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永远的旗帜
--悼念王若望先生
张伟国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先生以七十四岁高龄，同夫人羊子一起流亡美国。因患肺癌，于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纽约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三岁。王若望是第一位“客死他乡”的流亡民运人士，他的去世凸显了中共专制政权灭绝人性的本质。王若望为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懈的一生告诉他的每一位同志：只有抛弃幻想，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怀抱着尊严逝去的王若望先生已经获得了永生--他成了中国民主运动永远的一面旗帜。
反抗专制独裁的一生
王若望是一位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叛逆者、反对专制独裁的民运人士，被中共领导人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对于王若望，不管从什么角度有什么样的评价，他富有传奇性的经历肯定了一点：他的一生是反抗专制独裁的一生。他从一个共产党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是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一员），转变为至死不渝的坚定民主斗士，面对邪恶的中共专制政权，他是一位坚强的老战士。就像中国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悼念文告所写的：王若望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民主事业不断探寻、不断奋斗的一生。他的业绩，在中国民主事业运动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当代中国，共产党老干部有上百万，但是，像王若望先生那样，在中国民主事业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能有几人？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上千万，但是，像王若望先生那样，站在反对专制第一线的，又有几人？王若望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精神值得一切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学习。一切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都应该向王若望先生学习。有了王若望的精神，中国民主事业就必然会胜利。有了王若望的精神，中国民主事业的队伍就会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少犯错误，队伍就会扩大。我们相信，在王若望先生精神的鼓舞下，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为在中国尽快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大业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首位客死他乡流亡民运人士
王若望是第一位“客死他乡”的流亡民运人士，他的去世进一步凸显了中共专制政权灭绝人性的本质，也进一步表明：面对中共庞大的专制集权国家机器，凡是要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本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随着八九“六四”日渐远去，在民主运动的队伍中，有些人变得麻木不仁，有些人斗志减弱，更有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跑到专制集权的营垒，把枪头对准了自己的战友。对这种卖身投靠、助纣为虐的行为，有些人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王若望之死就像一面镜子，不但可以衡量和鉴别民运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也必将鼓励更多的新人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前赴后继。
王若望临终前拒绝中共的回国条件，是他反抗专制集权的一生中富有光彩的一个巅峰，他用生命作出的这一最后搏击，让许多徘徊犹豫的人警醒，至少海外民运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团结景象，他们或者以王若望先生的精神互相勉励，或者以王若望毕生努力为新的起点，与中共专制集权展开新的较量。一切都在运筹帷幄之中，岩浆在地壳下奔流，沉寂的火山又要喷发了吗?!
反对力量与专制集权的较量
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以包括王若望在内的各种反对力量与中共专制集权之间的反复较量来体现的。王若望去世后，引起了各方人士的议论和建议。在这个事件中，我认为一个政府应该比一个个人站得更高、更自信、更理性、更胸怀宽广、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和事情的综合效益所在。当然，这是需要政治智能和政治艺术的。但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名义面前，我们无权以智能不够和政治艺术水平太低而搪塞自己的责任。
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就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呼吁中南海当权者撤销八九年下达的通缉令，让流亡海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返回祖国。江泽民第一次正式访美的时候，记得著名民运人士王军涛也曾向北京方面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让流亡人士中年过七十的老人回国，否则，不用几年就要为他们开追悼会了……如果中共还有起码的人性，北京当局真有善意，江泽民真的还讲人情，采纳这些合情合理的建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如是，王若望先生客死他乡的悲剧就不至于发生。
中国民运永远的旗帜
十二月二十日晚七点，王若望夫人冯素英女士（羊子）和其它亲属，与美东民运及各界人士二十多人一起讨论了为王若望先生治丧的相关事宜。治丧委员会联络了中国国内、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包括各民运人权团体、知识分子和作家等。所有的人都赞同，要让海外流亡中第一位去世的、人们十分敬佩的终身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为中国民主事业开拓基础并树立铮铮铁骨风范的王若望先生的身后丧事，体现出人们对他的敬爱和哀思。
与王若望先生一起被中共视为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因而被一起开除出党的刘宾雁先生和方励之先生，担任王若望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刘宾雁先生将主持王若望先生的追悼大会，方励之先生致悼词。
王若望用他的生命和实践告诉他的每一位同志：只有抛弃幻想，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怀抱着尊严逝去的王若望先生已经获得了永生--他成了中国民主运动永远的一面旗帜。
【原载《争鸣》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