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五十年友谊的老同事若望兄
张允芳
老友若望兄离开我们整整两个年头了，他的音容一直萦绕在我眼前，他的不畏权势，坚持真理，敢于直言，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始终铭记在我心中。
“三反”运动期间，若望兄从上海总工会宣传部调到华东局宣传部任副处长，我则是一个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由于在同一个处工作，从而由相识而相知。
记得那是在“三反”将结束的初夏，干部们在午休时间大都在办公桌上睡大觉，唯有若望兄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乘着午休，在宽阔的走廊里闲谈，由于他没有老干部的架子，他虽也是“南下干部”，却并非北方或山东口音；他是江苏常州人，我们的语言沟通也没有问题，因此更显得十分亲切。
若望兄善于言谈，也很风趣，像讲故事般的讲些老解放区的故事和他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他的这些经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他说到他怎样在学徒生活中接触到当时的地下党，并参加了青年团，因散发宣传抗日传单而被捕坐牢，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采取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他才和一些民主人士（七君子等）从苏州监狱释放，释放后他直奔延安，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到共产党。
我们都喜欢听他的革命故事，觉得他真是位了不起的人，是青年人的榜样，当时“华宣”的排球队很有名，队员们穿上了“马上书法家”舒同书写的“华宣”二字，印在球衣上，队友们穿上球衣雄赳赳的出战华东一级各单位，迄今我仍记忆犹新，比赛时，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小年轻都是啦啦队，王力是队长，舒文、吴健、若望等都上场，他们的年龄都已三十、四十多岁，球艺拙劣，但勇气可嘉，因此受到群众和啦啦队的欢呼，加油之声不绝于耳。
不久，若望调到华东作家协会任专职作家，他那爱打不平，有话直说，有意见就提的作风，岂能为共产党所容？共产党的宣传和实际不一致开始暴露，若望兄理所当然的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他的妻子因株连而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不满，终至英年早逝，留下七个儿女。
“文革”期间因批评毛泽东而入狱，并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强制劳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未曾见过面，无从见面，不敢见面。我父亲安葬在潮汕公墓、祖母安葬在万国公墓的棺木被挖出做家具，骸骨不知去向。我也成了“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漏网右派”和“暗藏特务分子”（因为我是上海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美国注册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沾上了美帝的关系）。在隔离室我被打得头顶长骨瘤，这段苦难的日子里，我怀念着若望的安危，想到他一定比我更受到严峻的考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我们才见了一面，庆幸彼此劫后余生，活了下来。
经历身心折磨，家破人亡的不幸后，若望兄并未因此而畏惧退缩，在人们噤若寒蝉，心有余悸的当口，又见他在报章杂志上继续坚持维护真理，追求民主自由，不畏强暴，敢说敢言的文章，使我对他产生了更钦佩的感情。
这时，市委配给他一套坐落在高安路衡山路口的中上规格套房，但他并未因此“恩赐”而改变他对真理的追求，继续勇敢直言，鸣声不止。
接着中共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次我到他新址拜访，知他又刚从隔离室出来不久，他告诉我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以学者身份去讲学，但上海公安局不批准他的护照，等等，当时我建议他向邓小平陈情，邓小平也就把他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推出了国门。
那次在他家的晤谈成了我俩最后的谈话，想不到那次的晤面，也就是我和他的诀别。
2001年12月得知若望兄离开了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五十年友谊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当我看到追思会中数百人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对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歌颂，以及人们对他一生的评价：“王若望先生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至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和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的坚贞气节。”心头产生莫大的欣慰！他是千万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的榜样，他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若望弟兄安息吧！让我们再相会在天国！
於加拿大 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