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
曹长青
终日伏案写作，久疏了和朋友们的联系，忽然得到消息说王若望病重入院，生命垂危。怎么可能呢？听说一个月前老头儿还在精精神神地打网球，两个多星期前还去机场接朋友……
赶紧给他夫人羊子打电话询问，电话那端是羊子泣不成声，近乎错乱的讲述。但她仍证实了王若望的病重。
十四日晚上和妻子一起匆匆赶到医院，病床上瘦得脱相的老人和一年多前见到时完全判若两人，羊子正在结结巴巴地用支离破碎的英语跟医生解释着什幺。妻子本能地去帮羊子翻译，我则走到病床边握住王先生那枯瘦如柴的手。这世上真有枯瘦如柴的手！握住那双手的我有点发抖，禁不住一阵难过。
“长青--”王先生吃力但却清晰地叫道。看到老人不糊涂，我为之一振。
“王先生，你好吗？”我大声喊道，好象所有的老人都耳聋。
“很好！”老人试图像我一样喊，但明显地没有了底气。旁边羊子的妹妹提醒道：“老王的耳朵很好使。”
来之前从羊子那儿得知，王若望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病情：肺癌晚期，扩散到全身。放疗、化疗都已毫无意义。医院按常规已经放弃治疗，现在只是输液、输氧，减少病人去世前的痛苦。向负责王先生的一位中国医生和一位美国医生详细咨询之后，得到的结果是：王先生可能随时离开，甚至很难说能否坚持到下星期他在上海的子女赶到纽约。
911事件后，面对那么多正当年华的生命，在那么正常的环境下突然消失的现实，禁不住对人生的莫测感慨万千，极易伤感。这次在去看王先生的路上设想着人在临终前都会想些什么……既然王先生已经清楚他的病情，我也许不必忌讳……但从哪儿问起呢？
“王先生，想上海吗？”我压低了声音问道。老人点点头，没有说话。
“想回去吗？”
“我这个样子不能回去，等我病好了雄纠纠地回去。”
他的上海口音太重，又说得太吃力，让他重复了好几遍才在羊子的妹妹帮助下听明白。都病成这个样子还嘴硬，我不禁感叹。老人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气、力不从心，他自嘲现在是“英雄气短”。
我为王先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伤感而高兴。
“还想什么？”我有些轻松地问道。
老人沉默了一下，闭上眼睛慢慢地吐出了“想孩子”，不再掩饰忧伤的神情，不再表现英雄气概（他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在上海）。
这个走到生命尽头的84岁的老人，枯萎的脸上写满了那一代人的沧桑。作为一个喜欢舞文弄墨，写些短文、诗歌，更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王若望早在30年代初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左翼作家联盟。当感觉到共产党并不像期待的那样民主，刚提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批评毛泽东而入狱四年。毛死后王若望得到平反，担任了《上海文学》的副主编。1986年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文章，1987年和刘宾雁、方励之一起被开除党籍，遭全国批判。1989年和学生们一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屠杀，以72岁高龄再度被捕入狱。出狱后，家遭监视，和朋友们的联系被政府控制，1992年和妻子羊子一起来到美国。
有人认为王若望文学水平不高，思想水平有限。但是，王若望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直言、坚定反共的硬骨头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独裁政权必须反，这个浅得不能再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数不清“有水平”、“高深”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就根本不清楚，更没有胆量表达。“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确是一个太浅显的道理，但是，在1986年的中国，敢于在官方报纸这样直言地喊出口，就是王若望令人肃然起敬的水平。
在全世界文明社会都把和独裁政权的斗争当做最基本、最简单、最清晰的目标的今天，只有在中国人里才有荒唐透顶的现象--“谁反共谁浅薄”。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貌似深刻的“精明人”，尤其是“精明文人”。中国人里最少见的就是王若望这种“头脑简单”、敢说真话的硬骨头。也许，在中共垮台之后，中国需要一批思想更深刻的知识分子，为民主的中国添增厚实的基础。但是在独裁专制被民主制度代替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在中共没垮台之前，没有什么比坚定反共更深刻、更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下，在中共似乎没有像苏共那样三天垮台的现实面前，许多人悄然地撤出了反共立场，也有人为了能回国去和中共政府妥协、悔过。但王若望从未从他坚定的反共立场后退一步，直到去年还写文章抨击共产党。
谁都知道反对共产党是要付出代价的。王若望如果是一个“精明的”中国文人，以他的资历（1937年就担任中共陕西宝鸡地委书记），早已是中共高官，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个喜欢热闹的老人，即使不被“恭维着”、“捧着”，起码也能享受一个儿孙满堂、乐呵呵的晚年。但王若望夫妇来美后就不被允许回国。9年来，他们一直和别人合住一套房子，他俩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而其它几间房子在过去9年中已有几十个人搬进搬出。王若望来美的时候已经70多岁，已经不可能去打工学英语，所以一直靠他的妻子给别人看孩子维持生计。
更令人倍感伤心的是，这对一个80多岁，一个60多岁的夫妇居然没有医疗保险，因为他们获得绿卡的时间超过了美国政府后来规定的1996年的期限，所以没能获得免费的老年医疗保险，而他们自己又没钱买保险，所以，王先生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做身体检查，直到病成这样……
“想上海、想孩子”，乡情、亲情！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生命尽头的时候所想的东西更真实了。在海外，无数人指责反共的人“不爱国”，但“国”是什么？还有什么比乡情、亲情更充实“国”的内容吗？我或许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懂“中共独裁政权不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浅显的道理。其实，所谓爱不爱中国，谁也不必指责谁，因为这根本不是个人理智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决定。我亲身的一段体验都令自己意想不到：1997年我曾换了护照的名字回国做一个调查纪实，坐在久违的京哈列车上，望着那曾无数次从眼前闪过的、曾令我那么漠然的东北大地，一股从未有过的、对土地的温情油然而升；当听到“各位旅客，锦州车站就要到了，在锦州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这句那么平常、那么熟悉的广播语时，竟然被感动得几乎涌出泪水。
在东北一个小镇的路边饭店，坐在油亮的木头长凳上吃了一顿羊肉包子就大蒜，那地道的家乡滋味至今难以忘怀。观望着满脸皱纹的农民老大爷掀起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目视着梳着长辫、腼腆地微笑着倒茶的农村姑娘，真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父老乡亲”。在中国那些匆忙、艰辛、搏命的日子里，从未环顾一下、感觉一下什么叫“父老乡亲”；眼前这纯朴、简单、再平常不过的中国场景居然那么令人意想不到地动情。
当由于自己的失误被当局发现遭遣送出境的时候，那股痛心疾首的懊悔至今想来都无法排除--为什么没有先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兄弟！
前功尽弃，损失不知何时才能弥补。本想做完工作，回家好好享受一下和亲人团聚的快乐、和自己熟悉的一切拥抱的惬意……
在美国居住的这十多年里，我深知自己是多么热爱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内心深处却感到中国那片土地更亲近；尽管美国是这么富饶、美丽，美国的天空是这么湛蓝，美国的空气是这么清新，但中国那风沙弥漫、一片混沌的黄土地却是一段永远无法甩掉的恋情。
你留恋什么？留恋的是那份熟悉、那份亲情、那份乡情；留恋的是你自己曾经留下的一段生命。中国是你血肉的一部份，中国是你命运的一部份，人是不可能胜天的，人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我虽然早已厌倦了“祖国”“爱国”之类的空洞概念，但命运不容你不爱那片土地，无论怨恨有多么深重。
我来美国的时候才30多岁，已经痛感无法摆脱的、和中国永远连在一起的命运。而王若望先生来美国时已经70多岁了，他的一生都是在中国渡过的，他对中国的乡情、亲情，他对中国的依恋、思念怎么能不胜于我。他的命运更是中国，但他就要这样结束在美国了，再无法重温家乡的亲切，家乡的熟悉……那些可以随时买张飞机票回国的人，对这些可能毫无感觉，但对于至死都不能回家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残酷的。
在人生尽头的时候，无论多么“崇高、伟大”的事业都一定远不如亲情、乡情更揪心。所以，在文明的地方，即使监狱犯、死刑犯，在生死离别的时候也是被允许和亲人相见的，可是有多少在海外的中国人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不被允许回国。就凭这一点，这个制度怎么能不反！
反对共产主义，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我更想简单地说，它只不过是要一个能自由回家的权利，要一个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自由地说话的权利，要一个在自由说话之后不被投入监狱的权利，要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要一个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能和亲人见一面的权利……
王若望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全部“英雄行为”不过是勇敢地说了几句共产党不愿意听的话、想追求一个民主的制度。仅仅是这样，他就被拒绝回到中国；他是第一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被允许回家的中国流亡者，但愿他也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