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勇气和亲情--有感于王若望先生的病危

刘晓波 （大陆）

人老了，总有撑不下去的那一刻，本不足为奇，甚至不足为哀--如果老人是在正常情景中走了--人，大概不会为一位不相识的老人之病危而真心悲痛，哪怕是名满世界的伟大人物。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当我从曹长青的《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一文中，知道王老先生病危的消息后，从未与王若望先生谋面的我，心头仍有隐隐的震颤。这大概因为，一是王老先生的经历中有与我血肉相连的时刻，二是王老先生仍然在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的被迫流亡之中。

先说其一﹕我对王老先生的了解，也仅限于听熟人说起他的一些轶事，再有就是80年代中共对他的批判。老先生之言行，最令我这个晚辈感动和钦佩的，绝非他与方励之、刘宾雁一起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出党，遭到全国性批判，而是八九运动中他以72岁的高龄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强烈抗议中共政权的大屠杀，并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控，直到92年去国。

我之所以对王、方、刘三位先生被中共开除并没有太多的感慨，乃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中共对他们的党纪的和行政的处罚，虽然严厉，却无损于他们的人身、声望和事业，反而恰恰把他们成就为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中的英雄，使他们成为中国最具声望的良知之代表，而当时的民间反对运动，需要的又正是他们这样的象征性人物。以我当时的心境，还有一种暗自的欣喜，因为这样一来，等于他们被迫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中共清除了三位体制内的反对者，却使民间多了三位有威望的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对于中国民间反对派运动的培育是绝好的契机。中国千年帝制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历代不乏体制内的冒死直言者，却很少体制外的坚韧异议者。当时的刘宾雁先生提出的“第二种忠诚”--做体制内的“忠诚的反对派”--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市场。而他们三人被开除出党，就等于根绝了这样的机会，使他们更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实质，也不再过于依赖党内开明派，而是把自己的根扎在民间。

随后而来的八九运动，使他们彻底完成了由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转变。此三人中，刘宾雁当时已经在美国，方励之不愿为学运添乱，便采取低调避嫌的方式，从未正面参与八九运动，只有王老一人身在国内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当时还健在的老一辈知识人中，活跃于八十年代的名流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象王老那样的勇者--在最恐怖的大屠杀时刻走上街头--毕竟是极少数。不止我一个人设想过可能出现的悲壮场面﹕由巴金先生或冰心老人领衔的老一代知识人，像王若望先生那样，一起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大屠杀。面对刺刀、坦克和血腥，一头银发和一根手杖托起的社会名流的良知和勇气，该具有何等的震撼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呀！

在历史可能出现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正是社会名流用勇气、良知以及果决的行动回馈社会的绝好时刻，杰出人物的个人或群体的道义勇气，在关键时刻往往会起到一两拨千金的伟大作用。至今，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位年轻人只身阻挡坦克的身姿，其勇气尚能震撼世界，成为六四良知的永恒记忆，何况那些年近古稀的著名知识人的挺身而出！试想，如果在大屠杀的血腥恐怖之中，有几十个王若望老先生出现在抗议的行列中，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屹立在坦克前面，即便不会导致八九运动的当下胜利，起码可以为八九后的民间反对运动提供丰富的道义资源。在此意义上，勇气就是良知的决断，就是正义的力量，就是人之不可辱的尊严，就是高贵人性的永恒象征。

再说其二﹕王老先生的一生，为了争取自由而付出过很多代价，早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按中共论资排辈的习惯，也属于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但是57年之后就不断受到迫害，直至87年被开除出党，直至现在的被迫流亡。而王老在流亡中的病危，无论如何不能视为生活的常态。中共不仅剥夺了他在故土的一切权利，更剥夺了他临终前对亲情的眷恋，有家不能回，有七个儿女不能见。

　　老人家在垂危之际，最想要的，不是他一生之荣辱的盖棺论定，而是上海老家和自己的孩子们。晚年的天伦之情实乃人生之常态，临终前让儿女守在身边，更是血缘亲情的应该。但是，就是这人之常情常态，于王老先生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独裁制度之冷酷，于此可见一斑。

是呀，在中共政权之下，那些良知的守望者，在国内时大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最重者被杀、次之者坐牢，再次者失去工作，再次者被迫流亡……而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又大都经历过牢狱之灾。流亡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亲情。多少人忍受着十几年无法回来见见亲人的痛苦，多少人在亲人去世时无法回来奔丧，了却最后一面的心愿，也因此而抱憾终生！

这些凡人的感情，人人都该享受，而对于临终前的老人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心愿。但是，流亡却剥夺了这心愿，绝非说一句“这是流亡的代价”，就可以自我安慰的。

曹长青在文中说﹕王若望老先生“是第一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被允许回家的中国流亡者，但愿他也是最后一个……”我想，这也是每一位被迫流亡者的心愿。

所以，我从未谋面的王老先生之病危，才令我心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