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斗士——记与王若望的一段采访印象
晓亚
民运的祖师爷王若望先生，于日前因肺癌病逝于纽约艾姆赫斯特医院，临终前上百位民运老干新枝都到病榻前探望他，形成了难得的共聚一堂画面。老先生勉励所有民主运动人士能够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凝聚力量。他的死，象征了一个特殊时代所型塑下某种运动抗争精神的终结，也留给人无限的怀思。
我是在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刚离开中国大陆流亡美国时，因一次采访的机缘而结识他。那时，他刚跨越人生七十才开始的年岁，满头华发，对这块自由的土地充满了探索的热情，他满怀感性地对我们说：“能够见到你们（自由世界朋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希望能多些机会考察美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主运作，他深信这对于其救国救民的志愿是符合且必需的。
这位民主运动先驱生于一九一八年，民国刚创立时，原名为王寿华，父亲是小学教师，童年时光在“罗家塘小学”与父亲共处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怀念与满足的阶段。小学毕业后，进入南京栖霞山师范学院就读，一年后却因“品性不良”被校方退学，对父母及他本人来说都是一项不小的打击：然而也因此，他的生命拐了个弯，进入上海一家药厂当起了小学徒，因缘际会下加入共青团，改变了他往后的一生。
生命当中，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份子，两次遭开除共产党籍，结了两次婚，同时坐过国民党与共产党大牢，王若望的一生见证了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起伏、分合，“我的欢乐与苦难不是我个人的，它与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密不可分。”虽然他的一生充满冒险与悲壮，但到了含饴弄孙垂暮之年，提起对家国的理想与前途犹侃侃而谈满怀激情理想。
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谈到了在狱中所发明的“豆腐干印刷机”及独特的与饥饿共舞的经验。
当年被拘困于狱中，为了与外界保持联系，王若望利用每星期供给犯人的一块豆腐干，储存起来，放在窗口晒干，等稍许收干一些，即用细线替代刀子把豆腐干切割成几个狭长条形，然后再晒干，直至干得坚硬，再用铁丝将豆腐条锯成三截，等再晾得更坚硬了，将其一面在水泥地上磨平，就像刻图章似地雕出一个个字母（他当时热衷于以拉丁字母进行文艺创作，原因是速度比较快），做成了拉丁字母的全套铅字，还得想办法解决印刷墨水的问题；王若望灵机一动，趁着每次到专给犯人写信的小房间，把砚台磨满墨汁以毛笔蘸饱墨水，然后接纳于嘴巴里偷偷夹带出来。
这段“智取墨汁”的事迹，成为牢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由于这个克难的印刷机，他才能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环境中继续发表民主自由的思想。
分别坐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牢狱，他比较其间的差别是，国民党虽然控制森严，但至少还能在狱中读书，他称之为“八卦大学”,（监狱形状像个八卦）。在这里，他阅读了许多文艺、哲学、经济、人文、宗教……等等各类的书籍，弥补了他失学后知识及教育上的空白。而在共产党牢狱里，除了惨无人道的刑罚外，最残酷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不让犯人吃饱，身心的双重折磨，使得许多人因此衰竭而亡。在极度饥渴且无物可食的情形下，王若望及难友只好抓取蚱蜢与小虫吞食充饥。他说，第一次吃的时候，简直难以下咽，囫图吞枣便吞了下去。吃第二只的时候，才尝到一点滋味。“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味道当然不如油爆虾那么鲜美，不过，也还不难吃就是了。”在狱中，他们甚至发明了将牙膏挤入饭中，美其名为“奶油拌饭”，据说色香味都还不错呢。
他对我们叙述人在遭遇饥饿的窘境时，人性的尊严便在一点一滴饥饿的侵蚀下，消失殆尽。当饿得头昏眼花，他便习惯性地在地板上搜寻可食的昆虫，即使找到
一只绿色的豆虫都行，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甚至怀念起在荆条林里吃得津津有味的蚱蜢和幼虫。
因为深受饥饿的折磨，狱中犯人都变成瘦骨嶙峋，眼睛也射出异样的光，一种迟钝但显得十分贪婪的目光。
为了治疗无止境的饥饿之感，他们开始了“精神聚餐”，每个人轮流介绍各地名菜名点的烹煮技巧，扬州菜、四川菜、广东菜、上海本帮菜……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精细的描述说明，连锅盖里炒爆的声音，菜式做好后的形、色、香都有活灵活现的生动表述，惹得讲与听的人个个馋涎欲滴、心神往之。
这种半死不活、吊在半空中的饥饿，让狱囚维持住一点点生命活动、诱发你的食欲却又不让你填饱肚子，特别令人难受，嘴巴里吐出的不是苦味，而是浓浓的酸气，肠胃老在打锣鼓，使你精神烦噪，不知如何是好、粉红指甲逐渐褪去血色、苍白干枯，连头发都失去滋养变成稀拉枯草。
王若望后来把这次坐牢的体会写成了《饥饿三部曲》，以感性与幽默兼具的心情笔触深刻地记录当年使他几乎丧尽尊严与求生意志的惨无人道待遇。
陪伴他流亡异乡的妻子羊子，是他在漫长牢狱中的一大精神支柱。他们的相识始于政治的议论。那个年代，只有叛逆式的言谈包含着不移的真理：然而这样的真理又往往包裹着危险的外衣。也许因为如此一同冒险、一同在钢索上共舞的惺惺相惜，将他们两人紧紧伴锁在一起，滋长了同志、知交与朋友的亲密情谊。
一九六八年，王若望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再度入狱；羊子等待了他十一年，终于盼到了有情人成眷属的结局，更坚定了他们这份得之不易的爱情与婚姻。
七九年平反后，王若望恢复了《上海文学》副主编之职，但在一九八七年又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再次遭开除党籍。虽然遭逢这么多无情的打压，王若望内心里那股坚持自由民主的火热之心却没有因此被浇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当权者以坦克车、机关枪扫射辗压争取民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工人，这项残酷的举动让原先仍对共产党的改革抱存一丝期待的王若望，彻底斩断了希望，他又开始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执政当局，直言不讳的论调给他带来了又一次牢狱之灾。
他被捕之后，羊子透过各种管道，用犀利的文笔先后在香港、日本、美国等地的中文媒体发表文章，呼吁国际上支持民运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设法营救这位民主运动的先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共在国际舆论压力下，释放了王若望。获得自由的他，仍继续以一只笔批评揭露共产党种种违反人性的丑陋面貌。
一九九二年，踏上了他一心向往的美国自由大地，近十年间，这位一生都奉献给民主运动的老人，不知是否因为从此能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畅谈胸中所想而感到安慰与释怀，或是因远离乡土与所热爱的祖国感到无奈的失落郁郁而终?在病榻前，他有感而发留下肺腑之言，希望后辈们能够尽释前嫌，放掉所有的成见与误解，共同携手为尚未竟功的民主之路继续努力。
从十七岁第一次为了理想坐牢，到生命的终点，这超过一甲子岁月，王若望泰半的人生时光都在监禁与斗争反抗中度过。他的理念与坚持，在大陆对人权、新闻自由依旧箝制、践踏与不尊重的今日，仍是有段漫漫的长路要走。
与王若望的访谈、结识已是多年之前，然而老人谈起一生的际遇及对民主奋斗的执着，其眼中散发的炯炯光芒、神态的侃侃从容及背后那份不畏权势艰难的天生斗士性格，却是让人印象深刻，很难忘怀，在他之后颠仆前行的民主运动志士，细想其留下的遗言，是不是能有所启发与领悟，并从中得到延续民运精神的真髓，是很让人期待的。
【原载：《世界日报》2002年1月10－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