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若望先生

 

 

在上海公安局一次审讯中他竟然合眼睡了。老先生的解释很合他的性格:我心胸坦荡,又没有作坏事,所以,感觉疲劳当然就睡着了。

84岁的著名作家、异议人士王若望先生12月19日在纽约皇后区的一家医院病逝。就在得知他去世消息的10分钟之前,我刚刚在伦敦市中心邮局寄了一封试图安慰他和妻子羊子的信。

在电话里听到羊子哭着回忆,感恩节前一天她去打工之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王若望忽然拉住她,求她不要出门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似乎看到在纽约皇后区那简陋的家中,他独自一人渡过的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下午。

 

1987年的落寞

 

认识王若望先生有15、6年了,那是在上海。最初是因为他和羊子说喜欢我的散文,还辗转托了人请我去高安路他们家吃饭。渐渐熟悉后,我发现比我父亲年纪还大的王若望不仅对中国现状有锐利见解,他还特别熟悉国际时事,所以我经常向他请教国际时事问题。87年初他和方励之、刘宾雁一起被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半个月后回上海去他家看他,头一次发现他有落寞的感觉。 

他对我说:“除了来向我宣布中央决定的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之外,你是到现在为止文化圈里唯一来看我的人。”言语间颇有伤感之意。但是来看望他的文化圈外的人士却非常多,想来这也是他后来持不同政见的立场越来越鲜明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和文化圈拉开了距离。中国大陆地位优越的文人中很少他那样自愿成为“不同政见者”,大多数都是被逐出国门后,或者先被扣上“异见”的帽子,才不得已开始持不同政见的。

其实王若望在1957年就被开除过一次党籍,直到1979年才恢复。19岁就参加共产党的王若望先后坐过三次牢,第一次是国民党的牢,后两次都是共产党的。最后那次是因为“6.4”。记得在他被监禁的14个月中,我常去他家,看羊子每月为他打包送牙刷牙膏,一起分析探监时警方说的每句话,猜测他是否有被释放的可能。1991年王若望出狱后不久,就马上着手创办一本叫做《民主论坛》的刊物。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我当然知道中国需要民主,但是我工作的《文汇月刊》“6.4”后被杨尚昆、王震亲自点名停刊,理由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提供阵地”,而接下来办的《文汇报扩大版》又刚刚被中组部温和地下令禁办。所以我当然不敢再惹任何麻烦,于是婉言谢绝了参加编辑工作,只答应提供寄送刊物的名单。结果是杂志还躺在印刷厂时,公安局就收到了密报。整个在今天回忆起来还紧紧张张的事件中唯一的喜剧画面是,在受到公安局日以继夜连续审问后,颇感疲劳的70多岁的王若望先生,居然在审讯中睡着了,使那些年轻的审讯员顿时慌了手脚,以为他昏了过去,所以马上采取急救措施。我对一个人在接受公安局审讯时居然能睡着的奇迹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老先生的回答却很符合他的性格,他对我说:“我心胸坦荡,又没有做坏事,所以感觉疲劳之后,当然就睡着了。” 

正是他太过坦荡的性格,才使他在流亡美国的9年中,一直到去世,都过着相当艰难的日子。甚至他的病逝,都和他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联系。

两年前的圣诞,我从伦敦去美国,在纽约时就住在王若望先生家,在他们家过千年。老先生每天一清早起床后,就去附近的一个华人中心独自对墙打半小时网球,然后买一份《世界日报》回家。这之后他就坐在书桌前,拿一个放大镜看报,或者写文章。我在他家的那几天,白天经常出去,和他相处的时间有限。今天回忆起来最让我后悔的是,他曾试图说服我早上和他一起去打网球,但是我既不会打,且又懒,所以便拒绝了。以老先生的性格,他决不会表现他的失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老先生去世后,羊子在电话里提到他求她不要离家上班时,让我骤然心酸的原因。

 

人的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我不知道王若望先生和妻子出国后生活艰难的原因,我只知道他的原则和思想是不能用金钱交换的。我亲眼看见过有人求他作个证,用钱和礼物作报酬,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对那个人不了解,不能随便作证。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是相当艰难,住在租来的一套单元里,据说为了省一点房钱,后来还和别人合租。为了维持生活,60岁的羊子还出去打零工,给人看孩子。在羊子出外的日子,王若望就独自留在家。只有感恩节的前一天,他一定是预感到自己经不久于人世,他一定感觉孤独和留恋,才会抓住羊子,求她别走,别留下他一人在家。羊子对我说,老先生从来没有这样过,他从来都是潇潇洒洒的。这以后不几天,12月3号,他因为吞咽不下药片引起剧烈咳嗽,被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癌细胞转移到全身了。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如果他们买得起一个人每月300多美元的医疗保险,他可能会得到较早的治疗,他可能会再多活几年,他可能……其实不管有多少种可能,人的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让他再活一次我猜王若望先生选择的仍然会是他的原则,他的信念和风骨。

【原载《开放》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