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先生,你安息吧

陈家骅

 

   

在加州时,我发表过“和王若望相值”及“王若望其人”二文,今天竟来写悼唁他的文章,意料所不及。

   

王先生个子不高,身体扎实,以我的瘦弱无力,无法和他相比。当听到噩耗,一时回不过神,自然回想到他是“老枪”,老是以左手捏烟、右手执笔写作的情景,就不以为怪。坚强无匹的王先生,给可恶的烟雾吞噬了,他患的是肺癌。

   

认识王先生五十年。一九五一年我在上海的一个文艺月刊工作。一天,副主编唐韬转来一篇小说,那是王若望写的三万来字的《抢救棉田》。很快看完了,不由拍案叫绝,嘻笑不迭。忍不住向唐韬先生表示了我的读后感想:风趣极了,触及了农村的现实,是篇极为难得的佳作。这是我依据作者以南腔北调、嘻笑怒骂皆入文章,别开生面的手法,所作出的评价。

   

此时此际,我还不晓王若望是何方神圣。小说一发表,好评如潮涌来。有关王若望历史和现实的动态,一一飞入我的耳鼓,包括他是延安来的“年轻老干部”,聪明过人,做报告(即演说)是第一流的,是做宣传工作的天才。我想,怪不得他的小说语言丰富,情节出神入化。对他,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巧得无可再巧,仿佛有人在安排似的,当我转入另一家新创办的文艺杂志时,恰恰王若望也调来编辑部任副主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从此朝夕相处。他的口才、文采和对人的厚道,越益使我五体投地。他演说不作提纲,写作不顾时间和环境,可说倚马可待。王若望的名字满天飞了,圈子里也一片叫好和看好之声。

比较相熟后的某一天,当着几个人的面,王若望说:“你是我的介绍人”。我吓了一跳,一时大窘。什么“介绍人”?空穴来风。什么意思?听错了吗?抑是张冠李戴,他弄错人了?他知道语言突兀,让我摸不着头脑,引起惊愕。他解释说,“不发表《乡下未婚夫》(即《抢救棉田》),上头未必找到我,我想进编辑部,还没门呢”!我恍然大悟。我讪讪地:“和我毫无关系。或许唐先生推荐你了”。

   

才三十出头,王若望已称誉文坛,可说是天之骄子。正当功成名就,少年得意之际,又锦上添花:五三年的秋天,他做了刊物主编巴金为团长出使“赴朝鲜慰问团”的副团长。回来后,王若望又马不停蹄地代表慰问团做报告,写文章,再次轰动了上海滩。如雨后春笋,声望又提高了。年轻有为的王若望成了上海滩的著名人物。我们暗暗为他欣喜。可是有些事是无法预料的。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他竟给红眼病者揪住了辫子(指王在报告中讲到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武器不如人家的实际)。当时大家吃惊之余,觉得这只是个别尝不到葡萄者的嫉妒心理作怪,醋酸发作的小题大作!谁不知武器不如人家的实际?战地的种种故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王若望的语言才能,产生了轰动效应。王若望依然金光闪烁,精华四溢,名扬上海滩,人人崇拜他。王先生积极如故,头上没长出棱角,亲切近人,朴素可敬,连小汽车都不坐,挤公车,骑自行车而已,和我们下属一般无异。

   

不二年,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进行整风,要大家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改进工作。王若望从小参加中共,坐过国民党的牢,对上级的号召,自然身体力行。他积极地口、笔并用,指出了一些错误、缺点,为当局改进工作,助一臂之力。不想有人正在暗处观察动静,玩弄“枪打出头鸟”的把戏。这有人上钩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红眼睛流又乘机兴风作浪。王若望和许多人一样被做了活靶,于是新帐旧帐一起算,泰山向王若望头上压来。

昨日,王若望还是赤胆忠心的才子新秀;今天,被歪曲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牛鬼。他出众出色的报告和文章,被统统归结为大毒草。不久前,红遍上海滩,为上海人民赏识的王若望,一夜之间消失了,无人知道他在挨批挨斗。王若望倒在一些人可恶的唾液里。从此,再也无法读到和听到脍炙人口的佳作和演讲,它们随着王先生的消失而消失了。以后的二十年中,王若望先生在牢狱、劳动及不合理的对待中挣扎着,这也就是促使他从盲目、朦胧,而清楚、清醒的过程。经过八十年代的又一次牢狱之灾,他更由失望而绝望,直到和中共决裂,走向反抗的洪流。想到王若望先生,我实在气伤心了。不明究竟的人,以为王若望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哪会想到仅仅是红眼病患者在作祟。有人说,右派只是打碎了一个玻璃杯,而赔偿了一条大黄牛。很显然,王若望他恐怕连玻璃杯也没有打碎!

在单位的批斗会上,给王若望戴上右字号铁冠的次日,即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七日,我也被单位送到农场开荒、种地劳动改造去了。二十几年后,四人帮被囚,拨乱反正,我才回到上海,才知道王若望先生的痛苦经历。我只有唏嘘。在处理我的平反纠错时,处理者老杨给弄糊涂了。他直率地坦白相告:“查来查去查不到你的案子,你没有案子,你为什么会被送农场了?谁送你去的?你没有事。”

八十年代再次把王若望投入牢狱之际,尽管上面一再指示,要严厉批判他,但是,小组会上,恰恰在大谈山海经,无人去批判王若望。这无异对王先生作了一个正确和公正的鉴定。公道自在人心。

   

在上海时,和王若望先生有多次接触。一次,他告诉我,准备写作自传。我很喜悦,立时劝他:“快快丢下一些杂务,写作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些工作大家都可以做,只要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而他的生花妙笔,是无人也无法可替代的。我想,以王先生的脾性,可能早已在默默耕耘了。如果这样,已经给社会大众做出不少贡献的王先生,无疑又增添了一大贡献。

   

王先生在崎岖坎坷中挣扎奋斗了一生,是极为可贵光荣的一生。王先生,你辛苦了,你应该安息了。

 

【原载《纽约周报》200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