态对共产党的腐败和官僚制度进行口诛笔伐。结果在1992年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美。很多人担心他年龄太大,语言不通,但是对自由的向往促使他精神抖擞地飞向美国。

抵达美国后,他选择住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纽约。这个多年追求体制改革的老人,对于年轻的活动家们来说当然是前辈;同时,这个不要共产党的人也被认为是反专制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在美国的中国民运活动却并不团结,他们中有各种团体,主张也不尽相同,另外还有资源、资金分配等诸多问题。王若望也被卷入这些争执的漩涡,筋疲力尽,最后只有一个“中国民主党主席”的名誉地位。

最早的时候,他还有演讲和稿费等收入,但后期民运低潮的时候,他连固定的收入和医疗保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曾是工程师和作家的妻子只好去帮别人做管家维持生计。恰好在一年前,我为了确认一件事给王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我记得你,你好吗?”他用往日那种精神的口气说。“共产党尽宣传假话。”他还是保持着对共产党的尖刻。

赴美以来,王若望一次都没有做过身体检查。去年12月13日,在妻子的劝说下去医院做了检查,却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马上住进了医院。从“马上叫亲人来”的过程中,他已经察觉了自己的病情。他妻子马上和他在上海的孩子们联系,但由于手续不全,孩子们没有得到签证。但他固执的夫人直接联络美国国务院,后经美国驻北京大使和驻上海领事联络,终于使孩子们得到了签证,但两个孩子抵达美国的时候,王若望已经神智不清了。据说他是在无法言语中,握着孩子的手咽气的。

 

不为归国而迁就共产党

 

即使是硬骨头的人,经过了10年异国他乡的生活,也多少会有些软弱的地方吧。据说他在最后的时刻,除了关心民主运动之外,还惦念在上海的孩子,想见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中间人传话说,“江泽民允许他有条件地回国。”一个条件是回国后不和政治敏感人物接触,另一个条件是不再写批判共产党的文章。如果接受这两个条件,就允许他回上海治疗。

听到这个条件,王若望选择了宁肯客死他乡,也不放弃自由和尊严。作为在美国的反共中心人物之一的王若望的选择,也对其它反共人士起到了影响作用。有关人士表示,“有的异议人士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中国政府修正他们不允许海外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但是多数人坚持必须是无条件回国。”另外,王若望夫妇的护照都是1997年到期,他们曾去中国驻美领馆延期,但遭拒绝。现在允许有条件地回国,或许有什么意图。但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王若望直到最后都坚持了硬骨头精神。

 

给中国贫困地区捐款

 

对王若望的去世,中国政府封锁了信息,中国国内没有报道,但是消息通过电脑网络在世界各地传开。许多人致函表示对中共这种至死都不允许他回国的做法表示愤怒。在这些信函中,有一封介绍了王若望夫妻通过美国慈善机构给中国贫困地区的图书馆建设捐了1000美元的故事。于是,这个苛刻自己却仍惦念祖国的慈善事业的王若望,作为真正的“爱国者”,其声望随之他的去世而更高。

 

隆重的悼念仪式,连“特务”也被吸引来了

 

王若望的追悼会12月29日在纽约的一间殡仪馆举行。他是自89民运以来,受到共产党迫害而客死他乡的第一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所以,同样遭遇的在美国的中国人以及美国学者,约500人去跟他最后告别。

追悼会由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和王若望同时被开除党籍的作家刘宾雁主持,被称为“中国的萨哈洛夫”的物理学家方励之致悼词。方励之在悼词中引用中国古典“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来称赞王若望的人格。他说,王若望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八个“新”字给后代﹕“以新时代、新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的精神推动世界前进。”

据说,在参加追悼会的人中,有人拿着袖珍照相机拍照,被认为是特务,引起了一场风波。在纽约开追悼会的同时,上海和西安的民运人士也举行了王若望追思会,但随后他们就被当局逮捕。

 

另外一位王先生之死

 

就在我查阅王若望的资料时,从报纸上读到哲学家、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去世的消息。他死于波士顿,终年75岁。我没有见过若水先生,只是根据手头的资料写几句。王若水先生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内精英。他曾主管报社理论部,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影响的人物。他尤其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和“人道主义”有研究,并因此遭到党内保守派批判,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遭撤职。他在1989年也参加了《人民日报》的抗议队伍,继续主张民主、自由,并警告说,“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党内的腐败”。

他并不参与一般的活动,曾在哈佛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瑞典的大学做客座教授等。这次是为陪在美国做研究的妻子,去年夏天从北京赴美的。

 

掀起回国运动高潮

 

这两位王先生的命运有所不同。在王若望去世之际,遭共产党迫害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对期待回国掀起高潮,虽然在这之前呼声很低,在王若望追悼会之际,发表了一封“致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公开信”,要求允许70岁以上的老人无条件回国。

俄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在美国流亡了20年之后于1994年5月回国,这成为一个佳话。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王若望跟索尔仁尼琴是同年出生。两人同是社会主义的牺牲品,但明显地,中国的民主进程是迟缓的。他们的回国是否可行,取决于中国体制改革程度。日本不应该除了经济以外的事情一律不关心。

关于王若望去世的报道,我是在12月22日通过介绍我和王先生认识的朋友那里得知的。那天我刚参加了一个向前辈记者告别的追思会回到家,刚脱下黑装,所以这条消息更使我震惊。

我镇静一下,考虑了一下纽约的时差,就给在纽约的王夫人挂了电话表示慰问。听到平时快乐的夫人的哭泣,我立刻产生了一种作为记者一定要写点什么的强烈欲望。我深感,在中国这热闹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认清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是绝对不行的。

【原载日文杂志《Top Journal》2002年3月号,作者中川 阳为日本记者。--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