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　骨　柔　情

柏杨

　　羊子探监无名，她就伪造一份结婚证书。

　　比起小地主，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是上海新亚药厂的童工，十五岁时参加共产党，并在《新闻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来被国民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才被释放。人民政府建立后，他已是“公爵级”官员（行政官十级、文艺官四级）。他的前妻李明女士，同样有辉煌的经历，六岁当童工，也在十五岁参加共产党，是延安时代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选出的劳动英雄，她终身奉献给共产党，但她在反右斗争中精神分裂而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没有书可读，羊子偏偏喜欢读书，羊子的妈妈跟王若望是同学，她带着女儿拜见王若望，认为听听空口说白话，也比没有书可读多得一点学问，这里面没有爱情，但他们交往得很投机。后来，她因是一位大学生，被派到湖南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新年的时候，她给王若望写了一张很特别的贺年卡，上面有两行鲁迅题的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王若望在长久的独居生活中，感到一丝男女的温馨。事实上羊子只因当时所有的贺年卡都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一个有灵性的人而言，唾弃都来不及，所以她挑了唯一异样的一张，根本没有注意上面写的什么，然而，感谢这场美丽的误解，使王若望在再一次被投入牢狱时生出求生意志。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入高潮，王若望被捕（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词比较美丽，称之为“隔离”）。他用尽心机通知羊子，羊子立刻从湖南赶回上海，但她没有身份探监，于是她伪造了一份跟王若望的结婚证书。写到这里，我向这位杰出的女性，深致敬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时代，暴露太多中国人的丑恶，但也显示太多中国人的高贵德性，“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在台湾，政治犯家属所受的干扰，比起大陆，简直微不足道，可是，多少做妻子的，都翻脸而去。大陆上，现成的夫妻，都要划清界线，羊子不但没有划清界线，反而搭车乘船，辗转千里，奔回上海，自称是一个政治犯的妻子，而且她还不知道王若望能不能出狱，这不是白雪公主的浪漫情调，而是锥心泣血的侠骨柔情。

　　羊子的怪异行动被父母发现，全力阻止，她最后只好仍回湖南。林彪先生摔死后第二年，王若望才被释放，太久的隔绝，他认为羊子早已结婚，但在听了孩子们叙述如何受羊子照顾，孩子们又如何侮辱羊子（羊子的妈妈釜底抽薪，告诉孩子们说：羊子是个暗探，不安好心，要害你们），王若望鼓起勇气写信向她道歉，以后的发展是众所共知的，她终于嫁给王若望，一直到结婚那天，王若望头上最后一顶致命的“右派”铁帽，才被摘掉。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社会，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更为森严（我在台北曾看过一位回乡的朋友写的文章，对故乡称呼县长为“老张”“老王”，大为称赞他们的平等精神），大陆上的阶级，用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术语，分为五级：“皇上级”（元首级）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总理、共产党总书记。“亲王级”（部长级）包括部长、副部长、解放军中将以上将军，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公爵级”（司局级）包括中央各部会的司长、局长，各省人民政府厅长、局长，各省共产党部书记、副书记。“侯爵级”（厅处级），包括厅局所属的处长、副处长、各县县长、共产党县党部书记。“伯爵级”（科处级），包括各县政府所属的局长、科长。在全部“国有制”的控制之下，是什么阶级，才有什么享受，分毫不差，好比茹志鹃女士就有一辆她可以调派的汽车，如果她垮台，汽车便转给别人，她就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得到，这正是她对我采取隔离手段的原因之一，虽没有隔成功，甚至引起一些反应，但已足够显示她忠心耿耿，反而更能稳固她的爵位。

　　我叙述大陆森严的阶级制度，是说明王若望身为“公爵级”高级官员（他是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汽车可乘，有宽房可住，有高薪可领，而且年纪已老，又拥有如花美眷，他应该效法儒家系统的圣贤，持盈保泰、明哲保身。但是他不，他仍继续直言。专制封建国家的最大特征：说真话就是一种罪行。于是，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开除党籍，丧失所有特权。羊子热烈的支持他。每一个受人敬爱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使人同样敬爱的女人。

　　我和王若望，二人有很多的相同：我从小加入国民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从小加入共产党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他比我大一岁，羊子比香华也大一岁；我们都是因说良心实话，犯下滔天大罪，而且同于一九六八年入狱。不同的是，他比我坐牢的时间稍短。

　　在上海最后几天中，我们多次相聚，他亲笔写下赠诗：

　　

十年隔海共文罗，今古清流祸自多；

一夕灯窗如旧识，古稀豪气岂多磨。

　　寂寞蜗居来足音，慕名久念伯牙琴；

欲逢恰比蓬山远，幸得一苇渡险津。

　　感慨悲凉，道尽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