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情怀——回顾王若望与刘青的交往
羊 子
近来，
“中国人权”内部发生了风波，有人形容为地震，焦点人物是刘青先生。大家知道，本来，我是王若望的家属，直到若望去世，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未能实现，所以，我给自己定位为中国民运的家属，表明继续支持民主未来，直到中国大陆民主化了，我就像美国人一样，不必操心中国事务了，或在美国或在中国，安度晚年。
作为家属，对于民运圈内人物，我有所了解。现试着向朋友们说些什么。
我们 1992年抵达美国后，认识刘青，很快成为朋友，记得，我刚刚学会开车时，兴致勃勃地同刘青、韩晓蓉、老伴，驾车去长岛一家大商店购物，一路上谈笑风生，甚为轻松和欢乐。
过后，我们一直相知有素，记得他还曾经代表台湾的“世盟”，在某年年终给了我们两千美元，表示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位邵先生“政治庇护”发生困难，求助老伴，老伴就想到请刘青帮忙，确实，刘青帮助了邵先生，后来成功了。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无风起浪，曹长青先生从英国开会回来，电话问我们，在会上听说王先生为“政治庇护”的人做伪证，接受贿赂，不少人议论这件事，问我们究竟怎么回事？（关于这件事，我在另一篇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该文将发表在四月号《北京之春》上，但文中没有公开谣言始作俑者的名字）听后，我们两人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若望随后通过朋友打听原委，了解谣言从何而起。数月内，其它人纷纷传说，有的爱护我们向我们直接打听，也有人相信谣言而远离我们，从而发生了我们夫妇去参加美国友人“罗德、包湐漪夫妇家晚宴中，遇到众朋友爱理不理”那件事。
慢慢地，理出头绪来了，原来这个说法来自“中国人权”。中国人权的人还把“证据材料”转给我们。我们一看这明明是张冠李戴了，因为文件上写的是，从1988年，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席”给人出过政治庇护证明材料，有很多。但我们1992年才从上海来美国，而且王若望出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党，是我们来美国三年之后的1995年才成立的，怎么可能在成立之前七年就出政治庇护材料？后来有朋友分析了来龙去脉，八十年代后期在纽约确曾有人组织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不断出政治庇护材料。结果有人把这个“民主党”当成了王若望担任主席的民主党，因此让若望背了黑锅，名誉受到很大损害，因为在民运圈中，几乎传遍了，而且由于是出自中国人权那里，真有不少人相信。(详见附件1)
看到这个材料之后，我们提出和刘青先生当面“对质”。当时独有很仗义的傅申奇先生陪同我们一起和刘青见面，我们四个人面对面澄清此事。刘青先生当时支吾搪塞，而傅申奇说，刘青兄曾对他不止一次说过：王若望品质不好，为别人政治庇护出假材料。
刘青从此没有再同我们联系，更没有理睬申奇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左右，陈破空先生通过孙云先生转告若望和我，说是刘青想与我们见面谈谈，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好意，来缓和关系，因此回话说“很好啊”。我们提出邀请傅申奇先生一起见面谈心，以谋求团结，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音讯。我估摸着，当年刘青找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想私底下同我们和解，向若望道歉，而我们提出请傅申奇一起参加，刘青改变了主意。
从此刘青和我们夫妇不再联系，即使在
来看望若望的民运朋友魏京生、王炳章、吕京花、唐柏桥等十多人商量若望后事处理时，当时魏京生、王炳章等提议由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比较中立的曹长青来组办王若望的追悼会，担心有派别意识的刘青会排挤某些民运人士。但曹长青力荐由刘青主办，说这样可以让他们“和解”，给刘青一个补救机会（刘青本有机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向弥留之际的老人当面表达歉意，让老人更加安心地走完最后一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中国人权出面的话，可以把追悼会办得规模更大。
从此，刘青马上接受了长青的建议，积极组织“王若望病情关怀小组”，每天报导若望病情进展，同时安排朋友们值班，看护若望，直到老伴去世，所有的后事料理，刘青表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在我最六神无主的时日，刘青帮了我很多忙，并为我收转了很多热心人的捐款，这是一件很辛苦，很繁琐的事情，我个人很惦记刘青对我的帮助。
但在追悼会发言人选上出现分歧，因王炳章想致词被拒绝。曹长青先生说，他支持炳章在会上致词，因为王炳章非常敬仰王先生的人格，追悼会应是开放的，允许民运各派别讲话。追悼会前一天，王炳章还给他打过电话，希望通过他说服刘青，可是刘青对中间传话人说，“不要管曹长青”。因此虽然炳章专程从温哥华赶来纽约，但没有被允许在追悼会上发言。
2003年3月，当获知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后，朋友们立即在喜来顿饭店举办了“声援营救王炳章大会”。在会上，当着炳章弟妹们的面，我向他们，向大会鞠躬道歉；理由是：我在若望追悼会上，炳章几次电话要我同意让他讲几句话，表示对老伴最后的敬意，可是我没能做得了主让他发言，对此，我感到深深的亏疚。过后我才感到，营救会上我的道歉，可能伤害了刘青。刘青，请谅解我，因为我是家属，没能让炳章发言，在他身陷囹圄时，我应该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对“中国人权”出现的风波，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应该按照章程和民主原则处理。刘青是一位明白人，当年他为追求自由民主，付出十年坐牢的代价，他明白民主机制的真谛，美国总统最多不得超过八年，并非犯了过错而被打下台，而是遵循选举法合法让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了，看到过几次总统选举，即使在选举中互相指控，互相揭短，闹得不可开交，但是，所有的前总统，都在交接仪式上，风度优雅地与新任总统握手告别，让贤后，继续过着受人尊敬的平民日子。这个仪式，看来简单，平平常常，可以说，咱们熟视无睹了；但是，直到“中国人权”风波平地起，我才忽然意识到，美国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其实是多么重要呀！确实，正如唐捷在她最近批评刘青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能只重视就职，更应该学会善于去职或者善于辞职，是不是可以说，凡是有执政意识的精英们，都应该学会如何善于去职？在最近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连江泽民都要辞去最后一个职务“国家军委主席”，虽然他可能还想当“太上皇 ”，但起码在形式上要这样做。而我们要争取民主的精英们，不能连自己制定的三年一选举的组织章程都完全不遵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怎么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党不选举，不遵从民意呢？民主是要从自己做起，否则唤不醒中国人，恐怕连自己民运圈子的人都不能信服。来美国这么多年，学到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注重信誉，没有了信誉，一个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忆往事，想未来，刘青错过了对若望表白心意的机会，刘青错过了对王炳章关心的机会。不久前，我去普林斯顿参加刘宾雁先生八十大寿祝寿会，我打心底里是希望刘青也能来出席的，如果他能来的话，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消除许多，然而他始终也没有出现。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亲知的刘青与若望的交往过程，好象又出现在他与刘宾雁、方励之、郭罗基的交往中了。我想，中国人权发生的事情，是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愉快回忆的，难道我们做人只能做到给别人一次“最后的补偿”吗？
当然，人微言轻，刘青先生不必在乎我所说的，但是，其实，刘青让贤，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天经地义的正常程序；我相信，刘青也许正在酝酿一种让贤的情怀，他也许是，在美国民主社会中，咱们华人为主的组织里，实践民主让贤的第一人。
【转自：博讯 boxun.com】
（附件1）
关于刘青: 对“我们还需控诉”的质疑
王若望
在723期的《世界周刊》上，读到魏京生、刘青署名的：“我们还需控诉”一文（详见附件2），藉法国作家佐拉发表：“我控诉”联系到“东方的中国”曾提及民主墙的老战士们敢于抗争的光辉历史。“从佐拉等先驱的身上，我们知道，人类必须互助互爱，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这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
当读了这一段十分透彻的论点，自然地引起了我的联想，就是涉及署名者之一的刘青先生，近来，他同我之间发生过一件令人诧异的往事。
去年深秋，有两位朋友先后打电话通报我：“听说你给许多人办理政治庇护伪证，几次被法院传去训斥，有否此事”？我答曰：“完全是谣传、无稽之谈，绝对没有，请你放心”。近期，偶尔获知，“谣传”的风源来自我们一向很尊敬的刘青先生。这是由傅申奇先生证实的。傅说：“还是采取内部和解的方式，不必宣扬出去”。于是约定在十二月下旬某日，到一处办公室面谈，傅申奇、刘青、羊子和我参加。傅对刘说：“你曾对我讲过：王若望道德败坏，为几百人作伪证，每人收取数百元，这有国务院文件作依据呢。这是很严重的过失”。
我则说：“就在不久前，我还为成志良到法院去作证，通情达理的法官当场批准了成的庇护，法官还说：‘祝你好运’”！我只记得，每次法官看到我，都是尊重和信任的。
刘说：“我没有说过王若望作伪证，我只说了王若望的‘民主党’作伪证；我是讲了国务院文件，文件里是提到“中国民主党”有人作伪证；我曾跟四、五个人讲过此事”。
傅说：“刘青兄，我一向视你为一条汉子，你明明讲了，现在你又没勇气承认，却只说是民主党搞伪证，总得通过人去体现这伪证吧”？
羊子说：“据我了解，‘中国民主党’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确实有人利用民
主党做政治避难赚钱的，但这决不是老王，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民主党’是一九九五年夏天成立的，是否这里有误会在内”？傅申奇也同意羊子的分析。
我说：“我来美的几年内，已吞下很多苦水，我已经习惯了吃苦药，这一次我也准备忍受的，只要你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我们还是好朋友”。刘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去法院告我好了”。说完，便将一份国务院文件的有关部份给了我。
经翻译，原来这是1997年度国务院文件，提及的有关伪证事件，是指的1989
──1993年期间，“中国××”和“中国民主党”内，有人做伪证。事情很清楚，你冤枉了我，而你连道歉都不愿。藉着国务院文件诬陷我，这是不是作伪证？
对照前引“还需控诉”中所说：“人类必须互助互爱，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98年元旦左右，我曾约友人叙会，我突然发现，原来很亲近的老友，借故远离我了，我纳闷：过去一向乐意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怎么像躲瘟疫般对待我？如今，我才意识到，这便是你对四、五个人讲过后的社会效果。
请人权主席给予保障：王若望的基本权利。
1998.1.30.纽约
（附件２）： “我们还需控诉”
魏京生 刘青
一百年前，爱米尔·左拉发表“我控诉”，开创了一个人类的新纪元。政府对个人专横暴虐、蓄意陷害怎么办?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之前，受害个人和亲属好友大多不是逆来顺受，或满腔愤懑怒目苍天，便是零星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社会民众难以明了真相，就是有人同情也无挤于事，更多人或麻木不仁或噤若寒蝉。左拉向专制极权政府挑战的檄文“我控诉”，开创了公开控诉政府的新天地，直接求助于人类的同情和良知，动员整个社会谴责并反抗政府对个人的迫害。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大不一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再也无法一手遮天。制约专制政权的民主体制，大量出现并确立，维护人的尊严和权益的人权准则，已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潮流。给民众以尊严和权利的巨变，法国是发源地，是世界人权民主的一面旗帜。而左拉的“我控诉”，在法国对人类贡献中，有其光芒四射的影响和意义，激励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人争取、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权利。
即使远在东方的中国，受到这种精神培育激励的民众，也浪潮一样无休止的屡败屡战的冲击着千年不变的封建政体。我们民主墙就是这样的实例。民主墙是划分中共统治的一道界墙，标志着民众不再逆来顺受沉默驯服，公开的有组织有宗旨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终于产生，参与者敢于面对和承受监狱迫害。我们民主墙老战士之所以不屈不挠，无疑受到包括左拉的法国人权民主精神的熏陶和激励。从左拉等先驱的身上，我们知道，人类必须互爱互助，就是自己的仇敌，也要不惜付出代价保护他做人的基本权利，这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
我们不仅从法国精神和文化获得人权民主的启发，同样重要的是还获得当代法国民众的同情，声援和帮助。不论是民主墙历时二年多的创立、发展、取缔，民主墙人士惨遭镇压关入牢笼的漫漫岁月，还是震憾世界的“六四”屠杀惨案，我们期待并且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支持帮助救援。法国民众和政府，尤其是一些民主墙时期就积极帮助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老朋友，对中国弱小的人权民主力量正义的同情支持帮助，对暴虐专横的中国专制极权的愤慨和严厉谴责，闪烁着的无私精神和人类责任感令人尤为感激感动，而且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有效的。
正是由于中国民众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由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同情、声援和帮助，中国今天的现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发展。毛泽东时代民众的莫名恐惧、沉默、驯顺、战战兢兢，变为遭受专横暴虐和欺骗愚弄对待后的极度不满和牢骚愤懑，专制极权能够牢固统治的基础不再存在。人权民主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社会进步发展力量认定并持续不断努力的目标，即使是实施专制极权的中国统治力量，今天也已经不能公然反对和讥讽嘲笑人权民主的世界大潮，不得不采用迂回的脚的无赖的手段，表达自己的存在是历史文化的必要和选择。
不过这种变化和发展，还没有足以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残酷的政治迫害。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依然被关入监狱劳改，他们的亲属和离开监狱的异议人士备受歧视凌辱剥夺，对思想的箝制依然毫不放松，就是官方的宣传机构也经常的大量的遭到整肃。正如美国政府去年人权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人权恶化倒退，活跃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关入监狱就是流亡海外。在政府坚持对个人专横暴虐、蓄意陷害面前，我们还需要发扬左拉“我控诉”的精神，还需要包括法国的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但是让我们失望和遗憾的是，法国虽以人权民主立国，总统席哈克却表示，政府只管利益人权，甚至不愿意在联合国提出关注中国人权的议案。法国因此得到中国政府的感谢，获得一张又一张数十亿美元的订单。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与法国在人类人权民主事业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而且世界不全是经济和利益，人类的价值和原则必须也在考量之中。再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对中国人有害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也会有害。所以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一百周年之际，世界正可以重温左拉“我控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即为全世界的遭受政府专横暴虐、蓄意陷害的人以“我控诉”的方式抗争。这是人类走过一个世纪应该有的智慧和进步。
摘自：《探索》月刊〖国际版〗（总第十八期）一九九八年二月中旬出版
主 编：王若望
名誉顾问：司马璐
专栏作者：郑 义、曹长青、北 明、张伟国。
经 理：羊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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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参考199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