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
--悼念我的先师与好友王若望先生
唐柏桥
去年12月19日晚,中国当代自由化的老祖宗、我的先师与好友王若望先生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常去他的病房探望。望着他那张始终充满虔诚与爱的脸，我当时决定一定要为他做三件事：安排朋友全天侯陪伴他，让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不感到孤单；为他举行一场隆重而别具意义的追悼会，让他有尊严地离去；写篇纪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弘扬他的精神与风骨。如今他老人家已离我们而去半年，而我也基本上如愿以偿完成了前面两个心愿，悲痛之余略感欣慰。但是，半年来，我无数次准备给王老写悼文，却无从下笔。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些什么为好。这不是因为王老的一生不够丰富------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故事；而是他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因此我先是有负王老的夫人羊子的厚意，没能在《探索》最后一期出版前完稿；后是失信于我十分尊敬的朋友、王老生前知交郑义先生，没有及时将悼文交到他的手中，可能延误了王老悼念文集的出版。不过，我宁愿被他们所不谅解，也不愿仅仅为应付自己和他人而草写一篇纪念我心中最崇敬的人的文章。经过整整半年的苦苦思索，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要写的主题，那就是四个字“大写的人”。
结识王老
首次听闻王老的大名，是在八五年下半年。当时他因去参加一个会议而被媒体报道。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报道非常大胆，除了报道他参加的活动及他发表的演讲外，还发表了评论。大意是赞叹王老的敢言，同时对政府箝制他的言论表示了不满。那时我刚上大学，对于这类报道充满了好奇心。于是我专门跑去学校图书馆找有关王老事迹的报道及王老本人写过的文章。结果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原来早在七十年代末王老就开始发表批评时政的文章。我较有印象的是王老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题为“论文艺的无为而治”的文章，文章对政府过多地干预文化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它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政府对人民的管制并不总是正确的。这篇文章对我的震撼可与八八年我从朋友处弄到的一本方励之先生在香港出版的《民主科学及现代化》（书名记得不一定准确）一书对我的冲击相提并论。这两位八十年代青年学子的启蒙导师引领我走上了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不归路。
八九年我参与了震惊中外的民主运动。期间我印制了我最景仰的这两位导师的文章给其它同学，如原湖南大学学生领袖、现在英国的税力诸人一起分享。“六四”屠杀后，我同其它许多学生活跃分子一样，遭到监禁与判刑。在监狱里，我几乎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任何事。出狱后，我在一次与朋友的交谈中才偶尔得知，原来王老、于浩成、李洪林等一大批年长知识分子都遭到了监禁。这使我大为震惊。我万万没料到，中共居然残忍到将年逾古稀的老人们都关押起来，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与王老的第一次见面说来也巧，是我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众多八九民运湖南战友重聚的那一天。大约是在九二年底，我专程从美国赶去英国看望我的五位刚从湖南逃亡出来的战友。我们听说王老到了英国，因此决定集体前往拜会，以表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深敬意。于是我们一行连同专程从法国赶来聚首的刘卫、封从德等人一同前往王老住处与王老见面。我与王老都是九二年抵达美国纽约，我在六月份，他在八月份。但我们之间却在英国首次见面，而且在场还有我的许多亲密战友。每当我回想起这件往事，我都会感到些许宽慰。我相信王老那一天一定非常高兴突然有那么多生气勃勃的“民主火种”去向他致意。从此以后，我与王老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深切交往。他的每一个故事都铭刻在我内心深处。我自认为我是少数真正理解他并处处以他为榜样的人之一。
好友加战友
由于我与王老之间的交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们之间过往甚密，因此要想将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感人故事一一介绍是不可能的。我只想挑其中的几件事来向大家介绍我所认识的王老。
王老在美国是流亡异议人士中最年长者（后来我才得知原《新观察》主编戈阳老师比王老还大一岁。）九八年二月王老八十大寿时，我在他生前的知友、原《深圳青年报》付主编曹长青先生的提议下，出面为王老筹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祝寿会。到场向王老祝寿的各方友人超过七十人，将一个不算很小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这种让人倍感温馨的场面在海外民运圈中甚为少见。我与王老的另一位知友、著名作家郑义先生共同主持了这个祝寿会。我留意到，王老在整个祝寿会上非常开心。他那天的笑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返老还童”。一点也没错，他那天的一举一动都象极了少不经事的顽童。我也是从那一天起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将他视为我的私人朋友。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个一生三次坐牢、曾先后遭到国共两党政权残酷迫害的知识分子居然能始终不改做人的本色，保有一颗金子般的童心。在人性扭曲的当代中国，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人生信念与乐观精神！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
这个祝寿会正如曹长青先生所预料的，对王老的晚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我们全体到会成员共同赠送给了王老一个专门请人书写的“寿”字镀金镜框，每人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镜框一直悬挂在王老生前每日伏案疾笔的书桌后面的墙上，任何人一进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它。我每次去看望王老，他几乎都会拍拍我说，你看我一直将它挂在墙上。我当然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我在这种场合往往会突然变得不善言辞，于是每次就点点头，对着王老会心地一笑，连句“应该应该”之类的客套话都不会讲。不过，王老好象也挺喜欢我的这份笨拙似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吧。
第二件令我引以为荣的事是，王老在“六四”八周年时全力支持由我发起筹办的纪念音乐晚会。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我都情不自禁地涌出一番感激之情。不是因为这次活动是我发起，也不是说王老难得支持与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他是为数不多的每年“六四”纪念晚会必到的异议人士之一；而是说那次晚会由于改变了形式，难度较高，成败没有把握，很多有影响的人都站在一边做旁观者，最多是名义上表示支持，王老却一如既往地不计个人得失，明知这次活动成功几率不高，仍然与他的夫人羊子全力支持与参与，甘当“配角”。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民运领袖给一位初出茅庐的晚辈当“配角”，这在海外民运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从四月初开始，我们租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专门筹备这次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在剧院举办的纪念音乐晚会。王老几乎每天必到，给我们打气。我敢说，如果没有王老的精神支持，我们不可能将这次上千人的纪念晚会举办成功。
除了这两件令我刻骨铭心的往事以外，我与王老交往中发生的无数故事至今历历在目：
九八年春节期间，国内一些朋友从长沙一家酒店打电话给我拜年。我们在谈话中提到了王老。他们都对王老充满敬意，其中一位说，王老才是我们的真正领袖。我告诉他们，王老就住在我家附近，如果他们想向王老表示敬意，我马上可以接驳“三线通”。于是，我深夜十二点多给王老家打去电话。之后发生的事令我终生难忘，二十几个人抢着要跟王老说话，最后不得不从他们中间选出几位代表来向王老致意和拜年。他们中有潘明栋（原湖南省拳击教练、长沙工自联常委）、周大觉（长沙交通学院教授）、彭玉璋（原湖南大学教授、八九高自联顾问）、谢长发（原长沙钢铁厂工程师、中国民主党湖南协调人）等。其中的潘明栋已早于王老离开我们，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两位我昔日的好友是一文一武，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大约是九七年秋天，我和王老诸人通过曹长青先生安排，驱车前往华盛顿D.C拜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当时我们一行一共是五个人：王老及夫人羊子、曹长青及我和我太太Felicity。我们一路神侃，以至我这位做过专业司机的人都将进城的路弄错了。王老一路上一分钟磕睡都没打。在见面会上，王老与达赖喇嘛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遭遇。他们彼此仰慕，可谓惺惺相惜。当时一起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尚有郑义、胡平、苏绍智、萧强等十余名中国异议人士。此后我与王老又在纽约与达赖喇嘛见过一面，那一次是我们“中国和平”出面组织的。
我们曾一起出游，罗德岛上有我们的留影，约翰海滩上有我们的足迹；我们经常相约一道出去饮茶，皇冠酒家和海港城酒家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家每次的聚会王老和他的夫人羊子都会出现，而且每次都带来令我们惊喜的小礼物；每次在王老家向他讨教时，他和夫人羊子都会留我与他们共进晚餐，有时候我实在口谗就留下来享受一顿羊子亲手下厨的美食…….我们之间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
遗憾与宽慰
这些年来，王老发起的中国民主党自建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次会议我都到场，为王老及中国民主党充当啦啦队。我记得最后一次会议是在王老夫人羊子的一个朋友家举行。与会者不足十人，而我是唯一的一位党外人士。我感到光荣，我为自己能坚持到成为最后一个真诚的民主党的支持者而感到光荣。在民运步入低落，昔日的知名异议人士纷纷远离民运的时候，我为王老这个自由化的老祖宗仍然战斗在民运第一线，坚守自己的良知与理念感到钦佩与骄傲；同时，眼见民运走入低潮，我又为王老感到难过，更为民主运动的景况感到难过。关于民主党，我有一件事愧对王老。王老与羊子曾热情邀请我加入民主党并担任主要职务，可我婉拒了。我当时既不愿仅仅因为出于对王老及民主党状况的同情而跑去凑个数，同时又对自己能否协助王老将民主党壮大起来变成有战斗力的组织缺乏足够的信心。我当时还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青人，总觉得凡事非成功不可。现在我总算明白了：王老从组建民主党开始，从来就没有期待过该党能在中国政坛风光八面。王老本人早就将功名利禄抛在一边。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中共当局显示自己的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概，是明知难为而为之，是“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君子之行，并以此藐视貌似强大的中共政权。因此，那怕最后只剩下王老一个人，他也会昂首屹立。当我明白到这一点时，王老已经离我们而去。
以他不屈的精神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我对自己当年的举动后悔莫名，我尤其后悔直到王老去世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否则，我会在王老生前与王老并肩屹立，让王老感到后继有人。
还有一件事总是令我感到愧疚。王老生前喜欢下棋，如果有人陪他下棋，他就会很开心。我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经常跟他说要陪他下棋。可是，我竟然到最后也没有与他下过一盘棋！我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开脱的理由。我只能在这篇悼文中向永远活在我心中的王老鞠躬道歉，请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原谅。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是我感到宽慰的。我在王老去世的大约半年前，突然与我太太谈到应该多去看望王老，因为他的身体似乎越来越羸弱。这以后，我先后陪同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和原八九学生领袖封从德诸人前去看望王老。韩东方为了挑选送给王老的礼物，还花了不少心思。据韩东方说，那次是他真正第一次与王老面对面谈话。王老去世后，我又陪韩东方去看望过羊子。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谈到了王老。韩东方表示，还好他曾在王老走之前去看望过他，他内心稍感宽慰。
最近，我在国内的一位好友急于找我不着，于是给王老家去电询问。孤身一人的羊子回话说王老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朋友震惊得说不出话。他后来对我说，他心目中的王老是不会死的。
平凡中的伟大
王老的精神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平凡中凸显的伟大。自从我认识王老以来，我从没见过他摆架子，讲排场。上千人的纪念音乐晚会上有他（他曾在“六四”八周年纪念音乐晚会致开幕词），寥寥数人的抗议活动中也有他（前年李鹏来美时他与羊子两人单独前往举牌抗议。）只要是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他是有请必到，不请自到。这在追求明星效应，讲究资历的民运圈中是个异数。我过去由于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与各方面的异议人士打交道比较多。我见过这类现象太多了。跟我要演讲机会的人有之，必须先弄清楚活动规模再决定是否参与的人有之，为争排名先后而与我理论的人有之。可是，我们的王老却从来却从来不计较这些。他只要一点：坚定地反共。他的这些优良品德并非出于偶然。我记得他刚来美国时说过这样一句令我受益很深的话：中国人人人心里有个小毛泽东。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显示出了王老本人对共产文化的深刻认识。如今，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不去除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小毛泽东，中国民运无法真正发展壮大，中国社会无法真正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王老不仅是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也是一名好丈夫，好父亲，好老师。他老人家从不为自己考虑，心里只想着别人；他和蔼可亲，永远象童心未泯的年轻人；他将喜悦与人分享，却将悲伤留给自己。在王老最后的日子里，他的两个儿女从上海赶来，其中一位还是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老板。他们对我说，他们的父亲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愿意给任何人包括他的子女添麻烦，总是强装笑颜，那怕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羊子也痛心于王老不早一点向她说明自己的身体不适，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据羊子说，王老是不希望给她太大的经济压力，宁愿自己得不到治疗。然而，王老与羊子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却还是不忘国内的失学儿童。如今王老与羊子给国内贫困地区乡村小学捐款一事已广为人知。这就是我们的王老，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曾说：“王若望先生是中国的国宝。”这话一点不差。
发扬王老精神，开创民运新局面
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无耻打压与破坏，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民运都相对处于低潮。王老没有因为民运处于低落而远离民运，更没有象有些曾叫喊得最凶的文人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他始终与民运同呼吸共患难。他一生的悲剧正是中国民主事业坎坷曲折的写照。
王老生前家里挂着两面旗，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是被涂黑了的五星旗。对于一个有六十多年党龄的人来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王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惦记着中国的民运，惦记着中国的前途。他号召大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他的临终遗言是：“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这是他一生的遗愿，也是全国老百姓的希望。
王老一生追求真理，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奋斗不息。他一身正气，仗义执言；他不畏强暴，敢做敢当；他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铮铮风骨浩然之气”八个字用来形容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活着，就应该为那些无数冤死的人说话。”这就是我们的王老：一个“大写的人”。
在今天这样一个世风日下、是非不辨的社会，我们急需王老精神--有尊严地做人。王老精神是中国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终结共产文化、推行民主法治的强有力武器。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与民主进步，弘扬王老精神,重振中华文明乃刻不容缓之大事。今天王老精神也许还不被许多民众所了解、所推崇，但是，他是一支火种，等到风暴来临时，他就会发出巨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