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埋藏的怀念--记我们与若望先生的一段交往
丁子霖 蒋培坤
王若望先生离开我们快半年了。自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今，我们一直想说点什么，但几次拿起笔来又放下了。人已离去，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记得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与羊子通过一个电话，但我们除了“抱头”痛哭，也是什么都没有说。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甚至这样想：有一些曾经在自己经历中留下深深烙印的人和事，还是让它深深地埋在心里的好，一旦触动了它，反而会失却其原质与本真。
然而，人又毕竟是有情感的物，心里的郁积总需有个化解。于是，我们终于又拿起了这支沉重的笔。
眼下正值春雨绵绵的清明时节，当地的人们都在忙碌着为已逝的亲人扫墓、祭奠。先生祖籍江苏武进(即今常州市)，又曾长期定居于上海，可祘得是我们的同乡人。在先生生前，我们曾多次相约，待到将来他们能回国的那天，我们一定请他们来乡下的“连园”相聚，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每想起这一节，不免令人黯然神伤。那么，就让我们按苏南的传统习俗，在他的这块生身之地，为他点上一支蜡烛，洒上一杯浊酒吧！但愿他漂泊异乡的魂魄早日回归到朝朝暮暮思念中的故乡，也希望我们的这篇文字能让先生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的慰藉。
我们与若望先生从相识、相知，到最后告别，不过短短八年时间，而且，由于人为的隔绝，彼此始终未能见上一面。然而，在这八年时间里，我们却从未中断过联系。
这中间有一件事我们至今未敢忘怀，而且每当想起，就如同发生在昨天那样。
那是在九五年的十月初，我们刚从无锡市郊的秘密关押地回到乡下自己的住所。朋友们知道我们被释放了，纷纷给我们来信、来电，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抚慰。而在众多信件中，我们意外地发现有一封是早已寄到的，而且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但是，在这封信里，除了装有一张面额为二百美元的托收支票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支票上的附言也很简略，只写了“中秋小助”四个字。寄给我们这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王若望和羊子。从发信日期看，他们是想让我们在中秋节前收到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年的中秋，我们却是在无锡西郊的一座“白公馆”(秘密关押地)里渡过的。显然，先生夫妇没有料到我们一关就被关了四十三天，他们一定以为到不了中秋就会放我们出来的。可以想象，当他们知道事情并非如他们所料的时候，会是多么的懊丧。
这之后，我们又收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一个个里面装有丹参片的包裹，从附言上知道，那也是先生夫妇托朋友寄给我们的，想必是他们从媒体得知我(丁)在关押期间多次突发心绞痛，身体极度虚弱，是要我用来治病、调养的。
人们常常把真诚的友情视为同类之间最难以得到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难得，大概是因为它只能出于人性之本然的缘故吧！而我们，却确确实实从先生和羊子那里得到了！
然而，若望先生的逝世，最令我们难以释怀的，则是他们夫妇这么多年来始终未曾间断过给予我们这个受难群体的关爱与帮助，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一直忍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上的窘迫与艰辛。我们常常想，如果换了别人，这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更不用说年复一年地这样坚持下去了。
我们注意到先生去世不久，有人披露过一件多年来从来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是他和夫人羊子将得来不易的微薄收入，捐助国内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两次加起来竟有一千美元之多。当我们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那份意外、那份惊讶，也许别人是难以想见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仅仅为了帮助我们国内难属，就已付出得太多太多，怎么还能同时去承担别的方面的捐助呢？要是我们早知道此事，说什么也会断然拒绝他们的。但现在先生已经离去。一切都已晚了，我们所能留下的，只是那一段令我们心碎的回忆了。
先生生前和羊子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是他们的个人捐助，他们同时还承担着在海外募集和转达“六四”人道捐款的繁重事务。
众所周知，在海外要募集到一笔捐款，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要一遍一遍耐心地向捐款人说明国内难属群体所经受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而且往往还要自己率先“带头”捐助。而要把辛辛苦苦募集来的捐款安全地转到我们手里，又得经历许多曲折和艰难，有时甚至要反复多次才能把事情办妥。
为了向捐款人有个负责的交代，每当我们把捐款分转完毕后，他们还得帮我们把受难属的个人收据一份一份交到捐款人的手里，而这同样是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是，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始终是那样的任劳任怨、一丝不苟。
在哀悼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我不由得翻出一份份凝结着先生心血的捐款清单，清单上列出的名字我们多数不认识，但几乎每一份都有“王若望”或“羊子”的名字，而且数额几乎都是“二百”，仅仅九八年以来，属于他们所捐的就有一千四百美元之多。我翻着翻着，就再也不忍心翻下去了。我觉得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个枯燥的数目字，而是先生一点一滴消耗着的生命。
先生的生命终结了，而他积存在我手里的捐款我却还没有来得及帮他分转完毕。我们几次想把这笔捐款退回给羊子，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留下了。在先生生前，我们就曾多次向他作出过“下不为例”的要求，然而每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先生去世了，我们又怎能违逆他的遗愿呢！于是，我们把这笔整整六百美元的余款分别转送给了三家遗孤。我们向他们讲明了这笔捐款的来历，要他们永远记住有一位叫“王若望”的老爷爷，曾经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所给予他们的帮助。
想到这些事情，我们心里就感到难受，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总不免回想起一件令人心酸的往事。
那是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从周围的朋友那里无意间听到过一个来自官方的流言，说是王若望在海外穷困潦倒，靠妻子帮人看小孩为生。我们的朋友并不认识王若望，但他证实，这话是一位中共官员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的，而且这位官员还曾就此发了一番感慨，说是有些人跑到海外去，结果又得到了什么呢！象王若望这样的人，在国内的地位原来是很高的，现在却沦落到这般地步……。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当局的恶意中伤，也就没有当一回事，但后来我们从羊子那里知道此事并非谣传。羊子坦然地告诉我们，她确实是在打工，而且是打两份工。对这件事，当时我们很难接受。我们觉得，在海外靠打工为生，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而且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怎么也不情愿看到这样的事竟会落到他们身上，毕竟岁数大了，而且是一位女性，要以此来负担一位比她岁数大得多的老人，这不是太不公平、也太残酷了吗？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当局散布的谣言，也不愿承认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人世间的这种冷酷，也许，所谓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包含在这种冷酷之中吧！
诚然，在现今的中国，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的古训早已无人理会了，但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因为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为人准则，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不为贫困所累，不为贫困所移，不放弃、不自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吗？当然，我们无权要求人们为了某种理想、信念而放弃一切世俗的追求和享受，更不能奢望每一个人都成为超凡脱俗的贤人圣哲，但是，假如我们如若望先生那样，必须在尊严和屈辱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难道能为了一已之享受和满足而去选择屈辱吗？
若望先生一生坎坷，历经摧折，但他无论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还是对于别人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常人的心态。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别人的同情与关爱才能如此的毫无保留，如此的纯粹和真诚。据我们所知，他以前并不认识魏京生，但自魏第二次被判重刑入狱后，却对魏在狱中的境遇十分关切，他知道我们与魏的弟弟有来往，因此几乎每次通话，他都要详细询问，连一些细节都不放过。在海外，他利用每一个机会积极参与对魏的营救，并且完全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然而，想不到在魏重获自由赴美后的欢迎场合，王老先生竟然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很为他不平、难过，但他却从未有过任何不满和抱怨。现在想起来，我们心里还很不好受，因为这对于一位老人，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
令我们感到稍稍宽慰的是，在老人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有那么多民运朋友围拢在他的病榻旁，而且，我们从电波中听到了老人用他特有的高亢、洪亮的语调，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要大家“捐弃前嫌”的临别赠言。这个场面令我们终生难忘。老人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而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铭记先生的那种宽容与豁达。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